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伯尔短篇小说选-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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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汗淋漓。
蓦地，我莞尔一笑，点燃我的烟斗，从身上扯下又脏又旧、被汗水浸透的衬衣，迅速穿上凉爽柔软的绸衣，一股舒适的感觉油然而生，流过我的全身，于是一切苦涩味全都化为乌有，从我身上消失了。我在公路上重新向火车站方向走去，内心深处升起一种憧憬，渴望见到城市贫困丑陋的面貌，因为在这张变得难看的面孔后面，我还常常看到困难中的人性。
高年生译
肖毛扫校自《女士及众生相》，漓江出版社1991年初版
①法国北海岸一个地方。——译注
②苏联北高加索一城市。——译注
在 桥 边
他们替我缝补了腿，给我一个可以坐着的差使：要我数在一座新桥上走过的人。他们以用数字来表明他们的精明能干为乐事，一些毫无意义的空洞的数目字使他们陶醉。整天，整天，我的不出声音的嘴象一台计时器那样动着，一个数字接着一个数字积起来，为了在晚上好送给他们一个数字的捷报，当我把我上班的结果报告他们时，他们的脸上放出光彩，数字愈大，他们愈加容光焕发。他们有理由心满意足地上床睡觉去了，因为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走过他们的新桥……
但是他们的统计是不准确的。我很抱歉，但它是不准确的，我是一个不可靠的人，虽然我懂得，怎样唤起人们对我有诚实的印象。
我以此暗自高兴，有时故意少数一个人；当我发起怜悯来时，就送给他们几个。他们的幸福掌握在我的手中。当我恼火时，当我没有烟抽时，我只给一个平均数；当我心情舒畅、精神愉快时，我就用五位数字来表示我的慷慨。他们多么高兴啊！每次他们郑重其事地在我手中把结果拿过去，眼睛闪闪发光，还拍拍我的肩膀。他们什么也没有料想到！然后，他们就开始乘呀，除呀，算百分比呀，以及其他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他们算出，今天每分钟有多少人过桥，十年后将有多少人过桥。他们喜欢这个未来完成式，未来完成式是他们的专长——可是，抱歉得很，这一切都是不准确的……
当我的心爱的姑娘过桥时——她一天走过两次——我的心简直就停止了跳动。我那不知疲倦的心跳简直就停止了突突的声音，直到她转入林荫道消失为止。所有在这个时间内走过的人，我一个也没有数。这两分钟是属于我的，完全属于我一个人的，我不让他们侵占去。当她晚上又从冷饮店里走回来时——这期间我打听到，她在一家冷饮店里工作——，当她在人行道的那一边，在我的不出声音、但又必须数的嘴前走过时，我的心又停止了跳动，当不再看见她时，我才又开始数起来。所有一切有幸在这几分钟内在我朦胧的眼睛前面一列列走过的人，都不会进入统计中去而永垂不朽了，他们全是些男男女女的幽灵，不存在的东西都不会在统计的未来完成式中一起过桥了。
这很清楚，我爱她。但是她什么也不知道，我也不愿意让她知道。她不该知道，她用何等可怕的方式把一切计算都推翻了，她应该无忧无虑地、天真无邪地带着她的长长的棕色头发和温柔的脚步走进冷饮店，她应该得到许多小费。我在爱她。这是很清楚的，我在爱她。
最近他们对我进行了检查。坐在人行道那一边数汽车的矿工及时地警告了我，我也就分外小心。我象发疯似地数着，一台自动记录公里行程的机器也不可能比我数得更好。那位主任统计员亲自站在人行道的那一边数，然后拿一小时的结果同我的统计数字相比较。我比他只少算了一个人。我心爱的姑娘走过来了，我一辈子也不会把这样漂亮的女孩子转换到未来完成式中去；我这个心爱的小姑娘不应该被乘、被除、变成空洞的百分比。我的心都碎了，因为我必须数，不能再目送她过去，我非常感激在对面数汽车的矿工。这直接关系到我的饭碗问题。
主任统计员拍着我的肩膀，说我是个好人，很忠实、很可靠。“一小时内只数错了一个人”，他说，“这没有多大关系。我们反正要追加一定的百分比的零头，我将提议，调您去数马车。”
数马车当然是美差。数马车是我从来没有碰到过的运气。马车一天最多只有二十五辆，每半小时在脑中记一次数字。这简直是交了鸿运！
数马车该多美！四点到八点时根本不准马车过桥，我可以去散散步或者到冷饮店去走走，可以长久地看她一番，说不定她回家的时候还可以送她一段路呢，我那心爱的，没有计算进去的小姑娘……
孙坤荣译
肖毛扫校自《伯尔中短篇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初版
我的昂贵的腿
这下子我就业在望了。他们寄了一张明信片给我，叫我到局里去一趟，我便遵命前往。局里的人既亲切又和气。他们拿出我的档案卡片，说了一声：“呣。”我也回了声：“呣。”
“哪一条腿？”有一个官员问道。
“右腿。”
“整条腿？”
“整条。”
“呣，”他又哼了一声，开始查阅各种各样的单子。我总算可以坐下来了。
他终于翻出一张单子，看来正是他所要找的。他说：“我看这里有适合您干的事，一件美差。您可以坐着干。到共和广场上一个公共厕所里去擦皮鞋。您看怎么样啊？”
“我不会擦皮鞋，我一向因为皮鞋擦不亮，引得大家侧目相看。”
“您可以学嘛，”他说。“什么事情都可以学会的。天下事难不倒德国人。您只要同意，可以免费上一期学习班。”
“呣，”我哼了一声。
“那么同意了？”
“不，”我说，“我不干。我要求提高我的抚恤金。”
“您疯啦，”他回答时语气既亲切又温和。
“我没疯，谁也赔不起我的腿，我连多卖些烟都不行，他们现在制造了种种麻烦。”
那个人把身子往后仰，一直靠到椅子背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亲爱的朋友啊，”他感慨地说，“您这条腿可真叫贵得要命。我知道您今年二十九岁，身体很好，除了这条腿以外没有一点毛病。您可以活到七十岁。请您算一算，每月一七十马克抚恤金，一年十二个月，那就是四十一乘十二乘七十。您算一下，不计利息就要多少钱。您不要以为只有您丢掉了一条腿，看来能够长寿的也不仅仅是您一个。现在您还要提高抚恤金呐！对不起，您真是疯了。”
“先生，”我说，我也照样往椅子背上一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看您大大低估了我的腿的代价。我的腿要昂贵得多，这是一条非常昂贵的腿。还得说一下，我不仅身体健康，而且很遗憾，头脑也很健全。请您注意。”
“我的时间很紧。”
“请您注意！”我说。“我丢了这条腿，救了好些人的命，他们至今还在领取优厚的退休金。
“当时情况是这样的：我单枪匹马埋伏在前沿某个地方，奉命注意敌人何时来到，这样就可以让别人及时溜掉。后面司令部已经在打点东西，他们既不愿意跑得太早，也不愿意溜得太晚。原先我们是两个人在前沿，但是那一个被敌人打死了，他不必再花费你们的钱。他虽然已经结婚成家，但是您别怕，他的妻子身体健康，可以干活。那个人的性命可真便宜。他当兵才四个星期，所以只花了你们一张通知阵亡的明信片和一点点口粮的钱。他在那个时候算得上是个勇敢的士兵，他至少是真正给敌人打死的。后来就只剩我一个人在那里，并且害怕起来，天很冷，我也想溜之大吉，嘿，我正要溜的时候，突然……。
“我的时间很紧，”那个人说着，开始找他的铅笔。
“不，请您听下去，”我说，“现在刚刚讲到有意思的地方。正当我要溜的时候，我的腿出了问题。我只得躺在那里。我想，既然溜不掉了，就把情况向后面报告吧。我报告了敌人的动静，他们就全都逃跑了，规规矩矩地一级跟着一级；先是师部，然后是团部，再后是营部，依此类推，始终规规矩矩地一级跟着一级溜走，只有一件混帐事，那就是他们忘了把我带走，您懂吗？他们跑得太仓皇。真是件混帐事情，要不是我丢了这条腿，他们全都没命了，将军、上校、少校，一级一级数下去，全都得完蛋，那您就不必给他们退休金了。好，您算算看，我的腿值多少钱。那位将军才五十二岁，上校四十八岁，少校五十岁，他们个个没有一点毛病，身体健康，头脑健全。他们那种军事生活使得他们至少可以象兴登堡①一样活到八十岁。您计算一下：一百六十马克乘十二乘三十，完全可以估计他们平均还要活三十年，您看对吗？所以，我的腿成了一条贵得吓人的腿，成了一条我所能想象的最最昂贵的腿，您看是不是？”
“您真疯啦。”那个人说。
“没有，”我回答说，“我没有疯。对不起，我身体健康，头脑健全，遗憾的是，我在这条腿出毛病前两分钟没被打死。那样的话，就可以节省好多钱啦。”
“您到底接受这项差使不？”那个人问道。
“不，”我说完就走了。
倪诚恩译
肖毛扫校自《伯尔中短篇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初版
①兴登堡（1847～1934），德国元帅，一九二五年起任德国总统。——译注
洛恩格林之死
两个抬着担架的人，上楼梯的时候放慢了脚步。他们早就不耐烦了。这差事干了有一个多钟头，到现在连买香烟的小费都没有捞到。两人中有一个是汽车司机，司机按理是用不着抬病人的。可是医院没有打发人出来帮忙，而他们也不能让那孩子躺在汽车里不管。再说，他们还要接一个急性肺炎病人，和一个上吊自杀在紧急关头被人割断绳子救下来的人。两人很恼火，猛的加快了脚步。走廊里灯光很暗，不消说散发出一股医院里特有的味道。
“干吗割断绳子救他？”走在后面的嘴里嘟囔着，他指的是那个自杀者。前面的那个扭过头来嚷道：“可不是，何苦来着？”他回头说话的时候，冷不防狠狠地撞到了门框上，担架上躺着的病人给撞醒了，发出一阵骇人的尖叫声，听得出是个孩子的声音。
“安静点！安静点！”医生说道。这是一个穿着实习大夫蓝领服的年轻人，金黄的头发，一张神经质的脸。他看了看表，已经八点了，早就到了换班的时候。等洛迈尔医生已经有一个多钟头，可是还没有等来，他大概被抓起来了；这年头，谁都随时有被抓去的可能。这位年轻大夫习惯性地掏出听诊器，一直注视着担架上的男孩，最后才把目光转向那两个抬担架的人，他们站在门口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医生不高兴地问道：“怎么啦，有事吗？”
“担架！”司机说道，“不能把他挪到床上去吗？我们马上得走。”
“哦，是这么回事，挪到这儿来吧！”医生指着皮沙发说。 这当儿，夜班护士进来了，脸上带着漠不关心却又挺严肃的表情。她托起男孩的两肩，另一个抬担架的，不是那个司机，径直抓住孩子的两条腿，男孩又发疯似地尖叫起来。医生烦躁地说：“别嚷，安静点，安静点，没有什么了不得……”
两个拾担架的人还是站着不走。不是司机的那一个回答了医生恼怒的目光，他平心静气地说：“那条床单。”其实这条床单根本不是他的，而是出事地点一位太太拿出来的，她觉得总不能让人把这个摔伤腿的孩子无遮无盖地送到医院去。这个抬担架的心里想：医院会把床单留下的，不会再还给那位太太，而这条床单既不属于那个男孩，也不是医院的，管他呢，干脆问医院要走，反正医院里床单有的是。拿回去让老婆把它洗干净，这年头，床单也可以卖不少钱哩。
那个孩子还叫嚷不休。他们把床单从男孩腿上卷起来，随手交给了司机。医生和护士互相瞅了一眼。孩子那样儿可真惨，整个下半身都是血污，亚麻布的短裤扯得稀烂，破布和血粘在一起，看着真怕人。他的双脚毫无血色，他不停地叫喊，叫声很长，一声接一声，令人毛骨悚然。
“快！”医生低声说，“护士，注射器，快一点！”护土的动作已经够熟练和敏捷了，但医生还在不停地催着“快！快！”医生神经质的脸上，嘴巴无法控制地张开着。孩子还是喊个不停。但护士打针的准备工作可实在不能再快了。
医生摸着孩子的脉，他那苍白的脸，由于疲惫而肌肉不停地抽搐着，心神不宁地连连低声说，“安静，安静！”但那男孩还在叫喊，好象生下来就为了叫喊似的。护士终于拿着注射器走过来了，医生熟练而敏捷地打了一针。
他把针从几乎象皮革一样坚韧的皮肤里拔出来时，长叹了一口气。这时门开了，一个修女慌张地跑进来。她正要开口，一看见受伤的病人和医生，又闭住了嘴，蹑手蹑脚地走过来，亲切地向医生和脸色苍白的护士点了点头，然后把手放在孩子的额头上。孩子蓦地睁开眼睛，惊愕地望着站在他床头穿黑衣的女人。表面看来，好象是那只冰凉的手在他额上一捺，便使他安静了下来，其实是打的针这时起了作用。大夫手里还拿着注射器，他又长叹了一声，因为终于静下来了，出奇的安静，静得每个人都能听得见自己呼吸的声音。他们都不说一句话。
孩子大概是不再觉得疼了，安静地，好奇地瞧着周围的一切。
“注射了多少？”大夫小声问夜班护士。
“十毫升，”她同样轻声地回答。
大夫耸了耸肩，“稍多了一点，等一会再看吧。利奥巴修女，您给我们帮帮忙好吗？”
“当然可以，”修女象从沉思中被惊醒，急忙答道。屋里安静异常。修女按住男孩的头和肩膀，夜班护士按住腿，他们把他身上浸透了血的破布片弄下来。现在才看清楚，血和一些黑东西混在一起，孩子全身都是黑的，脚上是煤末，手上也是，上下都是血、破布和又黏又厚的煤末。
“我知道了，”大夫喃喃说道，“从正开着的火车上偷煤，摔下来的，是不是？”
“是的，”男孩用尖利的声音回答说，“没错。”
他的两只眼睛清醒着，含着罕见的幸福感。那一针一定是很顶事。修女撩起他的衬衣，齐胸往上卷，一直卷到下巴底下。上身瘦得真可怜，象只老鹅似的皮包骨头。锁骨旁边的窝深陷下去，在灯光下形成了很明显的黑洞，大得连修女那只又白又宽的手都能放得进去。接着他们又看他腿上没有受伤的地方。两条腿瘦极了，显得又细又长。大夫向护士点了点头说：“可能是两腿双骨折，需要透视一下。”
夜班护士用酒精纱布把孩子的腿擦干净以后，就不那么难看了。这孩子瘦得可真怕人，大夫一边包扎绷带，一边直摇头。现在他又替洛迈尔医生担忧了，他或许被他们抓起来了，即使他什么也不交待，但毕竟是件难堪的事，让他为盗卖毒毛旋花子素①去坐班房，而我自己却安然无事，可是，弄好了，我倒要分点好处。妈的，一定有八点半了，街上一点声音也没有，静得让人坐立不安。医生扎好了绷带，修女把孩子的衬衣又拉到腰下，然后从柜子里取出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