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金枝玉叶-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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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有着和平，积极，努力，淳朴，还有适时的浪漫情怀。这是一支著名的歌曲，许多人来到北海公园，租了小木头船，坐上去，看着绿色的湖水清亮地一层层地荡漾开去，心里都会响起它的旋律来。
　　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
　　海面倒影着美丽的白塔，
　　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
　　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看到戴西一家在颐和园那与北海差不多同样的皇家湖泊上泛舟，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听到，也想到，也在心里唱过这支歌。
　　昔日的阳光明亮地照在静姝年轻的笑脸上，她划着木桨，穿着戴西在锦江为她新做的连衫裙，她的样子真的与那支歌很般配。
　　中正坐在船头照的相，他不光照了欢笑着的姐姐，还有一些北京高高蓝天上浮动的白云，以及绿树和红墙。凡是从上海这样多雾的城市到北京的人，总是会被它那些雪白的、在阳光里几乎是灿烂的云彩感动，我记得我十六岁第一次回到我的出生地北京时，看着夏天优雅地在天上浮动的白云，几乎要哭出来的情形，心里的感动应该要用歌剧里的声音才能形容。我不知道是不是中正也是这样。
　　戴西的脸，在静姝的笑颜与白云的中间。那一刻，一定有风吹过，她伸出手去拂着水面上潮湿的微风。她带着自己刚刚没有了父亲的儿女，度过一个尽量愉快的假期。她知道静姝为了这样的家庭背景不能出国演出，中正则险些不能上大学。她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孩子说过抱歉的话，也没有对自己丈夫的抱怨，但她收起中年守寡的惊痛，让她的孩子看不出阴影和痛苦，这是一个母亲挚爱和保护孩子的苦心。
　　她欠过身来，成为欢笑着的静姝的背景。躲在玩得正高兴的静姝背后，她正在享受贴着水面而来的风，它带着足够的水汽，十分宜人。虽然没有笑容，但她的脸是柔和的，甚至可以说是放松了的，让人想起一块坚硬的冰在阳光下软成了水。她会在此刻想起那支儿童歌曲来吗？对戴西来说，这歌真的太轻柔了，但也有着它不能质疑的美。
　　她到底是一个曾用煤火上的铁丝架烤过上司，并享受了它的主人。
　　1963年，她被送到青浦乡下的劳改地，这是她第一次真正离开家，她不知道会有什么等着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更不知道会让她做什么。一起去的人，全是劳改的对象。她们住在原来的鸭棚里。
　　先把稻草铺在烂泥地上，然后，我们把铺盖铺在稻草上。到了早上，身下的东西全都湿了，我们不得不把它们统统拿到外面去晒。当时，我们八个女人住一个小棚子，挤得连翻身也不能，晚上一翻身，就把旁边的人吵醒了。我们的乡下厕所靠近一条小溪流。刚去的时候，我问别人到哪里去拿水刷牙洗脸，他们告诉我像村里的人一样，到溪流那里去取水用。我拿着牙具到河岸上，我看到人们在河边上洗衣服，有人在那里洗菜，让我大吃一惊的是，还有人在上游洗着他们的木头马桶！所以在开始的三天，我没有刷牙洗脸。后来有人告诉我，我们每天喝的水也是从那条河里打上来的，不过放了一些明矾在里面消毒。
　　后来，戴西这样回忆。在这里，戴西度过了第一次异常艰苦的日子，她挖了好几个鱼塘。不过，这样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不久，戴西接到通知，要求她马上回上海，公安局要找她。于是她搭船回家。在回家前，她接受了难友的忠告，先悄悄通知了波丽，让她知道自己的去向，不至于会失踪。当她离开青浦那肮脏的凹地时，做好了被捕的准备。
　　戴西回上海坐的也是一条木头船，也是绿色的河水，也有阳光。只是南方的阳光照不透绿色稠重的河水，那些浮满着绿色植物的河床里，据说有着致命的寄生虫。
　　她坐在行李上，行李下面就是煤渣，小木船缓缓地穿过绿色的田野，周围充满了绿色，还有黄色的硕大的丝瓜花，紫色的紫云英，白色的野菊花，粉红色的喇叭花。她看见一个农家的小女孩，在河边上跳着走路，她把花采下来，戴在自己头上。
　　在航行结束以后，她就从穿着法院制服的警察手里接到丈夫的判决书，已经在监狱中去世的吴毓骧被判为现行反革命，他把自己在香港存有的外汇与在上海做生意的外国人兑换人民币，属于非法套汇；他在与外国商人的讨价还价中，允诺要是对方多买，就考虑给对方优惠，是损害了国家利益；他在家中私藏枪支，是图谋不轨。于是戴西必须为丈夫的罪行还清六万四千美金和十三万元人民币。等着戴西的，是抄家和彻底的清卖，她父亲给她的三个钻石戒指，被估价三百元人民币，包括家用的亚麻床单和请客用的瓷器，也被一一估价，然后运走。在所有家产充公了以后，戴西被告知，她还必须代替丈夫向国家偿还十四万元人民币，她并没有被捕，而是成了一个夫债妻还的负债者。
　　那次在寂静河道上绿色的航行，让戴西一直记得。直到她去世前不久，她还提到那条再也找不到了的小河，她记得它是那么绿，那么静，那么好。还有那个穿着破衣服，头上插满了野花的小姑娘，她那么幸福。
　　1998年秋天，9月24日的下午，离戴西去世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候，我带着玫瑰去看她。在此以前，我与戴西在电话里约了许多次，她几乎吃不下任何东西，并深感疲劳，他说：〃我只要做一点点事，就要上床休息，我简直是把自己扔到床上去的。〃
　　那时，从前的茶房松林已经来到戴西家照顾她，静姝两个星期前离开时，对戴西的身体很不放心，于是松林放下嫁女儿的家事来了，静姝这才离开。戴西有一天想要吃小馄饨，于是，她让松林到外面的街市上去买一客小馄饨来，可松林说外面的肉馅太脏了，不可以吃。要是真的想吃，就自己买肉回来做。戴西叹了一句：〃我早就不是从前的少奶了啊。〃可松林还是坚持要自己做干净的。等松林做好了干净的小馄沌，戴西已经没有胃口吃了。
　　她看到了鲜花，抱怨我为什么又带鲜花去，那太贵了。
　　我说不贵，秋天的花不算贵，秋天的玫瑰带着一种将要逝去的美。我把花放到她的手里，她的手很凉。
　　她抱了抱它们，笑了：〃它们真的是太漂亮了。〃
　　她虚弱得拿不动花瓶，于是她第一次要求我为她做事：在花瓶里装一些清水。水装来以后，她把花束放了进去，整理好它们的枝叶，轻轻地用手背抚了一下正在盛开的白色玫瑰，说：〃我总是喜欢花的，一辈子都喜欢。〃
　　我真的庆幸自己那天带了花去看戴西，于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了她被细小的美丽的事物牵起的笑容。此刻，我想起从前在华沙旧城的一个教堂门口买的戒指，那是一朵用银子做成的玫瑰花，盛开着。我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阻止它的开放，也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让它凋零。




　



　　

1964　五十六岁　沸腾的大锅

　　Those　dark　personal　feelings　mingled　with　criticism　burst　out　like　these　wage　breaking　out　while　the　drainage　is　suddenly　busted。　It　might　spout　very　high；　as　if　it　were　eruptive　fountain。
　　在朋友间流传的戴西落难的故事里，她的苦难好像全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或者是我们习惯地这样想，在我自己的印象里，1966年以前全是阳光明媚的日子，那些好日子，直到1966年的夏天，才像水龙头一样被关上了，像一个魔法时刻。等到此刻，我在戴西临终前，在中正的帮助下整理她的年表时，才发现事实远不是这样。
　　事实是，五十年代是一口在柴火上被烧着的大铁锅，锅里的水早已被慢慢加热，从温凉变得烫手，只是大多数人浑然不觉。直到1966年的沸腾，变得不可收拾了，才让人大吃一惊。
　　在戴西身上开始的，要早得多，人们对他人的仇视和虐待在戴西的经历里，早已开始热身，到〃四清〃运动开始时，已接近疯狂。
　　按说，在1963，年五十五岁的戴西，已经到了法定退休年龄，当地从农场被调回办公室，把她放在打字员的位置上，她以为这就是退休的前兆了。可是事情并不这样，过了不久，她又被调到外贸职工业余大学去教英文。
　　她开始是希望退休的，这样可以离开每日对戴西来说已经身心交瘁的〃上班〃。可当党支部书记告诉她马上去业余大学报到的时候，她知道自己只有服从这一条路可以走。于是她去了业余大学。
　　她一定也想过怠工的，所以她强调了自己从来没教过书的事实。于是她先被安排到李老师的班上去听课，向李老师学习教学方法。然后，戴西想要好好地教书，于是她小心地吸取了李老师的优点，又加上了自己的长处，还运用了早年学习的心理学知识。这样的教学法很快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可是戴西马上就发现李老师对她的痛恨，特别是他班上的学生开始越班来听她的课以后，她意识到，那是一个老师对另一个同科老师的嫉妒。可没有在意。
　　〃四清〃运动开始时，首先因为戴西大夫的问题，她成了靶子。从北京来的〃四清〃工作组来到业余大学以后，第一个就选中了戴西。他们刚开始一点不了解戴西，于是，工作组利用了戴西丈夫的判决书。他们认定戴西是吴毓骧后面的指使人，男人死了，戴西却因此得到解脱。
　　不久，我意识到他们深感兴奋的是，他们想要我交代我自己的罪。每个下午，我们系里的两个老师，其中一个是党员，一个还不是，就会把我叫到一间小房间里去，连着几小时对我严加盘问，就像拿我做BBQ　的烤肉。他们告诉我一定要好好交代一切，然后，到傍晚时，我就得把我说的都一一写下来，第二天带着去上班。他们总是要我承认那些我从来没做过的事，要是我说我不知道，他们就说我抗拒交代。这样的情形一天又一天地过去，有一天我不得不去看医生了。医生认为我已经精神过劳，他很同情我，于是给了我一些药。我吃了他的药，发现自己在下午审讯的时候居然也昏昏欲睡。而后，我再也得不到那些镇静剂了！在晚上时，老师们开会讨论怎么使运动进行下去，我不能去开会，因为很可能他们要讨论到怎么对付我，我被送到小房间里关着，等会议结束以后，我才能回家。有一天，我在小房间里等到很晚，一直没人来通知我回家，原来他们都早开完会回家了，只是忘记我还在小房间里等着！
　　我晚上回家，就用我的打字机把交代打出来，准备明天上班的时候去交。有时候我真的想反抗，我不想再写了，但是中正总是说：妈咪，你还是要写的，去写完吧。于是我就咬紧牙，写啊写。中正总是帮助我的，就像从前我劳动打石头的时候，他来帮我把我搬不动的大石头先砸碎。
　　由于有了戴西这块靶子，〃四清〃运动轰轰烈烈在业余大学展开，全校都停了课，每天各系老师们都要在一起开长会，每个老师都要发言批判戴西的罪行，哪怕是从来不认识戴西的老师，所有的人都必须要说些什么。要是不说，就会被认为是和戴西一伙的。于是，所有的人都找出话来说。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对那个时代的人用通常的德行尺度来衡量，那让人感觉残酷。因为在压力下，绝大多数人都力图自保，然后才能想到尽量不伤害别人。那些老师，绝大多数也是这样软弱的人。然而，对这样的软弱，今天人们表现出来的谅解，其实深深地污染了后人的心灵，也污染了德行的尺度。
　　不过，并非所有的人只是为了表现出自己的清白这样做，还有的人，是出于落井下石的快感享受和对自己平时无法伸张的私心的满足，而攻击戴西。那个曾被戴西抢去学生的英文老师，他每次都发言，每次都能把一件件小事演绎成电影里才能看到的大事，惊心动魄而且栩栩如生，将批判会推向吸引人的高潮。一个人对他人的妒忌心最好的解脱办法，就是将对手推进无法还手的失败境地，使其再没有机会与自己抗衡。
　　于是我们知道了，一些在批判会上慷慨激昂的脸后面的私心，也许可以化为群众的革命运动中的极大动力。
　　那些阴暗的私人感情夹杂在批判中迸发出来，像在管道里默默流淌的污水，在限制它的管道突然爆裂时，会喷得很高，简直就像一眼喷泉。
　　一次，学校召开了百人大会，那是一个为了谴责我的罪行而开的大会。我坐在大家的面前，人们在我面前站起来发言。他们谴责我的那些事是那么充满了想象力，以至于我开始想要听他们说的了。
　　有一个人说的事甚至让我觉得想要笑出来。一个女老师说，从前我到永安公司买东西的时候，我总是直接就上五楼的办公室去，那些售货小姐会把我想要买的东西带上来，那些东西都被放在一个个托盘里，她们端着托盘依次走过我的面前，我靠在皮沙发上，一只手拿香烟，一只手端一杯茶，要是我看中什么，就点一点，她们就把那东西留下来。而我从来就不付钱。
　　我想我这是在听阿拉伯故事了，这哪里是在我的生活中发生的故事！
　　可在那时，有多少这样的事发生。
　　戴西在她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这时我明白过来，人的妒忌心有时因为是同行，有时是因为完全不同的生活背景。在一个人不可能是郭家漂亮的小姐，但他对那种不属于自己的生活心存向往，常常在不肯启齿的向往和异想天开的想象里，会夹着嫉妒的怨愤。常常心头这些难言之隐导致了激烈的虐待，它们利用了一场堂而皇之的政治运动，而所有的一切，其实只是因为自己不能像被虐待的人那样拥有。
　　有时，貌似纯洁的行为实际上是有着非常脏的个人背景。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被教导要夹起尾巴做人，尽量不要得罪任何人。那些教导过我的人，常常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吃过苦的人，现在回想他们长相不同的脸，我发现他们的脸上总是留着一种非常谦恭的表情。但要是仔细看他们，会发现他们那恭顺的神情，全是百宝箱的盖子。此刻我渐渐明白过来，原来他们懂得了对别人任何不经意的冒犯，包括自己天分上的长处，都会在某种时刻成为杀身之祸。他们所跋涉的世事，常常是崇高与卑鄙泥沙惧下的。
　　而戴西经受这一切的时候，离〃文化大革命〃开始还有两年时间。
　　两年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戴西又开始了她清洗女厕所的工作。在许多共产党女干部的回忆录里，她们也写到了自己被迫清洗厕所的往事，带着被侮辱的愤怒。戴西非常理解这种愤怒，她以为，清洗厕所这件事的本身是不侮辱人的，而是人们将你与厕所联系在一起，与臭的、脏的联系在一起，井强迫你去做，这才是对人的侮辱。
　　在〃文化大革命〃中，戴西一度离开资本家的连队，与靠边的女干部们一起劳动。她还是必须每天把盛满粪水的木头马桶，从女宿舍里端出去倒掉，并清洗干净。虽然大家都不是得意的人，女干部的地位与戴西还是有微妙的不同。那时戴西已经独自端不动沉重的马桶了。于是，每天有一个女干部帮她一起把马桶抬到粪坑边上，别的事，由戴西一个人完成。许多女干部也曾是〃四清〃工作组的一员，只是那时，她们是迫使别人情洗厕所的人。
　　我不知道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