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曰(一)-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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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事？」正好，刘恒看到司法部呈上来的周勃的口供，抱歉说：「我没有肯定他谋反呀，已经调查清楚，就要释放。」于是派人「持节」，赦免周勃，恢复他的爵位跟采邑。周勃出狱后，对人说：「我曾经率领百万大军，怎知道狱吏有那么大的权威！」
周勃跟韩信、彭越，有同一的遭遇，属于「有人检举型」。这个「有人」，是隐藏在高位的杀手，韩信的「有人」是刘邦，彭越的「有人」是吕雉，周勃的「有人」当然是刘恒。唯一不同的是，刘恒目的不在杀他，而只在灭一下他这个「忠厚长者」的威风，教人瞧瞧谁是老大。然而，周勃如果没有黄金二万两，如果儿子娶的不是公主，几场苦刑拷打下来，他就无法避免「攻破心防」「坦承不讳」「自动招认」（贯高先生那种铁石人物，是人间异数，我们敬他、爱他，为他垂泪，但不能希望每个人都是他）。铁证如山的供词，摆在公案之上，刘恒包管跟嬴胡亥对李斯的醒悟一样：「他妈的，原来是真的呀。」即令薄太后扔砖头，也救不了他的命。周勃死里逃生，是一个特殊的个案。这种个案，在历史上，寥若晨星。
周勃以盖世奇功──没有他的拥护，刘恒仍在他的代国喝米汤。但到了最后，却被吓得几乎神经失常。全身披甲，家人武装，能挡住什么？只要一纸逮捕令，还不是俯首帖耳，乖乖上道。但周勃惊恐失措，身不由主，可看出事情发生前，山雨欲来风满楼，已使他感觉到大祸将至。把一个元勳逼成这个样子，刘恒固然苛刻，但也是专制政治使然。一个人的安全，不系于自己的无罪，而系于所谓「英明领袖」的高兴或不高兴。周勃最后叹息：「我曾经率领百万大军，怎知道狱吏有这么大的威风？」人，一旦陷入狱吏之手，犹如老鼠陷入响尾蛇的毒牙，除非「二万两黄金」，就难逃劫数。没有身受其害的人，根本不知道世上还有这种劫数。身受其害的人，呐喊嘶叫，又得不到回应，这是中国人的耻辱！
治安策
梁国（首府定陶「山东省定陶县」）亲王师傅（太傅）贾谊（贾谊原当长沙王师傅，不久调任梁王师傅），上奏章给刘恒（著名的治安策），刘恒采纳贾谊的建议，其中之一是：培养臣僚节操。以后，西汉王朝高级官员们一旦有罪，都自我了断，而不接受刑事审讯。
贾谊向刘恒上治安策时，才二十几岁，不过大学一年级学生而已，竟写出这篇见解深刻的政治评论，诚是一位奇才。治安策原文，已不可得。司马光在残篇中，摘录他认为重要的部份，连「六个长叹」，都不能完整。
西汉王朝初叶的封国过于强大，贾谊早就发现是灾祸之源，不但指出它的危险，更提出具体，也是唯一可行的建议──在稍后，西汉政府便完全依照贾谊的建议实行：把亲王的儿子群，全部分封，用他自己的骨肉，削弱他自己的国土，不但没有怨言，反而欢天喜地。贾谊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可惜他遇到的不是刘邦，而是刘恒，不能立即采纳，徒使天下千万人民，在七国之乱中（参考前一五四年），为这个君王的苟且因循，流血丧生。
根据贾谊的分析，指出个人的品德修养，并不足以扭转环境的压力，这种思想是一种对儒家学派礼教万能的挑战。然而，贾谊基本上仍是儒家，所以他仍排斥「法治」。这种「法家」和「儒家」的争论，经贾谊把它抬到金銮宝殿之上，希望用政治力量，达到目的。然而二者并不冲突，犹如鸟之有两个翅膀，才能飞翔，不应引起争论的事，竟引起争论，主要原因，在于每一个翅膀都自命不凡的认为另一个翅膀是邪恶的，有了它不但不能飞，反而会被跌死。没有它不但能飞，反而飞得更高更漂亮。不久，儒家学派获得政治支持，大获全胜，然而却发现如果不使用法家那一套，国家就要稀烂，遂出现一系列的「外儒内法」的政治家和政客。
贾谊攻击公孙鞅的手段，是传统的「一手遮天」模式，信口雌黄。公孙鞅的罪恶在于他轻侮人权，和建立绝对专制。除了这一点（这一点可是最重要的一点），他的其他建树，可与日月辉映。贾谊形容他：「遗弃仁义，排除恩德，实行了两年，秦王国的风俗，开始败坏。」大笔一挥，历史竟翻了一个倒栽葱。事实上，公孙鞅变法两年，秦王国向文明世界，作了大大的跃升，风俗日益美好。姑且举一个例子：秦王国那个落后地区的人民，父母妻子儿女，都是挤在一个大炕之上睡觉（炕，土制的床，床中有坑道，可用火烧热，冬天跟电毯一样），公孙鞅严令他们分居。媳妇公公并肩而坐，贾谊已大跳其脚，而媳妇公公睡在一个床上，难道反而成了「仁义」？公孙鞅下令禁止，难道就是「背弃仁义」？就是风俗败坏？
贾谊对于尊贵官员们在审讯过程中，或在牢房之内，所受到的屈辱，特别重视。但却提议：士可杀不可辱。导致一个残酷的发展：高级官员们一听说要吃官司，不但不准去公堂之上替自己辩护，反而必须马上自杀。咦，人，固不可辱，更不可杀。不仅对尊贵的官员如此，对卑贱的平民也应如此。贾谊竟然认定低阶层的差役之辈，全是无耻之徒，窃窃自喜他已挤身于统治阶级，使人失望。在此之后，凡受到诬告的官员，不允许申辩，只允许自杀。对拒绝自杀而要求澄清的人，往往痛加抨击。因为目的不在保持人格的尊严，而在保护皇帝的荣耀。
司法如此黑暗，人权受如此可怕的蹂躏。上自皇帝，下到贾谊，没有听到他们说一句谴责和改革的话，反而出主意使冤狱更深。中国知识份子，似乎跟其他国家的知识份子，大不相同。
文景之治
纪元前一七三年，西汉王朝（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皇帝（五任文帝）
刘恒（本年三十岁）下令：侯爵的娘亲（列侯太夫人）、侯爵的妻子（夫人）、
亲王的儿子们，以及部长级（二千石）以上官员，不准擅自逮捕人民及擅自征收税捐。
刘恒这项命令，证明了一件事：中国人即令生在被歌颂的「文景之治」的盛世，侯爵的娘、侯爵的妻、亲王的儿子，以及政府高官，一高兴或一不高兴，都可以随意逮捕平民，玩玩猫捉耗子游戏。要你的女儿你拒绝，逮捕你。要你的房屋田地你拒绝，逮捕你。我出门时你走避不及，逮捕你。忽然看你不顺眼，逮捕你。而他们又可以征收捐税，穷人的血汗钱，穷人的卖儿卖女钱，只不过供他们吃一盃酒。如果你抵抗，如果你真的缴纳不起，那就又回到固定位置──逮捕你、凌辱你、拷打你，最后，一具血淋淋的尸体抬回家门。
刘恒这项命令有没有执行，是另外一个课题。而就在这项命令中，并没有禁止侯爷本人和王爷本人对人民逮捕和征税，老娘老婆只要透过儿子或丈夫的手，照样横扫全国。
龙
黄龙在成纪（甘肃省静宁县西南）出现。刘恒征召公孙臣命他当研究官（博士），他跟其他儒家学派的知识份子，重新提出土神是西汉王朝的保护神（土德），草拟改革历法，及改革法定衣服颜色草案。宰相张苍自此逐渐失势。
水德土德，五行运转，本是连篇鬼话。问题是，鬼话只要有人相信，就是人话，相信的人如果手中掌握权柄，鬼话就更升了一级，成了真理，势不可当。在成纪（甘肃省静宁县西南）出现的那条黄龙，意义重大。「龙」这玩艺，跟「外太空人」一样，都是想像出来的动物，谁都没有见过。截至二十世纪末叶，科学家终于证明中国传说里的龙，并不存在。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却活蹦乱跳的在一个荒僻小县出现，可能是人们把一条大蜥蜴，硬当成龙，也可能是一次官场骗局，公孙臣跟他的伙伴，在精密的布置下，隆重推出。一则打击张苍，一则图谋自己前程。
大酺
纪元前一六四年，魔法师新垣平教他的伙伴拿着玉盃，到皇宫呈献。事先，新垣平向刘恒报告：「皇宫门外，有一种宝玉之气。」不久，果然玉盃出现，盃上刻字：「人主延寿」。新垣平又说：「我夜观天象，今日太阳将再度出现中天。」
不久之后，天已正午，太阳果然向东方退回，然后再走向正午。刘恒大为惊佩，下令把明年（前一六三）改称在位元年，特准全国平民欢宴。
全国平民欢宴，文言文称为「大酺」。西汉政府法律：三个人无缘无故在一起饮酒，罚银四两。以后专制制度日趋精密，限制更严，平民不准穿某种衣服，不准住某种房子，不准戴某种装饰，不准乘某种车辆（商人甚至根本不准坐车，但总算允许乘船，可谓皇恩浩荡，否则做生意的人只好游泳过江），积成中国传统政治中最阴暗的一面。这阴暗面一直未被发掘，以致近代知识份子相信古人过着伊甸园生活，好不自由自在，甚至有人声称中国人自由太多！连吃肉饮酒，都要政府下令特准，再请参考前一七三年刘恒宣布的禁止巨官随意逮捕小民的诏令。
不禁为中国人落泪。上一次「大酺」时间，在纪元前二二二年。秦王国连灭五国，统一天下，秦王嬴政特别允许平民来一顿大吃大喝，以示庆祝，距今已五十八年，才遇到西汉帝刘恒再一次高兴。一些短命的朋友，恐怕一辈子不知道什么是满桌酒肉的宴会。
刘恒改华丧礼
纪元前一五七年，西汉王朝（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皇帝（五任文帝）
刘恒（本年四十六岁），在未央宫逝世。
中国历史上，刘恒属于第一流君王。长期动乱及一个接一个大屠杀，在刘恒手中，尘埃落定，人民终于回到和平。而他的朴实生活，也确为当代建立一个最好榜样。自从上古以降就根深柢固的厚葬，刘恒用实践做了一次使万民赞赏的突破措施。他要求薄葬，并缩短守丧时间。只因帝王之死，可比一条猪之死严重得多，除了有关系的亲属和官员外，连平民都得跟着倒楣。而帝王之丧，谓之「国丧」，国丧期间，人民不准演戏、不准喝酒、不准结婚、不准理发，甚至不准笑逐颜开，都要为那个已死的当权份子，一心一意的悲哀流泪。胆敢拒绝，那可是惹了虎头蜂，非死即伤。
从刘恒的遗诏，可发现一心一意悲哀流泪的人，实在不多，为了支撑场面，政府不得不强迫平民「自动自发」的进宫哭泣。礼教和权势逼人作伪，刘恒都一一禁止。然而，在以后的漫长历史中，统治阶层的老毛病不断发作，虽然有人力主薄葬，结果仍是厚葬，祖先崇拜的情操，使做儿子的人，觉得如不长期守丧，就是不孝；做部属的人，觉得如不搞得热热闹闹，就是不忠。于是，笑话百出，丧礼遂变成一场锣鼓喧天的趣剧，既不严肃，也没有一点悲哀的气氛。
晁错之死
晁错跟吴国宰相袁盎，互相仇视，晁错在的地方，袁盎总是躲开；袁盎在的地方，晁错也从不去，两人没有在一起说过话。晁错当了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
之后，就派人调查袁盎收受吴王刘贿赂的事情，证据确凿，依法应处死刑。刘启下令赦免，只把袁盎贬作平民。吴楚等七国既反，晁错准备趁机再打击袁盎，对总监察官（丞）和监察官（史）说：「袁盎收了刘太多的金银财宝，专门替他说话，蒙蔽皇上（刘启），誓言刘绝不会叛变。而今刘竟然叛变，我打算把袁盎定罪，相信袁盎一定参与刘们的阴谋。」总监察官（丞）和监察官（史）
说：「叛变没有公开时，惩治袁盎，可能断绝刘的叛变念头。而今刘大军已经发动，杀掉袁盎，有什么补益？而且，袁盎只不过贪财而已，不可能参与。」
晁错犹豫不决。而这时，已有人密报袁盎。袁盎惊慌恐惧。星夜拜访窦婴，对吴国叛变的原因，做一分析，愿晋见皇帝（刘启），当面陈述。窦婴入宫向刘启报告，刘启答应。袁盎遂即入宫晋见，当时，刘启正跟晁错讨论后方勤务，及军队粮秣如何调度问题。刘启问说：「而今吴楚反叛，你有什么看法？」袁盎说：「用不着忧虑！」刘启说：「刘有矿山可以铸钱、海水可以制盐，集结天下英雄豪杰，在头发已白时才举大事。如果没有周密的计画，岂敢发动？怎么能不忧虑？」
袁盎说：「吴国诚然有铸钱、制盐的财源，可是并没有被引诱上钩的英雄豪杰。
假令有英雄豪杰，一定会辅佐刘走上正道，就不会叛变。吴国所引诱的，不过地痞流氓、无赖亡命，跟一些铸钱工人而已。」晁错认为袁盎倒向自己这一边，在旁插嘴说：「袁盎的判断正确。」刘启说：「那么，我们用什么办法对付？」
袁盎说：「请求陛下屏退左右，单独听取我的意见。」晁错退出之后，袁盎说：「吴楚两国发表文告，声称：高皇帝（刘邦）封子弟们当王，各有固定的疆界。
而奸臣晁错，擅自处分各国王侯，减削各国土地，所以被迫起兵。大军西上，只在诛杀晁错，恢复失土，一旦达到这两项目的，自然班师。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牺牲晁错，派使节赦免吴楚等七国，把原削减的土地，归还他们，不必流血，就能重获和平。」刘启同意。十余日后，刘启命宰相（丞相）陶青、首都长安警备区司令（中尉）嘉（姓不详）、司法部长（廷尉）张欧，联名弹劾晁错：「一切行为，不符合领袖的恩德信义，打算使领袖疏远群臣跟全国人民，又打算把城市割给吴国，失去臣属的立场，大逆不道。晁错应腰斩，父母、妻子、同母的兄弟姐妹，无论老幼，应全体绑赴街市处决。」刘启批：「可。」晁错一点消息都不知道，还在为前方军事尽力。刘启命首都长安警备区司令（中尉）嘉（姓不详），传话晁错入宫晋见。一同乘车，穿过街市。就在街头，晁错仍穿着朝服，被武士摔下，腰斩。刘启遂派袁盎，跟刘的侄儿、皇族事务部长（宗正）德侯刘通，出使吴国（首府广陵）。
人称晁错先生是「智囊」，看他种种方略，确实是「智囊」；唯一的遗憾是他的胸襟太窄、器宇太小，指尖刚触到权力，便急吼吼公报私仇，要把对方满门抄斩。政治家必须有三分混沌，才能把反对力量稀释到最低限度，一定要把账算得清清楚楚，去年张三瞪了我一眼，前年李四踢了我一脚，对方为了自保，自不得不奋起反击。反击失败，不会有再大的损失；反击成功，晁错便是一个榜样。
他如果不先向袁盎下手，袁盎何至狗急跳墙。政治家固然不能没有敌人，但绝不努力制造敌人。
正因晁错不是一位政治家，所以才建议皇帝出去打仗而由自己坐镇京师，把皇帝置于险境而自己稳享太平，可谓荒唐得离谱。刘邦可以出征，而请萧何留守，但那要出自他的自愿。刘启不过一个嫩娃儿，他怎有那么大的胆量？至于忽然又要割两个城市给吴国，事属蹊跷。我认为那可能是晁错的一种谋略，而被刘启断章取义。但不管怎么吧，晁错显然临危已乱。叶公以画龙闻名于世，一旦真龙驾到，几乎把他吓死。晁错在文字上预卜吴国必反，看起来心有定见，一旦吴国真的起兵，面对那么多复杂难题，其中最可怕的一个难题是：中央军可能战败，中央政府可能崩溃。于是，方寸不安，遂掌不稳舵。高级知识份子很容易陷于这种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