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年轮-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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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次坐飞机我都遇到空中摸彩：中彩的旅客可获得下次旅行的免费机票一张。这当然很有刺激性。当中彩者的座号由主持小姐以职业化的激动语调大声宣布时，丛林般站起来的人们终于齐刷刷盯住某一张面孔，然后鼓掌和唏嘘。有意思的是，此时懊丧者很多，其中最为懊丧的，必是中彩者的邻座。我的一位朋友就充当过这种角色，为擦肩而过的幸运顿足不已：“就在我身边呵，就差那么一点点呵……”
其实，如果不是那么一点点，如果幸运者离他有百米之遥，事情的结果有什么不同吗？为什么中彩者坐远一点就可以让他较为心平气和？
距离决定了懊丧，还能决定恋情。一位外国作家写婚外恋，写到女主人公只有在外地旅行时才愿意与情人幽会，因为这个时候丈夫在遥远的地方，她才有偷欢的兴致和勇气。这当然也有些奇怪：丈夫在两个房间之外，或在两个街区之外，或在两百公里之外，其实都是缺席而已，同样的缺席者为何会因为距离的远近而有所改变，直至不对她构成道德或情感的压力？
空间是物体存在的形式，物体在不同的空间位置看来完全不是一回事。常识告诉我们，两个人谈话时的距离与位置不可小视，距离过于近，到了“促膝抵足”甚至“耳鬓厮磨”的程度，大概就不可能是贸易谈判和外交对垒了；若座位相对并且高低两分，分到了被告需要仰视法官的那种地步，那大概也就只能公事公办而不容易柔情蜜意了——很多会议厅和接待室里的座次格局都遵循着这种政治几何学。与此相反，医院、邮局以及航空公司一类服务机构，眼下在降低柜台高度，纷纷撤除营业窗口的栏杆和隔板。这种空间改革当然深意在焉：一种买卖双方的轻松气氛和亲近关系，必须在一种平等、自由而开放的几何形式里才可能扑面而来悄入人心。
英国生物学家莫里斯在《人类动物园》一书里，还将社会冲突最深层的原因归结于生存空间的窄逼，而利益的争夺，思想的对立，在他看来只能算作冲突的枝节和借口。他与众多同行们反复观察和试验，发现“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的动物并无大量伤害同类的习惯”，而猴子的互相屠杀、狮子的互相虐待、鸟雀的互相激战，刺鱼的互相攻打，“通常发生在最拥挤的动物笼中，”因此是拥挤而不是别的什么，才是敌意和暴力的最大祸根。莫里斯说，人类不过是“穿着不同服饰的裸猿”；人类社会，特别是人类都市社会，是一些过分拥挤的“超级部落”。这种部落中的人口数量已经大大超出了恰当的生物学水准，结果必然是：战争、暴乱一类大规模的杀人形式几乎难以避免，奴隶制、监禁、阉割、流产、独身等也不能不成为缓解人口压力的有效手段——虽然这些方法十分残酷，失去了理性和智慧的控制。
莫里斯的忠告很难被人们接受，一个个更为拥挤的都市还是在这个星球上出现，一个个敌意和暴力剧增的高风险区仍然是人们奔赴的目标。人们投入这些超级部落，寻求创造的机会或者统治的地位，寻求群体的协作或者独行的自由。他们中间毕竟有很多成功者，需要指出的只是：在很多时候，成功也可能只是一种成功感，不过是一种空间比量后的心理幻觉。我常常看到有些都市人为自己的居地而自鸣得意，历数都市里那些著名的摩天大楼、博物馆、大剧院、音乐厅以及大人物——其实他们忙忙碌碌很少有机会享受那些设施，一辈子也可能见不上什么大人物，与乡下人没有什么两样。但那些东西就在身边呵，就在大墙那边呵，就在马路那边呵，这就足以让他们油然多出几分自豪和放心。这种心态也延伸到有些出国寻梦者那里。他们常常无缘接触更无法占有国外的好东西，甚至生活质量比在国内时更差，但与曼哈顿近多了，与卢浮宫近多了，至少也是心中稳稳当当的安慰。
看来，所谓都市无非就是诸多好东西离我们近一些的方式。更近一步说，占有呢，占有无非是诸多好东西离我们更近一些的方式——如果少量日常必须消费品除外的话。有些女人爱逛首饰店，买下什么意不在穿戴，不过是以后可以在家里看首饰。有些男人爱逛古董店买下什么意不在倒手，不过是以后可以在家里看古董。这里只有场地更换，如此而已。还有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守财奴，日食不过三餐，夜居不过一室，积攒着那么多钱财并无实际用途，无非是可以把楼宅、珠宝、存折之类不时拿来盘算和欣赏一番聊以自慰。其实他们完全可以换一个地方，走到大街上放眼世界然后把所有财富权当己有，都拿来盘算和欣赏一番，因为那些不用的或用不完的东西，摆在街上与摆在家里，终究没有多大区别。
现在有了照片、电视以及博物馆，交通手段也方便多了，世界上包括金砖银锭在内的任何好东西都不难临场目睹，不必把它们都搬到家里来看，不必以为这种看才有滋味。至少月亮与太阳就不宜搬到家里来看吧。但人类就是这样没出息，一代代人常常就折腾在从家门外到家门内这段奇怪的空间距离里，于是多出了好些战乱、政争、贪污、阴谋、抹眼泪、研讨会、心绞痛、金融危机等等烦心的事。从这个差不多是几何学的角度出发，我们似乎可以说，精神常常是对物质空间状态的反应，历史常常是从事财富位移工作的一个搬家公司，是把某些东西搬近搬远搬来搬去的一笔昂贵运费。
首次发表于1998年10月。
第三部分墨 子（1）
他是一个典型的革命党，不仅以“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一说反对等级制，还对表达这种等级制的周代礼乐给予激烈抨击。墨子的人品和才华绝不在同时代人之下，其失败也不在于他的平民立场。也许可以这样说，墨子失败于统治却没有失败于反抗，因此数千年里所有革命都一再不同程度上复活着墨子的幽灵。他确如荀子所称，具有“反天下之心”，只可能骤兴骤亡，其理想最容易被大众所欢呼也最容易被大众所抛弃。这也是后来很多革命家的悲剧命运。
《墨子》是多人参与的著述集，其主要作者墨子可能是一个长期下放劳动的人，有黑色如墨的脸最能让人记住，于是得了“墨子”这个古怪绰号。钱穆先生解释这个姓名时，曾经猜想墨子受过墨刑，是一个刺面涂色的罪犯，当然不失为一种有启发性的假定。但罪犯成为一个学派宗师，其过程缺乏实证根据。而且黑脸不独墨刑犯人们专有，只要顶着烈日在地上干几天活，“墨”色之“子”的形象便一举定位。钱穆若当上几年知青，就还可能有另外的猜度。
墨子在文章中最喜欢用生产活动来打比方，比如制陶、造车、筑墙等等，实干家和工程师的模样跃然纸上，与他的一张黑脸很般配，与孔子和孟子当时的“白领”中等阶级生活背景则大有差别。他干过的活其实几千年以后还被我们干着，比如窑棚里的陶轮曾经在我的身上溅出泥点，至今还被乡下农民叫作“运钧”，就是墨子多次用过的词，让我在多年以后读墨子“运钧之下而立朝夕”时还能读出泥浆气味，读出乡下的方言腔调。
墨子及其追随者们大概同我们知青一样，也活得十分马虎，粗布衣上加一根束腰的绳索（“衣褐带索”），肚皮上没有肥肉（“腓无），腿杆上没有汗毛（“胫无毛”），而且从头到脚都有伤痕累累（“摩顶放踵”）。他们不是经常到山上砍柴或者到田里打禾，如何会有这般尊容？
墨汉子出入于这些充满着汗臭的地方，居然写出了很多兵书和工书，总结出力学、光学、几何学的知识一套又一套，对名实、异同、坚白等问题的逻辑辩析也成了一时绝响，为后世名家之源头，同时代的人无可企及，实是一大异数。而且他是一个典型的革命党，不仅以“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一说反对等级制，还对表达这种等级制的周代礼乐给予激烈抨击。“乐”是当时文明的主要载体之一，他主张《非乐》；“葬”是当时文明传播的主要机会之一，他力倡《节葬》。他认为“乐”和“葬”都是一种令人心痛的浪费奢侈，多少有点乡下农民能省则省的口吻，被反对者讥为“役夫之道”，在所难免。如果我们读了一点外国史，便知天下役夫是一家。几千年后法国大革命中冒出来的“短裤党”，还有乘着帆船最先抵达北美洲的白人移民，也是一些下层贫民，同样主张“劳动高于艺术”，并且对音乐、雕塑等奢侈物充满仇恨，可算是外国的一群“墨”汉子。
役夫们明于天理良心，却往往拙于治道与治术。墨子只算经济账，似乎不知道周代礼乐并非完全无谓的奢侈，多是凝结和辐射着文明的重要符号，是当时无言的政治、法律与伦理。比墨子稍后一点的荀子说过，节俭固然是重要的，但没有礼乐就“尊卑无别”，没有尊卑之别就没有最基本的管理手段，天下岂不乱？天下何能治？在荀子看来，墨子的非乐将使“天下乱”，墨子的节用将使“天下贫”，完全是一种只知实用不懂文明教化（“蔽于用不知文”）的糊涂观念。荀子希望人们明白，仪礼就是权威，有权威才可施赏罚，在仪礼上浪费一点钱固然可惜，取消仪礼而产生的混乱则更为可怕，也意味着更大的浪费。“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见《富国篇》）荀子为当时一切奢华铺张的仪式提供了最为直截了当的政治解释，揭示了“撞大钟、击鸣鼓、吹笙竽、弹琴瑟”等一切造象活动的教化功能。
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荀子强调着平等误国，强调苦行祸国，其精英现实主义和贵族现实主义，似乎多了一些官僚味，相比之下，不如墨子的役夫理想来得温暖；但荀子比墨子更清楚地看到了以象明意的玄机，如实解析了仪礼——权威——赏罚——国家统治——这个由象到意的具体转换过程，多了几分政治家的智慧。
墨家与儒家的争议很快结束。墨家从此不再进入中国知识的主流，一去就是沉寂数千年。墨子的人品和才华绝不在其同时代人之下，其失败也不在于他的平民立场。也许可以这样说，墨子失败于统治却没有失败于反抗，因此数千年里所有革命都一再不同程度上复活着墨子的幽灵，复活着他对礼乐的疑虑和憎恶，包括烧宫殿毁庙宇一类运动几乎成了中国的定期震荡，“破旧立新”的造反总是指向上流社会的华美奢豪，一再成为社会大手术时对各种贵族符号的清洗和消毒。革命者们甚至一再复活着他两腿无毛加上一根绳子束布衣的朴素形象，乃至“赤脚书记”、“赤脚医生”、“赤脚教师”在现代中国也一度是革命道德的造型，既表现在焦裕禄一类红色官员的身上，也表现在同时代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身上。毛泽东“役夫”之习难改，一条毛巾既洗脸又洗脚，一件睡袍补了百多个补丁，对不实用的所谓审美如果不是反感，至少也常有轻视，包括多次指示北京中南海里不要栽花而要种菜。墨子遗风就这样一次次重现于现代的理想追求之中。
但墨子失败于他对声象符号的迟钝麻木，全然不知“影响”之道和“影响”之术，对等级制的文明既无批判的深度，又无可行的替代方案，只能流于一般的勇敢攻击。他是一位杰出的工程师，能够造陶、造车、造房等等，但他就是不擅制造文明之象，不能或者是不愿制作出生活的形式美，“生不歌（非乐）而死不服（节葬）”，日子显得过于清苦枯寂，很难让多数民众持久地追随效仿。他是一个象符的弱视症者，代表着中国政治史上最早的感觉自绝。或者说，他的平均主义、苦行主义以及实用主义可能适用于夏代的共产部落，适用于清苦的半原始社会，却不适用于生产力逐渐发展的周代封建国家，阻碍着财富资源的集中运用，阻碍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统治权威的确立，甚至违拗着大众内心中不可实现但永难消失的贵族梦——这当然也是文明发育的另一个重要动力。
因此，他确如荀子所称，具有“反天下之心”，只可能骤兴骤亡，其理想最容易被大众所欢呼也最容易被大众所抛弃。
这也是后来很多革命家的悲剧命运。
第三部分墨 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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