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家事-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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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
“过去我们对日本办事情，‘南京事件’也好，‘济南事件’也好，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不要惹事啊，宁肯受点委屈啊！我们历史上都是采用这个办法呀，假如我知道这事情化不了啦，那我就不同了，我的处置方法就不同了。”
“九一八事变我判断错误了！所以，后来国人骂我，我说你骂我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我一点儿不服，不认这个帐，我没有错。可是你要骂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没有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那我承认。为什么呢？我当时判断日本不能这么做，这样做对他不利。我还是把这时的日本看作是平常的日本，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当年我要知道日本是这样的来头，我这个人敢把天戳个窟窿，我还不敢和他们干吗？”
“我情报不够，我判断错误！我怎么个判断错误？我的判断是，日本从来没敢这么扩张，从来没敢搞得这么厉害，那么，现在他仍然也不敢。我也判断，这样干对你日本也不利啊，你要这样做法，你在世界上怎么交代？那个时候，我们也迷信什么九国公约、国联、门户开放，你这样一来，你在世界上怎么站脚？”
“九•；一八”时，张学良面临的是中日关系复杂背景之下的一批狂热的、政府失控的日本法西斯少壮派军人的偷袭。这一突发事件也不是张学良一人所面临的问题，而是他的东北当局、参谋班子、中央政府及各党派、全国民众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绝非他一个人能力挽狂澜的。年轻的张学良在那千钧一发之际，对事变的认识程度，以及他的应对措施，都是不折不扣的、彻头彻尾的“不挑衅”、“不冲突”、“不报复”、“不抵抗”，惟求全世界“舆论之判断”、“公理之得伸”，并认为这是处理此一事变的上策。
事实也很明显，由于张学良在对日问题上和蒋介石的看法一致，因而对于事变发生前后蒋介石所提出的“一切听命于中央，等候国联裁决”的指示奉为圭臬。
尽管如此，面对日军的嚣张，张学良国难家仇一起涌上心头，痛苦至深，他在多个场合表示出抗击日军的决心和勇气。在接见北平市各界人民抗日救国会的代表时，他说：“我姓张的如有卖国的事情，请你们将我打死，我都无怨。大家爱国，要从整个做去，总要使之平均发展。欲抵抗日本，必须中国统一；如果中国在统一的局面之下，我敢说，此事不会发生。我张学良如有卖国的行为，你们就是将我的头颅割下，我也是情愿的。”
对东北籍旅平学生代表，张学良是这样说的：“我得听从中央，忍辱负重，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我敢断然自信的，第一，不屈服，不卖国；第二，不贪生，不怕死。我现以两事与同学们相约：（一）请你们尽力研究中日间的条约关系和妥善解决途径，有何意见，可随时函告；（二）有愿投笔从戎的，请先行报名，以便将来我和你们一同抗日。”
张学良又向主张立即与敌人作战的中下级官佐们说：“我爱中国，我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庐墓均在东北，如由余手失去东北，余心永远不安。但余实不愿以他人的生命财产，作余个人的牺牲，且不愿以多年相随、屡共患难的部属的生命，搏余一民族英雄的头衔。日本这次来犯，其势甚大，我们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始能与之周旋。如我不服从中央命令，只逞一时之愤，因东北问题而祸及全国，余之罪过当更为严重。诸君爱国的热忱，可暂蓄以待时，将来必有大可发挥的一日。”
上述种种肺腑之言，是这位所谓的“不抵抗将军”坚决要求抗日杀敌的真实流露。东北高层一些将领曾主张不管南京政府态度如何，都应坚决抵抗，因为为民守土，责无旁贷，一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亦可使强敌畏而却步。遗憾的是，张学良没有这样做。假如当时他深深体认到作为一个封疆大吏，守土有责，义无返顾，北大营的被入侵，应是抵抗的底线了，那么他就应该奋起反抗、英勇抗击。然而，张学良最终因判断失误，犹豫彷徨之中束手无策，使本来有阻敌能力的东北军不战而溃，顷刻瓦解，大好河山转眼间沦陷，这是严重失职，咎无可辞。因此，张学良受到全国人民的谴责也是必然的，这也是他后来一直深感后悔的。
那么，张学良为什么会判断错误，又是哪些因素导致他判断错误的呢？其一，幻想以夷制夷，企盼通过国联干涉、通过英美干涉来制止日本的侵略；其二，认为“单靠东北军是一定抵抗不了日本的”，醉心全国抗战，渴望出现“全国统一，全面抗战”的局面，极不现实；其三，自易帜后，诸事听命中央，过分依赖中央，而中央奉行的是蒋介石的一贯政策：“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其四是迷信以和止战，以为只要不跟日本正面冲突，不放一枪，就使日本找不到发动战争的借口，避免事态扩大。但实际上，处处退让，以退求和，不但得不到和平，反而使侵略者得寸进尺，气焰更加嚣张；其五，畏惧日本军力，力避消耗实力。张学良曾对部下说：“当时，从政治和战略上分析，敌强我弱，假如违令抗日，孤军作战，后继无援，其结果不仅有可能全军玉碎，更为严重的是，惟恐给东北同胞带来战祸，造成极大的灾难。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保存实力，所以我忍辱负重，暂率东北军退出东北，卧薪尝胆，同仇敌忾，整军经武，提高部队素质，以期有朝一日打回老家，消灭日本侵略者。”在其晚年，他在采访中还说：“怎么打？打不过人家嘛！”其六，缺乏决断能力。张学良文武双全，聪明能干，但他毕竟年轻，勇猛有余，老练不足，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很难应对裕如，处理突发事件的决断能力明显缺乏。
由此可见，“不抵抗主义”的产生有其复杂纷繁的国际国内背景和决定因素，绝非马君武“莫须有”的“更抱阿娇舞几回”等造谣诬蔑之词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第四章 少帅时代7、一见如故的周恩来！（1）
“中国的现代政治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来，我最佩服他。我们一见面，他一句话就把我给刺透了。•；•；•；•；•；•；可以说，我们两人一见如故。”事隔半个多世纪，张学良谈起他跟周恩来的交往，还是那么激动和兴奋。
1936年4月9日，肤施（今延安）清凉山下桥儿沟天主教堂内，一次足以影响中国现代发展方向的历史性会晤悄悄地拉开了帷幕，这次会谈的主人公是大名鼎鼎的张学良和周恩来，这也是他们两人的第一次见面，过去两人并不相识，虽然都曾久仰对方的大名。
黄昏时分，顶风冒雪，昼夜兼程的中共代表周恩来一行5人，终于如约来到了天主教堂门口，走在最前面的一位，中等身材，精神抖擞，眉毛浓而黑，留着浓密的黑胡子，目光炯炯有神。此时，张学良已在教堂内等候多时，迎出门来。他久闻周恩来是出名的美髯公，加上事前刘鼎对周恩来形象、风度之描述，所以，当周恩来一行出现在眼前时，他一眼就认出来，大步向前迎接，紧紧握住走在最前面的那位的手，用不容置疑的肯定口吻说：“你一定是周先生，久仰，久仰！”
有关张学良的传奇，周恩来也早已耳闻，但一直没有机缘相识，此时初次见面，张学良的热情、豪爽果然名不虚传，周恩来也紧紧地握住张学良的手，“张将军，好眼力啊！”
“不，不，”张学良一面将周恩来迎进教堂，一面谦逊地说，“谁人不知，何人不晓，周先生是共产党中的美髯公啊！”说罢，打量着周恩来的长胡须，大笑不止。
周恩来被张学良的直率、豪气所感染，不无感慨地说：“初次相见，就感到张将军是个痛快人，有着一种故人相见的亲切感。”
“故人相见？此话怎讲？”张学良一怔，有些不解，遂问道。
“张将军有所不知，我少年时代，曾在东北待过，做了你父亲张大帅三年的臣民呢，对东北人的性格我很熟悉，而且打心眼里也是喜欢的。”
“原来如此！难怪周先生也如此痛快，敢情我们还是半个老乡呢！”
张学良的部下王以哲见张学良和周恩来初次见面便如此愉悦，一见如故，仿佛多年的老友，便幽默地说：“一个东北人，和半个东北老乡谈抗日，即便是在天主教堂中秘密进行会谈，我看也无需祈祷上帝的保佑了。”
王以哲的趣谈引来双方的笑声，气氛更加融洽，张学良却突然十分认真地说：“诸位有所不知，我和周先生不仅有半个同乡的情分，还是同一名师的弟子呢。”
在场的人听了这话，都愣住了，就连周恩来也有点迷惑不解。
“周先生不知这其中的原委，我们都是张伯苓先生的弟子啊。”
“张伯苓怎么是你的老师？”周恩来更加不解。
“我早年听过张伯苓先生的演讲，因此拜他为师。后来我抽大烟，打吗啡，也是听了先生的规劝，才痛下决心完全戒掉了。”张学良爽朗地答道。
话锋一转，张学良又风趣地对周恩来说，“按照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先入庙门者为长，周先生自然就是我的师兄了。”
“不敢当，不敢当，”周恩来忙拱起双手，“张伯苓先生一生爱国爱民，屡次声明反对内战。我们这两个弟子当遵师教，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周恩来不动声色地将话题巧妙地引入了正题。
“好！说得好！”张学良为周恩来机智敏捷的应对所深深折服，不禁肃然起敬，会谈在非常轻松融洽的气氛中开始了。双方开诚布公，侃侃而谈，直到拂晓时分，双方达成了一致对外，联蒋抗日的共识。对此，张学良与唐德刚教授如是说：
“我与周恩来，我们两人把话说得很明确。他说，如果真能这样，我们立刻赞成。不过，他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陕北这个地方，仍让我们后方家眷在这儿呆着，另一个是你们不要把我们共产党消灭。除这两个条件，其余那我们一切都服从中央，军队也可交给中央改编。”
十日凌晨四时，会谈结束，双方都非常满意，并互相立下誓约：彼此决不背信弃义！张学良并保证：
“我说我去说说蒋先生，我可能会把他说服了，但是，也不是说肯定就有把握，不过我一定负责任，如果你们的说法是诚恳的。”
半个多世纪后，再谈起这段往事，张学良不无感慨：
“我自个儿当时也太骄傲，太自信了。我哪能说了的话不算话？大家都说好了的事，说了就要算数。也许我上了周恩来的当，也不一定，这话你可以这样讲，但在我这一方面，我说话是要负责任的。”
一贯重信义，守信用的热血男儿张学良，顶天立地，说话算话，他后来果然不曾爽约。从上述说法中，我们是否可以推断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秘密动机之一是：他在周恩来面前把大话说过了头，后来他“劝蒋”屡遭挫败，诺言无法兑现，主张被迫搁浅，重信义、讲信用的张学良最终走投无路，一筹莫展，等到诸种因素交织并发，他便不惜铤而走险，终于在西安采取了激烈的手段。
第四章 少帅时代7、一见如故的周恩来！（2）
此次会谈，张学良和周恩来之间彼此互相佩服，惺惺相惜。周恩来在归途中兴奋地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出乎意料！”不久，周恩来又在一封给张学良的亲笔信中写道：“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对张学良的赞叹溢于言表。
张学良事后也说：“我太满意了，比我想象中好得太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我要是早见到他该有多好呀”！“美髯公周先生，的确是位伟大的政治家，共产党有这样人物，必将成大功。我很钦佩他对事物的洞察力。”
此次初见之后，相见恨晚的遗憾并没有持续多久，当年12月17日，历史又一次将两位伟人推到了一起——周恩来与张学良相会西安，为谋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废寝忘食，彻夜交谈，至12月25日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止，两人共处八天九夜，时间虽不长，但两人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却从此奠定，彼此心灵相通，心有灵犀。张学良一直坚定执着地认为：
“兵谏能和平解决，周先生是出了大力的。可惜我送蒋先生离开西安的时候，因为担心周先生劝阻我，动摇了我，结果连招呼也没打就走了。想起来遗憾得很，一别竟成了永诀。
八天九夜，我们彼此坦诚相见，肝胆相照。”
当周恩来得知张学良决定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赶到机场时，飞机已盘旋起飞。望着绝尘而去的飞机，周恩来感叹道：“汉卿真是中了《连环套》旧戏的毒啊，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还有负荆请罪啊！”此后多年来，周恩来一直以故友为念，从1936年西安事变到1976年他离开人世的40年时间里，为了早日解除对张学良的囚禁，恢复张学良的自由，他在各种场合，奔走呼吁，不遗余力。
1944年12月24日，周恩来复电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特使赫尔利，提出恢复国共会谈的四项先决条件之一就是：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及其他被囚爱国人士。
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周恩来发言时说：“在刚才这几分钟的静默中，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座各位的朋友。今天我们在这里谈团结，这个人对团结的贡献最大，这个人就是促成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张汉卿先生。我们怀念他，诚恳地希望他能早日获得自由。”周恩来的声音充满了动人的情感，他严肃的目光表达了不可抗拒的力量，他的神情又显示出了对张学良长期被囚禁的无比愤慨，令在座诸位为之动容！
1946年4月28日，周恩来在重庆文化界话别茶会上，谈到自己为谈判已耗去了五分之一的生命，又想起了“那一个远在息烽钓了十年鱼的人”，“他这十年钓鱼的日子不是容易过的呀”！周恩来那严肃的脸上，闪过一丝悲凄的泪光，这就是历史上记载的周恩来一哭张学良的情景。
1956年，又值西安事变20周年之际，周恩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座谈会上，高度评价张学良：“由于西安事变，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这点是肯定的。即使当时一枪打死蒋介石，他们也是千古功臣。”
1961年，周恩来邀请在京的原东北军与西北军部分将士参加西安事变25周年纪念会。会上，周恩来二哭张学良，他流着热泪，对张学良的四弟、海军参谋长张学思深情地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25年了，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