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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柏杨曰(一)-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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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事?」正好,刘恒看到司法部呈上来的周勃的口供,抱歉说:「我没有肯定他谋反呀,已经调查清楚,就要释放。」于是派人「持节」,赦免周勃,恢复他的爵位跟采邑。周勃出狱后,对人说:「我曾经率领百万大军,怎知道狱吏有那么大的权威!」

  周勃跟韩信、彭越,有同一的遭遇,属于「有人检举型」。这个「有人」,是隐藏在高位的杀手,韩信的「有人」是刘邦,彭越的「有人」是吕雉,周勃的「有人」当然是刘恒。唯一不同的是,刘恒目的不在杀他,而只在灭一下他这个「忠厚长者」的威风,教人瞧瞧谁是老大。然而,周勃如果没有黄金二万两,如果儿子娶的不是公主,几场苦刑拷打下来,他就无法避免「攻破心防」「坦承不讳」「自动招认」(贯高先生那种铁石人物,是人间异数,我们敬他、爱他,为他垂泪,但不能希望每个人都是他)。铁证如山的供词,摆在公案之上,刘恒包管跟嬴胡亥对李斯的醒悟一样:「他妈的,原来是真的呀。」即令薄太后扔砖头,也救不了他的命。周勃死里逃生,是一个特殊的个案。这种个案,在历史上,寥若晨星。

  周勃以盖世奇功──没有他的拥护,刘恒仍在他的代国喝米汤。但到了最后,却被吓得几乎神经失常。全身披甲,家人武装,能挡住什么?只要一纸逮捕令,还不是俯首帖耳,乖乖上道。但周勃惊恐失措,身不由主,可看出事情发生前,山雨欲来风满楼,已使他感觉到大祸将至。把一个元勳逼成这个样子,刘恒固然苛刻,但也是专制政治使然。一个人的安全,不系于自己的无罪,而系于所谓「英明领袖」的高兴或不高兴。周勃最后叹息:「我曾经率领百万大军,怎知道狱吏有这么大的威风?」人,一旦陷入狱吏之手,犹如老鼠陷入响尾蛇的毒牙,除非「二万两黄金」,就难逃劫数。没有身受其害的人,根本不知道世上还有这种劫数。身受其害的人,呐喊嘶叫,又得不到回应,这是中国人的耻辱!


  治安策

  梁国(首府定陶「山东省定陶县」)亲王师傅(太傅)贾谊(贾谊原当长沙王师傅,不久调任梁王师傅),上奏章给刘恒(著名的治安策),刘恒采纳贾谊的建议,其中之一是:培养臣僚节操。以后,西汉王朝高级官员们一旦有罪,都自我了断,而不接受刑事审讯。

  贾谊向刘恒上治安策时,才二十几岁,不过大学一年级学生而已,竟写出这篇见解深刻的政治评论,诚是一位奇才。治安策原文,已不可得。司马光在残篇中,摘录他认为重要的部份,连「六个长叹」,都不能完整。

  西汉王朝初叶的封国过于强大,贾谊早就发现是灾祸之源,不但指出它的危险,更提出具体,也是唯一可行的建议──在稍后,西汉政府便完全依照贾谊的建议实行:把亲王的儿子群,全部分封,用他自己的骨肉,削弱他自己的国土,不但没有怨言,反而欢天喜地。贾谊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可惜他遇到的不是刘邦,而是刘恒,不能立即采纳,徒使天下千万人民,在七国之乱中(参考前一五四年),为这个君王的苟且因循,流血丧生。

  根据贾谊的分析,指出个人的品德修养,并不足以扭转环境的压力,这种思想是一种对儒家学派礼教万能的挑战。然而,贾谊基本上仍是儒家,所以他仍排斥「法治」。这种「法家」和「儒家」的争论,经贾谊把它抬到金銮宝殿之上,希望用政治力量,达到目的。然而二者并不冲突,犹如鸟之有两个翅膀,才能飞翔,不应引起争论的事,竟引起争论,主要原因,在于每一个翅膀都自命不凡的认为另一个翅膀是邪恶的,有了它不但不能飞,反而会被跌死。没有它不但能飞,反而飞得更高更漂亮。不久,儒家学派获得政治支持,大获全胜,然而却发现如果不使用法家那一套,国家就要稀烂,遂出现一系列的「外儒内法」的政治家和政客。

  贾谊攻击公孙鞅的手段,是传统的「一手遮天」模式,信口雌黄。公孙鞅的罪恶在于他轻侮人权,和建立绝对专制。除了这一点(这一点可是最重要的一点),他的其他建树,可与日月辉映。贾谊形容他:「遗弃仁义,排除恩德,实行了两年,秦王国的风俗,开始败坏。」大笔一挥,历史竟翻了一个倒栽葱。事实上,公孙鞅变法两年,秦王国向文明世界,作了大大的跃升,风俗日益美好。姑且举一个例子:秦王国那个落后地区的人民,父母妻子儿女,都是挤在一个大炕之上睡觉(炕,土制的床,床中有坑道,可用火烧热,冬天跟电毯一样),公孙鞅严令他们分居。媳妇公公并肩而坐,贾谊已大跳其脚,而媳妇公公睡在一个床上,难道反而成了「仁义」?公孙鞅下令禁止,难道就是「背弃仁义」?就是风俗败坏?

  贾谊对于尊贵官员们在审讯过程中,或在牢房之内,所受到的屈辱,特别重视。但却提议:士可杀不可辱。导致一个残酷的发展:高级官员们一听说要吃官司,不但不准去公堂之上替自己辩护,反而必须马上自杀。咦,人,固不可辱,更不可杀。不仅对尊贵的官员如此,对卑贱的平民也应如此。贾谊竟然认定低阶层的差役之辈,全是无耻之徒,窃窃自喜他已挤身于统治阶级,使人失望。在此之后,凡受到诬告的官员,不允许申辩,只允许自杀。对拒绝自杀而要求澄清的人,往往痛加抨击。因为目的不在保持人格的尊严,而在保护皇帝的荣耀。

  司法如此黑暗,人权受如此可怕的蹂躏。上自皇帝,下到贾谊,没有听到他们说一句谴责和改革的话,反而出主意使冤狱更深。中国知识份子,似乎跟其他国家的知识份子,大不相同。


  文景之治

  纪元前一七三年,西汉王朝(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皇帝(五任文帝)

  刘恒(本年三十岁)下令:侯爵的娘亲(列侯太夫人)、侯爵的妻子(夫人)、

  亲王的儿子们,以及部长级(二千石)以上官员,不准擅自逮捕人民及擅自征收税捐。

  刘恒这项命令,证明了一件事:中国人即令生在被歌颂的「文景之治」的盛世,侯爵的娘、侯爵的妻、亲王的儿子,以及政府高官,一高兴或一不高兴,都可以随意逮捕平民,玩玩猫捉耗子游戏。要你的女儿你拒绝,逮捕你。要你的房屋田地你拒绝,逮捕你。我出门时你走避不及,逮捕你。忽然看你不顺眼,逮捕你。而他们又可以征收捐税,穷人的血汗钱,穷人的卖儿卖女钱,只不过供他们吃一盃酒。如果你抵抗,如果你真的缴纳不起,那就又回到固定位置──逮捕你、凌辱你、拷打你,最后,一具血淋淋的尸体抬回家门。

  刘恒这项命令有没有执行,是另外一个课题。而就在这项命令中,并没有禁止侯爷本人和王爷本人对人民逮捕和征税,老娘老婆只要透过儿子或丈夫的手,照样横扫全国。


  龙

  黄龙在成纪(甘肃省静宁县西南)出现。刘恒征召公孙臣命他当研究官(博士),他跟其他儒家学派的知识份子,重新提出土神是西汉王朝的保护神(土德),草拟改革历法,及改革法定衣服颜色草案。宰相张苍自此逐渐失势。

  水德土德,五行运转,本是连篇鬼话。问题是,鬼话只要有人相信,就是人话,相信的人如果手中掌握权柄,鬼话就更升了一级,成了真理,势不可当。在成纪(甘肃省静宁县西南)出现的那条黄龙,意义重大。「龙」这玩艺,跟「外太空人」一样,都是想像出来的动物,谁都没有见过。截至二十世纪末叶,科学家终于证明中国传说里的龙,并不存在。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却活蹦乱跳的在一个荒僻小县出现,可能是人们把一条大蜥蜴,硬当成龙,也可能是一次官场骗局,公孙臣跟他的伙伴,在精密的布置下,隆重推出。一则打击张苍,一则图谋自己前程。


  大酺

  纪元前一六四年,魔法师新垣平教他的伙伴拿着玉盃,到皇宫呈献。事先,新垣平向刘恒报告:「皇宫门外,有一种宝玉之气。」不久,果然玉盃出现,盃上刻字:「人主延寿」。新垣平又说:「我夜观天象,今日太阳将再度出现中天。」

  不久之后,天已正午,太阳果然向东方退回,然后再走向正午。刘恒大为惊佩,下令把明年(前一六三)改称在位元年,特准全国平民欢宴。

  全国平民欢宴,文言文称为「大酺」。西汉政府法律:三个人无缘无故在一起饮酒,罚银四两。以后专制制度日趋精密,限制更严,平民不准穿某种衣服,不准住某种房子,不准戴某种装饰,不准乘某种车辆(商人甚至根本不准坐车,但总算允许乘船,可谓皇恩浩荡,否则做生意的人只好游泳过江),积成中国传统政治中最阴暗的一面。这阴暗面一直未被发掘,以致近代知识份子相信古人过着伊甸园生活,好不自由自在,甚至有人声称中国人自由太多!连吃肉饮酒,都要政府下令特准,再请参考前一七三年刘恒宣布的禁止巨官随意逮捕小民的诏令。

  不禁为中国人落泪。上一次「大酺」时间,在纪元前二二二年。秦王国连灭五国,统一天下,秦王嬴政特别允许平民来一顿大吃大喝,以示庆祝,距今已五十八年,才遇到西汉帝刘恒再一次高兴。一些短命的朋友,恐怕一辈子不知道什么是满桌酒肉的宴会。


  刘恒改华丧礼

  纪元前一五七年,西汉王朝(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皇帝(五任文帝)

  刘恒(本年四十六岁),在未央宫逝世。

  中国历史上,刘恒属于第一流君王。长期动乱及一个接一个大屠杀,在刘恒手中,尘埃落定,人民终于回到和平。而他的朴实生活,也确为当代建立一个最好榜样。自从上古以降就根深柢固的厚葬,刘恒用实践做了一次使万民赞赏的突破措施。他要求薄葬,并缩短守丧时间。只因帝王之死,可比一条猪之死严重得多,除了有关系的亲属和官员外,连平民都得跟着倒楣。而帝王之丧,谓之「国丧」,国丧期间,人民不准演戏、不准喝酒、不准结婚、不准理发,甚至不准笑逐颜开,都要为那个已死的当权份子,一心一意的悲哀流泪。胆敢拒绝,那可是惹了虎头蜂,非死即伤。

  从刘恒的遗诏,可发现一心一意悲哀流泪的人,实在不多,为了支撑场面,政府不得不强迫平民「自动自发」的进宫哭泣。礼教和权势逼人作伪,刘恒都一一禁止。然而,在以后的漫长历史中,统治阶层的老毛病不断发作,虽然有人力主薄葬,结果仍是厚葬,祖先崇拜的情操,使做儿子的人,觉得如不长期守丧,就是不孝;做部属的人,觉得如不搞得热热闹闹,就是不忠。于是,笑话百出,丧礼遂变成一场锣鼓喧天的趣剧,既不严肃,也没有一点悲哀的气氛。


  晁错之死

  晁错跟吴国宰相袁盎,互相仇视,晁错在的地方,袁盎总是躲开;袁盎在的地方,晁错也从不去,两人没有在一起说过话。晁错当了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

  之后,就派人调查袁盎收受吴王刘贿赂的事情,证据确凿,依法应处死刑。刘启下令赦免,只把袁盎贬作平民。吴楚等七国既反,晁错准备趁机再打击袁盎,对总监察官(丞)和监察官(史)说:「袁盎收了刘太多的金银财宝,专门替他说话,蒙蔽皇上(刘启),誓言刘绝不会叛变。而今刘竟然叛变,我打算把袁盎定罪,相信袁盎一定参与刘们的阴谋。」总监察官(丞)和监察官(史)

  说:「叛变没有公开时,惩治袁盎,可能断绝刘的叛变念头。而今刘大军已经发动,杀掉袁盎,有什么补益?而且,袁盎只不过贪财而已,不可能参与。」

  晁错犹豫不决。而这时,已有人密报袁盎。袁盎惊慌恐惧。星夜拜访窦婴,对吴国叛变的原因,做一分析,愿晋见皇帝(刘启),当面陈述。窦婴入宫向刘启报告,刘启答应。袁盎遂即入宫晋见,当时,刘启正跟晁错讨论后方勤务,及军队粮秣如何调度问题。刘启问说:「而今吴楚反叛,你有什么看法?」袁盎说:「用不着忧虑!」刘启说:「刘有矿山可以铸钱、海水可以制盐,集结天下英雄豪杰,在头发已白时才举大事。如果没有周密的计画,岂敢发动?怎么能不忧虑?」

  袁盎说:「吴国诚然有铸钱、制盐的财源,可是并没有被引诱上钩的英雄豪杰。

  假令有英雄豪杰,一定会辅佐刘走上正道,就不会叛变。吴国所引诱的,不过地痞流氓、无赖亡命,跟一些铸钱工人而已。」晁错认为袁盎倒向自己这一边,在旁插嘴说:「袁盎的判断正确。」刘启说:「那么,我们用什么办法对付?」

  袁盎说:「请求陛下屏退左右,单独听取我的意见。」晁错退出之后,袁盎说:「吴楚两国发表文告,声称:高皇帝(刘邦)封子弟们当王,各有固定的疆界。

  而奸臣晁错,擅自处分各国王侯,减削各国土地,所以被迫起兵。大军西上,只在诛杀晁错,恢复失土,一旦达到这两项目的,自然班师。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牺牲晁错,派使节赦免吴楚等七国,把原削减的土地,归还他们,不必流血,就能重获和平。」刘启同意。十余日后,刘启命宰相(丞相)陶青、首都长安警备区司令(中尉)嘉(姓不详)、司法部长(廷尉)张欧,联名弹劾晁错:「一切行为,不符合领袖的恩德信义,打算使领袖疏远群臣跟全国人民,又打算把城市割给吴国,失去臣属的立场,大逆不道。晁错应腰斩,父母、妻子、同母的兄弟姐妹,无论老幼,应全体绑赴街市处决。」刘启批:「可。」晁错一点消息都不知道,还在为前方军事尽力。刘启命首都长安警备区司令(中尉)嘉(姓不详),传话晁错入宫晋见。一同乘车,穿过街市。就在街头,晁错仍穿着朝服,被武士摔下,腰斩。刘启遂派袁盎,跟刘的侄儿、皇族事务部长(宗正)德侯刘通,出使吴国(首府广陵)。

  人称晁错先生是「智囊」,看他种种方略,确实是「智囊」;唯一的遗憾是他的胸襟太窄、器宇太小,指尖刚触到权力,便急吼吼公报私仇,要把对方满门抄斩。政治家必须有三分混沌,才能把反对力量稀释到最低限度,一定要把账算得清清楚楚,去年张三瞪了我一眼,前年李四踢了我一脚,对方为了自保,自不得不奋起反击。反击失败,不会有再大的损失;反击成功,晁错便是一个榜样。

  他如果不先向袁盎下手,袁盎何至狗急跳墙。政治家固然不能没有敌人,但绝不努力制造敌人。

  正因晁错不是一位政治家,所以才建议皇帝出去打仗而由自己坐镇京师,把皇帝置于险境而自己稳享太平,可谓荒唐得离谱。刘邦可以出征,而请萧何留守,但那要出自他的自愿。刘启不过一个嫩娃儿,他怎有那么大的胆量?至于忽然又要割两个城市给吴国,事属蹊跷。我认为那可能是晁错的一种谋略,而被刘启断章取义。但不管怎么吧,晁错显然临危已乱。叶公以画龙闻名于世,一旦真龙驾到,几乎把他吓死。晁错在文字上预卜吴国必反,看起来心有定见,一旦吴国真的起兵,面对那么多复杂难题,其中最可怕的一个难题是:中央军可能战败,中央政府可能崩溃。于是,方寸不安,遂掌不稳舵。高级知识份子很容易陷于这种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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