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特的一生-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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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比歇夫有他的历史。不是很清楚，大部被云雾笼罩着。云雾到如今才开始消散，但一直可以感到它的存在。不管怎么说，人撇开他的言行，他的智力和灵魂超越了一切已知的物理定律，具有一种特殊的放射性……灵魂越高尚，给人的印象越强烈。
正文 第三章 作者介绍一些情况；不用说，这些情况全值得惊叹和发人深思
第三章作者介绍一些情况；不用说，这些情况全值得惊叹和发人深思——
所有的人，连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柳比歇夫亲近的人在内，谁都没有想到他留下的遗产有多大。
他生前发表了七十来部学术著作。其中有分散分析、生物分类学、昆虫学方面的经典著作；这些著作在国外广为翻译出版。
各种各样的论文和专著，他一共写了五百多印张。五百印张，等于一万二千五百张打字稿。即使以专业作家而论，这也是个庞大的数字。
科学史上，艾勒、高斯、赫姆戈尔茨、门捷列耶夫都曾留下巨大的遗产。对于这种多产，我老是迷惑不解。这一点很难解释，但也挺自然——古时候，人们写得比较多。至于今日的学者，多卷本的全集是一种罕见的甚至是奇怪的现象。连作家似乎也写得比过去少了。
柳比歇夫的遗产包括几个部分：有著作，探讨地蚤的分类、科学史、农业、遗传学、植物保护、哲学、昆虫学、动物学、进化论、无神论。此外，他还写过回忆录，追忆许多科学家，谈到他一生的各个阶段以及彼尔姆大学……
他讲课，当大学教研室主任兼研究所一个室的负责人，还常常到各地考察；三十年代他跑遍了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去过许多集体农庄，实地研究果树害虫、玉米害虫、黄鼠……在所谓的业余时间，作为“休息”，他研究地蚤的分类。单单这一项，工作量就颇为可观：到一九五五年，柳比歇夫已搜集了三十五篇地蚤标本。共一万三千只。其中五千只公地蚤做了器官切片。总计三百种。这些地蚤都要鉴定、测量、做切片、制作标本。他收集的材料比动物研究所多五倍。他对跳甲属的分类，研究了一生。这需要特殊的深入钻研的才能，需要对这种工作有深刻的理解，理解其价值及其说不尽的新颖之处。有人问到著名的组织学家聂佛梅瓦基，他怎么能一生都用来研究蠕虫的构造，他很惊奇：“蠕虫那么长，人生可是那么短！”
柳比歇夫的治学，博大精深，既是一个狭隘领域的专家，又是个杂家。
他的知识面有多广，是很难测度的。谈起英国的君主制度，他能够说出任何一个英国国王临朝秉政的细节；说到宗教，不管是古兰经、犹太传经，还是罗马教廷的源流、马丁·路德的学说、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他都是如数家珍。他懂复变数理论、农业经济、罗·费歇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古希腊古罗马，天知道他还精通些什么。这，不是他要当万宝全书，不是死背硬记。他之所以获取这些五花八门的知识，是有原因的，下文自有交代。我说，他的坐功当然也是极好的。坐功好，不也是某些天才的特点么。说起来，这种本事在昆虫学之类的专业中颇为普遍，同时也是必需的。柳比歇夫自己就说过，他属于这样一类的学者，给他们照相，不该照脸，该照臀部。
根据列夫·贝尔格、尼古拉·瓦维洛夫、弗拉基米尔·贝克列米舍夫这一流专家们的反映，柳比歇夫的著作很有价值。今天，他的一些离经叛道的见解已升到有争议的等级，一些有争议的见解已升到无可争议的等级。对于他的学术声望乃至荣誉，大可不必担心。
我不打算通俗地阐述他的思想或衡量他的贡献。我感兴趣的是另一个问题：他，我们同时代的人，一生干了那么多事，产生了那么多思想，这是用什么方法达到的？最后几十年（他是八十二岁上死的），他的工作精力和思维效率有增无减。关键不是在数量上，而在他是怎么样、用什么方法做到的。柳比歇夫对我最有吸引力的精萃，核心正是这个方法。他的工作方法是一个创举；不问他其余的工作和研究如何，这种工作方法是独立存在的。从表面上看，这是纯技术性的工作方法，一点也不起眼。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但几十年来它取得了精神上的力量。它成为柳比歇夫的生活的骨架。不仅保证了最高的效率，并且保证了最旺盛的生命力。
修饰语是没有计量单位的。甚至对一些永恒的一般性的形容词——善的、恶的、真诚的、残酷的，我们也会手足无措，无可奈何，不知道该同什么比较；不知道该怎样理解；谁是实在善良，谁挺善良；不知道真正的正派是什么意思；不知道这些品质的标准又是什么。柳比歇夫不仅仅是自己过着合乎道德的生活，他对这种道德似乎有一些精确的标准，是他自己规定的，并且同他的生活方法有着某种联系。
正文 第四章 谈谈有什么样的日记
第四章谈谈有什么样的日记——
还在柳比歇夫生前，谁见过他的文档都免不了惊愕。他的文件都编了号，装订成册，好几十、好几百本。学术通信，事务信函，生物学、数学、社会学的教案，日记，论文，手稿，他的回忆录，他妻子奥尔珈·彼得罗夫娜·奥尔里茨卡娅（她花了好多力气整理这些文档）的回忆录，笔记本，札记，学术报告，照片，书评……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信件、手稿都用打字机重新打过，复本订了起来——不是出于虚荣心，不是为了传诸后世，丝毫没有这个意思。大部分文档是柳比歇夫自己要经常使用的，其中包括他本人书信的副本，原因在于他的书信独具一格；怎么个独具一格，下面再说。
文档仿佛记载登录了柳比歇夫事业与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把所有的纸片、所有的著述和信札，把一九一六年（！）记起的日记统统保存下来——这是我前所未见的。一个传记作家不能有更大的奢望了。柳比歇夫的生活和它的磋跎曲折，可以一年年甚至一天天地再现复制，简直可以一小时一小时地追忆回顾。据我所知，柳比歇夫从一九一六年开始记日记，一天也没有间断过。在革命的岁月里，在战争的年代中，住院也罢，在出门考察途中的火车上也罢，始终坚持不懈。看来，没有任何原因、任何事件、任何情况能不让他在日记中写上几行。
曾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为俄国天才思想家的尼古拉·费道罗夫，幻想使死者复生。哪怕有一个人死亡，他都不甘心。他得到各个学术中心的帮助，企图收集弥散的分子和原子，以便“把它们合成先人的躯体”。他的离奇的博爱众生的思想，包含着对死神的激烈的抗议，说明他不能容忍死神，不愿屈服于盲目的分解力——大自然。如果我们按照费道罗夫的意思去再现柳比歇夫，或者说，使柳比歇夫“复活”，做起来大概比其他任何一个人的“复活”都要容易、都要准确。因为有大量的资料和材料；换句话说，数据很多。他的一切空间和时间座标都可以复制——某一天他在什么地方，都干了些什么，看了些什么书，都见到谁了，到哪儿去了。
他的文档中，我最感兴趣的，自然是他的日记。
作家往往受到日记的诱惑。探索别人的心灵，涉足到它的隐秘世界，观察它的历史，以它的眼睛去看时间——这一切，作家都是心向往之的。任何一本日记，只要一年年认真地记，都是文学的珍贵材料。“任何一个人的生活都使人感到兴趣，”赫尔岑写道，“不是他的生活，便是他的环境、他的国家引人入胜，生活引人入胜。”日记要求不高，只要求老实、思想和意志。文学才能有时候竟会妨碍目击者的陈述做到公允客观。未经雕琢的、最最朴实无华的记载日常生活的日记——不知道为什么，如今是那么少……岁月流逝，蓦地发现，一些历史性、全民性的事件，虽然大家都是亲身经历了的，虽然影响到千千万万人的命运，同时代人的记述却是贫乏得可怜。日记是最紧要的文献，而记述列宁格勒被围的日记竟是屈指可数。一部分明摆着被毁了，也有一部分散佚了；不过当时记日记的确实也不多，苦也就苦在这上头，——日记总赚数量不够。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柳比歇夫的日记并没有全部保存下来。他一九三七年以前的文档，包括日记，战时在基辅丢失了。第一册日记合订本倒是保全了——一本大账簿，用打字机打的，字是红蓝两色，打得挺漂亮，日期起自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一九三七年以后直至他临终前最后几天的日记，共有几大厚册：已不是账簿了，而是用练习簿订起来的，后来又装订过——都是自己动手干的，不太美观，但很结实。
我翻着他的日记，一会儿看看一九六0年的，一会儿看看一九七0年的，瞅一下一九四0年，看一眼一九四一年，——哪一年都是一模一样，千篇一律。天哪，实在谈不上是什么日记。哪一天都是一篇短短的明细账，记着当天干过的事，注明用了几个钟头几分钟，还注了些莫名其妙的数字。我看看战前的日记，也如出一辙。没有记叙，没有细节，没有思考，——一般构成日记中心内容的那些东西一概不见。
“乌里扬诺夫斯克。一九六四年四月七日。分类昆虫学（画两张无名袋蛾的图）——三小时十五分。鉴定袋蛾——二十分（1．0）
附加工作：给斯拉瓦写信——二小时四十五分（0．5）。
社会工作：植物保护小组开会——二小时二十五分。
休息：给伊戈尔写信——十分；《乌里扬诺夫斯克真理报》——十分；列夫·托尔斯泰的《塞瓦斯托波尔纪事》——一小时二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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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作合计——六小时二十分。”
“乌里扬诺夫斯克。一九六四年四月八日。分类昆虫学：鉴定袋蛾，结束——二小时二十分。开始写关于袋蛾的报告——一小时五分（1．0）。
附加工作：给达维陀娃和布里亚赫尔写信，六页——三小时二十分（0．5）。
路途往返——0．5。
休息——剃胡子。《乌里扬诺夫斯克真理报》——十五分，《消息报》——十分，《文学报》——二十分；阿·托尔斯泰的《吸血鬼》，六十六页——一小时三十分。听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沙皇的未婚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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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作合计——六小时四十五分。”
几十、几百页都是这种枯燥无昧、事务性的记载，每天五至七行。如果不是搞昆虫学，那就是连着几个月记着写那本大书《文化史上德漠克利特和柏拉囹两个流派》，或者是《形态学的发展》，或者是《应用生物学中的统计方法》，再不然是他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编写的教程。他总是注明一天用了多少时间写这部或那部稿子。他的日记，内容就是如此。至少猛一看给人这样的印象。
我本来应当把这些日记摆到一边，没有理由再去研究。干巴巴的统计，既挖掘不出感情，也挖掘不出饶有兴味的时间的细节；语言苍白单调；没有暴露任何隐秘；几乎丝毫没有痛苦，没有欣喜，没有幽默。偶或透露的一点细节，也是象电报一样的乏味：
“舒斯托夫三兄弟今晚来此。”
“病后虚弱，整日足不离户。”
“下雨两场，未游泳。”
这些日记再看下去是没有意思了。
最后，我出于好奇，看了看关于卫国战争开始的记载。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基辅。对德战争第一天。约
十三时得悉……”
接下去又全是他惯常的那种结算表，统计每天干过的事。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三日。空袭警报几乎持续竟日。生
物化学研究所开大会。夜间值班。”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基辅。九至十八时在动物研究
所值班，研究线解法并写报告。夜间值班……会计五小时二十
分。”
他送他的大儿子上前线，后来又送小儿子；两次送别，他的记载也是同样的不动感情。一九四一年七月，他同妻子孙儿搭乘轮船从基辅疏散。在轮船上，他还是那么简短地、一丝不苟地记他的日记：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德国飞机空袭科托夫斯基号轮船——轰炸，机枪扫射。船长及不知姓名的一位大尉殒命，伤四人。明轮损坏，因此未在鲍格鲁奇停靠，廷驻克列曼楚格。”
一九四一年节节败退的悲伤口子以及后来我们在冬季初次获胜的喜悦，在他的日记中几乎没有反映。关系到全国每个人的事件似乎没有触动日记的作者。一九四五年的五月、战后生活的复苏、供应卡的废除、农业的困难……他的明细账上一概没有列入。学术性的和非学术性的辩论此起彼伏。那几年，生物学战线上的战斗也十分残酷。柳比歇夫没有回避，他参加了战斗，他发表意见，他愤慨，他写信写文章，争论不休，有时候竟成了众矢之的。他被撤过职，挨过整，受到过威胁恫吓；但也有过胜利，有过喜庆的日子，有过天伦之乐——这一切，我在他的日记里没有发现一点痕迹。不说别人，柳比歇夫可是同农业有密切联系的，了解战前农村的情况，也了解战后的，在报告和专著中都谈到过，但在日记中却无片言只语。他为人极富同情心，是个积极的公民，然而他的日记历年来都是如此的干涩冷漠，活象会计账目。拿他的日记来看，什么事情也不能打乱这个人规定的工作节拍。我要是不了解柳比歇夫，面对着这些日记，我会不知所措，我会以为他精神空虚，无所用心，两耳不闻窗外事，灵魂麻木不仁。可是，我了解这些日记的作者；这样，我更觉得奇怪，我想搞清楚柳比歇夫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几十年来那么详细地记这个——就算这不是日记，而是详细地计算他的时间和工作的账目，这么一本账对记账的人又有什么用处？短短的记载，不能勾起回忆。不错，舒斯托夫三兄弟来过，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记载的方式并不是为了提供回想的线索，其中也没有任何密码暗语。同时，这不是供阅读的日记，更不是供别人阅读的。这可是叫人奇怪。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日记，即使是最最秘不示人的，也总是下意识地，在心灵察觉不到的地方，隐隐约约地期待着它的读者。
但是，这如果不算日记，又是什么呢？又是为了什么目的？
当时我的冥思苦想，如今看来很可笑，我觉得我是个木头疙瘩。我相信，历来如此：任何一个发现，即使是天才的发现，发现之前的各种推理假想如果都记下来，那末，废料和各种各样愚蠢荒谬的推断，数量之多会使我们大吃一惊。
日记怎么个记法，没有任何一定的框框；何况这又不是日记。柳比歇夫本人并没有要求人家承认这是日记。他认为他那些本本是“时间统计”。好比是账簿，他是在用他的方法统计支出的时间。
我发现，每个月到月底他都要做小结，画了一些图，列了一些表。到年终，又根据每月小结做一份年度总结，列出一览表。
图是用铅笔画在方格纸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