扫起落叶好过冬 第一辑-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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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审是在1964年的8月，检察官请出的第一轮证人是和培尼军官同车的两个预备役军人。他们讲述了那个恐怖夜晚的经历，可是，事发时，他们两人都还在睡梦之中，惊醒后全力试图控制车子，在黑夜中能看到的也很有限，因此，从“目击犯罪”的角度来说，证词不能“扣住”罪犯。
检方的主要证人是为枪手们开车的兰奇。由于兰奇也是涉案者，在开审之前，已经在监狱里待了几个星期。在开审前，兰奇临到上阵的最后关头，突然拒绝出来作证。他宣称自己在牢里待了三十天，失眠、精神上受到侵扰，情绪低落到极点，因此现在他可能不负责任地作证和签字，所以不能出庭。证人葛斯塔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
经过检辩双方的反复争辩，最后兰奇和葛斯塔在调查阶段对联邦探员的交代，还是被法官斯凯尔顿同意呈堂。在美国宪法中，规定被告有权面对自己的证人。证人要当场宣誓说实话。可是，依据佐治亚州当时的一条法律，法官有权决定，这样的书面证词是否可以呈堂。这条容许“未经誓言证词”的法律，后来被判定是违宪而废除，这是后话了。可是，法官斯凯尔顿也同意两名被告：梅耶和西姆斯，在法庭上不接受双方律师询问，只发表一个自己和凶杀无关的声明。大概是对第一个决定的平衡吧。
这样，兰奇和葛斯塔虽然没有出庭作证，可是当时宣读的他们的交代证言，是合法的证据。
在结辩的时候，州检察官对陪审员们说，他认为兰奇和葛斯塔对联邦探员的交代，是压倒性的证据。他称被告是“冷血谋杀者”，他试图唤起陪审员们对这个黑人的恻隐之心。检察官告诉他们，培尼军官和他们是一样的人，也会感觉痛苦，也渴望生活。培尼军官对自己生命的珍视，和被告一样，和陪审员们一样，也和检察官一样。“绅士们，请拿出勇气，做一个正确的抉择。”“让我们向世界宣告，他们从佐治亚州的雅典市跑到我们县里来杀人，我们麦迪逊县是反对的。向全世界宣告，这是错的。”州检察官提出要求判处被告死刑。
辩护律师赫德森的辩护焦点，是强调，他认为证人兰奇的证词是“被强迫提供的”，还指出心理医生证明兰奇有精神方面的问题。可是，另一名辩护律师达西，几乎把辩护集中在挑起种族话题。他的结辩带有极大的煽动性，甚至提到联邦政府意图陷害南方白人的谣言。他还对陪审员们说：“别让人家说，我们麦迪逊县的陪审团是在把电椅变成一个祭坛，用我们人类成员的新鲜纯净的肉体，去满足那些愤怒暴徒们野蛮未开化的、充满报复心的欲望。”甚至多次提醒：“你们是白人的陪审团。”
是的，十二名陪审员全部是当地的白人，如果放到今天，也就是我们的邻居们。据说，他们之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KKK成员或者是KKK的同情者。不到四个小时，陪审团就作出了“被告无罪”的裁决。
由于此案发生在1964年《民权法》生效后的第九天，所以虽然对谋杀罪的起诉失败了，但有了这个法，联邦政府就能够以违反联邦《民权法》的名义再次起诉。对雅典市这两名嫌犯侵犯民权的再次起诉，是在案发将近两年之后。
在1966年6月的这次联邦审判中，还是借用了麦迪逊县的同一个法院大楼，同样还是当地的白人陪审员。这一次，梅耶和西姆斯，被定罪，分别判处十年的刑期。
在培尼案的谋杀罪审判中，证人拒绝作证，在当时是可以预料到的，当地白人民众普遍有种族歧视观念，证人必然会感受民众的压力。即使证据充分，陪审团作出“被告无罪”的裁决，也仍然是可以预料的。在陪审团开脱证据确凿的谋杀罪的背后，是四十年前当地南方白人的一个很普遍的立场：他们不认为一个黑人的生命和一个白人的生命是等同的。这个立场是一种隐隐约约的观念，平时他们不必作出声明和表态张扬，他们甚至可能都没有清楚地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在日常生活中似乎并未出现，即使在四十年前，因极端反对种族平等而要出去杀人，还是极为罕见的事情。绝大多数的南方白人民众勤勤恳恳劳动，他们是善良的，也是守法的。他们有种族偏见，看不起黑人，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要去谋杀。相反，南方以治安良好出名，一向标榜“法律和秩序”。此案的两名凶手都是有些问题的人，其中的西姆斯，甚至在等候《民权法》审判的时候，就因开枪打伤自己的妻子，已经坐在牢里了。
可是四十年前的那个夏天，这桩谋杀案尖锐地把问题挑开了：白人杀了黑人，你同意依法判处白人死刑吗？假如同样的证据证明是黑人杀了白人，你还会裁定被告无罪吗？法庭上的十二名陪审员是随机抽样而来的普通麦迪逊公民，他们被看作是麦迪逊县的、佐治亚州的甚至是南方这几个州的白人民众的象征。于是平时只是隐隐约约存在的这种对生命价值的不平等看待，这种对大多数人来说，几乎是一个个人隐私式的观念，终于在1964年的夏天，被毫无遮拦地公之于世。
没有一个人、一个地区，是愿意轻松面对自己的恶行、面对自己铸成的不可挽救的大错的。时间越久，事实就越清楚：培尼中校被杀，正义却没有伸张，责任在麦迪逊所有的人身上。四十年来，背负这个历史重负，感受最沉重的，也就是这个麦迪逊县。在一本本历史书中，都清清楚楚地记载着，在1964年夏天，是麦迪逊县的陪审团，在法庭上判定杀人的被告无罪。
随着时间流逝，老一代的麦迪逊人不愿意提起培尼案，新一代的人在渐渐忘记。美国历来非常注重在历史遗址立一块小小的纪念牌的。可是，在麦迪逊县的培尼遇难地，却什么都没有。
我们几次在开车经过宽河大桥的时候，不由自主谈到培尼中校被杀案，我们问自己：“为什么这儿还没有竖起一块培尼中校遇难地的纪念牌？”我们也这样回答自己：“也许，麦迪逊县还没有等到卸下历史负担的那一天。”
当我们拿到这张报纸时，我们知道，这个县走出历史阴影，以新的面貌站起来的时刻终于到来。
四十年以后，一位南方口音、名叫坎达拉的雅典市白人女子，阅读了这个故事。她的丈夫正在竞选今年雅典市的市政委员，这个家庭是当地主流社会的一员。她读到，杀死培尼中校的凶手，和她一样，同是雅典市的居民，其中一个还活着。她还读到，培尼中校不仅和她的父亲一样，是“二战”老兵，还是一个热爱家庭的丈夫和三个孩子的父亲。培尼中校被杀的时候，他的孩子们分别是五岁、十岁和十三岁。坎达拉还读到，培尼中校的女儿琳达说，她清楚地记得，她的妈妈对她说，自己的感觉是那么奇怪，为什么丈夫没有倒在“二战”期间和日本人作战的菲律宾战场，却会在和平时期，倒在了自己国家的土地上。而培尼中校最小的儿子，当时才五岁。和父亲同名的小培尼，今天是一个飞行员，他说，“我们一直都明白，那里的人们并不都赞同KKK，我们是对KKK感到愤怒，而并不怨恨那里的白人”。
坎达拉被震动了。她问了几个当地的年轻人，他们却不知道这段故事。于是她对自己说，这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个污点，我们应该把它洗去。终有人要站出来，去为历史做些什么，也许，这个人就是我。因此，在我们买回来的这张报纸上，我们读到，当天在麦迪逊县，离培尼中校遇害处最近的一个黑人教堂里，坎达拉将举办培尼中校的纪念音乐会。
我们去了。和我们的邻居乡亲一起，满满的一教堂人，几乎挤得坐不下。三分之一是黑人，三分之二是白人，还有我们两个亚裔。有一位白人老人，已经那样地衰弱，几乎在轮椅上都坐不稳了，推着轮椅的是几乎同样衰老的白人老太太。他们缓慢艰难地走向大门，年轻人连忙上去相扶。两位老人面容认真虔诚，令人震动。音乐会请来了白人的乐队，也请来了黑人的乐队。有节奏感很强的黑人教堂歌曲，也有最土气的美国白人乡村乐队。这里的黑人教堂歌曲仍然保留着几百年前黑人从非洲家乡带来的风格，时而节奏强烈，声震屋宇，时而悠远伤感，慑人心魄。他们是南方最保守的浸信会成员，在上帝都可能觉得太刺激耳膜的强烈乐声中，他们迷醉地一遍遍重复歌颂着“哈利路亚”。
白人大多穿着保守，举止拘谨。一开始，大概还不习惯黑人教堂的风格，还是默默安静地坐着。黑人牧师招呼他们：“一起唱起来跳起来啊，别忘了这可是教堂！”可是，白人的教堂多为庄严肃穆的风格，走进教堂，他们比平时的自己更安静。在这个时候，上来了一个穿着粉红外衣，又矮又胖的黑人老太太，我以为她一定是走错了才上台的。可是她一开口，歌声饱满纯净，一下子感染了所有的人。她在台上边唱边舞，时而高亢，时而低吟，她似乎是随心所欲地边说边唱，像是一个女神，又像一个女巫。她也不需要预先写好的歌词，她的歌词就是她和在场所有人的对话，也是和上帝的对话。她一遍一遍地重复，似乎可以无穷无尽，所有人却都像中了邪一样，随着她唱起来，一遍又一遍。很多人也坐不住了，站起来手舞足蹈。直到所有的人都成为她的和声部。她从台上唱到台下，到最后似乎只是在哼哼唧唧地跟自己说话，人群却完全被她迷住了，歌声变得狂热，似乎要冲出屋顶去。直到她最后举起双手表示结束，人群一起爆发出欢呼和掌声。
当地黑人儿童的圣歌合唱团朝气蓬勃，充满着活力。这种风格的童声合唱团，在美国的几乎所有黑人教堂里都有，他们有非常鲜明的黑人文化特色。四十年前，培尼中校必须在夜间才敢穿越南方，而且他最终也没能活着穿越出去。这个教堂的黑人牧师说，他当时还小，消息传来，他的父母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慌张得像鸵鸟一样，用油漆把窗子都刷上了漆。而今天，在他的教堂里，麦迪逊的黑人孩子们放声歌唱，目光纯净，充满了自信。我回转头，向身后的一名白人妇女微笑了一下，她也笑了，眼中却泪光闪闪。
就如同当年麦迪逊县十二名陪审员的背后，是南方白人普遍的种族歧视立场；四十年后的今天，麦迪逊县纪念音乐会的背后已是一个新生的美国南方。
四十年过去了。乡亲们聚在一起，把他们久久背负的歉疚说出来。他们认为，今天南方的变化，不是黑人胜利了，而是所有的人都胜利了，我们都走出了褊狭，超越了自己的局限和族裔的樊篱。
我们排在耐心的队伍里，等待在一本纪念册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和地址。这个纪念册将送给培尼中校的孩子们，这是新一代的麦迪逊人，向培尼中校的家庭，为他们的父辈作出一个迟到了四十年的道歉。我们在英语姓名之后，还签上了中文，让他们知道，在今天种族融合的新生的麦迪逊县里，还包括了我们这样的外来亚裔。
麦迪逊县的白人首席法官来了。还有一位其貌不扬的矮个黑人，是佐治亚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特地从亚特兰大赶来。他告诉大家说，四十年前，他只有十七岁。培尼案的消息传来，父亲把他和正在空军服役的哥哥叫到一起，对他们说，培尼中校被杀死了，正义却没有得到伸张，我们应当从这样的事件中吸取教训。我们不能诉诸仇恨，我们要懂得如何寻求公正。他的父亲经营保险业，以前希望他能够继承父业。可是就在那一天，他决心进法学院做一名法官。他说，没有培尼中校，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这次纪念音乐会上得到的捐款，将用于在培尼中校被害处树立一块纪念铜牌。
我们走出来，在夕阳之下，回望这个谦卑的乡村教堂，想起坎达拉在音乐会上说过的那句话：我们今天聚在一起，不仅是在见证麦迪逊县的历史，我们是在创造历史。
第一辑 早春的门罗
我们常走佐治亚州的78号公路。每次去看朋友弗兰西斯，总要走这一段。路边一个小镇的牌子让我们很留意。它在我们即将离开78号公路的前一个出口，看到它就知道快要拐下去了，等于是个预告。再有，小镇的名字在中译时还很有趣，你可以翻作“门罗”，那是一个著名美国总统的名字，也可以翻作“梦露”，那是影星玛丽莲·梦露的名字。在英语里，就都是它，“Monroe”。
一、门罗的一个集会
进了镇，看了标志牌才知道，这个小镇是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门罗总统的时代建立的。所以，随着当任总统的名字叫了门罗。
门罗镇在亚特兰大以东四十英里，带我们早春时分来到小镇的，竟是一个六十年前的谋杀案。1946年7月25日，在门罗镇附近一个叫做摩尔滩（Moore’s Ford）的河滩边，一群白人KKK暴徒，私刑谋杀了四个黑人。
2005年4月2日，是个星期六。前一天从广播中听到，今天上午门罗的黑人教堂有个“摩尔滩事件”的纪念集会，随后游行去摩尔滩，在那里有一个追思仪式。早晨起来，是个初春特有的大风天，屋前的竹林全都弯着腰。前一天晚上我们已经决定要去，现在听着把房子吹得嘎嘎直响的大风，我们还是上了车。
网上有个非营利性组织“摩尔滩纪念协会”的网站。作为专题网站，它对事件本身的介绍实在太简要，一共十来句话，没有任何细节。
在车上，我们聊着说，也难怪，六十年前的事情了，细节自然都消失了。再说，我们以前熟悉的几个KKK谋杀案，都是发生在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高潮中。当时，全美国都高度亢奋，注视着转折关口中的几个南方州。出一点事，就是国家级大案。而这个案子发生得实在太早，又是在偏远的南方小镇。默默无闻，想来也可以理解。
网站上没有死难者照片，却有一个白人小孩。照片的注解是，他是目睹惨案发生的证人。小孩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因为这孩子笑得很甜，目光单纯。他的名字很好记：克林顿·亚当斯。
我们特地早一些去，先在小镇上走走。虽然是大风天，可是很晴朗。在阵风的间隙，阳光下的门罗非常温馨。土里土气的小店铺一家接一家，密密地排在一起，还是传统的形式。看来，小镇还没有被现代化的连锁商场击溃，两百年的文化积淀还在那里。我们一向很喜欢逛小镇，走在小街上，闲闲地看，总是让自己很放松。
可是没过多久，在那个黑人教堂的集会上我们才知道，很多年来，小镇曾经在轻松外表下，藏着很深的凶险。
在集会上主讲的，是个黑人州议员。他戴着眼镜，演讲很能够吸引听众。我注意到，很特别的是，他的胸前戴了一枚马丁·路德·金的像章。他讲述了自己的门罗故事。六十年代，他还是个年轻的民权运动者。有一次他到门罗来活动，当地接待他的一个黑人对他说，以后你要来这个小镇，先给我们一个电话，我们多去些人，去半路接你。接着告诉他，二十年前，这里有过一个“摩尔滩事件”。在黑人社区，恐惧还隐隐地留在那里。那个黑人对他说，我们不希望你也成为这样的牺牲品。
这是那个州议员第一次听到这个案子，虽然事隔二十年，他站在门罗的土地上，还是很受惊。因为在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中，在一些KKK活动猖獗的地区，他这样的活动者，处境可能突然变得很危险。
他还介绍说，直到1981年，门罗的黑人争取民权的游行，还有过和一些K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