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75-全球城市史-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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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苏丹迅速地复兴了印度的城市。他们使行政管理专业化，修缮道路，为旅行者建造馆舍，并鼓励同外部世界的贸易联系。这不仅推动了贸易城市的繁荣，如古吉拉特邦的坎贝；而且也造就了德里（公元12世纪末期被征服的城市）这样的行政中心。
当伊本·白图泰在穆斯林图格鲁克王朝统治期间访问德里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巨大而宏伟的城市……不仅是印度最大的城市，而且是东方所有伊斯兰城市中最大的城市”。德里兴建了大型市场而且吸引了来自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学者、科学家、艺术家和诗人。邓恩：前引书，第136页；塔班·雷坎德胡利、伊凡·哈比卜（Tapan Raychaudhuri and Irfan Habib）：《剑桥印度经济史：第一卷，1200至1750年》（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vol1；1200…1750），德尔亥，东方朗曼出版社，1982，第82～83页。
虽然全国绝大部分印度人信仰印度教，但是穆斯林控制了整个次大陆的城市中心。穆斯林的商人连同部分印度教的商人，经营着利润丰厚的东南亚和波斯湾之间的海岸贸易路线。雷坎德胡利、哈比卜：前引书，第37～42页；柯廷：前引书，第123～125页。
印度大量的药品、香料、奢侈品和奴隶在中国的沿海城市找到了销路，穆斯林的商人和传教士已经出现在这一地区。但是，中国不可能成为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它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城市文明中心的代表——其宏伟和实力可以同伊斯兰世界相媲美。
东方的新纪元第八章 中央王国的城市（1）
在伊本·白图泰之前的一个世纪，一群威尼斯商人穿过广阔的中亚地区来到了东方。同他们北非的同行一样，马可·波罗发现分布在这辽阔地区的大多数城市都追随穆罕默德的信仰。仅仅是在罗布泊地区（在现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伊斯兰的影响开始减弱，而中国的影响更加显著。曼纽尔·科姆罗夫（Manuel Komroff）编著《马可·波罗游记》（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纽约，现代图书出版社，1926，第50～71页。
最初，对于中国的城市而言，伊斯兰城市的发展代表着倒退。在大约在西罗马帝国时期最为繁荣的汉朝，后来又在公元7世纪的唐朝，中国商人控制了经过阿富汗边界的利润丰厚的洲际贸易路线。然而，当公元751年与穆斯林军队遭遇时，中国人遭受了决定性的失败。勒尼·格鲁塞（René Grousset）：《草原帝国》（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内奥米·沃尔福德译，新泽西新不伦瑞克，拉特格斯大学出版社，1970，第41～50、90～95、117～120页；肯尼思·斯克特·拉图雷特（Kenneth Scott Latourette）：《中国人的历史与文化》（The Chinese：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纽约，麦克米兰出版社，1962，第80页。
马可·波罗到达中国的时候，遥远边境的失败已被淡忘，更无所谓悲伤。历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评述说，与伊斯兰更倾向于征服并改造世界不同，中国缺乏强有力的传教热忱。中国能够遗忘遥远边境地区的失败，是因为作为伟大的“中央王国”，它很大程度上保持着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和文化上的独立自主。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问题何在？伊斯兰教与现代性在中东的冲突》（What Went Wrong？The Clash Between Islam and Modernity in the Middle East），纽约，长青出版社，2002，第6页。
中国的影响通过征服或者通过典范作用扩展到朝鲜、日本和东南亚，但是它的文化缺乏能被非中国文化所采用的先验性价值体系。一个人能成为穆斯林，但是他却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甚至对一个取得了“中央王国”皇位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农业社会中的城市传统
与以城市为中心的穆斯林文化截然不同，中国城市是在以农为本的文明框架内兴起的。甚至到了16世纪晚期，明朝皇帝还在王宫里举行以高度舞蹈化的动作来象征丰收的宗教仪式。惠特利：《四方之极》，第176～178页；黄仁宇（Ray Huang）：《万历十五年》（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1，第4页。
这种持久的农业影响也反映在城市内部。可以说，杭州、广州、漳州和北京都能跻身于世界上规模最大、规划最好的城市之列，但是城市周边的环境通常都是拥挤的乡村，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拉图雷特：前引书，第216页；钱德勒、福克斯：前引书，第270页。中国的城市尽管规模宏大，却只是形成了更大的农业环境的“质量密集”版而已。
与古典欧洲或伊斯兰世界所常见的情形不同，中国城市根本未能对周边偏远地区施加影响。即使在最大的城市里，大多数的产品主要是为了本地的消费；而多数农业地区的需求则是在乡村得到满足。尽管拥有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规模，可是按照居住在大城市的人口比例来衡量，中国还是不能达到同等程度的城市化水平；就此而言，中国城市化水平还不足西欧、地中海，或者日本公元一千纪以来的一半。吉尔伯特·罗斯曼（Gilbert Rozman）：《十九世纪东亚的城市化：与欧洲的比较》（East Asian Urbanization in the Nineteeth Century：parisons with Europe），选自冯·德沃德、速水融、简·德·福瑞斯《历史中的城市化：动态整合的过程》（Urbanization in History：A Process of Dynamic Interactions），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90，第65～66页。
“居天下之中，礼也”
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作为帝国的行政中心而存在。在公元前一千纪周王朝的时候，这些中心城市的普遍模式就已形成，贵族、宗教功能和军队为城市的主要角色，手工业者和商人的活动服务于上层统治阶级，通常扮演次要的角色。薛凤旋：前引书，第22～23页。
政治，而不是商业，决定着中国城市的命运。马润潮：前引书，第119～120页。长安、洛阳、开封、南京和北京等城市时运的涨落取决于统治王朝对其位置的喜好。防御的需要或者食物供给的便利程度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个或者哪些城市成为首都。薛凤旋：前引书，第39页。
首都的变动和伴随而来的臃肿的政府机构，其自身就足以刺激市场经济的萌芽。公元1千纪后半期，唐朝长安的东市以“街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而自豪。和希腊的市场或者罗马的市政广场一样，这里是服务行业的天然场所，印刷工、艺人、屠夫和服装商人都包罗其中。
城市生活由帝国官僚严格控制。市场开放和城市宵禁的时间由更鼓来宣布。王才强（Heng Chye Kiang）：《贵族与官僚城市：中世纪中国城市风貌的发展》（Cities of Aristocrats and Bureaucrats：The Development of Medieval Chinese Cityscapes），火奴鲁鲁，夏威夷出版社，1999，第19～25页。每到新都规划或者旧城重建之时，首要之事便是遵循《周礼》中的礼制——古代中国控制人们生活方式、个人行为和事物之间关系的基本礼仪。历史学家王才强评论说，每一个大都城都按着一定的规则来设计，城墙围绕，网格状结构整齐划一，其中包括市场区以及专门为皇帝、主要官员和其他与帝国王室相关的人使用的实际上是自给自足的禁区。王才强：前引书，第1～3页。
把王室同外部世界分开的需要决定了城市规则。皇城被高墙同周边区域分割开；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更好地俯视周边的地区，这与在欧洲和近东地区所常见的有所不同。保卫王室成员所需的军队，经常占据了城市人口的很大比例；一个中国学者估计，公元1000年的宋朝都城开封大约有1/5的人口与军事力量或其他防卫机构有关。马润潮：前引书，第109～110页；薛凤旋：前引书，第25页。
一些王朝不只建造了一个都城来实施统治。隋朝建造了三个都城，并且通过道路和运河把它们与帝国的行宫连接起来。公元581年建立了隋王朝的隋文帝开凿了大运河以确保传统都城长安的食物供应，这个城市很快发展成为能同包括君士坦丁堡在内的同时代任何城市相匹敌的规模。拉图雷特：前引书，第140～141页；钱德勒、福克斯：前引书，第270页。
都城之外是小型城镇中心组成的一个巨大网络。公元前3世纪，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皇帝秦始皇，将以前相对独立的诸侯国分成了若干个郡，或者叫做“州”。每一个郡都有自己的行政中心。郡之下形成了一些更小的行政区域——“县”。这些小城镇中心不仅起到保护帝国的作用，而且还在饥荒时分发食物并为老弱病残提供保障。L卡林顿·古德里奇（LCarrington Goodrich）：《中国人民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纽约，哈珀·火炬书籍，1943，第116～117页；拉图雷特：前引书，第67～68页；马润潮：前引书，第117页；章生道：前引书，第116页。
然而，中国的城市化仍主要以大都城为中心。都城不仅仅是儒家传统的世俗权力控制的城市，也是“中央王国”的中心点，“居天下之中，礼也”观念的具体体现。王才强：前引书，第3页。作为崇拜的中心，他们集中了所有伊斯兰教圣地的功能，像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但是侧重点却有明显的不同。穆斯林的圣地是宗教圣地，从伊斯兰历史的第一个千年之后，就不再是政治权力所在地。在中国，权力和神圣可以相互切换：皇帝居住的地方，也就是神圣的地方。
东方的新纪元第八章 中央王国的城市（2）
“若垂天之云”
在公元一千纪后期以及随后的几个世纪中，中国出现了另一类型的大都市，他们首要的基础并非政治权力，而是商业价值。最初的商业城市繁荣于公元618~907年统治中国的唐代。通过放宽对商业的传统限制，尤其是陆路方面的限制，唐王朝促进了一个潜力巨大的新城市商人阶层的产生。公元960年开始统治的宋朝鼓励贸易的发展，商业前进的步伐加快。
中国第一次作为洲际贸易强国出现。在清剿了日本和其他海盗之后，中国商人控制了远到印度的所有贸易路线。由于熟知罗盘的使用，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老练的航海者，并且绘制了远达好望角的航海图。
到12世纪，中国已有20支船队，水手逾52万名。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在亚洲广为传播，包括朝鲜、日本和大部分东南亚。拉图雷特：前引书，第186页。其中的一些海船乘载可以超过500人并存储一年的食物供给。船上可以养猪和酿酒。旅行家周去非记载，“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马润潮：前引书，第30～31页；古德里奇：前引书，第151页；雷坎德胡利、哈比卜：前引书，第128～131页。
越洋贸易的增长极大地刺激了国际性商业大都市的发展。广州是公元前100年繁荣起来的城市。公元8世纪，这里已是一个有相当实力的穆斯林贸易团体的基地。公元971年，宋朝在广州设立了海关衙门，并且到了下一个世纪，这个港口城市独享真正的外贸垄断权。公元1200年，广州的人口已经超过20万人，可列为世界的第4或者第5大城市。马润潮：前引书，第34～35页；钱德勒、福克斯：前引书，第270页。
令马可·波罗惊异的是急速增长的城市经济会如此丰富多样。这个威尼斯的旅行家估计，每有一个载着香料的船只到达亚历山大里亚或其他意大利港口，就有“一百艘船”到达漳州，这里是中国同南亚进行贸易的重要港口。近东、印度和东南亚的香料、药品、宝石和手工艺品从这个码头流入中国各个城市的货栈中。与此同时，中国的手工艺品、技术和丝绸也源源不断地输出。科姆罗夫：前引书，第153、159～163、254～256页。
这代表了中国城市史富有潜力的新开端。在一千纪早期的几个世纪中，像广州、福州和漳州这些新兴的城市所表现出来的国际性趋势在后来的亚历山大里亚、开罗、安条克和威尼斯也有所见。阿拉伯和犹太商人，他们生活在帝国番坊（外国人居住区）的保护之下，尤其活跃；意识形态的多样性造就了丰富的艺术和科学成就以及富有创造性的氛围。古德里奇：前引书，第154～159页。
这些海滨城市同时也与庞大的国家内陆贸易网络相连接，尤其是宋朝的首都开封。皇城以外的道路“密如鱼鳞”，同林立的店铺、酒肆和妓院相连接。一些有影响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移民也住在城中。一些对商业的传统限制（如宵禁令）的放松，鼓励了真正的“城市文化”——两三层高的商业建筑、活跃的大众文学和各种各样的群众娱乐——的发展。马润潮：前引书，第5～6、160页；王才强：前引书，第135、150、170、192页。
公元13世纪早期蒙古对中国的控制加速了上述发展趋势，尽管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对此十分痛心。蒙古人统治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使中国的影响越过了亚洲到达欧洲边界。蒙古控制下的一些外国的城市，像莫斯科、诺夫哥罗德和大不里士等城市里首次出现了大量的中国移民。
虽然蒙古人使敌人闻风丧胆，但是他们为广阔的亚洲大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安全保证，从而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一个穆斯林的观察家评述说，在他们的统治之下，“一个人能够头顶着黄金盘子从日出之处旅行到日落之处，而不用担心劫掠”。格鲁塞：前引书，第252页。
蒙古人的宗教宽容精神也促进了更广泛的商业和文化联系。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其他信仰能融洽共存，繁荣发展。在穆斯林法官的管理之下，广州和漳州的清真寺、医院和集市以伊斯兰的商业和民事法规运作。很多穆斯林，甚至像马可·波罗这样的欧洲人都可以为蒙古皇帝效力。邓恩：前引书，第250页；《马可·波罗游记》，第16章；拉图雷特：前引书，第215页；雷坎德胡利、哈比卜：前引书，第135～138页。
多文化的贸易和联系的发展也可以从大可汗宫殿中积累的大量财富中得到印证。虽然离海滨贸易城市很是遥远，大都市和其他主要的内陆城市却消费着大量的来自印度、近东甚至非洲的奢侈品。马可·波罗这样描绘忽必烈的首都：“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马可·波罗游记》，第153、159～163、254～256页；柯廷：前引书，第125页。
东方的新纪元第九章 机会的丧失（1）
在马可·波罗和以后的伊本·白图泰时代预言东方代表着城市和文明的未来是合乎情理的。然而到了1600年，从漳州的码头和货栈到开罗的嘎萨巴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城市的活力开始消散。
繁荣的弊端
为什么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城市与这个机会失之交臂？部分的原因就在于给那些到东方的欧洲旅行者留下深刻印象的高度繁荣。在16世纪北京、德里、伊斯坦布尔和开罗的统治者看来，欧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