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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王蒙话说红楼梦-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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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释道在《红楼梦》里也都有所表现,而且,对于儒家的东西,如忠君、尊卑、长幼等等,也是歌颂的。从《红楼梦》里,想考证出来反儒家的东西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贾宝玉不喜欢读经,不喜欢做官,主要原因是贾宝玉任性。中国自古以来有两种人,一种人提倡性灵,就像魏晋时那些文人一样,另外一种人提倡仕途经济,要入世,要做事,要做官,要发财,才对得起天恩祖德。但是为了性灵而忘记仕途经济,其实自古以来也是有的。
  《红楼梦》在客观上有很多反封建的东西,但是却不能说《红楼梦》的思想本身是有意识的反封建。还有,贾宝玉批判“文死谏、武死战”。连“文死谏、武死战”这么被认为最高的道德,都被贾宝玉批判了,难道还不能证明《红楼梦》反封建吗?其实,贾宝玉批判的目的不是为了反封建,他是在用极左的方法来批判左。他批判“文死谏”,意思是做臣子的不能光顾着自己提意见痛快,最后凭着一腔的愚忠,一腔的热血,撞死在不听劝谏的皇帝面前,却把皇上置于何地呢?用死来证明自己是忠臣,同时不也就证明了皇帝是暴君,是昏君吗?这是假忠。“武死战”也是这样,这话也很有道理,作为武将,应该胜利,死了谁保卫皇帝?这话说得也非常好。他这种批判,并不是真的反封建。至于释道那些思想,确实是真有的虚无,一切归于虚无,所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但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又有一种悖论。因为在时间的坐标上,最后色变成空;但是如果把时间坐标放在色当中,色就是五颜六色的,是缤纷灿烂的。色不是空的,色是非常充满吸引力的。色和空是互相背离的。
  所以在价值判断上,《红楼梦》也能够容许你有多种的价值判断。喜欢林黛玉,反感薛宝钗,这是解放以后的阶级斗争和反封建的色彩。但是,从清朝开始,喜欢林黛玉的人,多把薛宝钗说成是奸佞、小人,说成是诡诈、虚伪。我想一方面这和人们同情弱者有关系,再一点就是人们看书,特别是看闲书,喜欢性灵型的人,不喜欢一举一动都是非常符合礼教,符合社会规范的人。讨厌规范,喜欢性灵,这是看闲书的人的特色。所以《红楼梦》在价值判断上,在文学创作上给我们的启发也很大。现在写作,譬如说要歌颂真诚的爱情,批判为了金钱的虚伪的爱情,倘若把价值放在前头,反而说不清爱情本身是怎么回事儿了。所以,注重本体的作品,都是把方法和价值看作从本体延伸出来的东西。

  原生性与可比照性

  好像世界上无论什么事,都可以从《红楼梦》里找出来比照一下,特别有参照价值。这种参照有时候你会觉得匪夷所思,因为一方面人间的各种事是不断变化的,变动不居的,另一方面其中又有一些不变的东西。《红楼梦》讲的很多事情都合乎事体情理。事体指本体,情理指逻辑。人的职业可以老变,比如说经商,从政,教学,读书还是务农,是可以变化的,但是有些事体情理是不变的,比如说人应该真诚待人,应该精益求精,应该敬业,这些事体情理是不变的。《红楼梦》给人一种百科全书的感觉,一种万物皆备于我的感觉。
  举几个例子。比如冷子兴和贾雨村。冷子兴做皮货生意,有钱,但是文墨上差一点。贾雨村又会做诗,又会填词,又会做赋,但是经济实力差一点,所以愿意多接触多合作,这不就是现在所说的企业家和文艺家联姻吗?作协、文联、出版社,想办法和企业建立联系,也是很必要的。而企业可以增加知名度,可以提高人文形象。
  再比如秦显家的,很短的不到一天的时间,掌握了厨房的权力,就是茯苓霜玫瑰露那段故事。原来管厨房的柳嫂子被停职反省了,秦显家的到那儿非常兴奋,干了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查前任柳嫂子的疏忽,第二就是给为她接任厨房起了作用的人送礼物。但后来柳嫂子官复原职,秦显家的就麻烦了,不但没有赚到任何的便宜,还得赶紧自己花钱把送出去的东西补上。这么一个故事,里面简直太精彩了。第一像夺权。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各地都夺权,造反派把图章抢过去,就算夺权了,夺权没几天就军管了,所以权也没有真正夺到。第二,这里也有些为官之道。比如说接受一个新职务,应该先把脚跟儿先站稳一点,那么急着批判前任干吗呀?还没坐稳就批判前任,结果自己也下去了。
  再比如说邪教,《红楼梦》里头也有邪教,就是赵姨娘和马道婆。赵姨娘最恨的人是谁呢?贾宝玉。她有一个儿子贾环,没出息,形容猥琐,言语窝囊,心胸狭隘,一无可取。他们恨贾宝玉,就请马道婆做一个小人,把贾宝玉的生辰八字写到上面,往这个小人身上心里扎针,结果贾宝玉就中邪了。
  还有一个例子,比照完全是相反的,就是 “扫黄”—— 绣春囊这段。 “扫黄” 的原告就是王善保家的,但是这次扫黄是失败的,扩大了打击面,不辨是非,而且想当然。搜检大观园一事,王夫人认为除了王熙凤,别人断不可能有绣春囊。于是就把王熙凤叫来,而且情况非常严重,整个变了脸,说绣春囊就是王熙凤的,只可能王熙凤和贾琏有,别人不可能有这个。不讲逻辑,不讲查证,也不讲证明,更没有无罪推定,也不允许辩护。用的人又不当,用王善保家的,最后,绣春囊到底是谁的没查出来,却把司棋赶走了,把晴雯赶走了,弄了一个鸡飞狗跳。
  还有大字报,《红楼梦》里有小字报,就是揭发贾芸的那些所谓“招揭”。《红楼梦》里还有文艺工作者和宗教工作者,戏班子、尼姑庵。还有生日派对,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那个party开得非常好。还有青年联欢节,诗歌联欢节,“芦雪亭联诗”,一边吃着鹿肉,喝着酒,一边做诗。它还写同性恋,写各种各样的人生,千奇百怪,各种故事都可以在《红楼梦》里找到某种比照,或者是反面的,或者是对比。《红楼梦》写人生的这些东西,生命力这么强,真可谓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是人生的百科全书。
  《红楼梦》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命运——外国人基本上不接受。西方人比较容易接受《西游记》,东南亚比较容易接受《三国演义》,认为《三国演义》能够教人们智能。《红楼梦》虽然也有各种的译本,但是大部分人不知道,因为它不是作为阅读书籍而是作为专家研究书籍翻译介绍过去的。而且翻译后的《红楼梦》,无论如何是传达不出原汁原味来的。我有一年到新西兰,看过《红楼梦》的一个译者,中文名字叫闵弗德,送我一本他译的《红楼梦》,我一看王夫人全部是lady Wang,贾母完全是lady Shi ,贾政说 “ladies and gentlemen” ,味道就全变了。文化有它的共性,又有它的不可通约性,你没法找到它的最小公分母,没法化成它的符号。毛主席说,中国有什么了不起?中国就是地大物博,历史悠久,还有一部《红楼梦》。这是将《红楼梦》作为中国的一个特点,既然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就应该好好体会《红楼梦》里的人生沧桑,好好体会其中的人生智能吧。


  变态与狂想

  变态与狂想(1)

  像我这样一个爱读《红楼梦》却又对“红学”一窍不通的人本来不应对“红学”流派问题置喙。《红楼梦》就够复杂的了,“红学”就更复杂。关于曹雪芹的家世及生平行止,关于曹雪芹是胖还是瘦,肤色偏黑还是偏白的“曹学”研究,似乎像大海里捞针一样既渺茫又艰难却偏偏吸引着学子们的如此兴趣。关于《红楼梦》的版本研究同样令人惊叹。还有“京华何处大观园”的讨论,大观园是不是随园的讨论,肯定者指其必是,怀疑者惑其未必,肯定者、怀疑者与反对者都洋溢着一种热情,似乎大观园原址的确认与开发是一个比勘探石油或查访失散亲人还要令人动心动情牵肠挂肚的大事。
  更不要讲索隐学派了。宝玉影射顺治皇帝,通灵影射玉玺,宝玉喜吃胭脂影射玉玺常盖印泥,“爱哥哥”——二哥哥说明宝玉姓爱,爱新觉罗氏也。香菱影射陈圆圆,薛蟠影射吴三桂。袭人即龙衣人影射李自成。晴雯影射史可法。晴是明上加一主字,是说上有明廷偏居南方的主君。整个《红楼梦》是“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蔡元培语),是一部呕心沥血、曲曲折折的反清复明之作。不信的人越听越觉得匪夷所思,信的人越钻越深越分析越有理越研究越有根有据其乐无穷自有天地非庸常人所能体会所可辩驳。
  是不是有些考证太琐细甚至太没有意义了?或者是不是可以反唇相讥,一些“新红学派”太缺少做学问的功底与勤劳而满足于《红楼梦》社会意义时代背景的泛论?是不是索隐索出了猜测臆断“强迫观念”的毛病因而离开了文学作品的文学特性走火入魔?抑或拒绝索隐的人是否受了洋理论的影响反而放弃了索隐测字猜谜这一富有中国传统中国特色的心智活动的诱人乐趣?这些问题,笔者都不准备在此文中多谈。问题是,作为一个写小说与读小说的人,面对《红楼梦》这部了不起的小说,不能不想到它在小说文本以外曾经引起至今仍在引起的研究兴趣。除了《红楼梦》,古往今来,东方西方,好小说多矣,却不知道有任何一部其他的小说能这样粘着那么多聪明的、热情的、坚持不懈的——我甚至要说是偏执的考据与索隐的目光。对《红楼梦》的考据与索隐,已经成为一种我国文人的风雅与癖好,成为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
  “红学”如此这般,可以说是有着象征的意义的。《红楼梦》写得是这样真切动人而又扑朔迷离。《红楼梦》的版本又是这样基本一致却又各有千秋,同同异异,妙妙奥奥。《红楼梦》的作者,他的生平与创作,特别是关于这部传之万代的杰作的写作缘起与写作过程留下的资料又是如此之少。这样一个巨大的反差简直是对于读者、对于评家史家出版家的一个挑战,一个嘲弄,简直令万物之灵的人与敝帚自珍的知识分子无法忍受。古往今来,中国有那么多作家作品,中国人知道那么多自己的作家与作品。偏偏是,人们对自己最最喜爱的作品《红楼梦》的有关一切、对它的作者曹雪芹知道得是那么少——如果不是一无所知。这是怎样的遗憾与怎样的吸引、怎样的诱惑!新发现一点关于曹雪芹与《红楼梦》的史料,就像天文学家在茫茫太空发现一颗新星一样地诱人、令人兴奋不已。而这种兴奋,不正是说明我们已知的是多么贫乏得可怜吗?可怜的人们!越是不知就越希望有所知,越是有所知就越证明自己的无知。人类是多么悲壮,多么执拗,多么可喜可叹!这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呀!
  是的,在这一点上,《红楼梦》的一切与我们的宇宙相通汇了。《红楼梦》好比我们的地球,我们的家乡。地球家乡的一切与我们息息相关,我们都知道它却又都不能穷其究里,我们都议论它却又常常莫衷一是、各执一词。至少是谁也不能宣布自己已经完成了终结了铁定了对我们最熟悉的地球——家乡的认识。而有关《红楼梦》、围绕《红楼梦》的一切,那就是地球以外的宇宙空间了。我们正在欢呼人类在认识宇宙空间方面的进展,我们骄傲地称之为新的征服,虽然每一步征服都进一步使我们体会到那未被认识未被征服的领域的辽阔。这也是一种类型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么曹雪芹呢?唯心主义者大概会想到那位很实在的木匠的儿子耶稣的在天之父了。我们希望更多地了解曹雪芹就像教徒希望更多地了解天父一样。也许我们能了解的,和他们能了解的一样多。唯物主义者不相信上帝造物的神话,但在巨大的世界的物质本源特别是人类的惊人的创造力的本源之前,不是也可以赞叹世界是不可以穷尽的、真理是不可以穷尽的吗?
  一部伟大的书,也是一部并未完成的书,仅此一点就够使多少“多产作家”汗颜!后四十回乃是高鹗先生的续作,我们的考据家做出了这样重大而又极富说服力的、难以驳倒的论断。于是,考证曹氏原意即考证《红楼梦》原本(如果曾经有这样的原本的话)的收尾部分、特别是考证一大批人物的结局又成为“红学”的一个热门。知道了昨天、今天,又知道了“上帝”(曹雪芹于书中的不断暗示),由后人今人们推断往后的发展,这是科学的预见?侦探的推理?命相学的占卜?反正引人入胜。即使一个绝对不相信卜卦的人对于言之滔滔的占卜分析也会姑妄听之乃至一时洗耳恭听,且信且疑。预言的未必可靠并没有降低预言的魅力而是增加了它的魅力。如果预言的准确性如法院的判决书与医院的诊断书,它还会那么吸引人吗?所以,种种关于高鹗写“错”了、关于宝玉“应该”怎样下场熙凤怎样下场的议论就饶有趣味。而当拍摄得十分努力的电视连续剧根据据说的曹氏原意,展示了与高氏续作大相径庭的《红楼梦》结局时,只能令人觉得大煞风景,哭笑不得,甚至令人不忍卒视。电视剧结尾的明明白白破坏了已经广泛流传的高氏后四十回的先入为主,也破坏了曹氏原旨的朦朦胧胧——人们最多只能承认可能有过这样的意图,除了曹雪芹,谁敢做把这意图明晰化的尝试呢?电视剧的结局,又破坏了“没有”结尾的作品所引起的读者与红学家们对于“应有”的结局的无穷遐想与无限关注,更何况即使有了人物命运的大致规定又怎么样?谁能完成沿着这样的规定行进的文学人物的细腻描绘呢?谁能完成艺术的肌体,即不仅有“做什么”而且有“怎么做”呢?电视剧编导怎么有可能与哪怕是高鹗先生媲美?更不要说胜过高氏了。

  变态与狂想(2)

  原书“没有结尾”及后四十回的非原作,已经成为《红楼梦》的一大特点。可能是原稿的佚散,呜呼痛哉!但作为读者与写小说者,我直觉地更愿意相信,作者本来就没有写完。看到《红楼梦》中腰那四十回,我一再地感慨和思索:这部书是写不完的。它太真实,太展开,太繁复,太开阔也太丰富了;它展示了一个真正的世界,它展示了真正的生活;而世界是无法结尾的,生活是无法结尾的,虽然我们可以推测它的开端却无法叙述它的结尾。当然,小说是可以结尾也常常有、多半有结尾的,但那是小说而已。世界冲破了《红楼梦》的小说壳子,《红楼梦》里溢出的是本身的没有尽头的世界。书中不断地用一些诗词谜语酒令预示自己的人物的结局,原因之一就是作者创造出来的这个活生生的巨大世界已经不完全服从作者的驾驭。他的作品已经“成了精”,这个“精”即魔鬼已经从渔夫自海底捞起的瓶中钻了出来,“渔夫”已经管不住它。作者亲手建造的迷宫正使作者本人面临迷路的危险,他需要提醒读者,他更需要提醒他自己。诗词谜语正是这样的指路标。
  对于人或者所谓的“上帝”,开始创造进行创造要比完成创造更容易。越是伟大的创造就越不受创造者的驾驭,而不受驾驭、难以完成,甚至无法完成有时便成为创造“成功”的标志。不论是“创造”一场战争、一场革命、一种学说、一种合成材料还是创造一部《红楼梦》这样的小说,都是如此。创造历史就更是如此。富有象征意味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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