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年轮-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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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贫困的富人，或者富裕的穷人，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到“存在”的真实大地？
第二部分贫困与贫困感（2）
我一直怀疑，很多现代城市里到处流行着的挫折感、孤独感、无聊感等等，其中也正在增殖着虚拟的成分。人们从现代文化工业那里获取了太多的感受能力及其知识装备，也从文化工业那里接受了太多有关人类幸福的神话，于是特别容易产生自我感觉的模拟演习，直至在心理上自伤。这并不是说现代人就没有挫折、孤独、无聊等等，不，即便温饱已经不成为问题，社会不公和人生不幸仍会显露出严酷相。但解决难题之前首先需要理解难题。很多现代人也许并不缺乏解决难题的本领，倒是可能被层层叠叠紊乱而失真的文化信号，弄得失去了诊断自己和诊断环境的能力——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痛苦，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迷惘。很多流行歌和流行小说就是这么说的。由此我们可能会想起现代主义讨论中经常要用到的一个词：“焦虑”。“焦虑”与“痛苦”相近，但“痛苦”有所指，“焦虑”却莫名；“痛苦”很具体，“焦虑”却抽象。“痛苦”是一个生活性概念，“焦虑”则是一个生存性概念。如果说“痛苦”就是人的挫折、孤独、无聊等等，那么“焦虑”则是被意识的挫折、被意识的孤独、被意识的无聊等等——而一切意识环节正在被文化潮流前所未有地强度干预和塑造，已经变化万端、飘忽不定、虚实相生以及真伪难辨。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里，它们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可能只不过是一种文本感染，不过是一些类似小说并发症或者影视后遗症的东西。于是我们还可以说，带有传统意味的“痛苦”只是我们人生的外趋性危机，而“焦虑”意味着我们人生的内趋性危机，主要是对危机的认知本身出现了危机。这是第二级危机。
从这危机的危机里突围，当然不是太容易。现代都市里的精神病发生率越来越高，也许只是突围失败的一个草草记录。
作为符号的全球和民族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品牌出产国。可口可乐，万宝路，西点军校，好莱坞电影，因特网，摇滚乐，哈佛学位，读者文摘，美元，波音飞机，NBA，性解放，民主直选，福特基金会，马丁·路德·金和巴顿……当然还有英语，都是名震全球的品牌。美式英语的地位，内含着政治和经济的力量。它的强势主要来自美国地大物博的资源条件，来自他们开放而富有活力的体制传统，来自那里人才精英的汇集以及创造性的想像和劳动，也来自他们对一个个历史机遇的有效利用。作为一种综合效应，美国本身很快就成了一个最响亮的品牌，成了全球性的“美国梦”。凡是与美国有点瓜葛的东西，比如任何一种在美国生产的商品，甚至任何一种不是在美国生产而仅仅只是可以在美国销售的商品；比如任何一个美国人，甚至不是美国人而仅仅只是去过一趟美国的人，在很多人眼里都值得刮目相看。似乎只要一沾上USA，就有了神奇的附加值。
美国确实是个好东西。这个品牌是可以使用的，也是可以持有的。有些人跑到美国，心甘情愿地长时期过着比在原住国还要糟糕一些的生活，当然只是了却一个心愿：对美国的持有。
平等、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潮涌和一次次政治革新，使美国早已少了很多野蛮凶悍的痕迹，不再贩运黑奴，在一般的情况下也不再把舰队派到弱小国家去要求特权甚至发动政变。本世纪的全球性民族解放运动以后，发达国家大多有了文雅风格和自决权的理念，对待第三世界国家基本上放弃了明显而直接的殖民统治，解除了历史上诸多政治、经济的不平等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有支配地位，不意味着在外交谈判的席位对等和握手微笑的后面，强国和弱国之间已经完全平等。
我想起了眼下中、小学生中流行的一个“酷”字。这是典型的美国产品，最早可能出现在美国的电影和电视剧里。COOL，原文为“冷”，引申为“好极了”、“棒极了”。但这个意义经由日本、香港再进入中国大陆后便有了曲变，因为它总是与影视里的冷面小生相联系，结果，潇洒、英俊而且深沉的冷面风格和男子汉阳刚之气就成了它的注解。作为一次成功的文化输出，“酷”的东方之旅似无任何暴力性质，而且在所到之处几乎都激起了愉悦、敬佩乃至甜蜜蜜的爱慕，同市场经济一起成为全球一体化可喜可爱进程的一部分。然而，更仔细地考察一下就可以发现“酷”牌文化对于强国和弱国来说意义是不一样的。酷仔酷汉们常常穿着牛仔服（需要从西方进口），常常喝威士忌或者白兰地（需要从西方进口），常常英雄虎胆地玩飞车（汽车是美国或日本的最好），常常提着电话机座皮鞋也不脱就跳上了床（电话技术和洁地的吸尘器需要从境外引进），常常在出生入死之时遇到了美丽的碧眼姑娘（要有这样的艳遇就必须带上钱到那里去）……这种文化一般来说也提供了正义或者勇敢的形象，提供了趣味和知识，但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示范，更隐藏着无处不在的消费暗示，为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公司拓开了输出产品和技术的空间，为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府增加了赢得民心和政治要价的筹码。社会心理开始出现倾斜。新的依附关系，新的权利支配关系，在赏心悦目的文化流播中差不多已经悄然就位。
第二部分贫困与贫困感（3）
进一步说，影视里的“酷”星们很少埋头读书，而这是教育落后国家最为急需的；很少大汗淋淋地打工，而这是经济落后国家最为急需的。他们也没有太多机会遭遇东方式的“走后门”和是非不分的庸众，而这是中国人经常要面对的现实。他们的文化神话吸引着我们，推动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碰撞与接轨，推动了一个个第三世界国家主动或被动的经济改革；但另一方面，它在年轻一代发烧友们那里引起的走火入魔，显然遮蔽了这些国家的某些重要现实，遮蔽了社会机体发育不良的一个个危机前景。当我看到很多无意读书，不会打工的青少年却掀起了挂BP机和喝洋酒的热潮，掀起了考“本”学车的热潮，就不免觉得流行文化的符号剥削与符号压迫有点酷，即残酷——因为这几乎是一种符号致残事故，因为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根本没有可能拥有自己的车，甚至就业都会不够资格；中国的土地和能源状况也永远不可能承受美国式的汽车消费。一本无用的执照本，以资金和人力的巨大浪费为代价，即使不诱发盗车一类的犯罪念头，也只能成为很多人好歹也“酷”过一回的纪念凭证。
没有人会对这种人格残疾负责。在当今全球性经济和文化一体化的进程中，经济和文化的自由至高无上，如果“酷”一类的文化符号在什么地方产生什么剥削、压迫乃至摧残效应的话，是没有理由要求某某文化制作者来承担责任的——你甚至找不出他们，不知道他们具体是谁。
当然，你可以反抗这种文化入侵，比方说你有可能采取一种民族主义的文化态度，对外来文化的霸权扩张给予激烈阻击，就像法国人抵制好莱坞，原教旨主义抵制摇滚。但问题在于，民族主义同样可以是一种文化虚构。冷战结束以后，东西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经降温，这个时候的民族主义便最有可能成为新的文化题材，新的文化品牌，成为有些人激情、风头、振振有辞和学科地位的新支点，并且同辛普森案件和瑜珈功一样走上电视的黄金时段。如果政治集团需要的话，完全可以把它用来凝结和巩固自己的利益群体，用来打击或肢解自己的利益对手。事实上，不同大国之间相互“妖魔化”的宣传已经引起了兴奋，文化分离主义在全世界很多地方也已经成为热点。由于CBS、BBC一类传媒巨头身后伟大的西方背景，有关分离的符号爆炸当然更多地被输往波黑、车臣以及其他什么地方，而不是在纽约——尽管纽约的民族类别更为多样，族际隔膜的程度也未见得轻微。一种肤色，一种教派，一种语法，一桩常见的刑事案，眼下都成为分离主义的根据。奇怪的是，分离各方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实际上越来越趋同的经济体制、政治理念以及生活方式，还有各个领域里越来越多的“跨国化”现象，作为刚刚爆炒于电视黄金时段的题材，为什么突然就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视而不见？
要在湖南人和湖北人之间找出差异，要在纽约人和费城人之间找出冲突，其实也不困难。在一种可疑的夸张之下，这些差异和冲突有朝一日是否也要变成仇恨和战争的合理依据？
一句古老的谚语指出：如果你把什么人当作敌人，这个人就真成为你的敌人。这句话可以换成另外一句：如果传媒符号书写出敌人，我们的周围可能就真的有了敌人。敌人的意识完全可以构造出敌人的存在。
“妖魔化”一类的文化制作，当然很难说是出于诸多传媒的刻意阴谋。由某一些制片人、广告人、报纸、多媒体、教授、歌厅、服装师以及街谈巷议所组成的文化工业鱼龙混杂，各怀心思，步调有异，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它们一般情况下并没有共谋的恶意，只有各自寻常的私心。它们一会儿把美妙无比的全球一体化作为“卖点”，似乎是制造人类亲情的专业户，不惜掩盖民族国家之间实际上的文化差异和利益冲突；一会儿又以怒火熊熊的民族主义、文化分离主义作为“卖点”，似乎是制造民族敌情的专业户，不惜掩盖人类在今天实际上正在出现的文化融合和利益共同。它们这样做，很多时候只是为了别出新招，猎奇哗众，在市场上开发时尚并且争夺收视率一类文化份额。时间长了，它们甚至成了一些平面的技术人、空心人，并无自己的确定立场，陷入各种虚拟现实的符号迷阵之中而无力自拔。
文化已经自由了。自由的文化创造不再面对铁窗和劳改营，承担着人类良知的不定期苏醒，而商业性的文化工业也在自由地群雄竞起。文化工业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集团或经济集团的介入，即便在一种较好的情况下，它充其量也只是一种立场暧昧的文化，没有立场的文化——如果说还有立场的话，那么立场只有一个：利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在一个文本和符号超常生产和存积的“传媒资本主义”时代，它常常是一列制动闸已经失灵的火车，是一头谁也管不住的九头怪兽，从总统到老百姓，包括文化的制作者们本身，很多时候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符号化的巨无霸向前狂奔，不知道它将把我们带去什么地方。
第三部分第二级历史
“酷”在中文中已有了两种含义：以前只是“残酷”、“严酷”的简写，现在又多了一种相悖的解释，即“好极了”、“棒极了”。
有些人正在欢呼全世界进入了一个很“酷”的时代，欢呼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所代表的现代化大潮正在征服全球，并因此而断言“历史已经终结”（日裔美国学者福山语）。这种说法也许可以成立。因为某种现存知识体系所能感应到和呈现出的“历史”，确实已经到了尽头，已经逼近诸多有缺憾的选择中较少缺憾的一种最终选择。只是放开眼界来看，这并不是历史的终结，只是一种有关历史的知识的终结。历史还在前行，需要新的知识将其感应和呈现。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身边，投向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的现实动静，比方把目光从人的自然性价值需求，转向人们当下更为活跃的心理/文化性价值需求，转向与这种价值需求相伴生的文化工业及其对个人行为和民族境遇的深刻影响，就不难发现另一种千头万绪的历史远未终结，甚至可以说刚刚开始不久。我们还不太清楚它是什么东西，只能困于眼下的臆测和猜度，但这不能证明它的不存在，只能证明我们还缺乏描述它的语言和逻辑，比如我们熟悉运用的计划/市场、专制/民主、左/右诸多两分理论模式对它已经力所不及。
它依然直面着财产和权利的分配关系，只是这种分配，将以符号化财产和符号化权利的分配为隐形主导。它似乎正在以心理和文化为主题，重构我们的各个生活要件，布设新的利益格局，启动新的冲突和解决过程，向我们洞开一个个更多成果也更多风险和灾难的世界——如果我们对它失去理性的控制，如果我们的符号书写同样失去了真实和真诚的牵引。
相对于福山的历史而言，它是第二级历史。
我在两种含义上使用这个词：它确实很“酷”。
最初发表于1998年《读书》，后收入文集《韩少功散文》。
第三部分熟悉的陌生人（1）
托马斯是美国一个聪明的生物学家。在《水母与蜗牛》这本书里，他嘲笑精神病医生们把一个人的多个“自我”，当作精神分裂症的特征。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有七八个自我，也只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小数目。多个自我共存并不是病态。如果说这种情况与精神分裂症有区别的话，那么惟一的区别在于，精神病人的多个自我总是一拥而上，乱成一团，不能像正常人做到的那样交接有序和按部就班，如此而已。托马斯的这一说法，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人的多重文化身份。
那一天下雨，他对巴黎的雨天和林阴道由衷赞美，于是对中国怎么也看不顺眼。他相信中国的幼儿园大多在贩婴杀婴，相信中国的瓜果蔬菜统统污染含毒，相信中国根本不可能有历史和哲学，即使有的话，也只可能是赝品。他比我所见到的任何西方人都要厌恶中国，虽然他侨居十载还只能说中文而说不好法语，只能在那里的华人区混生活。
我理解这样的谈话。他必须夸张，必须在我这个萍水相逢的同胞面前夸张，否则他怎么能为他的十年漂泊作出解释？怎么能为他丢弃学业而在异乡的商场里打工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
我对中国的很多事情也很不满意，但不愿意以智商去迁就谣言。我不愿意把谣言当作批评，但也不愿意用同样夸张的手法来为中国争一个体面，以便让自己也沾沾光，使自己在国内的日子变得优越一些、更加顺理成章一些。用背景给演员加分，把自我价值的暗暗竞胜，延伸成一场关于居住地斤斤计较的评比活动，毕竟没有多少意思。
更重要的，我明白他的表达并不是他的全部。我完全可以想像得到，当白人警官对他结结巴巴的外语勃然大怒的时候，当白人雇主对他的中国文凭不屑一顾摔出桌外的时候，当那些贩婴杀婴和污染含毒一类的传闻不是被他描述而是在白人的报纸上爆炒，并且引来他们对所有黄脸人诸多怜悯和惊疑之色的时候（这样的时候即便不多但一定会有），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已经取得了外国居留证，但那一个小本并不能使他的生命从头开始，上面还没来得及烙上他最深度的情感。他也许会在恼怒自己一身黄皮的同时，鬼使神差地对巴黎吐口水，在白人同事那里无端吹嘘中国人的气功和美食以及孙子兵法，甚至会在电视机前为五星红旗下中国运动员任何一次夺冠大叫大喊，甚至还会为孩子压根儿不愿说中文或者不愿听父亲只能说出的中文而气得暴跳如雷，在房间里为伟大的中文走来走去一泄胸中的恶气。
在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