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风情 作者:赵凝-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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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　北京的乐与路

　　小路快要死了。他一大早骑辆黑色摩托车，在公路上飞驰，电影看到这儿，我就知道要出事了。小路的头发被风吹得飘了起来，他兜里装着一盘磁带，磁带上是他们摇滚乐队的歌，那盘被人冷言拒绝的歌，小路认为最好听的歌。
　　《北京乐与路》这部电影是讲北京摇滚乐的，片名和内容，我喜欢。它是坚硬的，直接的，有的歌词甚至有那么一点点恶作剧，“我们是黄的，我们是大的，我们是长的……”成年人一听就能听出他们在说什么，但并无半点恶意，甚至能听出一点天真。
　　最骚动、最叛逆的人，往往骨子里是最天真的。一味执著使他们显得幼稚，生性敏感使他们显得脆弱，不流俗的个性把他们与人群分开。他们是孤独的，因为孤独所以喧闹。电影里有一句话：“你们北京摇滚乐的特点，就是狠。”
　　小路说：“不不，北京摇滚乐的特点，是穷。”
　　小路又说：“你们香港摇滚乐的特点是什么？是不是富呀？”
　　香港人说：“不，香港没有摇滚乐。”
　　这使小路的心里好受了一些。小路的开火车的父亲自我安慰说：“玩摇滚总比当强盗强吧？”
　　小路的父亲希望他长大以后也能开火车，而小路却坐着父亲开的火车来到北京，一去不回。
　　乐队在农民出租的破房子里排练，闷热，流汗，但他们开心。干愿意干的事，就开心。他们把鼓打得震耳欲聋，他们抓紧麦克风，很用力地唱歌，看上去就像是要将那只话筒吃掉。这可能就是那个香港人说的那种“狠”吧。
　　小路的音乐得不到承认。小路很苦闷。他背着琴出现在一幢高级大厦的透明电梯间里，所有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他，好像他是一个从外星来的怪物。
　　唱片公司的人对他很冷漠，将那盘唱片扔还给他，他们只听了一两首歌就说：“够了！你走吧！”
　　小路说：“下一首歌一定要听。”
　　他们却不要听，轰他走。小路说你们不是要反叛的吗？他们说，告诉你吧，艺术家，凡是能红起来的人，都是对外反叛，对内听话。像你这样没礼貌，永远别想红起来。
　　小路气坏了，不是因为他们骂他，而是因为他们不肯听他的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最好听了。”
　　小路骑着摩托车，他一再加速，叫喊：“没有人比我快！”声音已接近歇斯底里，悲剧就要发生了。一辆装满玉米的大卡车正迎面向他开过来，他浑然不觉，仍在加速。
　　小路快要死的时候，从地上慢悠悠地站起来，从兜里掏出一盘磁带，对那撞了他的卡车司机说：“下一首最好听了。”卡车司机真把磁带塞进车内的录音机里，到处充满了小路的摇滚乐，他听到他的音乐，沐浴在那种声音里，他慢慢倒下去。
　　满地玉米，金灿灿的玉米，小路倒在玉米中间，就像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

第18节　北京的文人气质

　　北京是最具文人气质的城市，我看万方写的电视剧《走过幸福》，故事主要发生在一个出版社的编辑室里，那个环境在北京是很典型的，翻开北京地图，××出版社的标注随处可见。
　　在人群中，编辑是很容易被辨认出来的。他们一般都具有儒雅的风度，戴眼镜，说话条理性强，在餐馆就餐，首先要挑出菜单上的错别字，然后才能放心吃饭。
　　记者这个职业在北京也不少。北京的女记者很有特色，她们大都性格活泼，聚会上通常唱主角，滔滔不绝说出一番有意思的话来，她们说话的语速极快，俏皮话一句接着一句，把人逗得直不起腰来。北京是一个语言环境比较特殊的城市，文人聚会常有特定的“暗语”、“笑话”，语言中自有机关，外面来的人有时并不见得真正听懂他们的谈话。
　　北京有名的作家很多，老一辈的作家如管桦、浩然、张洁，年富力强的刘恒、刘庆邦、毕淑敏、徐小斌等，开会的时候都会经常碰到。作家是众多职业里最具个性化的一种，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是各具特色的。刘庆邦永远背着一个军绿挎包，徐小斌永远戴着一条“羽蛇”项链，刘恒留着导演式的大胡子，毕淑敏脸上总是泛着健康的红晕。他们是超
　　２００４年在中国作家协会，与陈建功主席和保加利亚作家在一起。
　　北京作家协会是一个被我们大家称为“家”的地方，我们都喜欢这个“家”。这张照片是我们作协副秘书长王升山先生为我们拍摄的，左起为徐坤、李青（副主席）、赵凝、王芫。
　　越年龄的一群人，总是那么充满朝气。
　　北京除作家、记者、编辑外，还有一群人也应列入文人范围之内，他们就是阵容庞大的书商群体。
　　书商是文人和商人的混合体，北京有许多“诗人书商”，他们曾经是诗人，后来做了书商。或者一边做书，一边还在写诗。他们是自由的，狂野的，大部分人也是守规矩的。曾经参加过一次他们的聚会，大大小小的书商竟有上百人，他们彼此聊的话题都是“拿号”、“拿稿”之类，口气有点像服装批发市场的人说的“拿货”。
　　在北京，各种各样的会议每天都在召开，所以大部分编辑、记者家里都堆着各式各样的公文包、旅行袋，那都是历次开会发下来的赠品，有的书包上赫然印着“中国作家协会××次代表大会”，有的包上什么也不印，或者用暗字印上去。如果用心收集，若干年后完全可以办一个博览会，题目就叫“书包记录的中国文学史”。

第19节　北京的艺术氛围

　　北京的艺术氛围
　　北京的语言
　　像王小波那样说话的男人，在北京其实是很多的，他的杂文，就是“说话文体”，我们在饭局上常能听到用那种“文体”说话的人。对王小波，无论媒体怎么说，我只喜欢他的杂文。至于小说嘛，只有一篇是好的。
　　提到北京的语言，常常被人误解为《茶馆》里那种“老北京腔”，前几天在餐馆吃饭，有个朋友问我：“为什么‘京味儿作家’没有一个是女作家？”
　　我想，是因为那所谓“老北京语言”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消失了。新北京生长出了新生的、混合的语言。我是在北京出生、北京长大的，我小的时候住在航天部大院里，左邻右舍有四川人，上海人，湖南人，就是没有一户老北京。
　　北京是一个大的文化混合体，包括它的语言。虽然很旧的老北京语言已经消失了，但新的北京话还是充满了活泼、机灵的劲儿，北京话是最最俏皮的语言，例如：“本儿报”——是指大的周刊——既像报纸又像书本，所以称之为“本儿报”，简明扼要，念起来还充满力度。再如“吃小饭桌”——意思是指小学生在某处包饭，生动形象，但这句话实际上是不合语法的。
　　北京是一个盛产语言的城市，人们的日常对话生动幽默，玩笑和正经话常常混在一块儿，说话很具有故事性，只有生活在这个语言环境里，才能知道其中的奥妙。而有些外地朋友常常误解他们的意思，因为他们听到的只是字面的感觉，其实话里有话。
　　大部分北京男人都具有浑厚洪亮的嗓音，他们很有见地，具有批判精神，谈话就像王小波的杂文，尖锐，犀利，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他们见了女人很爱开玩笑，当然都是些无伤大雅的玩笑，比如说夸你漂亮，比如说他一直在想你等等，这大概是受西方人的影响。好话谁都会说，可谁都不如北京男人说得漂亮、自然、得体，仿佛他们天生就会赞美女人。
　　但是，作为一个北京人，我并不认同把所谓“京腔”、“儿化”当作一件利器似的时时刻刻亮出来，特别是在电视节目里假京腔泛滥，让人听着很不舒服。
　　基本上来说，北京有两种语言，胡同语言和大院语言，有教养、文化层次较高的人，大多数说的是后一种语言。新京味小说正在逐渐形成，那应该是标新立异的国际化小说，而非提笼架鸟的老北京故事。
　　北京的艺术氛围
　　北京是一个适合写作的城市，而非适合居住。上个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在北京举办《布老虎10周年》的活动，我遇到叶兆言先生，他刚刚出版了他的新书《我们的心多么顽固》。我们聊起南京作家与北京作家的区
　　我与天安门。别，我说南京是一个特别适合居住的城市，而北京太大了，而且节奏快，不适合优哉游哉地过日子。
　　我曾在一个杂志上看到南京的青年作家经常聚在一起洗澡，边泡澡边聊文学，我真的很喜欢那种悠闲、清淡的情调。北京附近虽然也有许多温泉可以泡，但北京的快节奏决定了一切都像上了发条，没完没了地忙碌着，对“悠闲”反而有些不适应了。
　　北京其实也是一个享乐主义的城市，如果你喜欢看演出，无论哪种类型的演唱会、音乐会、歌舞表演，几乎天天都有。以今年秋天为例，周杰伦、周华健、张信哲……一个接一个，就跟走马灯似的。北京的酒吧里经常有乐队表演，话剧、芭蕾舞、小剧场话剧也经常能看到，一个创作型的人经常会为是享乐还是埋头工作思考得头都裂了。
　　“非典”刚刚结束的时候，我看了一场小剧场话剧《我爱桃花》，话剧是我的朋友任鸣导演的，编剧是诗人邹静之，那部戏的氛围我很喜欢。“非典”刚过，进入人艺剧场的门都得量体温，但这也没挡住人们对小剧场话剧的热情，剧场的座位坐得满满的。
　　北京是一个有艺术气氛的城市，生活在里面的人自然就会有创造点什么的冲动。即使“非典”了，也没能挡住什么。

第20节　北京老乡

　　姜文的老乡许戈辉
　　我在“凤凰卫视”看许戈辉采访姜文的节目，在姜文的工作室，姜文来晚了，许戈辉坐在深色的沙发上化妆，姜文一进门就问：“老乡呢，我的老乡呢？”
　　许戈辉说：“人家都是男士等女士，你可倒好，让女士等你，我只好坐在这里化妆了，一遍又一遍地。”
　　姜文笑道：“老乡嘛。”
　　我很少听到北京人之间互称“老乡”的，觉得这个称谓又新鲜又好。在别的城市，别的省份，“老乡”这个词是很流行的，我经常听到别人说“湖南老乡”、“浙江老乡”等等，却很少听到北京人说老乡。
　　我觉得姜文近来对待媒体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弯，不知是什么改变了他。我觉得他是对年龄这个问题感到了危机。一个演员到了40岁，大概相当于一个作家到了80岁时的感觉吧？
　　看到费翔复出，毛阿敏复出，觉得他们站在舞台上，真是非常地老，但如果他们做其他职业，例如航天局总工程师，出名的作家，那他们还刚刚是中青年吧？
　　北京是一个寻梦的城市，但寻到的毕竟是少数，有的人青春耗尽，一无所成，在北京这种人其实很多。
　　不出名的歌手
　　北京的音乐圈鱼龙混杂，有很有棱角的音乐人，做出很棒的音乐。也有很差的毫无美感的人混在其中，写出极难听的音乐。有时候，我们会在音乐台的强力推荐下，听到一首毫无创意顺口溜似的歌。
　　朋友小颜是一个不出名的歌手，她很努力，但就是不出名。我觉得这可能跟她唱的那些难听的歌有关。
　　她说她也自己写歌，就是没人肯用她写的歌。
　　她总是抱怨，觉得北京对她不公平。她是从南方一个很远的城市来北京发展的，她住在很破的一幢筒子楼里，等待机会。她的名片上只印一个手机号，她的手机从早到晚开着，我想，她大概盼着有人给她打电话吧？
　　她不是北京人，但她很想在北京安一个家，因为她从小就喜欢北京。小颜说，也许她终归在北京闯荡不出名堂来，但如果将来在北京有一个家，她也就满足了。所以，她很希望将来我能给她介绍一个“北京老乡”。
　　学美术开小店的女孩
　　她的店离我住的地方很近，有时候，太阳好的时候，我会沿着那条路去散步。我是一个时常穿黑衣留长发的女子，我有许多双漂亮的鞋子，我喜欢走路，夜晚要去跑步。
　　每天如此。写作需要的是宁静有规律的生活。散步时我会有意无意去逛那些小店。娟子的店叫“虹”，一个漂亮而简洁的名字，里面卖的衣服竟是清一色的黑衣，有黑色丝绸的衣服，也有黑底手绣的中式服装。娟子说，这家店里的衣服都是她亲手设计的，她以前是学美术的，在上学期间就迷上了服装设计，毕业后就开了这家店，她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固定客人，她们常来她的店里选购服装，有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舞蹈演员、影视明星等等。
　　娟子说，她开店主要是为了兴趣，她是北京人，家庭条件不错，家里也不是很缺钱，她实在是喜欢自己有这样一家店，可以施展自己的想法。她说，黑色是最迷人的颜色。黑色可以做出许多花样来。因为我是只穿黑色的女子，所以我们有许多共同语言。
　　娟子说，等她挣够了钱，她要到世界各地去旅行。娟子说她小时候看过三毛的书，她喜欢三毛。
　　我在“虹”店里选了一件中式盘钮上衣、两条裙子，临走我对那个有梦想的北京女孩说：“再见，北京老乡。”

第21节　人在北海

在北海住的那个房间，就像做梦一样，早晨一睁开眼，就想起推开窗看海。淡绿色的窗帘就像舞台的幕布一般，在我的两手之间徐徐拉开，像晴天一般碧蓝、绸缎一般柔美的海，在眼前梦幻一般地出现。
　　我们是在夜晚入住那家酒店的，在住进酒店之前，坐了很长时间的旅行大巴，印象中是从桂林开向北海，路上先是被周星驰的喜剧搞得头晕脑涨，过了一会儿，车上的闭路电视又开始放武侠片，“嘿嘿”、“哈哈”的打杀声响成一片。车内很暗，我们都不知道何时才能到达北海。车上模仿飞机，也送来一袋袋的面包点心，只是面包又干又硬，另一袋青豆也是又干又硬，让人疑心是从上个世纪淘汰下来的产品。车子一路奔向北海，干硬的面包似乎让北海的美打了点折扣。
　　“嘿嘿”、“哈哈”的声音仍没有停下来，车上所有人都抱着干硬的青豆昏昏欲睡。旅行车终于开到北海，有朋友招待我们吃海鲜，一行人又困又乏下了车。只见海鲜城就建在软软的沙滩上，临海而坐，眺望墨一般浓重的夜的海，点点渔火如零星的萤火虫，存在于我们想象力之外的地方。
　　晚饭后，我和几个朋友在海边散步，夜色浓重，海浪咆哮的声音，像是要把什么人吞了去，有种令人畏惧的力量。海滩上有个形状单薄的远望台，就像是原始人的草房子被架到了高处，随时可能随风而去似的。
　　远望台下，坐着一对低头私语的男女，他们身上穿着如黑夜一样的黑衣，男人的手紧紧地搂住女人的肩，远远看去，他们就像一个人。海浪的声音如同夜的哭泣。等我们几个走过去，再回头时，猛然发觉那对男女已经不见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夜是那么黑，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一丝恐惧。
　　夜里一直在想关于男女殉情的恐怖故事，夜里一直听见大海在哭。洗完澡赤身裸体在窗纱前走来走去，希望在海边能再次看到那对男女。夜色如墨，大海逃遁于墨迹的深处，爱恨情仇，统统都被这墨色的海一口吞了去。
　　清晨，我是被哗哗的海水声吵醒的。光着脚丫跑到窗前，拉开窗帘，看到的是与昨夜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海，天色淡蓝，天边略微挂着点晨曦的微红，就像一位刚刚睡醒的女郎的面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