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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上海的金枝玉叶-第13章

小说: 上海的金枝玉叶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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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完成。许多女干部也曾是〃四清〃工作组的一员,只是那时,她们是迫使别人情洗厕所的人。
  我不知道当一个女干部看到戴西那样熟练地刷洗马桶,她会不会想到为什么戴西会熟练如此?
  八十年代以后,戴西在中国大陆几十年的经历成为海外的传奇,外国的新闻记者找到戴西,这时,戴西已经是一个独自住在一条上海安静大弄堂里的白发老人,与邻居合用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但仍旧保持着明亮的眼光。
  香港记者前来采访,回去以后,报道说,上海的郭家小姐住在只有几平米的小房间里,无法自己养活自己,靠海外的亲友资助。戴西为此非常愤怒,她说自己过去的确有一栋房子,现在虽然只有一间房间,但绝不只几平米。自己虽然失去了所有的家产和首饰,美金和金条也早已经没有了,但自己从来不靠美国的亲友帮助。〃文化大革命〃以后政府偿还了一部分家产,她照着吴家的规矩,为静姝、中正和自己各留了一份。那时中正已经在美国生活,于是她把中正的一·份存在外汇银行里。他说:〃记者总是最大的说谎者。〃
  英国BBC电视小组来到上海访问戴西,他们要求戴西领他们去拍摄利西路的郭宅,那处带着大花园的大房子。戴西领他们去了。他们问到戴西每月可以拿到多少退休金,大概可以折合多少英镑。戴西问他们知不知道中国人日常的消费指数,他们说不那么清楚。于是,戴西说:〃我不愿意告诉你们。〃事后,戴西解释说,要是她说谎,她就侮辱了自己的德行,而要是她回答了正确的数字,那英国人会非常吃惊,他们会觉得无法生活。因为他们不知道在中国房子租金的便宜程度。但是,BBC却认为是几十年生活在红色恐怖中,郭家小姐已经吓破了胆。
  美国著名的新闻节目〃六十分钟〃主持人华莱士来到中国,他是全世界权威的新闻节目主持人,采访了许多世界重要人物。在北京,他成功地采访了邓小平。然后他来到上海,要采访戴西,这时,戴西久经磨难的经历在海外被许多人传说。华莱士希望戴西能亲口说自己在中国大陆经受的磨难,那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生活的人不能想象的。戴西接受了华莱士的采访。可没谈多久,戴西就不愿意再说下去了,她拒绝回答华莱士提出的任何关于自己吃苦经历的问题。结果,他们不欢而散。
  戴西说:〃我不喜欢把自己吃过的苦展览给外国人看,他们其实也是看不懂的,他们是想把我表现得越可怜越好,这样才让他们自己觉得自己生活得十全十美。〃
  从此,戴西对外国的媒体抱着警惕和审视的态度,她认为这样才能保护自己的自尊。
  而这时,一些参加过红卫兵运动的年轻人,去到美国,发表了关于中国生活的小说,书里常常把中国的生活描写得一团漆黑,全然没有了人性,甚至真的人吃了人。




 



  

1968 五十九岁 来一碗八分钱的阳春面

  She tried her best to keep calm; to avoid using language with emotion; but she could no longer be at ease。 She was like a kid who fell and cut her knee; although in great pain; she would only dear to peek at the bleeding with a quick glance; not having the courage to look into it directly。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这时我感觉到气氛不同了。当我走到南京路上的时候,发现人们从这里冲到那里。靠近河南路的地方,我看到一家有名的绸布店老招牌被拉了下来,他们在街的当中烧了一把火,把招牌放在火上烧着了。人们兴高采烈地围在一起叫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怎么对付〃四旧〃的,马上我就会学到怎么对付资本家的了。我被认为是一个资本家。虽然我在公司里从一开始就是英文秘书。
  这一年,戴西的工资从一百四十八元被减为二十四元。其中十二元是戴西的生活费,另外十二元是中正的生活费,那时他还在同济大学读书,学校规定每个月必须要交十五元生活费,所以,戴西从自己的十二元生活费里拿出三元给他。
  我必须要付三元一个月的交通月票,用于上下班。剩下的六元钱,就是我一个月的实际生活费了。这仅仅够我吃东西。我不吃早餐,在学校食堂里吃最便宜的午餐,可我实在不能忍受再在红卫兵的叫喊声中吃食堂的晚餐,所以我去波丽家吃晚餐。可红卫兵发现以后,说我们是在地下串联,不再允许我去波丽家。我只能去找最便宜的小吃店。我找到了一家,那是在从前的中国城墙边上,一家面条店,它的墙上写着菜单。菜单上写着:
  肉丝面:2角5分
  咸菜面:1角3分
  阳春面:8分
  我想吃第一项,可太贵了。第二项也不坏,也更便宜。不过我知道我不够钱吃它,所以我要了第三项,8分钱一碗的光面条。
  到1996年,戴西对我提起八分钱的阳春面时,她轻轻地吸了一下鼻子,好像在回忆一朵最香的玫瑰一样,她说:〃它曾那么香,那些绿色的小葱漂浮在清汤上,热乎乎的一大碗。我总是全都吃光了,再坐一会,店堂里在冬天很暖和。然后再回到我的小屋子里去。〃
  这时,戴西已经遣散了家中所有的仆人。为了付给佣人足够的遣散费,她卖掉了中正的照相机。
  12月,戴西和中正被扫地出门,连冬天的衣服都未能如数带出。这时,中正告别了1945年时父亲从敌产管理局带回来的那套小兵玩具,它们被留在他的房间里没有能带出来。他们被允许带几件必须要用的家具。从实用考虑,戴西带出来了一只餐具橱,因为她想餐具总是最有用的。那里面从前放了整套的银餐具,在抄家的时候被没收。而等到中正回家来,才发现戴西在无意中做了一件对以后来说至关重要的事。她无意中带出来的餐具橱里,有两个扁扁的抽屉,原来是放刀叉的。因为银制的刀叉已经被拿走,中正就用来放自己的底片。在最后一次红卫兵来烧东西时,他们把餐具橱上的盖板翻下来,检查里面的东西,翻下的盖板正好遮住两个抽屉。那满满一抽屉底片因此得以保存,1984年中正去美国时,随身将它们带到美国,当我决定要为戴西写一本书的时候,中正从美国带回了复制的照片,它们是这本书重要的一部分。
  他们的新居是一间3调2。4平方的亭子间,朝北。学建筑的中正用一个建筑师的精确设计了这间亭子间,搭出了一个阁楼,这样可以让母子有自己的空间,使戴西可以在房间里洗身,而不需要用公用的厕所。这是戴西有生以来第一次和自己已经长大的儿子同住一间屋,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学习怎么和人共有卫生间。在屋顶上有漏洞的房间里,戴西度过了1966年的冬天,晴天时,有阳光会从屋顶的破洞里射进来。而有北方寒流到来的早上,她醒来时,常常发现自己的脸上结着冰霜。
  1967年1月,郭家在上海郊区的墓地被红卫兵捣毁,郭标夫妇的铜棺被撬开。等中正得到消息赶去时,墓碑,包括那些用大石头砌起来的墓园都被敲掉了,所有的棺木和骨殖都已经不知去向,包括1963年人葬郭家墓地的吴毓骧的骨灰盒。从此,再也没有找到。1985年戴西决定向上海红十字会捐献遗体并不留骨灰时,静姝和中正马上就想到,她是不愿意自己的骨灰有一天会被人胡乱挖起来,而且,在她心里,要是不能与自己的父母亲人安息在一起,她就没有地方可以归去。
  7月,戴西被派到法国公园外面外贸公司下属的小水果店里,卖西瓜、桃子和鸡蛋。
  当我在卖桃子的时候,顾客总是问我,哪一种桃子最甜,可我不知道。一天,关店以后,我每样桃子买了一只,尝了它们。因为每天在水果店关门的时候,大概等不到明天开门就会坏的水果,就要很便宜地处理掉。我买了处理的桃子。第二天,我就告诉顾客什么样的桃子最甜,他们都很高兴。
  到了卖蛋的时候,她请教店里的老职工,然后懂得要是把蛋放在灯光下,用手拢着照一照,就能发现这是不是一只蛋黄完整的好蛋。当时大多数鸡蛋没法冷藏,在夏天坏得很快。常常有顾客拿了打开的坏鸡蛋来店里要求换新鲜的。戴西学会了对鸡蛋的识别。总是帮顾客先选好,顾客开始信任她,认住她的摊位来买鸡蛋。
  从戴西卖鸡蛋的小店一直向北走,经过淮海路到南京西路,就能看到一栋老式的大楼。在那一年,常常有人不能忍受生活中的巨变来这里跳楼自杀,因为那里自杀事件多了,人们把那栋楼叫作〃自杀大楼〃。我以为,在1958年就开始经历重大不幸的戴西,到十年以后的1967年,发现自己不光没有否极泰来,反而更加险恶,她没有自杀,已经很不平常。而她尽量与命运合作,调和尖锐的冲突,让自己和孩子都看到生活并没有完全失控,则是一个奇迹。二十年代出门需要防弹汽车和保镖的郭家小姐,在1967年时懂得,怎么在恶意滔天的时候,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孩子了。
  这一年,波丽被红卫兵打得很厉害。一次,戴西去看波丽,发现她独自坐在卧室的暗处,她的脸和手上到处都是乌青的淤血。另外一次,她发现红卫兵从开着的窗子里爬进波丽的家里,他们总是随时进出波丽的家,将她大骂一顿。
  戴西留下的,是一份回忆录的草稿,就是在她的最后一天,我见到她,她为我签署了同意我使用回忆录和照片的授权书,她还计划等身体恢复了以后,要修改回忆录,但她说明,她的回忆录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让后一代人知道她的生活。在这份文件里,她写到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这时,她的叙述开始慢慢变得跳跃和潦草。写到〃四清〃时,虽然已经日见昏暗,但她还有条理,保持着平静。可进入〃文化大革命〃的阶段,她竭力保持平静,保持不用带有情感的词语,可已经不能从容。她像一个孩子,摔破了膝盖,痛得要命,但自己只敢一眼一眼地瞥着流血的地方,不敢认真去看。
  在那些段落里,常常会突然加进对童年往事大段的回忆,开始,看上去觉得乱,然后,慢慢地,想起了戴西的话。戴西的确很少说起她〃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她说过,她要是回忆一次,就像是重新再经历一次一样,非常痛苦。即使是已经过去了三十年,远在美国,一个人对着打字机和纸,她还是做不到。她不得不像浮上水面来呼吸的蛙泳者一样,埋头游一段,就不得不挣脱出来,回到她的童年往事里,在她对童年的回忆里,也没有用任何一个带有感情色彩的词语,只是她的叙述突然单纯,她的回忆突然明晰,可以看到一颗小姑娘积极的,向往的,爱父亲也爱家里的马的心在那里有力地跳动。她在回忆里,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向童年逃去,而且是向在澳大利亚爽朗的蓝天下度过的童年逃过去,后来在上海经历过的那些奢华岁月,包括在〃中西〃时代的自如和在燕京时代的骄傲,竟都不是她想要逃去的方向。
  1968年,戴西接到通知,在同济大学的中正被认定是反动学生,已经被学校隔离。戴西又一次为自己的儿子送去了变相关押需要用的衣物。然后,每到一个月,她像从前去第一看守所一样,去同济大学为儿子送日常用品。从前,中正常常代替戴西去第一看守所,现在,没人能代替戴西了。没人知道在从她的家到同济大学的路上,她心里怎么想,会有什么体会,她从来都没有说到这些事,她只是从来没有逾期不去。
  不过,她常常用的是晚上的时间。在白天,她总是尽量不回家,或者不出门,避免路过弄口,因为那里有红卫兵把守,看到了她,他们总是像看到了兔子的猛兽一样兴奋起来。在被逼到角落再无路可退以后,她也会挺起胸来。
  每次戴西离开弄堂,就必须先在那里竖着的毛泽东像前站十五分钟。那时她已经没有手表了,所以不知道自己到底站了多久。总要等到红卫兵放她走,她才能走。后来戴西有了一个主意,她带着闹钟出门,那天,当红卫兵对她叫:〃时间已经到了,你还站在这里想干什么?〃戴西摸出钟来拿给他看,然后说:〃你错了,还差三分钟才到时间。〃
  但是,在戴西的回忆录对这一年纷乱的描述中,她写下了这样一个影响了她的人。
  他让我体会到了在这时想要与任何人论理都是不明智的。他是个医院里的主治医生,他乘公共汽车去上班。每天早上他妻子都给他五分钱买车票,她把钱装在他的衣袋里。公共汽车总是非常拥挤的,医生只能站着。他想要伸手到衣袋里去摸那五分钱,可因为太挤了,他不小心把手伸到了贴在他边上的乘客衣袋里。那个人立刻叫了起来,他说医生是小偷。公共汽车停了下来,医生被带到了警察局。警察局立刻通知了医院的党组织,党组织来了人,想要弄明白他们医院最高的医生到底怎么了。这时,医生说出了真相。〃为什么你当时不对公共汽车上的人说呢?〃他们问。〃因为我想要对他们解释,他们也不会相信我,反而会打我。我想就当我是错的,我才会安全。〃
  这是戴西的1968年。
  这一年,在美国的兄弟姐妹为断了音讯的波丽和戴西留下了照片,那是他们的家庭聚会上的合影。沃利晒得很黑,好像是刚刚从海边度假回来,大嫂嫂没有什么见老。安慈还有着惊人的秀丽,保留着第一届上海小姐的风范。他们的孩子都已经在美国长大,不怎么愿意多说中文了。
  后来,波丽和戴西先后在上海去世,家中的八个孩子,只有她们俩一直没有离开中国,也只有她们俩先后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了上海的红十字会,不求任何报偿,她们都在志愿书上签了自己的中文名字。志愿书上写着:〃我志愿将自己的遗体无条件地奉献给医学科学事业,为祖国医学教育和提高疾病防治中国的水平,贡献自己最后一份力量。〃
  没有人真正相信她们在这份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就真正认同那上面表达的意思。有人说,她们一生被别人说成是寄生的,最后想要表明自己不是寄生的,而能做到大多数人不能做出的贡献。
  也有人说,她们没有了自己家的墓地,觉得没有地方安息。




 



  

1969 六十岁 骄傲与坚持

  A person; who was suffering not for the masses; could still keep one's tough dignity。 Being an ordinary woman; she was doing all this in order to maintain her own clean record; not willing to let her children encounter any more mishap because of her。
  这是一张用在上海市区公共交通月票上的照片,不过从1969年开始,戴西终于可以不再用十二元生活费中的三元去买月票了,她被送到祟明岛上的东风农场劳动改造。
  开始因为从外贸系统送去崇明的,就戴西一个女资本家,她在资本家连队里没地方住,所以她被送去与下放在农场管理资本家连队的女干部住在一起,在那里,她知道了,资本家在背地里叫农场〃集中营〃,女干部们在背后也叫这里为〃集中营〃。
  在太平洋战争中,这个小岛上,日本人真的为在上海避难的两万犹太人造了死亡营,只是最后没有执行。
  清洗马桶还是我每天的功课。有一个干部每天和我一起去。我们屋子里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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