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年轮-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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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遥遥地打量这个无名的前辈，打量我在乡下知青点得来的这一段故事，也许得感谢人类社会在造就了庸常的同时，也造就了奇迹，在危机的时刻照亮长夜，使我们也有不安和惊悸。我们知道他不是天外来客，这位无名死者仍然是时势造就的一个社会人，仍然受到更高层次上的社会制约——在更大范围的社会需要大义的时候，需要英雄的时候，需要一些忘我者来慨然拯救的时候。这样的时候是人类理想的复活节。他和很多人一样，他们个人化的精神高蹈，不过是整体利益所需要的一种物质化社会自救行动，与自私一样在人类生活中同属自然现象。如果我们再一次展开生物学的想像，那么这种精神的复活就像一个人体在生理失衡的时候，会表现出种种自我修复机能，包括白血球的突然增生，直到它的数目达到健康所必需的标准。
对于个人来说只有一次的生命，常常成为社会大局转危为安的局部牺牲。这是一种残酷，即便牺牲可以得到荣耀的回报，对于死者来说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残酷，如果社会的自我修复功能因为这种或那种原因而被完全扼杀，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这个盘踞于地球或聚或散或伸或缩或闹或静并且已经向太空伸出了触须的生物体，就只有无可避免地崩溃和腐烂。正是因为这一点，面对当年的一声枪响，我决不会参加茶余饭后那种哄笑。
我平庸岁月里的耳膜在寂静中长久地寻找着那一声枪响的余音。
最初发表于1998年《天涯》，后收入文集《韩少功散文》。
第三部分国境的这边和那边（1）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很早以前就期待过“世界政府”的出现。这种期待在当时还是诗意的预言，在眼下却已经成为现实需要的施工方案。这样一个由民族国家演变为全球多层次复合管理结构的过程，当然是政治家和政治学家的业务，完全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我们就不操这份心吧。我只是对这一过程中的价值脉跳和情感潮向稍有兴趣，比如白永瑞由“东亚共同体”言及对韩国境内非法移民深表同情的时候，言及狭隘韩国利益应让位于宽阔亚洲情怀的时候，我感到了一种温暖，并正是循着这一线温暖进入了他的理论。
持中国护照进入有些发达国家，常常会遇到移民局关卡较为费时的盘查。有时堂堂签证根本不管用，出示了返程机票和美元还是不管用，说关那边有朋友等着更是不管用，被限令立即返回的例子还是屡屡出现，总是气得当事旅客悲愤莫名。我就差一点遭遇过这种事。在这个时候，一道入关黄线让国家这个抽象的东西变得真切可触起来。查得这样严，据说是企图混过关的中国非法移民很多。这就是说，西方发达国家现在要求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但绝不能容忍移民（国际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主张人的言论权和示威权，但还无心保护自由移民权——其诸多国内政策是不能在国家间贯彻的。这也不奇怪，中国已经按美国标准弱化了户口制度，让农民工大量自由入城了，但假如中国向美国自由输送五十万电工、五十万木工、五十万剃头匠，美国岂不乱了套？岂不哇哇叫？他们的剃头匠还能在一个脑袋上轻轻松松赚上三十美金吗？中、美剃头匠还能如此天经地义地“同工不同酬”？
这种大打折扣和不平衡的“自由化”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这样说可以让人理解。但有些理论家宣称这种强国剪裁出来的“自由化”也就是弱国的惟一幸福指南，就让人很不理解了。
你就在这条黄线面前理解“国家”或“国家的消亡”吧。我这次入境，是为了参加韩国汉城的一个会，跨过黄线大体还算顺利。会议的主题是“寻找东亚身份（Searching for East Asian Identity）”。有趣的是，主题虽言“东亚”，但与会者都吃欧洲风格的饭菜，住欧洲式样的宾馆，这一类寻常多见的景观，大概也构成了德里克（Arif。 Dirlik）先生称“全球化激发了本土化”的恰切隐喻。应该说，会上有不少优秀的发言，比如韩国学者白永瑞先生再一次给我“旁观者清”的证明。因为他不是中国人，所以比中国人更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思维和感觉中的盲区：梁启超蔑视黑种人和红种人，认为能与白种人争霸全球的只有黄种人，亦即他心目中的中国人。胡适主张全盘西化，实际是主张全盘现代化，但他旨在再造中国文明的“整理国故”运动仍然把中国以外的亚洲排除在“东方文明”之外。至于梁漱溟，他举目四顾，将天下三分，在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以外再加了一个印度文明，比梁启超和胡适多了一大片南亚的视域，但这种宏论仍然只会使东亚、中亚、西亚、东南亚其他诸多族群惊讶不已和顿觉寒心。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中，在中国知识界的习语中，“东、西比较”基本上是“中、西比较”，大中华主义的大尾巴总是藏不住。这当然只能导致白永瑞的疑惑：中国有没有“亚洲”？
正是在当年这种知识背景之下，孙中山先生一九二四年谋求日本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在日本倡导“东洋文化”以抵抗“西洋文化”的演讲时只言中、日，对朝鲜半岛的忽略态度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了。为此，对他充满敬意的朝鲜人也不得不将这种大国主义斥之为“轻率”和“卑劣”。
其实，众多中国的现代精英岂止是心目中没有“亚洲”（即没有东亚、南亚以及中亚），他们的“欧洲”视野里其实也只有繁华的西欧，而没有东欧或者南欧；他们的“美洲”视野里其实也只有闪光的美国和加拿大，而没有墨西哥和尼加拉瓜这样较为弱小的存在。强盛和威权成了人们注目的焦点，成了人们逢迎或者竞争的对象，也就成了人们在建构地理版图和文化版图时的有色镜。这当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这同样是俄国的一般情形：尽管他们的大部分国土延绵于亚洲，尽管当年拿破仑将莫斯科称为“亚洲的都市”，但有多少俄国人愿意接受亚洲人的穷酸身份？如果不是由于亚洲经济六十年代以后出现繁荣，俄国首脑是否愿意屈尊挤到“亚太经合”论坛上来凑热闹？这当然也是其他国家历史上的一般情形：很多日本人士不是早就耻于与俺们为伍而主张“脱亚入欧”么？而很多英国人士不是一直暗续帝国余风因此将海峡对岸视为“欧洲”而自己永远是欧洲之外的“大（哉）不列颠”么？
一旦跨越国界，以求生存、求发展、求昌盛为主题的民族现代化追求就常常有排它品格和霸权品格的显影。国界那一边的启蒙和解放（如欧洲的自由主义体制），常常同时成为对国界这一边的歧视和压迫（如当年欧洲的殖民主义扩张），这就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曾经扮演过的双重角色，也是梁启超等中国精英曾经想扮演而不得的角色。当然，这并不是说民族国家就没有别的功绩或罪恶，也不是说民族国家是实现现代化的惟一政治载体和利益单元。在即将完结的这个二十世纪里，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机声隆隆和黑烟滚滚，跨国的地区主义或世界主义同样并不鲜见，一次次进入中国人的历史记忆。
第三部分国境的这边和那边（2）
“大东亚共荣圈”臭名昭著，这大概也是很多中国人对“东亚”一类概念深怀戒心和兴奋不起来的原因之一。韩国学者申正浩先生的看法是对的：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亲日派（朝鲜）”和“汉奸（中国）”中确有不少贪生怕死卖身求荣的卑劣小人，但对这一政治现象仅仅施以道德谴责只能是过于简化历史。他们中至少有一部分人，确实曾经幻想着藉日本的经济和政治领导实力来实现“亚洲复兴”或者“东亚复兴”，来抵抗白人殖民统治和西洋文明侵压。这与道德没什么关系。这一点在东南亚和南亚有些国家表现得更为突出。当法国、英国殖民政府在日军的攻击下溃败之际，当地一些自由派人士和普通百姓，对共产国际联英、联法以抗击法西斯的革命战略怎么也想不通，甚至一度欢呼民族的“解放”并且出门夹道以迎黄皮肤的日军。而汪精卫的亲日理论在越南等地居然也得到过很多人的赞同和响应。只有当大和种族优越感演化成血腥的屠杀和掠夺之后，这些人的“亚洲梦”或者“东亚梦”才得以破灭。一次极右翼的跨国地区主义实践，最终成为这些亚洲人终身的人格耻辱，成为亚洲各国遍地焦土的灾难。
左翼的社会主义同样有过一次次跨国共同体的尝试。“工人无祖国”是社会主义的经典信条。当列宁的国际主义热情在斯大林手里被冷冻为民族国家的现实利益之后，中国人立即感到了寒意。此时的毛泽东仍然放眼天下，提出了“亚非拉”理论和“第三世界”理论。作为这一理论体系最为典型的实践，印度支那共产党就是一个跨国革命组织。他们在广州召开会议并与中国总理共谋地区的合作与互助，在异族同志那里得到无私的援助并感受到温暖的兄弟氛围。正是在这一时期，除了政府在人力和物力方面的南援，包括中国红卫兵和知青在内的志愿革命者们，也一批批跑到越南或缅甸去从事格瓦拉式的国际解放事业，甚至在那陌生的远方喋血大地。然而民族国家仍然是绕不过去的政治载体和利益单元，人们很快就觉得“印度支那共产党”这样的名称和“大锅饭”体制不合时宜，而分解为“越南”、“老挝”、“柬埔寨”的革命组织之间不久就血刃相见，在中国与越南之间，在越南与柬埔寨之间，边界冲突乃至大规模战争终于发生——其满目新坟的前线场景曾使我深感刺痛。炮声意味着：工人有了祖国，现代化事业有了祖国。马克思、列宁所痛恶的某种“爱国主义”终于复活，加上红色高棉的血腥秘闻陆续得到曝光，于是，当年对印度支那以及亚、非、拉的国际主义无偿援助在今天众多中国精英看来，如果不是可耻的政治罪恶，至少也是过于傻鳖和冤大头的行为。
我在小学时参加过声援古巴的游行，在中学时到火车站参加过援越物资的搬运。我现在不再会有“输出革命”的盲从，但并不认为当年国际主义的远程关切本身有什么可笑，更不认为一个以邻为壑寸利必争的国家就更具文明的高贵。中国人现在钱多了，但白求恩式的热情可能比以前少了。在这一点上欧洲人看来比我们强，至少很多英国人在香港回归中国时还能同中国人一起摇着小旗上街欢呼，绝大多数中国人恐怕就难有这种“卖国”壮举。而且进入九十年代，欧洲共同体成为超国家体制的又一次实验。事实上，正是在欧洲发生的这一进程，激发或者复活着地球这一边诸多“中华经济圈”、“东南亚共同体”、“东亚共同体”之类的想像，而著名的捷克自由派总统哈维尔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了他“民族国家消亡”说的政治抒情。我们有理由相信，统一的欧洲，在银行、海关、部分防务及部分外交等方面准国家化的欧洲，在牵制美国霸权和融合欧洲民族国家裂痕方面，在推动欧洲乃至全球的经济文化发展方面确有伟大的前景。但一九九八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冷冷地说过：“如果统一的欧洲对我作为一个小国的公民不感兴趣，那么我对这样一个统一的欧洲也不感兴趣。”类似这样的不和谐音，在葡萄牙、荷兰、丹麦等一些国家，在感到民族语言文化、经济利益受到忽视和损害的弱势群体那里并不少见。这当然还只是内部的情况。在这个共同体的外部呢？正是这个共同体不顾内部的激烈争议，用导弹和战机使俄罗斯日益不安，并且用狂轰乱炸使南斯拉夫半废墟化地经济倒退了二十年到三十年——而南斯拉夫本身也几乎是个微缩的共同体，作为东欧地区市场经济昨日的先行者和优等生，这个多主体联盟，由民选的总统剥夺了科索沃阿族的自治权。
白永瑞展望的“东亚”和“亚洲”，是比这些共同体更好的“东亚”和“亚洲”么？
冷战已经结束，市场经济释放着新一轮活力，这被看作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大举光复，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麻烦和动乱，那也总是被很多人描述为对资本主义人间正道的偏离或背离。在这些人看来，只有政治集权和计划经济才意味着极端民族主义，才意味着侵略和战争，而这种旧症惟有“自由主义”的一帖良药才可以救治。这样的看法有苏联在阿富汗和捷克的行迹为证，但还是过于笼统，也过于乐观和时髦。他们忘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在市场经济的国家之间爆发，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恰恰是实行民主选举制的德国以及“维新”成功的日本，而不是斯大林主义的苏联以及“维新”失败的中国。这样的文字虚构也无法与我的个人经验接轨。我曾经去过东南亚、南亚等一些周边较穷的国家。有意思的是，我的某些同行者无论在国境这边是如何的“启蒙”，如何的“自由”，如何的热爱西方体制并且愿意拥抱全世界，但只要到了国境的那一边，只要目睹邻国的贫穷与混乱，他们就无一不有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的傲慢和幸灾乐祸——非我族类的一切都让他们看不上眼。我相信，他们一直声言要拥抱的全世界不过是曼哈顿，一定不包括眼前这些“劣等”而“天性愚顽”的民族；如果现在给他们一支军队，他们完全有可能有殖民者的八面威风。
第三部分国境的这边和那边（3）
在富人面前套近乎和讲团结，然后在穷人面前摆架子和分高下，这当然没有什么难的。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这算不上什么民族主义，所谓民族主义只能指称那些居然对抗现代文明潮流的行为，那些居然冲着西方发达国家闹别扭的行为，包括挨了导弹以后跑到人家大使馆前示威的行为——似乎民族主义的示威比自由主义的导弹更加危险。不难理解，“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二元对立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似乎自由主义可以帮助人们克服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将会扼杀自由主义；“启蒙”与“救亡”的二元对立也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似乎“救亡”曾经耽误了“启蒙”，而“启蒙”就一定得忌言“救亡”。我不能说这种叙事纯属阴谋和搅局，也愿意相信这种叙事有一定的有效范围，但比起这些艰难的概念工程来说，我更愿意听一个越南的笑话。这个笑话是说青年们在抗议美国入侵的时候高呼口号：“美国佬滚回去！”但接下来的一句是：“把我们也捎上！”这一显然出自虚构的政治笑话得以广泛流传，当然是因为它揭破了发展中国家很多人的真实心态，揭破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暗中转换——它们看似两个面孔而实则一个主义，常常在很多人那里兼备于一身。于是这些人时而是悲愤的民族主义者，这是因为他们觉得美国（或其他国家）正在妨碍他们过上好日子；时而又是热情的自由主义者，这是因为他们觉得只有跟着美国（或者其他国家）才能过上好日子。他们既恨美国又爱美国，通常的情况是：这种恨由爱来“启蒙”（美国幸福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