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75-全球城市史-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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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犯的错误”。他声称洛杉矶这个崭新的西海岸大都市将向人们示范“城市究竟应当如何发展”。这就是一个新的城市发展模式——分散、多中心和大规模郊区化。这种分散化发展的结果是，“英国南部的所有地区最终将成为伦敦的领地，而美国介于奥尔巴尼与华盛顿特区之间的广阔区域将为纽约和费城提供地理基础”。
这种分散化发展模式在亚洲也有广阔的市场。亚洲中心城市的崛起主要是城市分散时代的产物，这是一个“汽车、电子通讯和工业技术圈定了城市地理轮廓的时代”，向郊区的发展更是题中应有之义。随着高楼大厦在上海、香港和汉城拔地而起，城市向外扩展的压力越来越大。许多城市新住宅、工厂和购物商城搬迁到了城市郊区。这一现象在亚洲的其他城市如雅加达、吉隆坡、曼谷和马尼拉都能看到。人们把这些社区看成是人口密度比洛杉矶或圣何塞更为密集的郊区的翻版。这些亚洲城市居民像西方城市居民那一样，发现他们的“更好的城市”在郊区。日本的城市规划人员效仿英国“花园城市”理念，跳出东京，向外扩展，其边缘地带的次中心逐渐成为繁华都市的一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重新认识郊区的地位和作用。在工业化时代早期，人们并不清楚城市的边缘是城市的未来，现在其观念发生了转变。随着电讯联系的改善，文化生活的多样化发展，人们没有必要再生活和工作在大城市里。近20年来距城市中心30至50英里的区域的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就是最有力的佐证。曾经以农场和城市为主的美国，正在向以郊区为主的国家转变，洛杉矶模式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一位德国学者指出，在郊区拥有住房并不是抛弃大都市，只是人们“向幸福生活”迈出了一步。在这种情况下，也应当重新认识中心城市。在城市世界的早期，这原本没有疑义，也是毋庸置疑的问题。但到了20世纪后半期，都市大邑不仅要与其他大的城市区域进行竞争，甚至还要与郊区为数众多的新兴中小城市以及城镇竞争。在全球城市历史上，巨型城市第一次失去了优势，甚至出现了危机。“新经济没有消失，而是换了地点。”斗转星移，工业城市走向没落已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普遍现象。在日本，大阪、名古屋和其他以制造业为主的城市流失了最有天分的都市居民，丧失了许多有别于东京的城市特征。过去，城市的规模有助于使城市成为内陆腹地的经济主导，而今天，大多数人口密集的巨型城市，如墨西哥城、开罗、拉各斯、孟买、加尔各答、圣保罗、雅加达、马尼拉等，其规模与其说是城市的优势，毋宁说是城市的负担。中心城市向何处去，自然成为学术界和普通民众关心的问题。随着大公司迁往郊区，巨型城市开始寻求其他增长源泉和资金来源，其中有部分城市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旅游和娱乐业。旧金山、纽约、伦敦、巴黎、罗马都在考虑把旅游业和娱乐业以及其他文化活动作为最有希望的产业。商界和政界领导人都为此付出很大努力，文化娱乐业所吸引的是新潮的艺术家、玩世不恭者、爵士乐迷，城市大兴土木，修建饭店、夜总会、画廊、博物馆以适应这类人的居住空间。科特金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它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健康，属于“昙花一现”（ephemeral）的城市。如纽约的硅巷和旧金山的多媒体峡谷在20世纪90年代初IT产业滑坡时相继消失。他也藐视城市爵士乐迷和流浪族的生活方式。在巴黎，这些城市流浪族占总人口的比例几乎高达10％。科特金认为，为了避免繁荣期持续短暂的缺陷，城市必须要注重那些长久以来对形成商业中心至关重要的基本因素，包括专门化产业部门、小企业和学校等。繁华的城市不应该仅仅为漂泊族提供各类消遣，城市还应当有尽职尽责的市民，他们的经济和家庭利益与城市命运密不可分。
当然，从总的趋势看，科特金对于中心城市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他注意到，大多数国际化的“世界城市”，如伦敦、纽约、东京和旧金山等城市，事实上已经度过了困难期。史学大师彼得·霍尔也曾认为，西方文明和西方城市都没有“表露出任何衰退的迹象”。显然，这些城市比技术日益落伍、遭受发展中国家巨大竞争压力的曼彻斯特、利物浦、莱比锡、大阪、都灵或底特律等巨型工业城市的前景光明得多。
这次在科特金引导下穿越时空隧道的城市之旅，虽告一段落，但余兴未尽，令人回味绵长。科特金实在是赐给了我们太多的思考，同时，他也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新的研究框架与研究工具，借此可更好地把握城市的历史、现实乃至未来走向，解读城市发展的真谛。除此之外，书中不落俗套的大事年表，经反复筛选的参考书目，方便实用的索引，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有这样一部著作在案头，笔者今后的城市史研究，定能少走很多弯路。相信很多读者也会有与我相似的感受。如是观之，能为此书中文版的出版尽一点力量，笔者幸甚。
序中文版序言
21世纪初，中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总人口的半数，再次迈进城市史的前沿。经历了近500年相对滞后的历史，中国又重新成为全球建筑、社区规划和经济基础设施开发方面万众瞩目的焦点。
但是，如果说上海、广州、北京和其他数十座城市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和新的房地产开发能够代表晚近现代化的话，中国的城市传统的深厚根基也不可小觑。她有别于欧洲和美洲城市建设的历史传统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其延续性在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文明都无法与之媲美。
从传说中的商周时期开始，中国的城市主义就自觉不自觉地与国家的演进联系在一起，其原因难以洞察。在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其城市的建设服务于国家的管理。和世界其他文明一样，中国最早的城市也履行着作为神圣、安全、繁忙的基本功能——有环绕的城墙拱卫其安全、有商业市场维系其经济繁盛的宗教中心。
当然，中国与其他早期城市文明既有共同特征，又具有自身特点。创建伊始，中国的大城市就严格遵从“宇宙模式”建造。中国的城市建设者们严格而广泛地遵循这种独特的模式建造城市，甚至都城远距离搬迁，也是如此。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以国家为中心的城市主义模式最终构织成一个更为广阔的城市网络，较小的行政管理中心也随之在全国兴起。在发达的农业和长期稳定局面的维系下，这些城市在发展规模和气势上都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大运河连接了相距遥远的各大都市，向广袤的地域运送管理人员、货物和文人墨客。
这种局面发生在西方世界城市式微之时。从罗马帝国垮台到文艺复兴这段时期，在西方历史学者眼中是城市衰退阶段，而在中国，则是一个城市建设兴盛时期。洛阳、长安和开封等都城在这段时间相继跻身于世界最大城市的行列。这是本书所关注的一段重要时期，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如近东地区、北非和美洲，城市主义也在此时期兴起。
中国“模式”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她辐射范围之广泛。她影响到亚洲其他国家的城市建造者如朝鲜、越南，尤其是影响到日本。造访汉城（首尔）和京都以及顺化的游客都可看到这种影响。
到公元第一个千禧年的后半期，中国也出现了新型城市的征兆——商业中心。虽然商人和工匠们几乎接近于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但中华帝国日益增殖的财富产生了萌生资本主义经济的大量机会。
第一次商业城市的兴盛发生在唐宋时期，中国商人的活动范围开始遍及世界大部分地区。当时中国的航海者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在使用指南针方面居领先地位，所绘制的海图远至好望角。宋代游客周去非写到：“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马润潮（Laurence J。C。 Ma）：《宋代中国的商业发展和城市变革》（mercial Development and Urban Change in Sung China），安阿伯，1971，第30~31页；L卡林顿·古德里奇（LCarrington Goodrich）：《华人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纽约，1943，第151页；王才强（Heng Chye Kiang）：《贵族与官僚城市：中世纪中国城市景观的发展》（Cities of Aristocrats and Bureaucrats： The Development of Medieval Chinese Cityscapes），火奴鲁鲁；1999，第151页。这种现象直至20世纪后期才再次出现。
远洋经济交往的增长刺激了以商业为导向的世界性城市如广州和漳州的发展，这些城市不久就跻身于世界最大的港口之列。这些城市不同于那些中华帝国的传统城市，把它们与亚利山大里亚、开罗、安条克大型商业中心归为一类可能更恰当。
这些沿海城市与全国内部贸易网也有密切联系，最著名的是在宋代的开封。在帝王宫殿之外的街道上人流如过江之鲫，兴盛的店铺、酒肆和妓院比肩而立。对传统商业活动如严格宵禁管制的放松，刺激了城市文化名副其实的发展，两到三层高的商业建筑出现了，大众文学和各种群众娱乐活动非常活跃。马润潮：《宋代中国的商业发展和城市变革》，第5~6、160页；王才强：《贵族与官僚城市：中世纪中国城市景观的发展》，第135、150、170、192页。
13世纪初蒙古人入侵尽管使许多宋朝人痛惜不已，然而，却加快了上述这些趋势。对此，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曾在其著作里有详细描述。这些城市如果得到充分发展，将使中国在城市发展方面遥遥领先。
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到16世纪，中国向全球经济的冲刺力减弱。随着贸易的萎缩，尚在上升阶段的商业中心开始落在更有活力的正在崛起的西欧城市后面，其结局对中国来说是凄惨的。
这种衰落有很多原因，有些与中国朝廷的腐败有关，有些与上流社会中盛行的中国比世界其他地区优越的认识有关。此外，新儒家理念的复兴也排斥处在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精神。而就在这段时期里，西方具有商业冒险精神的城市如威尼斯、后来的阿姆斯特丹以及伦敦不久就获得了在全球、包括对中国沿海的支配地位。
这样一来，中国的重要性开始下降。不过，即使在那些欧洲的列强超越中国的暗淡时期，中国城市主义精神也并未完全泯灭。欧洲列强出于在东亚建立桥头堡的需要，促成新城市的发展，最著名者如上海、香港和新加坡。这些城市有助于培植中国城市主义的现代化，也促成了新的、更近代化的商业城市的发展。
虽然经常充斥不平等和滋生腐败，但是这些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也在中国传统城市主义与崛起的全球世界体系相联系的过程中提供了桥梁。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控于外国人，但中国居民的创业精神产生了很多新企业和商业文化，这些如我在较早的论著《部落：在新的全球经济中种族、宗教和思想如何保证成功》中所写，将会动摇资本主义世界。
近20年来，在中国现代化政策的带动下，新的中国的城市主义在其母体上再次出现，其中包括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都城和正在崛起的世界城市上海。随着工业和科技实力的扩展，中国在从事着世界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城市建设活动。
结果，尽管尚未居领先地位，但5个世纪以来中国再次成为现代世界城市规划和建设的中心。中国城市居民层次在提高，收入在增长，将可能塑造很多新的城市生活模式，这是对21世纪城市生活非常关键的交通和社会形式的伟大实验。
这种变化的速度是突破性的。随着农民迅速地离开农村，农业经济转变为一个工业甚至是后工业经济，中国试图在二三十年的时间完成西方世界用了150年时间才完成的事情。
这种激烈的转变伴随着社会不稳定的潜在问题，正如19世纪初英国工业革命后的那段时期所发生的一样。同时，环境问题，从潜在的气候变化到人类健康和演进问题，都可能危及中国城市化的质量和走向。
在这样的环境下建设城市文明是一种巨大的挑战。中国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决定未来几十年内国家繁荣问题，也将在全球范围内决定未来的城市生活。
乔尔·科特金
2005年11月于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
序鸣谢
此书的撰写犹如一场旷日持久且艰苦卓绝的智力堑壕战。所涉及范围如此之广博，所需信息如此之庞杂，常使我因工作艰巨而身心疲惫，亦为进展迟缓而汗颜。
工作虽不无乐趣，然则艰苦异常，如若没有大家的鼎力相助和迁就宽容，这一过程将变得无法忍受。这里我首先要感谢我的经纪人梅拉尼·杰克逊和公关人员杰基·格林，感谢他们一如既往的支持。我还要感谢蓝登书屋的司各特·莫耶斯和威尔·墨菲的出色编辑和指导。
众多报纸和杂志社编辑的斧正使我受益匪浅。尤其感谢我的老朋友：《洛杉矶时报》的加里·斯皮克以及《华盛顿邮报》的史蒂夫·勒克森伯格和佐菲亚·斯马兹，还要感谢《纽约时报》的帕德里克·J莱昂斯，以及《华尔街日报》的芭芭拉·菲利普斯和马克斯·布特，还有Inc杂志的埃德·萨斯曼。在这里我要特别致谢《美国企业》的卡尔·金斯马斯特，感谢他提供的绝佳机会和不断的鼓励，与他的交谈也常使我茅塞顿开。
我还要对这本书做出更直接贡献的研究助理们深表谢忱。他们是佩博丁大学公共政策学院（一直到2004年夏天我都在那里任高级研究员）的希瑟·巴伯约瑟夫·乔·赫默、明洁·卡罗·李、辛赛亚·格雷罗和萨拉·普利斯特茂。他们的贡献对本书至关重要。
这里尤其要向两位毕业以后仍然帮助我的助手致谢。埃里克·欧祖那对本书的整体，尤其是对关于他的母国墨西哥部分的研究助益良多，他现在已回到位于得克萨斯州麦克艾伦的家乡。还有尊敬的卡伦·斯佩彻牧师，他也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他的观点，尤其是关于宗教的中心作用的观点，甚至影响了本书的内容。我还要向佩博丁大学的主要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尤其是前校长戴维·达文波特； 还有阿尔尤·克罗、布拉德·查韦斯、布里特·戴诺、玛丽安· 塞勒、詹姆斯·威尔伯恩以及我的同事迈克尔·夏尔斯。
有关城市的研究还受益于米尔肯研究所的大力支持，尤其是罗斯·迪沃和苏珊娜·特林巴斯。这里要专门提到的是黄华跃； 他对中国历史部分的写作贡献颇多。我还要感谢伊斯兰城市专家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的阿里·莫达雷斯教授。戴维·弗里德曼是我的良师益友，他帮助我构思了关于日本的内容。另外我还要感谢我在新美洲基金会的同事格雷戈里·罗德里格斯； 他的友谊和对洛杉矶及移民的理解助我甚多。我还要表达对罗伯特·卡尔的谢意，如果没有他一直愉快地为我维护和设计电脑网络，书亦不能成。
在罗伯特·斯科特、戴维·弗莱明和布鲁斯·阿克曼的帮助下，我为圣费尔南多谷经济联盟所做的工作也进一步加深了对洛杉矶的了解。另外，我很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