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年轮-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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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金融或期货，就往往比外交官更为谙熟伦敦或芝加哥的时间，更为清楚英文或法文的各种名称缩写，他们悄然潜行于人海的某一角落，却通过便携电话正在时时追踪美元的价位，日本财相的病情，海湾战争的进展，巴西的气象预报，波兰的就业率以及七国峰会半个小时前的争议……以便决策自己今天下单的时机和方向。多少年前革命领袖对红卫兵“胸怀世界”的号召，在今天这些人没有硝烟和流血的电脑屏幕上，喜剧般地得以实现。　　　　
　　　　有些西方人曾经像高龄产妇一般，期待着这个阶层的临盆和成长，一心等待着自己未来的亲密朋友。但恰恰是这些人，可能最让西方沮丧。他们不再是昨天那些情绪化的大学生，凭几部进口电影来梦想异国，他们日益增长的财产更容易决定他们的逻辑和态度。崇洋一夜之间变为仇外，也不是特别难的事。如果他们正在出口皮鞋，当然会痛恨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和封锁。如果他们准备去西藏或香港办公司，也当然会警惕某些西方人的藏独或港独游说。“抗日”、“抗美”的话题，正在他们的沙龙里隐约可闻。　　　　
　　　　他们巨大的购买力，买出了境外中文热的启动，至少在香港等地的销售行业是如此。售货员们争相学习普通话，把操国语的外来人当作可能的大主顾。“会国语者优先”的招聘广告，也一一出现在报端和大街小巷。　　　　
　　　　稍微敏感一点的人，都知道事情正在起变化。　　　　
　　　　亨廷顿，哈佛的终身教授，也感到了这种热烘烘中文的压力。他终于在一九九三年的《外交》季刊上披上了战袍，强调不同文明之间因差异而引起的冲突，是最为暴烈的冲突，因此儒教文明，还有伊斯兰文明，将是美国在冷战之后最大的威胁。在同年十二月的哈佛大学一次讲座中，他更把话说白了，提出政治学必言霸权，美国应该联日，拉越，压俄，共同来“围困中国”。　　　　
　　　　我对亨廷顿没有什么惊奇，我只是惊奇某些国人的微妙反应。他们连忙去引经注典，向教授发出哀哀怨怨的抗议和表白。比方说首先与阿拉伯坚决划清界线，声称“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冲突的分析尚能站住脚”；或者再打一个小报告，向亨廷顿举报俄国，断言只有“东正教文明会成为反西方文明的最主要挑战者”。这种无聊的乞讨和挑唆，竟成为了好些精美期刊上的学术。　　　　
　　　　他们倒不如一些实业家，能够一眼看穿亨廷顿，不过是从经济战车上飞来的一颗哲学炸弹。手里不是冲锋枪而是计算器，身上不是迷彩服而是上班装，桌上不是军事地图而是销售账表，前面不是铁丝网而是“进口限额”、“关税法案”之类所保护着的市场纵深。一场民族之间的经济大战迟早要接火，或者说已经接火。在这场战争中，祖国常常是投资者们的必要掩体。　　　　
　　　　事情很明白，从精神上保卫一个民族，就义者总是有限。当民族变成利益所在的时候，一切就差不多成了通俗故事，不难激起社会性狂热。这是三K党、希特勒们干过的事，也是今天在烽烟滚滚的波黑、中东、阿富汗、卢旺达正在重演的一幕又一幕。还有加拿大、印度、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美国的夏威夷，也都有要求分治要求散伙的吵吵嚷嚷。“祖国”成了光头党的专有名词。“本国优先”是竞选人拉票时不可少的激昂，是最时髦的政治流行色。百分之几的失业率或一块油气田，就可以使人们突然对肤色和母语的差异大惊小怪，突然觉得异族面孔不可容忍，必须恶语相加，拔刀相向。　　　　
　　　　国家解体同夫妇离婚一样频繁和时髦。国家数目在迅猛增加。有人预计，到下世纪初，这个数目可能增加到五百。到那时候，我们将比现在有多得多的边界，多得多的海关，多得多的总统班子和外交纠纷。　　　　
　　　　上帝的裁判席早已空缺。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也不能确认新的理想，充当异族融合的胶粘剂。一个似乎没有任何主义的时代里，民族主义似乎正在成为最后的主义。　　　　
　　　　我对此感情复杂。我不知道，人类还有多大的精神力量，能有效地控制自己，使一场正常的竞争，不至于通向仇恨和流血。当民族感更多地被利欲推动，更多地聚合着利欲的高温高压，我无力深究这里的合理和过分，理智和疯狂，真实和虚伪。


第二部分世　　界（5）

　　　　九　　　　
　　　　“民族”这个词沦为谎言，沦为很多人放火、杀人、驱赶异族的兴奋剂，是日渐清晰的现实一种。其实，这个词使用得最多的今天，也是它的词义实际上日渐空虚的时候。美国就很难说是一个民族。它包括唐人街、韩国城、小东京、犹太区、意大利街、墨西哥街、操西班牙语的果农、操挪威语的麦农、祖籍在波兰的矿工、哈勒姆区的黑人老太，还有印第安保留区载歌载舞的男女……这全都是美国，也几乎是世界。在一九九○年的调查中，美国人中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异族混血的产物，牵连到至少两种以上的血统以及文化根源。这个越来越“杂种”的美国，居然也可以谈民族主义？　　　　
　　　　国界的意义也越来越引人生疑。前苏联的核电站事故，污染了境外好几个国家。日本的酸雨，则可能来自中国和东南亚。废毒气体对地球臭氧层的侵蚀，受害者将不是哪一个国家或哪几个国家，而是整个星球。事情不仅仅如此，在今天，任何一个单独的民族，也无法解决信息电子化、跨国公司、国际毒品贸易等等难题。正在延伸的航线和高速公路，网捕着任何一片僻地和宁静，把人们一批又一批抛上旅途，进入移民的身份和心理，进入文化的交融杂汇。世界越来越小，也越来越近了。电视机使我们每一天都成了世界的前排观众，时时直面着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不把这个世界当作一按键钮就挥之即去的东西，不过是在几十个频道间跳来跳去的东西，无法介入我们的早餐和购物单的东西，一句话，如果你不因为熟视无睹而把它当成日渐失重、无关紧要、只配与皮鞋广告和流行歌星混同的东西，你就完全应当采用比“民族”更为宽广的视角。　　　　
　　　　民族是昨天的长长留影。它特定的地貌，特定的面容、着装和歌谣，一幅幅诗意图景正在远去和模糊。不管我们愿不愿意，现代移民们已经不再有旧时的山长水远，不再有牵动愁肠的驿路遥遥。电话和飞机票，正在使故土和故人随时可至，就像附近某个加油站或某个杂货店，无法积累和强化游子的激情。长别离既已不长，长相忆也就无所可忆。更重要的是，当工业文明覆盖全球，故乡与祖国便在我们身后悄悄变质。不管在什么地方，到处都在建水泥楼，到处都在跳恰恰舞，到处都在喝可口可乐，到处都在穿牛仔裤，到处都在推销着日本或美国的汽车。照这样下去，所有的地貌模仿出同一的景观，你思念的故乡，与别人的故乡差不多没有两样；你忠诚的祖国，与别人的祖国也差不多没有两样。那么这种思念和忠诚还有多少意义？还如何着落？　　　　
　　　　近些年来，我每一次回到湖南老家，都加深了这样的感觉，不免有一些怅然。哪怕是在一个偏僻的山寨，我听到立体音响里轰轰扑来的，不是记忆中的唢呐和山歌，而是我在海南、在香港、在美洲和欧洲都听到的电子流行音乐，从同样的晚霞中淌出。这样的故乡，我的后代以后还能不能把它与其他旅游地给予区别？寄予特有的情感？　　　　
　　　　民族感已经在大量失去它的形象性，它的美学依据。　　　　
　　　　根系昨天的，惟有语言。是一种有泥土气息的倔头倔脑的火辣辣的方言，突然击中你的某一块记忆，使你禁不住在人流中回过头来，把陌生的说话者寻找。语言是如此的奇怪，保持着区位的恒定。有时候一个县，一个乡，特殊的方言在其他语言的团团包围之中，不管历经多少世纪，不管经历多少混血、教化、经济开发的冲击，仍然不会溃散和动摇。这真是神秘。当一切都行将被汹涌的主流文明无情地整容，当一切地貌、器具、习俗、制度、观念对现代化的抗拒都力不从心的时候，惟有语言可以从历史的深处延伸而来，成为民族最后的指纹，最后的遗产。　　　　
　　　　民族似乎仅仅成了这样一种东西：可以被装入录音带，带上它，任何人都永远不会离乡背井。　　　　
　　　　欧洲的一体化似乎胜利在望。海关、汇率、军事和政治之类的问题都是不难解决的，利益纷争也可望找到合适的安排。绕不过去的最后一道难关，看来只有语言，是各个民族绝不会轻易让出的语言权。在M。昆德拉的小说里，一群同去援助柬埔寨的白人激烈内讧，就是因为能听懂英文的法国人坚决不愿说英文，不愿服从英语霸权，情愿费去多得多的时间，坚持用多种语言来进行所有的协商。这当然不是小说家的一个噱头。　　　　
　　　　近年来的左派文化运动，重要的战线也在语言学上展开。少数民族以母语捍卫文化平权和文化多元的愿望，反抗中心，挑战主流，哪怕面对美国总统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索尔·贝娄等等大人物的联名讨伐，也绝不骨软。个别极端者，甚至坚决不读莎士比亚，发誓回归印第安民歌或阿拉伯神话。宁愿狭隘，也绝不卑屈。宁愿孤立，也绝不背弃。这个运动在美国的英文简称叫PC，与个人电脑的代号同名。　　　　
　　　　但我想到它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另外两个更为响亮的音节：　　　　
　　　　“昆塔”。　　　　
　　　　血迹未干的昆塔。　　　　
　　　　我们回到了前面说过的那一个画面，昆塔宁可被抓回来皮开肉绽地遭受毒打，不惜冒着被吊死的危险，也不接受白人奴隶主给他的英文名字。他留下了一个永远的诘问：这样做值不值？用英文是否就不能保护尊严？就不能活下去也不能得到幸福？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他的血是否完全白流？是否只是一种愚蠢一种狭隘一种可悲的自作自受？他因此而承受的所有鞭刑，只配受到后来人在吃饱喝足之后哈哈嘲笑？　　　　
　　　　在未来的人们看来，他只是保卫一盒录音带的代价？


第二部分世　　界（6）

　　　　十　　　　
　　　　有一种表达的困难。　　　　
　　　　我说完了。我知道这场演讲对于他们来说很乏味，让人失望。他们目光涣散，东张西望，甚至连连哈欠或者早就起身而去，留下冷冷的空座位。除了最后一排的西蒙——谢谢你一张孩子脸上遥远的笑容给我安慰。　　　　
　　　　他们敷衍地鼓了掌，没有提问的兴趣，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好像总算熬过了节日里不可忍耐的停电，现在大放光明，可以好好乐一乐了。他们向那个刚才谈女人内裤的作家微笑，向那个刚才谎称自己一直受迫害的作家请教，请那个出示绣花鞋并且当众流泪的作家去国家电视台接受采访。他们离开我，离开了一个失败者，一件滞销产品。他们希望有趣味的谈资，有印象的表演，刺激性强的独特，观众总是这样的。他们没有必要对乏味的客人表示过多的关照和礼貌，没有必要来费气力认真。　　　　
　　　　他们中间的有些人，甚至眼中透出讥嘲，对我刚才的违拗给予报复：“你是湖南人，毛泽东也是湖南人，请问下一个最伟大的湖南人是谁？——不包括你。”　　　　
　　　　接着有笑声。　　　　
　　　　“好吧，我听说你是A大学的毕业生，那么请问A大学下一个最伟大的人是谁？包括你可以，不包括你也可以。”　　　　
　　　　他们克制地笑笑，把不甘罢休的目光暂时落入纸咖啡杯。　　　　
　　　　我必须这样回答，还击这一类无聊的挑衅——不管他是大报记者，还是院长、出版商、文学大奖评委的夫人。这种来自落后东方的不恭，当然更令人不快。　　　　
　　　　我再一次失败，这几乎在意料之中。我苦于身上缺少更多的故事和才情，至少缺少语言的机巧，来挽救败局。我得承认自己的平庸和笨拙。这没有什么。我宁可暴露自己的平庸和笨拙，不愿意仿效邻人，把自己刻意做成哗众的谈资和表演，比方做成一只绣花鞋。我甚至不会来一次仇外的大偏激，宣布自己就是国粹派，就是看不起他妈的西方，就是仇恨他妈的莎士比亚及其一切压迫第三世界的白人文学——那样很容易，至少也是一种极致，一种风头，一种未必得到赞同但至少可以引人注目的惊险节目。经验证明，蓝眼睛的听众有时宁愿遭遇敌手，也不愿意乏味。　　　　
　　　　我不能这样说。这不符合事实。我是读过莎士比亚的，是喜欢白人文学的——从我在乡下的知青户开始。那时我和一些同学在下乡前偷袭了已被封存的学校图书馆，胡乱偷了一些书，来打发乡下阴暗的雨季。　　　　
　　　　那个美丽的语言世界让我永远怀念。　　　　
　　　　从那样的语言走入今天，我终于明白，语言也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无论是莎士比亚还是别的什么，都承载和沉积着人的经验，人的思维和情感，推动了人脑的发育和进化，完成了人群的联系和组织，使人具有人性。作为先民的遗赠，语言守护着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可能，也担当着人类文化共同性的可能，使人们得以在差异中融合，在交汇中殊行。　　　　
　　　　我们接受了过于复杂和杂碎零乱的世界地图，我们的肉体分泌出彼此相违的利欲，惟有真理的声音，一种高远澄明嘹亮的精神，可以跨过国境，穿越不同的肤色、发色、脸形、鼻子，为全人类彼此相同的心灵所倾听——如果心灵和心灵都还醒着。　　　　
　　　　即使面对空空如也的座位，我仍然这样说。　　　　
　　　　十一　　　　
　　　　地球并不算太大，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一个人走出县，走出省，当然也就可以走出国，可以爱其他的国家。正像我们不可想像黑人都留在非洲，白人都守住欧洲。我在国外的一些朋友，常常并不比国内的朋友离我更远——无论是地理的距离还是心理的距离，那么也就无须大惊小怪。　　　　
　　　　区别其实只有那么一点：你是否同情人，是否热爱土地——当然包括远方的土地，首先要包括了脚下的土地。我们从脚下的土地开始了一切。我不得不一次次回望身后，一次次从陌生中寻找熟悉，让遥远的山脊在我的目光中放大成无限往事。人可以另外选择居地，但没法重新选择生命之源，即便这里有许多你无法忍受的东西，即便这块土地曾经被太多的人口和太多的灾难压榨得疲惫不堪气喘吁吁，如同一张磨损日久的黑白照片。你没法重新选择父辈，他们的脸上隐藏着你的容貌，身上散发出你熟悉的气息，就埋葬在这张黑白照片里。你没法重新选择童年或少年，一只口哨，一个铁环，一个打兔草的竹篮，或者一盏雨夜里瓜棚里的孤灯，都先后遗失在这张黑白照片里——也许更重要的是，这里到处隐伏和流动着你的母语，你的心灵之血，如果你曾经用这种语言说过最动情的心事，最欢乐和最辛酸的体验，最聪明和最荒唐的见解，你就再也不可能与它分离。　　　　
　　　　这样的人，也是远方黑压压的那些你陌生的人。　　　　
　　　　最初发表于1995年《花城》，后收入文集《韩少功散文》。


第二部分佛魔一念间（1）

　　　　佛学是精神学。精神的别名还有真如、元阳、灵魂、良知、心等等。精神是使人的肌骨血肉得以组织而且能够“活”起来的某种东西，也是人最可以区别于动物植物的某种东西——所谓人是万物之灵长。　　　　
　　　　精神之谜远未破底。只是到目前为止，它可能是这样一个东西，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