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年轮-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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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已经描述过向侵略者缴出语言的痛苦。满清王族最终没能征服中国，也是被中文的汪洋大海淹没，退出紫禁城则只是迟早的问题。走出十九世纪的黑非洲，身上最深的伤痕，也许不是来自帝国的入侵和掠夺——外来的实业家固然心狠，但有时候留下一点科学技术的扩散，留下一些大楼或公路，对殖民地的经济多少有一点客观的刺激。比较起来，帝国最大的罪恶，影响最为深远的罪恶，莫过于语言殖民化所带来的文化残疾。文化消解了，就像灵魂熄灭了，一个民族即便有再强健的体魄，也只能任人宰割，形如散沙，没法凝聚出坚定的行动和旺盛的生命。陷入经济上的长久困局，也在所难免。
美国长篇小说《根》里面有一段情节：主人公一次次逃亡，宁愿被抓回来皮开肉绽地遭受毒打，不惜冒着被吊死的危险，绝不接受白人奴隶主给他的英文名字，而坚持用非洲母语称呼自己：昆塔。可惜，只剩下这样一个血淋淋的名字，一代代秘密流传下去，也只具有象征意义。作为昆塔的第七代后裔，小说作者只能用英文深情地回望和寻找非洲。白人强加给他所有同胞的基督福音，无法解决那一片大陆上累积的问题：债务、战乱、艾滋病，还有环境破败和技术落后。
中国的很多字也有血迹，只是已经褪色，已经被人淡忘而已。海峡两岸的这些高官和文豪，在这一天的酒会上主动和自愿地背弃了中文。事情很明白，这些聪明人感觉到中文没有足够的含金量，至于还含有多少尊严，多少热诚，多少创造的智慧，也并非不成为问题。他们为了显示与自己领带和皮鞋相称的教养，没有必要对这种下等的语言亲近。
第二部分世 界（2）
四
文明是一条长长的河，不断地有细流的渗去和汇入。生的就生了，死的就死了，命运严酷无情。没有充分理由断定，某种文化将长盛不衰万世永存。南危地马拉的丛林里，玛雅文化只有废墟残存供后人凭吊和猜测。当年不会比汉语覆盖面小的古希腊和古埃及文明，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兴起之后，也呼啦啦崩溃。
辽阔的中国，期待着一个奇迹般的再生。从“五四”运动或更早的时候开始，一场文化重造的百年苦斗，从西来的民主和科学中获取热能，历经外部的封杀和内部的自戕，把数以亿计的人导出了腐朽王朝的暗影。但是压力和危机尚存。我们还没有今天的孔子和庄子，今天的《离骚》和《坛经》。我们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大学群落，但还没有自然科学里的爱因斯坦、海森堡，没有哲学里的康德、马克思、海德格尔，没有历史学里的汤因比，没有经济学里的亚当·斯密、凯恩斯，没有文学里的托尔斯泰、卡夫卡，没有艺术里的毕加索、贝多芬……一句话，我们联系实际发展他人的学说甚至有足以自豪的实践，但从总体上看，我们毕竟还少有影响和推动世界潮流的当代文化巨人。描述一个文化上的东方强国，还只能含糊其辞。
我们不得不一次次地承认自己的学生地位。严格地说，我们的很多学科，至今还在靠西方的输血而生存。我们不少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也许因其种种无法摆脱的历史限制，更像一些介绍家、鉴赏家、综述家、资料整理家，而不是创造家。他们即便干得很不错的时候，也只是称职的导游员或节目主持人，对各种节目融会于心，但是没有自己的节目，或者自己的节目不够完整和精彩。他们是必不可少的，被尊为区域性的名人，但他们还无法被纳入全球性的文化视野——即使把有些人对东方的歧视因素排除出去。现代中文的价值含量，还没有使中文达到人家必须尊重，必须使用，必须广设课程加以学习的程度——虽然近来的情况稍好了一些。
对一个人，对一个民族的语言出产，希望有更多独特性的创造，这永远不是什么苛求。
五
相反，一百多年后，目下正在大举炒入西方市场、正在被某些西方人争相喝彩的，却是另一类中国文字。有几部志在票房的电影，有几本通俗的自传性小说和一堆花边文章，作者可以在艺术上怎么平庸就怎么干，惟独在有一点上却是绝对精明和清醒：那就是要挤眼泪，要全力展示中国的乖戾、残酷、可笑，暗无天日，不近人情，不可救药，其文化背景该遭天谴，以便满足某些西方人的怜悯欲和种族优越感。他们像一些职业乞丐，进入都市之后，被财富和作派吓得两眼发直，大气都不敢出。他们常常选择最省力气的角色：衣服一定破烂，头上一定要有脓疮，最好还能在街头亮出血糊糊的伤口和畸形的断臂残足，以便招来好奇的围观，让路人施舍小钱。
为了使乞讨有一个神圣的名义，他们学会了谋算政治。也是在法国，一个装容着深刻表情的演讲厅里，优质音响设备正在传出哪怕最微弱的咝咝气声。一位记者提问：“在现在的中国，还有没有人因为写小说而坐牢？”
我身旁的一位女作家犹豫了片刻，斟酌着说：“我见到过一个囚犯，他说，他写过小说。”
回答当然很精明。把“因为写小说而坐牢”偷换成“囚犯写过小说”，含混之际，即满足了记者对答案的预期，又不违背事实。既以貌似大胆的言论在外面出彩，又没有超出底线，不至于因为言论失实受到国内的政治追究。让记者高兴是重要的，舆论意味着自己的知名度、出版机会、访问邀请和美元。暂时不得罪中国官方也是重要的——假如自己还打算回国或者出任什么委员，还打算踏上通向权力高层的红地毯。
镁光灯闪亮，这位作家后来果然被记者们热烈包围。
这样的成功，培养着西方人的知识胃口，这种胃口反过来要求更多的惯性刺激。于是一时之间，一批批国人前去就范，一面对洋人就嘴巴不听使唤，一个劲往话筒里喂入谎言。他们在西方混多了，更懂得在专业性的诉苦之余，还应适当调佐一点雅兴，比方穿戴上西方人爱看的佛珠或苗族图案，比方刚才声称自己在“文革”中被抄家，一切家产荡然无存，转眼又从怀中掏出一只偷偷从工艺商店买来的小脚绣花鞋，奇货可居，声称那是祖母的遗物，并为此当众流下眼泪。他们明白不少西方人在吃饱牛排喝足啤酒之后，要像看橄榄球或摩托赛一样来看绣花鞋——而且缺乏足够的中国经验来辨别真伪。
一九九四年春，我在国外的书店、影院以及友人们的交谈中，对这种汉奸文化的越来越多以至铺天盖地感到震惊，对一般国民在几个汉奸炒热走红之后普遍的羡慕或麻木感到震惊。我不知道正派的西方人会如何看待这些。我一点也不想掩盖伤疤，不否认中国确有很多悲剧给这些乞讨者提供了理由和机会，那些悲剧制造者更应该受到指责。我也不认为民族的面子有什么要紧，不觉得一见家丑外扬就需要恼怒。但我还是觉得下跪的姿态刺目。
不是一般的卑亢失度，或者湖涂。汉奸共通的特征，或者说一切美奸、法奸、澳奸、日奸、德奸、俄奸之类人奸的共同特征，就是势利。他们的每一句话，都可以使你清楚地感到目的所在：是一份优薪，一本洋护照，还是一顿午餐。他们从来不会站在学术良心或社会责任的立场，说一句没有利益回报的废话，连耍流氓也招招实惠，绝没有胆量举起手来，纠正权势者某一个常识性的错误。
他们也从来没有幸福，从来不觉得身后也有幸福。他们不知道幸福其实是热情，是生命力的笑容，是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和任何时候都存在的上帝之光，辉照在正派人互相熟悉的眼神里——即便在“文革”时代命贱如草的穷乡僻壤，即使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血流成河的日子，幸福也依然存在。只有可怜虫才永远自怜，嘴里只能出产呻吟。他们即便享遍满世界的福，也还会怨气冲冲，只要一转眼见到更有钱的人，还会有下跪的习惯。
我也曾经被邀去演讲。看着台下一双双蓝色的眼睛，我揣测他们想听到什么。我本来打算谈父亲的自杀，谈自己亲历的枪战和监狱，谈中国一幕幕惨剧和笑剧……我知道那最能收获西方的兴奋。但我突然愤愤地改变主意，并自觉羞愧。这羞愧不在于我说什么，而在于我为什么要那样说。
这不意味着从此对中国的苦难缄口，只意味着开口不再取悦于人。
我不能与下贱的语言同流。
第二部分世 界（3）
六
英语并不是从来血统高贵。十一世纪，说法语的诺曼集团侵占了英国之后，英语曾被视为一种下贱的语言。英语只与穷人的事物有关，而政界和都市则流行法语，读书人更习惯拉丁语。乡下穷人喂养的“猪”是英语，城里富人吃的“猪肉”是法语，这一类差别和混杂一直保留到今天。
在宗教改革家M。路德把《圣经》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翻译成德文之前，德文也曾被视为世俗的语言，不配用来谈论宗教和灵魂。他以“职业”的俗义来译注“天职”，在教廷心目中简直是犯上和渎神。比他更早一点的捷克教士胡司，主张用方言作祈祷，把教义捷克语化，也构成异端罪之一。他付出了更高的代价——最后在广场上被活活烧死。
我要说的下贱语言则是另外一回事。不是指语种，而是指语质。不是指弱势阶级或弱势民族的语言，而是指任何一种语言中都可能出现的品格退化和腐变。
这可能以貌似圣洁化的形态出现，比如在中国的“文革”。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句句红光亮。禁欲主义清除了所有描述人欲的词汇，使之进入无名状态的黑暗。这种虚伪的语言专制，只能带来生命的枯萎，带来幽默、轻松、温情、执拗等等个性的绝育。人们即使在家信和日记里，也渐渐活出社论和革命公文的模样，活出整齐呆板的格式。今天的人只要翻一翻当时的印刷品，无不惊讶字号的奇大。其实当时人们已无话可说，或者是无可话说，大量语言找不到指陈对象，只得从人们的记忆中退出——到了这一步，一个大字号的国家必然出现，用增大字号的办法来充塞版面和过于空洞的大脑，自然成了普遍的无奈。
这种语言，眼下还残留在官腔里，甚至残留在好些电脑词库里。我眼下使用的词组库就排除了大多数所谓不洁的词乃至贬义词，另一方面却全力优待褒义的、进步的、革命的词——“文革”式的洁癖甚至已遗传给今天高科技的字库硬卡。
但眼下语言品格的退化和腐变，在更多的地方，表现为鄙俗化倾向，表现为市井下流腔。同样是很多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同样是一种语言暴力，但排泄在商业流行歌和野鸡小报中，给人心强加种种卑污的时尚。它诱发油滑、散漫、贪婪、媚从的语气和表情，它总是向心于金钱，以时代的新的权势中心为最大的词根，派生出词汇和话题。它只指涉利害，散发不出激情的血温和光彩，无法用来讨论崇高和意义。就像青楼小调只宜与瓜子、胭脂、麻将、酒肉配合，无法用来演出正剧，无法用来歌唱母亲或女儿。
这种语言与官腔构成了下贱的两极。因此，让一个庸官改行为流氓，或者一个流氓改行成庸官，不会特别难，但让他谈一谈内心，谈一谈英雄，谈一谈境界和趣味，谈一谈对草原或海洋的感受，通常就有语言的空白和障碍。
官僚是斥责道德沦丧的，但很多官僚的阅读水准和能力，只适宜男盗女娼醉生梦死的市井小说，从不敢去碰鲁迅。同样道理，新派精英们是憎恶“文革”的，但很多精英的口舌常常摆不脱“文革”时期的流行词语和句式，每到哗众之时，对集权者旧时的作派、手势、歌曲、图像，总是不自觉地一次次加以模仿，使之复活。事情就是这样，有些对立是虚假的对立，一旦照照语言的镜子，就显示出深层的同构和同质。
语言是精神之相。一个民族，如果表现出下贱的语言暗流，如果一个民族的大报小报都充斥这种语言的繁殖，那么就已经病相深重。
七
可以想像，操着这样的语言，当然只可能对诸如西藏一类的话题沉默。关于西藏，是一个我缺乏知识的话题。但比我更缺乏知识的很多西方人，比我也比西藏人还愿意谈西藏，正在一次次要求中国把它让出去——他们说这话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应该把美国还给印第安人，把南非还给黑人，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给原住民，也没打算要求英国放弃北爱尔兰。
在一九九四年的春天，也许我的结交范围有限，我发觉同行的好些中国人一碰到这个话题就吞吞吐吐，就左右旁顾，就盯着烟头做深思状做叹息状做理解状。也许，出于生计等方面的隐秘原因，他们必须出言谨慎，必须顾及当地西方主人的脸色。也许，在习惯了日常人际之间的庸俗之后，他们已经找不到谈论这一类话题的语言，已经不知道如何表达公道。在长长的旅程中，我居然只见到一个中国人敢于对此正色，敢于区分什么是正常的讨论，什么是居心可疑的讹诈。这个人平时不大言语，以致我一直对他没有什么印象，常常不觉得他在场。但他突然冒出来，突然用不大流畅的粤式中文说：
“不要上西方政客的当。”
他说：“西藏是一回事，分裂中国的阴谋是另一回事。如果今天是西藏，那么明天就是新疆，是东北，是台湾和香港。”
他又不大说话了，直到离开餐厅，无声地没入夜色。
我后来才知道，这位先生还算不上地道的中国人。他只是祖籍广东，自己为越南籍，然后是澳籍。在他逃离到澳洲之前，红色政权杀了他的父亲和好几位亲人，没收了他家几十公斤黄金。他乘一条渔船在公海和印尼荒岛上漂泊数月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我还知道，他是个与巴黎的演讲厅和话筒无缘的穷人，眼下领着失业救济。这个世界很难听到他的声音。
第二部分世 界（4）
八
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至少不是某些人理解中的民族主义者——虽然这个主义可以成为弱小者的精神盾牌。在我看来，这张盾牌也可以遮掩弱者的腐朽，强者的霸道，遮掩弱者还没有得手的霸道，强者已经初露端倪的腐朽。谈主义总是容易简单化，民族主义起来更是比下馆子还容易的事，尤其是大家口袋里有了些钱的时候。
我住在海南岛，这里总是满目皆绿，疯野的绿色，肥厚的绿色。偶有惊心之艳，是一树树紫荆憋不住了，溢出了遍地的落红。有时还有熟透的椰子在你鼻子前砰然坠地，让某个初上岛的人大惊失色。
海南有一句戏谑，说一个椰子砸下来，足以打中三个总经理。这说明了一种社会现状，一种市场经济的奇观。似乎一夜之间，公司如林，连少女和儿童的节日祝词也是“恭喜发财”。
大浪淘沙，几起几落，然后我看到有一批人，正在社会的底片上逐渐明晰地显影。他们大多年轻，手握巨资却不张扬，暗藏野心却有职业性的老成和审慎，他们是名楼名车名服名表的买主，却已经及时地风雅和朴素，比方对走路和家常小菜更有兴趣。他们勤奋如牛马，目光正在越出国界，一旦进入商品经济更抽象或更宽广的领域，比方染指金融或期货，就往往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