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75-全球城市史-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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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联合国高级官员说，这个地区的城市现在所代表的是“社会定时炸弹，而非别的”，它有摧毁整个全球秩序的危险。伯德特：《面向21世纪》； 阿米拉马地、基阿法：前引书，第130～131页，马萨德·克拉巴地（Masoud Kheirabadi）：《伊朗城市的形成与发展》（Iranian Citie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91，第60页；马丹尼波尔：前引书，第23页；马瑟拉特·埃米尔…艾伯拉希米（Masserat AmirEbrahimi）：《1986年德黑兰的社会地理志》（Limage sociogeographique de Teheran in 1986），选自卡瑞·阿德与伯纳德·豪克德（Chahryar Adle and Bernard Hourcade）编《德黑兰：两百周年的首都》（Teheran： Capitale Bicentenzire），巴黎，法国伊朗研究学院，1992，第268页。
现代大都市第十七章 “远东的皇后”（1）
以绝对数字计算，亚洲在20世纪后半期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人口迁移。《2001年世界各国人口状况》（State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2001）。与中东、拉美大部分地区和非洲的城市发展相比，亚洲的都市发展大体上更多发生在具有悠久历史的地带。这些城市不仅有数量上的进展，而且经济增长显著。与此同时，政治和社会秩序也常常经历了更大程度的变化。
许多城市真正地实现了像一位19世纪的殖民者称作的“远东的皇后”的期盼，而非后殖民时代统治的窘境。CM特布尔（C M Turnbull）：《新加坡的历史（1819～1875年）》（A History of Singapore： 1819…1875），古拉鲁普，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第1～45页。当然，这种乐观的图景并不普遍。在新千年即将拉开序幕之际，卡拉奇1000万人口中将近40％的人居仍居留在非法占地的居住区。政治动荡，尤其是反西方和反现代的伊斯兰运动的发展，减缓了巴基斯坦城市成功地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沙马：《管理我们的城市》；多纳德·N威尔伯（Donald N Wilber）：《巴基斯坦：人民、社会与文化》（Pakistan： Its People； Its Society and Its Culture），纽黑文，HRAF出版社；1980，第373页；安东尼·金（Anthony King）：《殖民地都市化进程：文化、社会力量与环境》（Colonial Urban Development： Culture； Social Power and Environment），伦敦，鲁特雷奇与克甘保罗出版社，1976，第273页；库马：前引书，第520页。
亚洲其他的主要城市——雅加达、曼谷和马尼拉——已经饱受了政治动乱的苦难。多数城市的经济发展了，但经常难以支撑它们自身增长的人口。虽然不及非洲和近东城市贫困人口之众，但这些城市的多半居民依然非常贫困。
印度的城市革命
20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印度重新成为全球都市生活的主要中心。与圣雄甘地倡导的以乡村为中心的国家理念相反，印度的经济体系从以农村和农业为主转变为以工业化（甚至是后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受国家带头投资制造业和现代基础设施的刺激，1950～1995年，印度城市在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翻了两番还要多。尼格尔·哈里斯（Nigel Harris）：《城市、阶级与贸易：第三世界社会与经济的变革》（City； Class and Trade：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the Third World），伦敦，IBTauris出版公司，1991，第30页；巴内特·E鲁宾（Barnett E Rubin）：《通往东方之路：印度的工业化与中国的经验》（Journey to the East： Industrialization in India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选自底里普·K巴素与理查德·西珊（Dilip K Basu and Richard Sisson）编《重新评估印度社会与经济的发展》（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India： A Reassessment），新德里，塞奇出版社，1986，第69页。印度改革了过去一直抑制企业投资的准社会主义体制，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城市的发展。
新的城市发展多数并没有集中在老殖民中心加尔各答，而是发生在首都新德里和另一个帝国主义的主要殖民据点孟买（1995年孟买由英语习惯拼写Bombay改为规范罗马拼写Mumbai）。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发展相比，孟买的城市发展前景可谓差强人意。在整个工业体系中，孟买的金融服务、制造业和娱乐业已经居主导地位。孟买计划到2015年成为仅次于东京的世界第二大城市。20世纪90年代末，孟买努力建设诸如“新城市”之类的新的发展极点，有助于吸引日益扩大的中产阶级。《丰富的空间，更少的占有者》（Plenty of Space； Few Takers），摘自《商务干线》（Businessline），1999年5月24日出版；杰奎明：前引书，第275～277页。
更重要的是，大量接受过教育、技术熟练的工人构成了印度大都市区发展至关重要的优势。到2000年，印度软件工程师约占全世界总数的30％。在像班加罗尔这样规模较小的印度城市，这种优势尤为明显。沙马：《管理我们的城市》；艾瑟·贾奇·阿鲁瓦里亚（Isher Judge Ahluwalia）：《印度的工业化发展：60年代中期后的停滞》（Industrial Growth in India： Stagnation Since the MidSixties），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第161～187页。
到了80年代，班加罗尔成为印度发展最快的城市。1960年，其人口还不足100万人，到20世纪末猛增到450万人。该城市拥有900多家软件公司，被普遍视为印度的“硅谷”。它的发展大体上是其美国原型的翻版——这里城市蔓延扩散，汽车成为生活的中心，拥有大量的自主发展的、以研发为主的工业园区。阿里·撒拉夫、莱斯利·格林（Ali Sharaf and Leslie Green）：《加尔各答》（Calcutta），选自威廉·A罗宾森与DE里根（William A Robson and D E Regan）编《世界上伟大的城市：他们的政府，政治与规划》（Great Cities of the World： Their Government； Politics and Planning），加利福尼亚贝弗利，塞奇出版社，1972，第299页；蒂姆·麦克唐纳（Tim McDonald）：《美国技术不再眷顾亚洲》（US Tech Bust a Boon for Asia），《新闻代理人网络》（News Factor Network），2001年6月7日；阿文德·辛格哈尔与埃弗雷特·M罗杰斯（Arvind Singhal and Everett M Rogers）：《印度的信息革命》（Indias Information Revolution），新德里，塞奇出版社，1989，第163～165页。
紧随其后的是印度其他城市，如海得拉巴，它建成了有利于先进工业发展的新的办公园区、科研机构、高速公路和飞机场。90年代末，海得拉巴所在的安得拉邦拥有15万名软件开发工人，软件专家的人数增加了26倍。
随着全球人才需求的扩大，技术与服务业甚至开始扩展到加尔各答这样的落后的巨型城市。凯莉·艾斯琛（Kyle Eischen）：《印度的高科技奇迹让抽象变为现实》（Indias HighTech Marvel Makes Abstract Real），摘自《圣琼斯墨丘利新闻》（San Jose Mercury News），2000年5月19日；乔安娜·斯拉特：《购物中心技术性工作的流入把现代性带给加尔各答》（Influx of Tech Jobs Ushers in Malls； Modernity to Calcutte），摘自《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04年4月28日出版。这并没有结束后来被更名为Kolkata的加尔各答印度政府于2000年12月23日将加尔各答的英语习惯拼写Calcutt改为规范罗马拼写Kolkata。译者注。和印度其他城市的贫困状况。即使在经济最具活力的中心，大量没有工作和极度贫困的工人为了赚得可怜的工资而辛勤地工作，其中包括数百万的童工。与此同时，这些城市的中产阶级日益壮大。卡斯特斯：前引书，第151～155页；艾米·沃尔德曼（Amy Waldman）：《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中缺乏低技术和高技术工作》（LowTech or High； Jobs Are Scarce in Indias Boom），摘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04年5月6日出版。
*东亚打破了旧有模式
毫无疑问，亚洲的远东城市发展最引人注目，其中不少城市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中国丰富城市文化的影响。早在印度城市经济表现出成熟迹象之前，亚洲城市追随大阪和东京早期走过的路，利用经济的快速发展所取得的成果为城市扩展提供经济支持。
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亚洲城市被看成像开罗、拉各斯或加尔各答一样，是没有明显特征的、贫困的“发展中世界”的一部分。到20 世纪末，汉城、台北、新加坡和香港的发展令人刮目相看。如同腓尼基和古希腊充满活力的贸易城邦或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的现代亚洲版，这些城市驰骋于世界舞台，寻找可以征服的新工业和新市场。彼得·约翰·马克托里欧（Peter John Marcotullio）：《亚太地区城市的全球化，城市构成和环境条件》（Globalization； Urban Form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in AsiaPacific Cities），摘自《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2003年第2号。
现代大都市第十七章 “远东的皇后”（2）
汉城的崛起
直到1876年，汉城依然是朝鲜“隐士王国”的首都，它几乎全然与其他经济大国断绝联系。它只是在日本商业利益的强烈刺激之下，迫于外界压力向世界敞开大门。20 世纪初，日本彻底占领朝鲜。在日本的残暴统治之下，汉城屈尊于大阪和东京之下，如同孟买和加尔各答屈从于伦敦、伯明翰和利物浦那样。日本像印度和其他地方的欧洲殖民者一样，促使汉城从一个古老的帝国首都转变成为一个拥有制造业、有轨电车和专业人士阶层日增的现代化城市。
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汉城获得了独立，成为了大韩民国的首都和最主要的城市。5年之后，共产党控制的北朝鲜发动突然袭击，摧毁了这座城市。在随后长达3年的对抗中，这座城市和它的郊区成为了联合国军和共产主义力量交战的主要战场。
韩国的首都从战争的创伤——47％的建筑被摧毁——和极度贫困中东山再起。同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城市一样，来自农村的移民的涌入使汉城人口迅速膨胀；20世纪60、70年代，每年大约有超过30万人迁移到这座大部分依然是废墟的首都城市。
随着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汉城的人口增长毫不逊色于开罗、圣保罗、孟买和其他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城市。1960年，这座城市的人口为300万人，到2000年，城市人口超过1100万人，这还不包括居住在大都市区周围的900多万人口。金珠春、崔相哲（Joochul Kim and SangChuel Choe）：《汉城：大都市的形成》（Seoul：The Making of a Metropolis），英国西萨塞克斯，约翰威利出版社，1997，第3、8～11页。
最初，汉城也同样反映了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并不陌生的负面影响——摇摇欲坠的非法占地者居住区、永远超负荷的交通、不合格的卫生和健康设施。杰奎明：前引书，第35页：AS欧伯罗伊（A S Oberoi）：《第三世界百万人口城市人口增长、就业与贫困的分析与政策问题》（Population Growth； Employment and Poverty in ThirdWorld MegaCities： Analytical and Policy Issues），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3，第11页；金珠春、崔相哲：前引书，第11～12、26～29、191～192页。最大的不同是，汉城的经济发展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都要快。
汉城财富的增长为其快速膨胀的人口所带来的诸多挑战提供了资金支持。新公路、新住房、办公大楼和研究园区出现在整个地区。为了给城市中心区域的发展鸣锣开道，汉城在60年代拆除了蔓延的非法占地者居住区。为了准备1988年奥运会，它在80年代又拆除了一部分同样的非法居住区。虽然有许多人流离失所，贫困问题还是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哈道伊：《在永恒危机中建造与管理城市》，第21页。联合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到了1988年，汉城只有14％的人口居住在贫民窟，贫困人口只相当于开罗的1/6。艾尔…萨克斯、阿米拉马地：前引书，第240页；杰奎明：前引书，第35页。
此时，韩国首都与拥挤、交通不畅、物价昂贵的东京和现代西方城市更为相似，与中东和非洲贫困的城市中心差别较大。汉城对韩国经济的影响胜过东京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汉城是全国50家最大企业当中48家的公司总部、主要政府机构和许多外国公司总部所在地。理查德·蔡尔德·希尔（Richard Child Hill）、金俊宇（June Woo Kim）：《全球性城市与发展状况：纽约、东京与汉城》（Global Cities and Development State： New York； Tokyo and Seoul），摘自《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2000年第12期第37页。同法兰克福和大阪等传统商业中心一样，汉城也成为了许多大型公司的大本营。约翰·瑞尼·肖特（John Rennie Short）、金永勋（YeongHyun Kim）：《全球化与城市》（Globalization and the City），伦敦，朗文出版社，1999，第26、57页。鉴于汉城对经济有如此强大的辐射作用，因此，有人建议到21世纪初将韩国首都迁移到南部的农村地区。巴巴拉·戴米克（Barbara Demick）：《韩国计划迁都》（South Korea Proposes a Capital Change），摘自《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2004年7月9日出版。
英国的成功后裔
汉城的崛起部分的代表了东亚城市在20世纪后半期广泛出现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发展模式。在现代城市历史中，此事件源起于新加坡和香港这两个商业城市的演变，它们是大英帝国权威和经济实力培育下的产物。
香港在1841年被完全割让给英国。在英国的帮助下，这个新出现的欧洲城市的“缩影”，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南部最主要的贸易港口。香港逐渐地培育了强大的中国经济文化，不久之后，这种文化很快传播到了整个东亚地区。这个融会了中国和欧洲双重影响的新型城市社会发展迅速，人口从20世纪初的仅仅几千人猛增到1937年的100多万人。
10年之后，共产主义革命迟滞了中国大陆的经济中心的发展。香港自立自强，成为仅次于东京的亚洲第二大经济首都。随着毛泽东时代大陆移民涌入香港，到20世纪80年代，香港的人口增长了3倍还要多。香港的崛起不仅依靠激增的人口，还得益于来自整个大陆的企业家和专业人才，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来自上海的金融界和产业界精英人士。杰拉德·瑟加（Gerald Segal）：《香港的命运》（The Fate of Hong Kong），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3，第1～27页；小罗伊·霍夫海因茨、肯特·E考尔德（Roy Hofheinz； Jr and Kent E Calder）：《东亚的边缘》（The East Asia Edge），纽约，基本出版社，1982，第103页。
新加坡：亚洲的模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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