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特的一生-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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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的刻薄再加上偏执，便会招致许多冤家对头。我的优点是在论战中从来不抱着个人的目的。至于弗·尼·，他善于把同样严厉的批评表达得非常婉转。我的性情自然比弗·尼·快活，爱胡闹，爱装傻。我小时候从不打架，也不爱打架；总的看，外表很文静。但斗智我是喜欢的。而且在斗智中我象拳击运动员一样：我有权打人家，同时感觉不到人家打我。这办法没有一点坏处，我没有结冤家；我在许多国家住过，同各种各样的人都处得很好。
“……有一点我比弗·尼·强，他也是承认了的，用他的话说，我身上有很大的空想的勇气，具有巴扎洛夫那种真正的虚无主义，也就是说，不承认有什么东西可以不受理智的批判……佛。尼·有一套他认为绝对正确的条条，所以他要比我偏执。不过，他的偏执从来不流露出来。我们包经忘了偏执的真正的涵义；结果，任何一种批评（批评也就是捍卫个人可以有自己的见解的权利），我们都把它看成是企图把自己的见解‘强加’于人，也就是说，把批评看成了偏执。但是，我们唯一能够使用的力量，是理智的力量，而理智的力量不是暴力……克鲁泡特金有句话说得很出色，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人比机关好。’这句话，他是针对沙皇保卫机关的人说的。我可以补充一句：人比信仰好。
“出于许多原因，部分是我自身的原因，部分是外界的，我从一九二五年开始搜集昆虫（主要是地蚤）；就在这个时间前后，我开始在彼尔姆大学教农业害虫方面的课。
“美国人布利斯，我同他一起出过差，到过乌克兰，到过高加索。我穿衣服，向来不在乎旁人的看法，穿得很寒酸。关于这个问题，布利斯对我说：‘您的衣着举止不拘小节，独行其是，我很佩服；但遗憾的是，我没有勇气学您的样。’这样的恭维话，出自一位地道聪明人之口，抵消了庸人们成千上万次的白眼……照我看，一个学者的衣着最好保持最低水准，过得去就行。因为：（1）有些人，把穿一套好衣服当作真正的乐趣，何必要同这些人比赛竞争呢？（2）穿朴素的衣服，行动方便自如；（3）稍有些故作‘癫狂’，并不坏：小市民会对你有些讥讽嘲笑，这是一种有益的心理上的锻炼，能让你培养我行我素的精神……”
你们可以看出，我在这里摘引的句子段落，是经过选择的，能说明柳比歇夫的性格，说明他和他那一班人的文化修养。
他们能够争论但丁的短长，读他的原著，背诵他的原文。他们能够凭记忆援引替特。李维、赛纳卡、柏拉图的话。是因为受过古典教育吗？可是他们也熟悉雨果和歌德，俄罗斯文学更不在话下。
他的信会让人误认为他是个搞文学研究的，并且还是个专家。柳比歇夫的文档中保存着他写的几篇论文，论列斯柯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论罗曼·罗兰的《革命的戏剧》。
说不定文学是他的嗜好？没那回事！它是一种自然的需要，是一种无所企求的爱。他并没有企图参加搞文学研究。这是另外一种什么东西——这种禀赋如今是被遗忘了：他不能光是欣赏艺术；凡是读过的、看到的、听见的，他都必定要去设法领悟。他仿佛是要把这一切都消化了，以充实他的人生观。不管是但丁还是列斯柯夫，他对他们的作品领悟得越充分，从中得到的享受也越多。
他在某一封信中引证了席勒的作品，成段成段地摘引《玛利。斯图亚特》和《奥尔良姑娘》。引着引着，结果整场整场的戏都引上了；觉察提出柳比歇夫是忘乎所以了，抄啊抄啊，由于有机会复述他心爱的独白而自得其乐。总的情况也是如此……
这些人的文化修养，广度和深度都比得上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人和法国的百科全书派。当时，科学家兼是思想家。科学家善于使本学科与整个文化之间保持和谐一致。科学与思想携手并进。如今，这种友好合作关系被破坏了。现代的科学家认为必须做到的是——知道。他下意识地感觉到专业化的危险，想求助于他惯用的办法——知道，以此来恢复均势。他以为文化是可以“知道”的。他“注视”着新东西，读书，看电影，听音乐。从表面上看，他仿佛是惟妙惟肖地复制了一切必要的动作和行为。然而并没有心领神会。艺术的精神方面，他并没有感受到。没有领悟。他“知道”，他“熟悉”，他“了解”，他“通晓”，但是这一切几乎不成其为文化修养。
“我们的任务可是研究具体的东西，”我的那位技术专家说。
他陶醉于他的电子学的威力，陶醉于他的超微型电子管及其神奇的性能；他的电子管能给人类提供更大的单位功率。
“对一般性的问题不一定要去思考，这不属于我们的职责，而且谁用得着呢……不过，”他愁眉苦脸了，“把这一切问题都思索一番倒也好……可是哪儿有时间呢？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搞的。当然，如果有条件的话，如果能坐在书斋里……”
柳比歇夫也好，贝克列米舍夫也好，都不是在书斋里讨生活的学者，他们谁也没有特别优越的生活条件，谁也不是与世隔绝，不闻不问战前和战争年代的忧虑、风雨和苦难。现实生活并没有放过他们，他们同样遭受过不幸，吃过苦头。然而。你看他们的信。便可以明白，他们生活的内容并不是苦难，而是成果。
柳比歇夫在全苏植物保护研究所工作的时候，不得不兼课，兼任其它单位的顾问。需要帮助妻子，需要养活一大家子人：
“……我原来想着除了应用昆虫学以外，还要研究分类昆虫学和一般生物学问题……但没有做多少。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去跑商店，去排队买煤油和其它东西。妻子也有工作，很困难。我数学搞得相当多；乘电车，坐火车，都在钻研；甚至在开会的时候演算习题。有一段时间，人家对我侧目而视，但到后来他们发现，我演算习题并没有耽误听别人的发言；这，我是通过我在会议中间的插话证明了的。所以他们也就眼开眼闭了。出门途中；我也看很多哲学书，例如康德的三卷《批判》我都是在路上看的。在哲学问题上，我记得我写过一篇（唯一的一篇）相当长的论文，约有一百张练习薄纸，分析康德的《纯理性批判》。这部手稿在基辅丢失了……。
人民的生活便是他的生活；人民生活中五光十色的侧影同样反映在他的生活中。叫人奇怪的，倒不是他在那样的条件下能挤出时间来研究康德，而主要是他光看书还不够；他的渴望求知的天性必定要这样那样地去消化品味，按照他的需要去吸收；他看了康德的作品，便写了一篇论文，分析康德的主要著作，批判地选择他合意的东西。他需要找到他自己的东西。
一般人的意见也罢，公认的权威也罢，对他都不起作用。在他看来，某种思想是否有权威，并不取决于拥护这种思想的人有多少。
他认为他是虚无主义者，屠格涅夫所说的那种虚无主义者。屠格涅夫说：
“虚无主义者是这样一种人，他不膜拜任何一个权威，他不信仰任何一个原则，不管这个原则多么受到人们的尊重。”就柳比歇夫而论，只需要再补充一点：他的虚无主义是创造者的虚无主义。在他，重要的并不是推翻什么，而是代替；不是驳倒什么，而是信服……
他的头脑深处，有什么东西在那里翻腾。某些地方，其他任何人都见不到有真理存在，他却在那里孜孜不倦地探求真理；而在另一些地方，已经确立了不可动摇的真理，他却在那里探求怀疑。
他身上有一种向自己提出问题的需求；这些问题，人们是早就放弃了的：自然界的实质、进化的实质、合理性等等——这是一种不合时宜的、迂腐的需求。
他的可贵，在于他努力作出回答，不怕有错误。他喜欢把学校教学大纲中载入的定型了的答案撤到一边。
他这个人虽然极其特别，但不是独一无二的。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林尼克、伊戈尔·叶夫根尼耶维奇·塔姆、巴维尔·格利戈里耶维奇。斯维特洛夫、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恩格尔哈德等人，柳比歇夫同他们的来往书信，反映出彼此高度的文化修养和崇高的情操，令人赏心悦目。看了这些信，禁不住又羡慕又难过——随着这一代人的逝去，本世纪初和十月革命时代的俄罗斯文化即将成为明日黄花、过眼烟云。
正文 第十一章 谈谈某些学者的一种特性
第十一章谈谈某些学者的一种特性——
列宁格勒大学保存着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门捷列耶夫的故居。故居纪念馆是有点特殊的。参观这种纪念馆，也应同参观普通的纪念馆有所区别，不能只是走上一圈，应该沉思一番。纪念馆感觉不到岁月的流逝。在这种纪念馆里，一切都未加变动。我喜欢这种纪念馆，因为它们保存了旧日的真实图景。这里一切照旧，不是复制品，而是遗物。大学的庭园、前厅的喧嚣声、窗下的灌木、拱顶和家具——一切景物依然如旧。
纪念馆中存放的似乎都是些陈旧和没有生命的东西，实际上，纪念馆重新赋予这些古老的东西以生命，保存了它们的生命。对一个纪念馆来说，死亡并不是终点，而是存在的开端。普希金、契诃夫、涅克拉索夫的故居都具有难以解释的感召力，似乎主人们的精神继续活在这些屋子里。每一个人在自己内心都有一所纪念馆；每一个人都有保存自己良心和感受的地方，都有自己的回忆录，都有自己珍爱的地方，更确切地说，是这些地方的形象，因为这些地方本身说不定早就无影无踪，或者完全改样了。
我认为城市博物馆不仅应当保存伟大人物的故居，而且应当保存一般人的寓所。我希望能把艰难的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公共寓所，包括寓所中的公用厨房，一起保存下来。厨房里塞满了一张张小桌子，小桌子上摆着煤油炉子，煤油炉子旁边放着通煤油炉子火眼的细针和夹着细针的洋铁条。我希望打扫公共场所的值日表仍旧挂在那里，一捆捆妈好的劈柴仍旧堆在前廓、过道和房间里，堆在炉子波纹状的铁支架后面……
我们曾经这样生活来着。我们的父母也曾经这样生活来着。
……门捷列耶夫书房里的一切，都同主人生前一模一样：书桌、书架、书橱、沙发和长长的目录卡片抽屉。正是这些目录卡片抽屉最引起我的兴趣。目录卡片是门捷列耶夫亲手填写的。他收藏的杂志上的文章、书籍和小册子的名称都登记得整整齐齐，每一张卡片上都标了书号。目录卡片还有索引。编目的分门别类和整个体系，都是门捷列耶夫设计，并由他亲自动手的。他的藏书共计有一万六千种。从形形色色的杂志中，门捷列耶夫把需要的文章另行分类，装订成册。要这样分类，必须有一个原则，有一个分门别类的体系。大家都知道，书籍，特别是杂志上的文章的单行本。如果不编入系统的图书目录，往往就会湮没在浩瀚的藏书之中。
在那个年代，科技书籍已不容易寻觅了。门捷列耶夫读写一了成千上万张目录卡片，一叠叠装订好，用不同颜色的墨水标上记号——我认为，他做这项工程浩大的工作是出自他的需要，出自工作的需要。在需要的情况下，人什么都能学得会。没鞋穿，就能用树皮编成鞋。不管门捷列耶夫愿意不愿意，他不得不挤出时间来做这项例行公事。
后来，人们又给我看了另外一些抽屉。他做的这些卡片目录还附有另一种小卡片和记录本，上面记载着这一套卡片目录的索引。在这些抽屉的卡片上，门捷列耶夫登记了他收藏的石印的、手绘的和复制的图片。这些卡片似乎没有直接的用途，然而他还是填写了几千个名称；照例都是系统地加以分门别类的。
我看了门捷列耶夫粘贴每次旅行带回来的照片的纪念册。实际上，这是些带有汇报性质的纪念册。纪念他美国之行的部本册子里，粘贴了宴会的请帖、某单、一些纸制纪念章和明信片。门捷列耶夫自己洗印照片烟已粘贴，并注上说明。他也收藏书信。他把全部的信件按某种体系装订起来；他又按另一种体系记事、作日志和记载日用账目。日复一日地记，每一笔花销都记，哪怕是几个戈比也记。我如果只看见这些账本的复制品的话，即使是门捷列耶夫档案库公布的。我也会断言，这不是胡闹、便是吝啬和怪癖——简言之，这不过是一位伟大人物的一个弱点罢了。
但摆在我面前的是实物；这些实物有着魔术般的特性——从中可以追溯和了解某些东西……
纸张、笔迹、墨水继续散发出书写人手上的热气，透露出他的情绪。我感觉到，当笔尖滑过纸张时，他毫无不耐烦和索然无味的心情，他专心致志地，甚至还带着点欣喜的心情在写。
我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柳比歇夫的一段自白：
“……我象是果戈理笔下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象他一样在抄抄写写中找到乐趣……在科研工作中，我非常愿意做做纯事务性的工作。”
显而易见，门捷列耶夫也把这类事务性的工作看成是休息，是享受。从柳比歇夫身上就可以看到，分门别类的爱好可以体现在一切嗜癖之中，而门捷列耶夫的这些卡片目录和账本，也完全不是什么弱点。见他所碰到的东西，他都想加以分门别类，把它们相同和相异的程度确定下来。事务性的，甚至技术性的工作，通常被人们误认为毫不相干的古怪行径和毫无价值的浪费时间，实际上却有助于创造性的工作。很多科学家认为事务性的工作并不是分散精力，而是有利于创造的一项条件。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
我独自一人坐在门捷列耶夫的书房里沉思着一件事：当然，电子计算机犯人们从事务性工作中解放了出来，然而与此同时，电子计算机又剥夺了人们从事事务性工作的机会。看来，这项工作还是需要的，将来人们会争先恐后地去抢着做这项工作；我们只有在失去了它之后，才能发现这一点……
在我周围都是些老式家具——笨重、坚固、制作得非常耐用，就是用上几代人也用不坏。物件是有记忆力的。至少那些不用机器制造，而由工匠用双手做出来的、历尽人间沧桑的古老家具是有记忆力的。在童年时代，本能尚未衰退，我清楚地感觉到物件的这种生命力。
记得童年时代对于家具，透过它们表面上的漆和色彩，感觉到在木纹深处隐藏着一棵活生生的、似乎有肌肉的树。门捷列耶夫在这里，在这些书和物件中消磨的大量时光，似乎使我有所领悟。
对分类工作的热忱，好比是他智慧的光学仪器，通过这个仪器，他能洞察世界。他天赋才能中的这一特性帮助他发现了周期律，找到了大自然中的元素表。他的发现的实质，符合他的全部天性、他的习惯和他的爱好。
对一位科学家来说，整理和组织材料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即使这一工作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例如做做复制品的卡片目录，但从事这一工作时，感到很愉快。这种快感，实际上就是意义本身。
这种为科学家和分类学家所独具的想法，在柳比歇夫身上也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