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年轮-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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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翻译过程中，最大的信息损耗在于语言，在于语言的色彩、节奏、语序结构内寓藏着的意味。文学写人心，各民族之间可通；文学得用语言，各民族之间又不得尽通。我和韩刚在翻译合作中，尽管反复研究，竭力保留作者明朗、简洁、缜密、凝重有力的语言风格，但由于中西文水平都有限，加上表音文字与表意文字之间的天然鸿沟，在语言方面仍有种种遗珠之憾，错误也断不会少。尤其西文中丰富灵活的虚词功用，很难找到相应的中文表达方式。所以读者在阅读时读通大意即可，无须对文字过分信任。　　　　
　　　　幸好昆德拉本人心志颇大，一直志于面向世界读者，写作时就考虑到了翻译和转译的便利。他认为捷文生动活泼，富有联想性，比较能产生美感，但这些特性也造成了捷文词语较为模棱，缺乏逻辑性和系统性。为了不使译者误解，他写作时就特别注意遣词造句的清晰和准确，为翻译和转译提供良好的基础。他宣称：“如果一个作家写的东西只能令本国的人了解，则他不但对不起世界上所有的人，更对不起他的同胞，因为他的同胞读了他的作品，只能变得目光短浅。”　　　　
　　　　这使我想起了哲学家克罗齐的观点：好的文学是一种美文，严格地说起来，美文不可翻译。作为两个层面上的问题，昆德拉与克罗齐的观点都令我诚服。　　　　
　　　　但是，为了了解兄弟民族的文学，翻译仍然是必要的，哪怕这只是无可奈何地作一种肤浅的窥探。我希望国内的捷文译家能早日从捷文中直接译出昆德拉的这部作品，或者，有更好的法文或英文译者来干这个工作，那么，我们这个译本到时候就可以掷之纸篓了。　　　　
　　　　我们并不能理解昆德拉，只能理解我们理解中的昆德拉，这对于译者和读者来说都是一样。　　　　
　　　　然而种种理解都不会没有意义。如果我们的理解欲求是基于对社会改革建设事业的责任感，是基于对人类心灵种种奥秘的坦诚与严肃，是基于对文学鉴赏和文学创作的探索精神，那么昆德拉这位陌生人值得认识和交道。　　　　
　　　　最初发表于1987年翻译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此文为该书之序，后收入文集《韩少功散文》。


第一部分灵魂的声音（1）

　　　　张、史二位当然不是小说的全部，不是好小说的全部。他们的意义在于反抗精神叛卖的黑暗，并被黑暗衬托得更为灿烂。他们的光辉不是因为满身披挂，而是因为非常简单非常简单的心诚则灵，立地成佛，说出一些对这个世界诚实的体会。　　　　
　　　　小说似乎在逐渐死亡。除了一些小说作者和小说批评者肩负着阅读小说的职业性义务之外，小说杂志是越来越少有人去光顾了——虽然小说家们的知名度还是不小，虽然他们的名字以及家中失窃或新作获奖之类的消息更多地成为小报花边新闻。小说理论也不太有出息，甚至给自己命名的能力都已基本丧失，于是只好从政治和经济那里借来“改革小说”之类的名字，从摄影和建筑艺术那里借来“后现代主义”之类的名字，借了邻居的帽子出动招摇过市，以示自己也如邻家阔绰或显赫。　　　　
　　　　小说的苦恼是越来越受到新闻、电视以及通俗读物的压迫排挤。小说家们曾经虔诚捍卫和竭力唤醒的人民，似乎一夜之间变成了庸众，忘恩负义，人阔脸变。他们无情地抛弃了小说家，居然转过背去朝搔首弄姿的三四流歌星热烈鼓掌。但小说更大的苦恼是怎么写也多是重复，已很难再使我们惊讶。惊讶是小说的内动力。对人性惊讶的发现，曾推动小说掀起了一个又一个涨涌的浪峰。如果说“现实主义”小说曾以昭示人的尊严和道义而使我们惊讶，“现代主义”小说曾以剖露人的荒谬和孤绝而使我们惊讶，那么，这片叶子两面都被我们仔仔细细审视过后，我们还能指望发现什么？小说家们能不能说出比前辈经典作家们更聪明的一些话来？小说的真理是不是已经穷尽？　　　　
　　　　可以玩一玩技术。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引进在汽车、饮料、小说行业都是十分重要的。尽管技术引进的初级阶段往往有点混乱，比方用制作燕尾服的技术来生产蜡染布，用黑色幽默的小说技术来颂扬农村责任制。但这都没什么要紧，除开那些永远不懂得形式即内容的艺术盲，除开那些感悟力远不及某位村妇或某个孩童的文匠，技术引进的过程总是能使多数作者和读者受益。问题在于技术不是小说，新观念不是小说。小说远比汽车或饮料要复杂得多，小说不是靠读几本洋书或游几个外国就能技术更新产值增升的。技术一旦廉价地“主义”起来，一旦失去了人的真情实感这个灵魂，一旦渗漏流失了鲜活的感觉、生动的具象、智慧的思索，便只能批量生产出各种新款式的行尸走肉。比方说用存在主义的假大空代替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假大空，用性解放的概念化代替劳动模范的概念化。前不久我翻阅几本小说杂志，吃惊地发现某些技术能手实在活得无聊，如果挤干他们作品中聪明的水分，如果伸出指头查地图般地剔出作品中真正有感受的几句话，那么就可以发现它们无论怎样怪诞怎样蛮荒怎样随意性怎样散装英语怎样能指和所指，差不多绝大多数作品的内容（——我很不时髦地使用“内容”这个词），都可以一言以蔽之：乏味的偷情。因为偷情，所以大倡人性解放；因为乏味，所以怨天尤人满面悲容。这当然是文学颇为重要的当代主题之一。但历经了极左专制又历经了商品经济大潮的国民们，在精神的大劫难大熔冶之后，最高水准的精神收获倘若只是一部关于乏味的偷情的百科全书，这种文坛实在太没能耐。　　　　
　　　　技术主义竞赛的归宿是技术虚无主义。用倚疯作邪胡说八道信口开河来欺世，往往是技术主义葬礼上的热闹，是很不怎么难的事。聪明的造句技术员们突然藐视文体藐视叙述模式藐视包括自己昨天所为的一切技术，但他们除了给纯技术批评家们包销一点点次等的新谈资外，不会比华丽的陈词滥调更多说一点什么。　　　　
　　　　今天小说的难点是真情实感的问题，是小说能否重新获得灵魂的问题。　　　　
　　　　我们身处一个没有上帝的时代，一个不相信灵魂的时代。周围的情感正在沙化。博士生在小奸商面前点头哈腰争相献媚。女中学生登上歌台便如已经谈过上百次恋爱一样要死要活。白天造反的斗士晚上偷偷给官僚送礼。满嘴庄禅的高人盯着豪华别墅眼红。先锋派先锋地盘剥童工。自由派自由地争官。耻言理想，理想只是在上街民主表演或向海外华侨要钱时的面具。蔑视道德，道德的最后利用价值只是用来指责抛弃自己的情妇或情夫。什么都敢干，但又全都向往着不做事而多捞钱。到处可见浮躁不宁面容紧张的精神流氓。　　　　
　　　　尼采早就宣布西方的上帝已经死亡，但西方的上帝还不及在中国死得这么彻底。多数西方人在金钱统治下有时还多少恪守一点残留的天经地义，连嬉皮士们有时也有信守诺言的自尊，有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和风度。而中国很多奢谈民主的人什么时候少数服从过多数？穿小鞋，设圈套，搞蚕食，动不动投封匿名信告哪个对立面有作风问题。权势和无耻是他们的憎恶所在更是他们的羡慕所在。灵魂纷纷熄灭的“痞子运动”正在成为我们的一部分现实。


第一部分灵魂的声音（2）

　　　　这种价值真空的状态，当然只会生长出空洞无聊的文学。幸好还有技术主义的整容，虽未治本，但多少遮掩了它的衰亡。　　　　
　　　　当然，一个文化大国的灵魂之声是不那么容易消失的。胡人张承志离开了他的边地北京，奔赴他的圣都西海固，在贫困而坚强的同胞血亲们那里，在他的精神导师马志文们那里，他获得了惊讶的发现，勃发了真正的激情。他狂怒而粗野地反叛入伙，发誓要献身于一场精神圣战，用文字为哲合忍耶征讨历史和实现大预言。我们是他既需要又不需要的读者，这不要紧。我们可以注意到他最终还是离开了西海固而踏上了现代旅途，异族读者可以尊重但也可以不去热烈拥护他稍稍穆斯林化的孤傲，甚至可以提请他注意当代更为普遍更为持久和更为现实的屠杀——至少每天杀人数万乃至数十万的交通事故和环境污染——来补充张承志的人性观察视域。但对小说来说，这些也不是最要紧的。超越人类自我认识的局限还有很多事可做，可以由其他的作品来做，其他的人来做。要紧的是张承志获得了他的激情，他发现的惊讶，已经有了赖以为文为人的高贵灵魂。他的赤子血性与全人类相通。一个小说家可以是张承志，也可以是曹雪芹或鲁迅，可以偏执一些也可以放达一些，可以后顾也可以前瞻，但小说家至少不是纸人。　　　　
　　　　史铁生当然与张承志有很多的不同。他躺在轮椅上望着窗外的屋角，少一些流浪而多一些静思，少一些宣谕而多一些自语。他的精神圣战没有民族史的大背景，而是以个体的生命力为路标，孤军深入，默默探测全人类永恒的纯静和辉煌。史铁生的笔下是较少有丑恶相与残酷相的，显示出他出于通透的一种拒绝和一种对人世至宥至慈的宽厚，他是一尊微笑着的菩萨。他发现了磨难正是幸运，虚幻便是实在，他从墙基、石阶、秋树、夕阳中发现了人的生命可以无限，万物其实与我一体。我以为一九九一年的小说即使只有他的一篇《我与地坛》，也完全可说是丰年。　　　　
　　　　张、史二位当然不是小说的全部，不是好小说的全部。他们的意义在于反抗精神叛卖的黑暗，并被黑暗衬托得更为灿烂。他们的光辉不是因为满身披挂，而是因为非常简单非常简单的心诚则灵，立地成佛，说出一些对这个世界诚实的体会。这些圣战者单兵作战，独特的精神空间不可能被跟踪被模仿并且形成所谓文学运动。他们无须靠人多势众来壮胆，无须靠评奖来升值，他们已经走向了世界并且在最尖端的话题上与古今优秀的人们展开了对话。他们常常无法被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来认领，因为他们笔下的种种惊讶发现已道破天机，具有神谕的品质，与“主义”没什么关系。　　　　
　　　　这样的世界完全自足。　　　　
　　　　当新闻从文学中分离出来并且日益发达之后，小说其实就只能干这样的事。小说不能创汇发财。小说只意味着一种精神自由，为现代人提供和保护着精神的多种可能性空间。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能使人接近神。如此而已。　　　　
　　　　最初发表于1991年《小说界》，后收入随笔集《夜行者梦语》。


第一部分无价之人（1）

　　　　耻言赚钱，是中国文士们的遗传病。所谓君子忧道不忧贫。所谓小人重利君子重义。其实君子也言利。我读李叔同先生的书信集，企盼好友施助钱财以资治经访道的话，也不少见。读后便窃以为，雅士的伟业很多时候还需要俗人掏钱赞助，若无施主们的俗钱，先生如何雅得下去？　　　　
　　　　耻言赚钱，是中国文士们的遗传病。所谓君子忧道不忧贫。所谓小人重利君子重义。这些潇洒而且卫生过分的语录，多是吃朝廷俸禄或祖宗田产的旧文人茶余饭后制定出来的。我们这些君子不起来的人姑妄听之。其实君子也言利。我读李叔同先生的书信集，对先生的俊逸孤高确实景仰。先生才具超凡，终弃绝繁华遁入空门，可算现代文化史上一大豪举，非我等凡胎所能踪随。然书信集中，企盼好友施助钱财以资治经访道的话，也不少见。读后便窃以为，雅士的伟业很多时候还需要俗人掏钱赞助，若无施主们的俗钱，先生如何雅得下去？如何空得下去？这一点心得，想叔同先生也不会见责。　　　　
　　　　作家们关注赚钱，其实是个迟到的话题。不能赚钱，当儿女当父母的资格都没有，不具人籍，何言作家。以前有国产的大锅饭可吃，作家可风光得有模有样，读者围，记者追，更有旅游笔会的大宴小宴，政协人大之类会议上的阔论高谈。作家们一踏上红地毯就差不多最爱谈改革。很多人不明白，正是他们所渴望所呼吁所誓死捍卫的改革，即将砸破他们赖以风光的大锅饭，把他们抛入动荡而严峻的商品经济初级阶段，尝一尝稻粱谋的艰辛，尝一尝斯文扫地的味道。求仁得仁，好龙龙至，何怨乎哉。　　　　
　　　　中国要强民富国，至少还缺乏上亿的赚钱能手，现在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曾经略嫌拥挤的文坛，如果有潜伏多时的实业英才，不妨扬长避短去挑战商场，实业生财也是篇难做的大文章。能养活自己便不错，至少除却了寄生者的卑琐。说不定到时候还捐出个医院或体育馆什么的，兼济天下，功德彪炳。就算不捐，一个人吃喝玩乐花光了，也能促进消费繁荣市场，我们读了点经济学对此都想得通。至于已经面临生活困难的人，更要早打主意早动手，补上谋生这一课，不可三心二意犹豫不决，不要期待救世主，不要以为改革是天上落下来的馅饼。这是好心的大实话。　　　　
　　　　当然，赚钱者或准备赚钱者，不必从此便以钱眼看人。很多人当不了实业巨子，若执著于学问或艺术，将来基本上免不了相对清贫，这也是一种选择，没什么关系。穷人也是人，无须一见到有钱人的别墅、轿车、“大哥大”之类就自惭形秽自叹衰老，正如面对穷乡僻壤的瘦弱饥民时，不必自觉优越和自诩年轻。穷人也可以爱好文学，就像有权爱好喝酒或钓鱼。世界上从来就有人比作家阔绰，但并没有因此而消亡文学。世界上也从没有文人赚钱就必先崇拜金钱甚至不容许旁人斗胆继续淡泊金钱的规则。赚钱就赚钱，改行就改行，作家改行当老师当木匠当部长当足球中锋都正常得足以理直气壮，但改行并不是晋升提拔。离开文学或准备离开文学，不意味着从此便无端拥有更多对文学的鄙弃资格和教导权，也不意味着因此就有了富人俱乐部的优先入场券。　　　　
　　　　我们的建设还在打基础和起步的阶段，还没达到值得大惊小怪的程度，多一些灯红酒绿的歌舞厅也乏善可陈。要说折腾钱，我们在老牌欧美发达国家面前还只是低年级新生。但当年活在欧美的大多数作家，并没有什么衰老感，也没有刮青自己的脸皮往实业家堆里钻，没去工商界奉领改革文学的指示。巴尔扎克喜欢钱，宣言要赚完资本主义最后一个铜币，但他的作品是资本社会贪婪、奸诈、虚伪的揭露大全。福克纳身处赚钱高手云集的美国，但也并没有愧疚自己对故园乡土的痴迷，并没有后悔自己曾失足文学，声称自己一辈子就是写“家乡那邮票大的一块地方”，平静的目光投注于某位贫贱保姆或某位弱智少年，监测人性的荒寂和美丽。


第一部分无价之人（2）

　　　　我们的经济发展也远没有赶上亚洲“四小龙”，但金钱与文学并不绝对同步，并不是直线函数。“四小龙”的文学纪录基本上没法让人喝彩，即便在资本主义世界里，这也是羞耻而不是光荣，是外激型现代化常见的先天不足症候之一。可以谈一谈的是多年前的日本人川端康成。川端在创作后期以东方文化传统为依托，着力追求和表现静美，与东山魁夷等艺术家的画风一脉相接。甚至还有怀疑和反感现代化的诸多言词，颇有落伍时代之嫌。但正是他本身成为了日本精神现代化的一部分，成为了现代日本国民的骄傲。要是没有他的《雪国》、《伊豆的舞女》、《千只鹤》，我们会不会为日本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