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粟裕-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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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红军从富田、东固之间打起，十五天时间，由东向西横扫七百里，一直打到福建的建宁。
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袖手旁观。五仗下来，红军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软肚皮”，一直打到敌军的后面，国民党军队一字形的长蛇阵全线崩溃了。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了。这一次，共缴枪两万多支，取得了辉煌战果。
毛泽东诗兴大发，挥豪写下了《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一词：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在第二次反“围剿”的战斗中，粟裕作为一名红军高级指挥员，灵活地运用和领会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在指挥作战中，灵活机动，审时度势，诱敌深入，大胆穿插，集中兵力歼敌，迫使敌人处处被动，处处挨打。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粟裕
善于把握战机，造成局部优势，予敌以重大打击。
当时，“左”倾错误的执行者不主张打，主张把部队拉出江西，创建新的根据地。也有人主张打一两仗再离开江西。毛泽东则主张坚决留在中央根据地与敌人进行斗争。为此，开了几次有师以上干部列席的中央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意见不能统一。毛泽东已成竹在胸，他采取了这样一个办法：开一次会定不下来，就把部队向东固方向推一步，再开一次会，又定不下来，就再把部队向东固方向推一步，最后大家终于同意打了，其实是不得不同意打了。毛泽东的策略得以实行，没有军长、师长们的拥护是不可能的。粟裕是毛泽东主张的坚定支持者和坚决拥护者。
毛泽东指挥的第二次反“围剿”，给了粟裕以深刻的启迪。几十年后，他在回忆录中说：
毛泽东、朱德同志指挥作战，常常是先打弱敌。打弱敌难在选择。判断敌军之强弱，需要对敌人的各种具体情况作全面、周密的调查研究。例如敌人部队沿革、兵员籍贯、装备给养、内外关系、上下关系、军政素质、生活习惯、战术技术及其特点以及占据的地形、工事条件等等。这些仅是基本的情况。但一切的强和弱，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敌强而未展开，虽强犹弱；弱敌作困兽之牛，虽弱亦强等等。所以，还需结合实际作具体的分析，毛泽东、米德同志对这一原则的运用，可谓得心应手，我深受他们的教育。①
毛泽东指挥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使粟裕深受教育。毛泽东指挥第三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更使粟裕“十分钦佩”。1931 年7 月，蒋介石亲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聘用英、日、德军事顾问，调集嫡系、非嫡系部队三十万，向中共苏区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这一次，蒋介石凭仗十倍于红军的兵力，决定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企图把红军主力压迫到赣江东岸，予以击破，然后分路“围剿”，全部摧毁中央苏区根据地并完全消灭中央红军。
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分散在建宁一带，远离老根据地，而且苦战后未得到休息和补充，总兵力只有三万多人。
面对强敌压境的形势，毛泽东、朱德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避敌主力，打其虚弱”。
毛泽东和朱德率红军主力从建宁出发，绕道千里，到赣南兴国集中，随后，红一方面军和从赣江以西东渡的红七军会合，拟经万安向富田北进，没有成功，8 月初，又折回兴国西部，集中在以高兴圩为中心的几十平方里地区。这时，各路敌军纷纷逼进，形成对红军半包围态势。
红军从敌军中间四十里的空隙地带向东突进。
国民党军趁红军分散做群众工作之机，急速推进到苏区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占领了东固、富田、东韶、黄陂等很多地方。
如此之快的敌军攻势，红军始料未及。
毛泽东、朱德迅即将红军主力撤回苏区应战。
粟裕对当时的情景作了如下回忆：
我军三万多部队，接到命令后，兼程往回赶。有天晚上，通过敌方两支部队中间的一个约七公里半的空隙，如果顺利地通过了，就进入苏区了。为了严守秘密，部队出发前把所有的火柴、电筒上的灯炮都“没收”了，真是“人含枚，马衔口”，连咳嗽声都没有。
三万多人的大部队，一个晚上，神不知鬼不觉地转到了苏区。敌人竟然不知道我们到哪里去了。①
在苏区中心作战，敌人成了瞎子聋子，误把在南丰以南和东南地区的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以及在南丰以西宜黄以南地区的红军第三军第九师认作红军主力，下令发动进攻。
红军主力部队从苏区中心的后部发动进攻，避敌强劲，击其虚弱。
8 月7 日至11 日，五天之间打了三个歼灭战，毙伤、俘虏敌军约一万多人，从被动中取得了主动。
红军悄悄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休整待机。
敌人则如同一群瞎马，在山林里乱冲乱撞。折腾了两个月，没伤着红军的要害，却丧失了三个师的有生力量。其余部队在苏区军民的袭扰下惊惶不宁，奔突不定，悲叹“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与此同时，两广军阀进军湖南，向蒋介石示威。腹背受敌的蒋介石不得不实行总退却。
红军趁敌人退却之际，分路出击，又歼灭敌人两万多人。
在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红军同蒋鼎文、蔡廷锴部打了一个硬仗。三军团① 见《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第97 页。
打高兴圩。粟裕所在的红一军团打老营盘。这两支部队是国民党军队中战斗力较强的部队，打得很顽强。打到最后，国民党集中军官、军士，红军集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进行肉搏战。双方伤亡很大，最后双方都撤了下来。
在红军撤军的路上，遇到了国民党韩德勤部一个师。据粟裕回忆说：“像吃豆腐一样，一下子就把它消灭了。”
在毛泽东的麾下打仗，粟裕有很深的感触。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毛泽东、朱德同志指挥我们打了一系列胜仗，使我认识到，两军对阵，不仅是兵力、火力、士气的较量，也是双方指挥员指挥艺术的较量。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开始常处于被动，但只要指挥员善于运筹，可以驰骋的领域仍然是很宽广的。战争指挥艺术是一门无止境的学问。①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粟裕先后担任过红四军参谋长。红一方面军教导师师长等职务。1933 年2 月，粟裕调任红十一军参谋长。这个军是方志敏在赣东北创建的红十军同红十一军三十一师合编而成的，军长周建屏，政委肖劲光。
1931 年底，粟裕还曾任中央苏区红军学校队长。
1932 年5 月，蒋介石亲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调集大批军队向红军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
在国民党发动第四次“围剿”之际，红军组建了红七军团，粟裕任红七军团二十师师长。
这时，毛泽东因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挤和打击而不能参与军事指挥。
负责指挥第四次反“围剿”的周恩来、朱德继续执行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表现了卓越的指挥艺术。
硝石战斗，国民党参战部队是湖南“马日事变”的刽子手许克祥部下的一个师。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仗打得十分激烈。
红军二十八师攻击敌人一个山头，攻不下来，粟裕和肖劲光赶到前沿阵地督战，敌人终于被打垮了。红军乘胜猛追。这时，敌人的第二梯队的一部分从背后打上来。
粟裕身边已没有队伍了。他以过人的智勇，率警卫员冲上前去追击敌军。
这股敌人被击退了，粟裕却受了伤。他的左臂被敌人打中，动脉血管里的血喷出一米多远，当场昏死过去了。警卫员用绑腿把他的伤口上部扎紧，血才止住了。
战士们找来担架，冒雨把粟裕送到二十多公里外的救护所。
山路崎岖，雨大路滑，绑带扎得太紧，担架走了三四个小时才到救护所。
第二天，粟裕的胳膊肿得像腿一样粗。
由于伤势严重，粟裕被转送到军医院。
检查结果出来了。子弹从左前臂的两根骨头中间打穿过去，两边骨头都伤了，而且打断了神经，已经感染，出现坏死现象。
医生主张锯掉粟裕受伤的左臂。如果不锯掉，就有生命危险。
如果只剩一只胳膊，在前线作战太不方便。粟裕坚持不锯。
“即使有生命危险，我也不锯。”他对医生说。
战将就是战将，他可以从容地面对死亡，但他不能因为残废而离开战场。
医生只好尊重他的意见，与死神来一次较量。
但伤口已经化脓，必须动手术。
那时国民党军队对苏区封锁极严，红军医院药品奇缺，设备简陋，医疗水平很低。
开刀没有麻药，为了固定受伤的部位，用麻绳把他的手臂绑在凳子上，让医生施行手术。
粟裕治伤，丝毫不亚于关云长刮骨疗毒时的坚毅顽强。
手术后，医生用蚊帐布剪成二指宽、半尺长的布条，放在盐水里泡，每天早晨从子弹的进口处捅进去，第二天又从子弹出口处抽出来，再从进口处放进一条。捅来捅去，伤口长期不能愈合，反而长了一层顽固的肉芽。医生用一个小耙子把肉芽耙掉。这样捅来捅去，耙来耙去，伤口好几个月没能愈合。
养伤的将士们一个个走出医院上战场了，粟裕心急如焚。在医院养伤期间，有一天敌人的便衣队袭来，医院的医生和病人立即分散隐蔽。粟裕一跑出医院就被四个穿便衣的敌人盯上了。他一口气跑了十多公里，才甩掉了敌人。
后来，粟裕被送到方面军司令部的手术队治疗，到那里用了碘酒，不到半个月就好了。碘酒奇缺，在当时就算最好的一种外用药品了。
这一次，是粟裕第四次负伤。
粟裕伤愈出院是1933 年11 月。他返回部队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一个多月。红十一军已改编为红七军团，下辖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师。
寻淮洲任军团长，粟裕任军团参谋长兼二十师师长。
刚回部队，粟裕就参加了浒湾、八角亭战斗。
浒湾、八角亭在抚州金溪县，靠近国民党的战略要地。守军是国民党冷欣的一个师，下辖五个团。
中央军委命令红七军团正面进攻，袭取讲湾；三军团迂回其侧后。
粟裕率二十师发起进攻。二十师编制不足，全师只有二千多人。
奋战两昼夜，攻不下浒湾，被迫撤出战斗。
在浒湾战斗中，国民党军队使用了飞机和装甲车。这是红七军团未曾经历过的。在战场上最初见识这种现代化的战争工具，红军将士们不知如何对付。有的甚至手足无措。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已经扩展到了野战部队。第七军团政委肖劲光因为抵制“左”倾错误而被撤职，换上了一位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委。
第七军团在闽赣边执行军事牵制任务时，有一次阻击向江西开进的国民党李默庵部，消灭了一部分敌军。粟裕从前线跑回来请示是否继续追击。当时军团长和政委坐在同一根木头上，军团长连说：“好，好，好！”表示要继续追击。政委没有作声。粟裕以为政委同意了，一转身就走。
那政委突然跳起来大叫：“站住！妈那个×，政治委员制度不要了！回来！回来！”
粟裕只得停止追击。
当晚军委来电批评第七军团为何不继续追击。
从此，政委把粟裕作为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危险人物加以限制和监视。
浒湾、八角亭战役结束后，部队在一个庙里开会欢迎这位刚到红七军团的新政委，请他作报告。恰巧这时粟裕从战场回来。
军团长见粟裕到了门口，便走出来同粟裕打招呼，刚简单谈了几句话，新到任的政委就在讲台上拍着桌子大骂：“妈那个×，我在作报告，哪个还在讲话？”
当时这位政委还不认识粟裕，而对军团长竟然如此态度，显然是要当众来一个下马威。
粟裕在回忆录中写道：
自我到红十一军、红七军团工作以来，感受最深的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革命事业的危害。同样的部队，同样的武器，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在高明的统帅指挥下，就打胜仗；反之，越打越被动。当然革命的进程是势不可挡的，但人民和指战员们要为此而多付出无数的鲜血和生命。
1934 年7 月，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已持续了九个多月了。红军在这场战役中的败局已定。中共中央为掩护红军的战略转移，命令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蒋介石腹心地区闽浙皖赣进军，执行牵制任务，创建新的苏维埃根据地。
粟裕又一次受命于危难之际。
7 月7 日，北上抗日先遣队踏上征程。先遣队此行，关系着红军的生死存亡，关系着民族的安危。
离开瑞金时，粟裕的心情是复杂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前景已定，日本侵略者大举入侵我东北、华北，当此寇深祸亟之时，党内“左”倾猖獗，不可一世，红军的存亡尚在不测之中。作为精忠报国的将士，作为一个怀有坚定信仰的共产党人，于危难之际受命远征，其慷慨悲壮之情怀，自是可以想见。
粟裕在回忆录中作了如下追述：
我们即将远征，中央苏区的前景使我们分外关切。主力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更一无所知。聊以自慰的是，我在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下学会了带兵打仗。我参加了建设井冈山根据地、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和中央根据地的斗争，经历了反“会剿”、反“进剿”、反“围剿”的战斗，党和人民给了我很重的担子，我不能辜负毛泽东、朱德同志的谆谆教诲和培养，我不能忘记养育我成长的根据地人民，我要对得起无数革命先烈。就这样，我怀着革命事业最终一定会胜利的信念和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又踏上了漫漫的征途。
第四章 北先遣南挺进 困境求壮大
1934 年7 月初，红军面对的局面已相当严重。在国民党方面，蒋介石集中兵力从东、西、北三面向中央根据地中心区逐步推进，在红军方面，以王明为代表的自命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不懂中国国情而领导中国革命，不懂军事而指挥革命战争，把中国革命推进了灾难的深渊。
自1934 年7 月初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到1935 年1 月在怀玉山失败，全部过程处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时期。
1979 年底，粟裕请教叶剑英：抗日先遣队是否是在王明“左”倾错误指导下派出的？
叶剑英答说：“五次反‘围剿’初期，毛主席主张过把红军主力挺进到苏浙皖赣地区，以打破蒋介石的‘围剿’，当时毛主席不在位，中央没有采纳。后来派出先遣队，主力红军已经要作战略转移，那时毛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