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75-全球城市史-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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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和北美国家拥挤的城市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擅自占住者城市的兴起
21世纪早期，在发展中国家至少有6亿城市居民挣扎在擅自占用的居住区（对其称呼名目不同，如城市平民区、简陋棚户区、贫民窟、贫民区、棚屋区等）。联合国的一项研究显示，这些贫民居住区占发展中国家城市新增面积的一半以上。这些居民将微薄收入的3/4用于购买食物，许多贫民窟居民生活在主流经济的边缘。贾尼斯·E珀尔曼（Janice E Perlman）：《边缘神话：里约热内卢的城市贫困和政治》（The Myth of Marginality： Urban Poverty and Politics in Rio de Janeiro），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6，第12页；约翰·维达尔（John Vidal）：《疾病逼近新兴大城市》（Disease Stalks New Megacities），摘自《卫报》（The Guardian），2002年3月23日出版；《1996年世界各国人口状况》；《40个世界城市的空气污染》（Air Pollution for 40 Selected World Cities），世界卫生组织；乔治·E哈道伊（Jorge E Hardoy）：《在永恒危机下建设与管理城市》（Building and Managing Cities in a State of Permanent Crisis），威尔逊中心，拉丁美洲项目，第187号，第16页；卡尔帕那·沙马（Kalpana Sharma）：《管理我们的城市：人们将为工作提供动力吗》（Governing Our Cities： Will People Power Work），伦敦，潘诺斯研究所，2000。
现代大都市第十六章 后殖民时代的窘境（4）
尽管生存环境险恶，移居者还是继续涌入这些城市，因为他们居住的农村当地生活环境更加恶劣。戴维·扎卡基斯…史密斯（David Drakakis…Smith）：《第三世界城市》（The Third World City），纽约，孟修恩出版社，1987，第8、38页；迈克尔·F洛夫奇（Michael F Lofchie）：《非洲城市发展政策的兴起与终结》（The Rise and Demise of Urban Based Development Policies in Africa），选自《发展中世界的城市》（Citi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第23页；罗纳德·麦克吉尔（Ronald McGill）：《制度发展：第三世界城市管理展望》（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 Third World City Management Perspective），伦敦，I B Tautis出版公司，1996，第21页；吉尔伯特和古格勒：前引书，第25页。在许多国家，干旱、植被破坏加上商品价格飞涨使他们不得不在被饿死与移居他乡之间做出选择。在巴西，一个干旱肆虐的地区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在赛尔唐，离家外迁等于遭受更大的痛苦，留下来就只有死路一条。” 约翰·M香德拉（John M Shandra）、布鲁斯·伦敦（Bruce London）、约翰·B威廉姆森（John B Williamson）：《发展中世界的环境恶化、环境承受力和过度城市化》（Enviromental Degradatio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Overurbanization in the Developing World），选自《社会学角度的展望》（Sociological Perspective），46卷第3号，第309～329页；艾珀迪逊·A拉奎因（Aprodicio A Laquian）：《亚洲城市和政治进程》（The Asian City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选自DJ德怀尔（D J Dwyer）编《作为亚洲变迁中心的城市》（The City as a Centre of Change in Asia），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1972，第50页。
对这些农民来说，在城市中心，尤其是在有政治影响的首都城市，他们至少可以得到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便于得到国际援助的食物，并有可能找到临时就业的机会。吉尔伯特、古格勒：前引书，第85页；艾伦·C凯利、杰弗里·G威廉姆森（Allen C Kelley and Jeffrey G Williamson）：《什么推动了第三世界城市的发展？一种动态均衡方法》（What Drives Third World City Growth？ A 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 Approach），新泽西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4，第５页。如在墨西哥城，这些来自农村的难民占新来者和非正式贫民窟人数的多半。
到2000年，工业城市圣保罗在世界大都市中排名三至四位，擅自占用的贫民区的扩展促使城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罗里·E波普诺（Rollie E Poppino）：《巴西：土地与人民》（Brazil： The Land and People），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8，第113～117页；《世界都市化展望：2003年修订本》（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03 Revision），联合国人口司（United Nation Population Division）；《城市的世界》（A World of Cities），摘自《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1995年7月29日出版。它虽然宣称拥有数量相当可观的中产阶级人口，但也免不了上演贫富两重天的城市现实，巴西社会学家特雷莎·卡尔代拉称之为“城市墙”。
非洲城市的悲剧
在整个发展中国家； 与之类似甚至更差的情况仍在继续。一直是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低的地区之一的非洲，从1960年到1980年，城市人口增加两倍以上，其比重达到40％。由于农产品出口日益萎缩，又缺乏大规模的工业，再加上传染病的肆虐和持续不断的政治动乱，非洲城市根本没有能力容纳城市人口的大量增长。《2001年世界各国人口状况》（State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2001）。
这些城市病在拉各斯大规模流行开来，自1960年英国殖民者撤出之日算起，在以后的40年里其人口增加了9倍。只有一少部分人生活在设备齐全的社区里，而大部分居民则在拥挤的环境中勉强维持生计，平均35人才能分享一间房屋，且常常是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几乎5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居住在非法占地的贫民区。SI阿布米里（S I Abumere）：《尼日利亚》（Nigeria），选自詹姆斯·D拓沃（James D Tarver）编《非洲城市化便览》（Urbanization in Africa： A Handbook），康涅狄格韦斯特波特，格林伍德出版社，1994，第262～277页；波林·H贝克（Pauline H Baker）：《都市化与政治变革：拉各斯的政治；1917~1967》（Urbaniza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The Politics of Lagos；1917…1967），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4，第32～34页。
在许多非洲城市，富有阶层逃离城市的拥挤，跑到郊区更加舒适的家里。大规模开发的西式风格的郊区正在南非开普敦、德班和约翰内斯堡等城市以外的乡村地区发展，它们正在吸引着白人和向社会阶梯上层攀爬的黑人。如同早期北美城市所发生的一样，人口迁往郊区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企业向郊区的迁移。扎卡基斯…史密斯：前引书；第8、38页；洛夫奇：前引书；第23页；麦克吉尔：前引书；第21页；吉尔伯特、古格勒：前引书，第25页；艾伦·马宾（Alan Mabin）：《都市化进程中南部城市中的郊区与种族隔离：21世纪前期大都市政府面临的挑战》（Suburbs and Segregation in the Urbanizing Cities of the South： A Challenge for Metropolitan Government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林肯土地政策学会（Lincoln Institute of Land Policy），2001；《黑色的航程》（Black Flight），摘自《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1996年2月24日出版。
“社会的定时炸弹”
中东这个长期以来城市文明的中心，自20世纪50年代起经历了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爆炸式城市大发展，但很少有城市取得过成功。该地区最大城市开罗，其城市面积在1900年的基础上扩大了15倍，人口增长到1000多万人。20 世纪40年代，人口只有50万人的巴格达，到60年代，城市面积扩大了3倍，人口急剧膨胀，到20世纪末人口已达200万人。曾经默默无闻的城市——如阿曼、科威特城和利雅得——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甚至更快。刘易斯：《问题何在？》，第34页；阿里·马丹尼波尔（Ali Madanipour）：《德黑兰：大都市的形成》（Tehran： The Making of a Metropolis），纽约，约翰威利出版社，1998，第5、9页。
现代大都市第十六章 后殖民时代的窘境（5）
由于该地区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本来可以期望中东城市有足够的资金解决城市的人口膨胀问题。原本以为，伊斯兰世界早期以城市为依托的宗教的成功，可以为建设切实可行的城市道德秩序提供凝聚力。豪瑞理：前引书，第373～374页；阿布…卢格霍德：《阿拉伯世界的城市化》，第189页；萨拉·S艾尔…萨克斯与胡尚·阿米拉马地（Salah S ElShakhs and Hooshang Amirahmadi）：《阿拉伯世界的人口动态、城市化与大城市的规划》（Population Dynamics； Urbanization； and the Planning of Large Cities in the Arab World），选自萨拉·S艾尔…萨克斯、胡尚·阿米拉马地编《穆斯林世界的都市发展》（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Muslim World），新泽西新不伦瑞克，鲁特格斯大学出版社，1993，第21～23页；胡尚·阿米拉马地、阿里·基阿法（Hooshang Amirahmadi and Ali Kiafar）：《德黑兰从要塞到大主教城市的转化：一个迅速增长与不均匀发展的故事》（The Transformation of Tehran from Garrison Town to a Primate City： A Tale of Rapid Growth and Uneven Development），选自《穆斯林世界的都市发展》，第120～121页。可悲的是，即便在20 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石油业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些城市也没有能够创办大规模的制造业和具有世界水平的服务产业，来解决各阶层大批城市居民的就业问题。到如今，伊斯兰教显然没有像其他信仰体系那样，能够成功地解决因城市化的巨大发展而带来的负面影响。
中东地区巨型城市的经济远景，如同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城市一样，被历史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尔斯称之为被崛起的“信息主义”进一步侵蚀。科学技术重要性的凸显和全球经济网络的发展，损害了那些没有能力或不愿意成功地参与到全球经济活动当中的大多数城市人口的利益。曼努尔·卡斯特斯（Manuel Castells）：《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第三卷《千年的终结》（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End of Millennium），英国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98，第78～83页；约翰·D卡萨达与阿兰·M帕乃尔（John D Kasarda and Allan M Parnell）：《简介：第三世界城市发展问题》（Introduction： Third World Urban Development Issues），选自约翰·D卡萨达与阿兰·M帕乃尔编《第三世界城市：问题，政策与展望》（Third World Cities： Problems； Policies and Prospects），加利福尼亚州纽伯里公园，塞奇出版社，1993，前言第6页。
很明显，除了世俗化的土耳其和被遗弃的以色列，没有几个近东地区的城市拥有高水平的计算机和科学技术素养。比如，2000年近东其他国家的互联网使用者几乎不到人口的1％。叙利亚学者萨米·克亚米指出，在信息时代；中东地区正站在“被甩在后面”的危险边缘，如同在工业时代落在后面那样。格雷·E伯克哈特与苏珊·欧德（Grey E Burkhart and Susan Older）：《中东与北非的信息革命》（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选自《给国家信息委员会的一份报告》（Report Prepared for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加利福尼亚圣莫尼卡，兰德公司，2003，前言第4页，正文第2、53页。
同样至关重要的是，这些城市的企业家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已经大批地流失了。他们正在北美与欧洲寻找出路。大批流失的人在城市化程度很高的族裔和宗教少数民族当中尤为明显。比安卡：前引书，第170～171页；雷蒙德：前引书，第318页；阿布…卢格霍德：《开罗》，第98～99页。自20世纪60年代起，许多族群，如阿拉伯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离开了像开罗、巴格达和德黑兰等城市，即使他们是那里世世代代的老居民。艾尔…萨克斯、阿米拉马地：前引书，第234页；伯德特（Burdett）：《面向21世纪》；豪瑞理：前引书，第374页；乔纳森·埃里克·刘易斯（Jonathan Eric Lewis）：《伊拉克的基督徒》（Iraqs Christians），摘自《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02年2月19日出版；雷切尔·波默兰（Rachel Pomerance）：《伊拉克辉煌的过去》（Iraqs Glorious Past），摘自《犹太电报服务》（Jewish Telegraphic Service），2003年2月9日出版；埃米尔·塔瑞（Amir Taheri）：《萨达姆·候塞因的错觉》（Saddam Husseins Delusion），摘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02年11月14日出版。
这部分人外迁之后，留下来的大体上是贫困和没有技术的人口，他们无法成为能够为城市基础设施提供必要资金支持的现代经济的基础。当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城市人口超过50％时，下水和供水系统就赶不上城市发展的节奏。住房也供不应求。在开罗、卡萨布兰卡和亚历山大里亚，3到4个人挤在一个房子里。多数主要城市被非法占地的居民区所包围，埃及城市新房的一半以上集中在那里。联合国的一项研究估测，在20世纪90年代，有84％的开罗人带有贫民窟居民的特征。豪瑞理：前引书，第438页；艾尔…萨克斯、阿米拉马地：前引书，第240页；杰奎明：前引书，第35页。
伊朗首都德黑兰是另一个失败的典型。这个相对较新的城市——1788年成为国家的首都——是统治者伊朗王的家。在20世纪，该城市发展速度惊人。国家的石油财富，膨胀的中产阶级，接受过教育的人口都足以确保把它建成为一个伟大的现代化城市。
遗憾的是，频繁的腐败和独裁统治没有让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分享到国家繁荣所带来的好处。随着经济的发展，德黑兰的贫困率在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增长了两倍多。马丹尼波尔：前引书，第21、95页。随着新来的人口涌入本已拥挤不堪的街道社区，犯罪和卖淫嫖娼等社会问题进一步恶化，用一位伊朗城市规划家的话说，将德黑兰变成了一个“陌生人的城市”。
这些被异化的、贫困不堪的城市居民，就像欧洲19世纪的工人阶级一样，对极端的意识形态越来越感兴趣，包括伊斯兰原教旨主义。1979年，这些“被边缘化的德黑兰人”和受到严重压迫的商人涌向街头去推翻伊朗王的统治，把政权移交到原教旨主义者手里。
还不曾受伊斯兰教徒控制的其他国家的城市也遭遇到了同样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从北非到巴基斯坦，这些城市庞然大物经常酝酿一些强大的反现代主义倾向的暴力运动。一位联合国高级官员说，这个地区的城市现在所代表的是“社会定时炸弹，而非别的”，它有摧毁整个全球秩序的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