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75-全球城市史-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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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哈考特布瑞斯出版社，1997，第5页。通讯技术的进步预示了将来经济活动的空间更加畅通无阻，人们能够选择到远郊地区或到像法戈、得梅因、苏福尔斯等小城市工作。包含在Inc 《最好的地点》调查报告之内，2004年3月，由经济学家戴维·弗里德曼做的研究《利兹：黄铜铺就的城市》（Leeds： Cities Paved with Brass），摘自《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1998年8月29日出版；保罗·福克斯与雷切尔·安史沃斯（Paul Fox and Rachael Unsworth），《住在利兹城里的城市—2003》（City Living in Leeds——2003），利兹大学，2003；乔纳森·蒂拉佛（Jonathan Tilove）： 《2000年人口普查发现美国的新城镇都位于远郊并且白人占压倒性多数》（2000 Census Finds Americas New Mayberry Is Exurban and Overwhelmingly White），纽斯豪斯新闻服务（Newhouse News Sevice），2001年11月26日出版。迁移的一个结果是郊区景观发生变化，郊区的办公园区比熠熠发光、高耸的高楼更惹人喜爱。《亚洲危机是否会使市郊宽松》（Will Asian Crisis Spare the Suburbs），摘自《实业论坛》（Real Estate Forum），1998年11月出版，第101页。
现代大都市结论 城市的未来（3）
例如，全球证券业曾经不可阻挡地云集于纽约和伦敦繁华的商业区，现在它们已经逐渐将更大份额的业务转移到两城市外围的郊区、其他小城市和海外去了。公司总部或许还留在城市中心高耸的公司办公大楼里，但更多的公司活动和业务却在其他地方进行。卡斯特斯：《信息化城市》，第151页；彼得·穆勒：前引书；《引擎抛锚》，包含在Inc《最好的地点》调查报告之内。
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零售业。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纽约在绝大部分零售业中都居主导地位，到2000年，零售业中最大的20家公司没有一家的总部设在纽约。而以纽约为依托的时装设计师、广告策划执行董事、贸易展览组织者和投资银行家继续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零售业公司都将总部设在别处，如沃尔玛零售公司在阿肯色的本顿维尔有效地经营着公司业务。国家零售联盟（National Retail Federation），2003，来自网页。
纽约现在仍然是发达世界中最重要的巨型城市，但是很明显，分散的趋势使其经济上的重要性日益受到威胁。在全美国就业机会膨胀的20世纪后30年，纽约的私营部门实际上没有创造出真正的新的就业机会。纽约虽仍保有强大的服务性经济，但正如历史学家弗雷德·西格尔所说，就长远趋势来看，纽约在“每一轮新的发展周期中”会进一步下滑到国内其他城市的后面。查尔斯·V巴格里（Charles VBagli）：《曼哈顿办公用房不足危及经济增长》（Office Shortage in Manhattan Imperils Growth），摘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00年9月9日；西格尔：前引书，第253页；《引擎抛锚》；杰克逊：前引书，第185页；约翰·诺基斯特（John Norquist）：《城市财富：美国生活中心的复兴》（The Wealth of Cities： Revitalizing the Centers of American Life），纽约，柏修斯书屋，1999，第60页；安迪·纽曼（Andy Newman）：《纽约城市郊区的温和的衰退》（Recession Seen as Gentler for New York Citys Outer Boroughs），摘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04年2月6日出版。
甚至在工业高度集中于中心城市的日本，软件和其他以技术为主的经营活动已经从大阪和东京主要城市中心开始向城市周围的辖区转移。同样，香港占优势的高技术制造业和工程技术大量转移到其周边的中国大陆地区。“电讯城市”的兴起预示着新的高端工业独立区域的崛起，包括法国、比利时和韩国等国内城市化欠发达的地区。
家庭通讯办公的逐步推广进一步降低了城市区域所发挥的特有的传统功能。目前，虽然以家庭为中心的经济现在处于萌芽状态，但它表明，拥有精良技术的工人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他们的工作和居住地点。约瑟夫·N佩尔顿（Joseph N Pelton）：《电讯城市的崛起：全球化社会的分散》（The Rise of Telecities： Decentralizing the Global Society），摘自《未来学家》（The Futurist），2004年1～2月号；威廉·J米切尔（William J Mitchell）：《比特城市：空间、位置与信息高速公路》（City of Bits： Space； Place and the Infobahn），马萨诸塞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5，第94～98页；道·巴塞洛缪（Doug Bartholomew）：《你的地方，还是我的地方？》（Your Place or Mine？），摘自《首席财务官》（CFO magazine），2004年3月15日出版；谢里丹·塔特苏诺（Sheridan Tatsuno）：《高科技城市的策略：日本、高科技与对21世纪的控制》（The Technopolis Strategy： Japan； High Technology and the Control of the 21st Century），纽约，学府出版社，1986，前言第15～16页；布鲁斯·斯特克斯（Bruce Stokes）：《一号广场》（Square One），摘自《国家杂志》（National Journal），1997年5月24日出版；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纽约，威廉莫罗出版社，1980，第204～207页。
昙花一现的城市
在此情形之下，甚至那些地理位置优越的城市地区也面临着人口和经济的挑战。许多20岁左右的年轻人被吸引到城市，他们常常在成家立业之时又离开中心城市。在社会阶梯中向上爬的移民曾是城市复兴的主要推动者，他们现在也越来越多地加入到向外迁徙的大军之中。欧洲和日本城市中心面临着更为严峻的人口危机。大城市对年轻人有很大的吸引力，而现在低出生率减少了各阶层年轻人的人口比例，这样从乡下到城市的传统人口来源被堵死了。菲什曼：前引书，第187页；《威廉·弗里所做的美国人口普查分析》（US Census analysis by William Frey），布鲁金斯学会；《技术重塑美国》（Technological Reshaping of America），第93页；萨拉·B米勒（Sara B Miller）：《成本上涨时大城市努力保持新的移民输入》（Big Cities Struggle to Hold On to New Immigrants as Costs Rise），摘自《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2003年10月9日出版；《美国城市有了更少的孩子和更多的单身》（US Cities Have Fewer Kids； More Singles），来自News Max，2001年6月13日；威廉·H弗里（William H Frey）：《大都市对国内外移民的吸引力》（Metropolitan Magnets for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Migrants），布鲁金斯学会，2003年10月；伯杰：前引书，第42页；弗里德曼：前引书，第40～41页。
随着经济的发展，甚至高端服务业也转移到城市之外的其他地方，许多发达国家主要城市日后的发展只有靠城市的文化和娱乐中心的功能加以维持。如HG韦尔斯一个世纪前预测的那样，这些城市正在经历着一场变异，从以前引领经济生活的中心向“大集市、各种各样的商店、中央广场和聚会地”的暂时性角色过渡。弗格森：前引书，第42页；威尔斯：前引书，第32页。
从产生之初城市就发挥着集聚作用。长期以来，中心广场、寺庙、教堂和清真寺附近是商人出售商品的最佳地点。城市作为天然的舞台，它向周围的广大农村人口提供了许许多多全新的人生体验，这一点在远离大都市或文化中心的地区是无法获得的。第一个巨型城市罗马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城市的这种功能。罗马人吹嘘拥有当时世界最大的购物广场、多层建筑梅尔卡图斯·特拉伊尼和罗马圆形大剧场，这是罗马城的娱乐场所，不论从规模还是性质上看，在当时都是空前的。
现代大都市结论 城市的未来（4）
法国哲学家雅克·埃吕尔指出，在工业时代，“娱乐技术”越来越成为“人们忍受城市病不可或缺的原因”。到了20世纪，出版物、电影、收音机和电视等大众娱乐已被产业化，成为城市居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影像产品的重要城市，如洛杉矶、纽约、巴黎、伦敦、香港、东京和孟买，与媒体相关的企业在经济中所占份额日益攀升。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技术社会》（Technological Society），约翰·威尔金森（John Wilkinson）译，纽约，梵泰奇出版社，1967，第113～115页；诺曼·本鲍姆（Norman Birnbaum）：《工业化社会的危机》（The Crisis of Industrial Society），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9，第113～114页。
到21世纪初，许多城市经济政策开始偏重于文化产业。城市地区一改过去努力留住中产阶级家庭、工厂，或与城市周边地区进行经济竞争等做法，转而关注流行、“时髦”等短暂性的概念作为振兴城市的关键。B约瑟夫·派恩二世、詹姆斯·H吉尔摩（B Joseph Pine II and James H Gilmore）：《经验经济：工作是剧场，每项业务是舞台》（The Experience Economy： Work Is Theater and Every Business a State），马萨诸塞坎布里奇，哈佛商学院出版社，1999，第1～3页；《关于作为现代都市范例的拉斯维加斯的很好的讨论》（a good discussion of Las Vegas as modern urban paradigm），选自罗伯特·冯图瑞（Robert Venturi）、丹尼斯·斯科特·布朗（Denise Scott Brown）、史蒂文·伊兹诺（Steven Izeenour）编《向拉斯维加斯学习》（Learning from Las Vegas），马萨诸塞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77。
旅游业在罗马、巴黎、旧金山、迈阿密、蒙特利尔和纽约等城市已经成为最大、最具潜力的产业之一。一些城市，如拉斯维加斯和奥兰多，通过提供戏剧性的“经历”以及吸引眼球的个性建筑和全天候娱乐服务设施而实现其快速的经济发展。
甚至在一些人们认为是不可能的城市，如曼彻斯特、蒙特利尔和底特律，政治和企业领导人希望通过创建“超酷城市”来吸引同性恋者、放荡不羁的文化界人士和年轻的“创新人才”到他们的城市定居和工作。 基思·施奈德、沙琳·克罗威尔（Keith Schneider and Charlene Crowell）：《格兰霍尔姆斯的城市理论》（Granholms Urban Theory），《五大湖新闻服务报》（Great Lakes News Service），2004年5月6日；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创造性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摘自《华盛顿月刊》（The Washington Monthly），2002年5月出版；拉里·所罗门（Larry Solomon）：《加拿大的外包活动》（Canadas Outsourcing），摘自《金融邮报》（Financial Post），2004年3月31日出版；佩吉·柯恩（Peggy Curan）：《蒙特利尔光明的一面》（Montreals Bright Side），摘自《政府公报》（The Gazette），2000年9月25日出版。在一些城市，高级社区、上流酒店俱乐部、博物馆与数量巨大、随处可见的同性恋和单身人口的出现，让一度荒凉凋敝的城市中心开始复兴，但这些都不能使人们联想起城市过去强劲的经济活力。艾伦·科威尔（Alan Cowell）：《曼彻斯特的崛起》（Manchester Rising），摘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01年6月24日；布鲁斯·韦伯（Bruce Weber）：《艺术的树苗在美国闹市区结出了果实》（Arts Sapling Bears Fruit in Downtown US），摘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1997年11月19日；本·克拉弗特（Ben Craft）：《兄弟之爱城市在艺术上下赌注》（City of Brotherly Love Bets on the Arts），摘自《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1998年6月24日出版；《在伦敦的阴影下》（In Londons Shadow），摘自《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1998年8月1日出版；尤素夫与吴卫平：《通往世界城市的道路》。
欧洲大陆的城市——最明显的如巴黎、维也纳和后冷战时期的柏林——更青睐以文化为依托的经济产业。当柏林无力挽回它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时，便把奔放不羁的文化界人士社区作为摇钱树。对城市的实力逐渐地不以商品出口和服务为标准，而是依据城市招牌性的陈列馆、独特的商店、生气勃勃的街道文化和旅游贸易的增长。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维也纳的伟大没能掩饰失落感》（Viennas Grandeur Fails to Mask a Sense of Loss），摘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03年8月3日出版；阿金·奥尤姆（Akin Ojumu）：《逃离柏林》（Escape： Berlin），摘自《观察家》（Observer），2001年7月15日出版；约翰·伯格斯（John Burgess）：《反传统的复兴》（A Renaissance of Counterculture），摘自《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2004年3月9日出版；戴维·威瑟尔（David Wessel）：《如果一个城市没有阳光与空调，应该是明智的》（If a City Isnt Sunny and Air Conditioned； It Should Be Smart），摘自《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04年2月26日出版。
社会分层的前景与局限
在21世纪，如果能以暂时性的流行经济为基础，且得到仍然占主导的传媒产业、更广泛的世界市场的支持，那么，一些城市或城市的某些部分可能会幸存下来，甚至发展壮大。受到普遍肯定的城市技术区的快速兴起——如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网络繁荣期间纽约出现的“硅巷”或旧金山的“多媒体峡谷”——导致一些人立刻认定，流行时尚和城市的前卫性是信息时代发展的主要催化剂。彼得·霍尔：《正在改变的地理：技术与收入》（Changing Geographies： Technology and Ine），摘自唐纳德·A斯科恩（Donald A Schon）、比什·珊亚尔、威廉·J米切尔（Bish Sanyal and William J Mitchell）编《高技术与低收入者：对积极运用高级信息技术的展望》（High Technology and LowIne munities： Prospects for the Positive Use of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马萨诸塞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第52～53页；《引擎抛锚》。
随着互联网产业的缩小和走向成熟，这两个地区最终失去了活力，然而，新的住房市场需求依然扩大。这种需求部分地归功于年轻的专业人士，同时还有年龄较大的富裕人口的增多，其中包括那些希望体验“一种更加多元化的生活方式”的人群。这些现代的漂泊族经常部分时间住在城市，或者体验城市的文化生活，或者在那里进行重要的商业交易。在一些城市，这些不经常居住的漂泊族占城市人口的1/10，巴黎就是其中一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