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金枝玉叶-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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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戴西在出生地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1917年，她的爹爹郭标应孙中山的邀请，和兄弟郭杰一起举家回到上海，开办上海当时最新潮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戴西刚回到上海时，就住在永安公司对面的东亚酒店里，那是她妈妈的家族马家的产业，马家当时已经在上海开了先施百货公司。她天天在窗前看着永安公司的楼房，在那些粗大的绿色的竹子脚手架里面，一层层地升高起来。南京路上这些华人资本家大百货公司的开张，标志着华人资本在上海的成熟。
而戴西不知道这些，她有一天发现在酒店的窗外飘着一些白色的东西，她觉得非常奇怪，于是打开窗子，伸手接了一些，握在手里，冲到妈妈房间里给她看，可当她张开自己的手，里面除了几滴水以外，什么也没有。妈妈笑了，告诉她那是雪，在悉尼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雪。那时她是没有一点点阅历的小姑娘。
我们的古科罗克叔叔，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妈妈的妹妹，当时也一起住在酒店里，他是爹爹永安公司的经理。他有一辆福特车，在那时是很豪华的。有时他领着我们大家开车去郊外，当时我们最远也只到过静安寺，所以我们都觉得开到郊外去，是好远的路了。
这时，在她的回忆录里，回忆了一个孩子浑然不觉的安宁心境，而实际上，在生活中，一个人将要遇到些什么，是谁也不知道的。她当然也不知道在1967年，她和学校里一些〃有问题〃的老师一起被送到工厂劳动。有一天，他们用英文说了几句话，有人间她在午休的时候干什么。她告诉他们要去国际饭店买一点面包。〃你知道那里的面包比解放前做得好。〃戴西说。我想，这是她看到自己桌边还坐着两个工厂的工人而特地说的，因为没有必要为买面包加上这样的评价。
等午休结束以后，他们被突然集中到楼下的房间里。开始戴西他们还不明白是否他们这些资本家也有资格去开会，后来，当他们试探着下楼去的时候，他们惊奇地发现居然一屋子的人都在等着他们，工人们要求会说英文的人站到前面去，戴西就站到前面去了。然后她发现和他们中午同桌吃饭的那个工人也在，他把同桌另外两个说英文的老师也带到前面去了。
他走上前来，叫我跪下。我跪下了。他拍打我的头，我很奇怪，就抬起头来看他用什么打我，原来他用了一把扫帚。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就要开始痛打我。可是并不是这样。他要我交代我在楼上工作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我用中文告诉了他。
他谴责我在说谎：〃我懂英文。〃他说，〃你难道没说什么'公园'？你在中午的时候要到公园去。你要到公园去见谁？见面要干什么？〃
我告诉他我要去的是公园饭店，就是国际饭店从前的名字。不是什么公园。
〃哦，是的。〃他说，〃你还抱怨面包不如解放前好了。你能否认自己说过公园和面包吗？〃
在我的头上又被扫帚打了几下以后，会议结束了，他感到自己已经揭露了一个资本家是多么坏，多么不诚实。
1915年时的戴西怎么会知道，自己有一天竟会面对这样的屈辱？而且她还能从那些屈辱中活下来，甚至没有成为一个因为心碎而刻毒的老人。
1920 十一岁 上海的阳光照耀
Sometimes it makes one wonder whether or not the character of a person was established since childhood。 Probably； a rich and bright life is the best nutrition for the cultivation of a pure and tenacious character。
这张因为年代太久已经残破了的照片，把1920年照在中西女塾校园里的明亮阳光，固定了下来，要不然，我们是再也看不到这一天的阳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了。每一天的阳光其实也都是新的，像流过河床的水，一去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这时，中西女塾已经从原来西藏路上的慕尔堂里搬了出来，搬到经家花园里，作为新校址，到1920年，这所美国基督教女子中学在上海已经有二十八年的历史，从它正式开学，当时上海道台聂仲芳出席的那一天起，它就在当时上海的新式学校里享有盛名。它面对上海上层阶级的女儿，在戴西进入这里读书的时候，国母宋庆龄和中华民国的第一夫人宋美龄都已经从这里毕业。
学校收取昂贵的学费，有严格的管理，宿舍里六英尺长、四点五英尺宽的小床都必须用白色被褥，每个学生必须把自己的小床整理得一丝不苟。一进学校大门，必须除去所有艳丽珍贵的服饰和珠宝，否则，就作为捐赠被学校充公。在学校里的一举一动，都要按照校规，比如要是在走廊里停下说话，必须让到一边。做教会学校的〃标准女子〃，任何家庭背景的学生都不能例外。
它的校训是成长、爱人、生活，它的教育是美国式的，重视体育，英文，音乐，科学，学校的英文演剧是当时最有特色的。用全套美国课本上课，在世界地理课上，她们学到中国是在远东地区。但是在它的大图书馆里，不光有全套的英美文学作品，有最新的英文杂志，有美国当时的流行小说，比如《波丽安娜》。也有英文版的《资本论》。
它的风格是贵族化的，教会学生怎样做出色的沙龙和晚会的女主人，早餐有中式的肉松和西式的黄油，学生客厅里有沙发、地毯和留声机；并且要秀外慧中，有严格的教养和坚强的性格。
它对学生的许诺，是要让她们一生年轻和愉悦地生活。
在当时的上海，像大家应该在西郊有别墅、家里有美国汽车、先生有一抽屉各色领带一样，家里的女儿应该在中西女塾上学。连中等人家，也愿意节衣缩食，把自己的女儿送进这所名校来。有抱负的人家，希望女儿在这学校里接受最好的美式教育。像学校所说的那样，中西的教育，是为了让她们有勇敢的心和有价值的行为，给自己的生活一个最好的建设。没抱负的人家，希望女儿在这学校里开眼界，见世面，将来凭着中西女塾的牌子和西化时髦的淑女作派，能嫁入一个好人家。对这样的人家来说，女儿从中西女塾毕业，就像一份上好的嫁妆一样。
从照片上看，戴西这时在中西女塾里已经很习惯了，而且过得很好。她甚至参加了学校的演剧团，演出了莎士比亚的《驯悍记》。这张是不是演出后留下来的剧照，戴西已经记不得，她靠在一个扮绅士的女生怀里，头上带着一圈花环，像一个正在愉快地享受着追逐的女子。那么爱娇，那么跃跃欲试，像真的一样。可仔细看她的脸，那种煞有介事的温柔的笑影里，留着女孩子兴奋的、游戏的快乐。于是你就可以知道，这孩子是在扮一个恋爱中的女子，就像更小的时候扮娃娃的妈妈一样。然后她们又一起拍了一张婚礼的照片。扮绅士的女孩做出严正的样子，那应该是一个女孩子从自己的父亲身上找到的样子，她的脸上不懂做出来真正的婚礼照片上的男子的表情：有一些抱得美人归的自得，有一些天降责任的害怕，有一些对单身汉的日子的追悼，有一些成家立业以后的茫然。她生活在一个纯粹女孩子的世界里，对男子知之甚少，扮新娘的戴西，一脸的懵懂，学着别人的样子，把手插在绅士的臂弯里，庄重地站着，挂着长长的、演剧用的婚纱，她也不知道婚姻，可她有一种什么也不怕的沉着，更没有做出小女孩在这时很容易做出的媚态，也不曾飞出不解风情的眼风，她带着一些镇定的勇敢的茫然，这也许是中西女塾的教育给她的吧，对未知的生活，是向往的，也是沉着的。
大概她们照完相，就笑弯了腰吧，每个人在自己的少女时代，都有这样的经历。
这的确是戴西一生中快乐的日子。
她已经从最初在广东学校里的不适应中解脱出来了。在她小时候，要是遇到不适应的环境，她总能抽身而出。1915年，她上了广东小学，可是她不会说一句广东话，也不会说上海话，老师为她起了一个中国名字，但是当她拿着那张写着自己中国名字的小纸条上黄包车回家的时候，一阵风吹掉了她手里的字条，她再也想不起来老师为她起的是什么样的中国名字。她和家里的几个孩子中午在外面吃饭，因为只会说一个中国词〃面〃，所以天天中午都吃面。但是她不会用筷子，不管怎样学，也学不会用手指就能调度筷子。于是她和哥哥姐姐一起被家里转到了上海的教会学校，在一个简简单单的、有薄薄雾气的上海普通的周末。就离开了筷子和老师要叫〃郭某某〃起来说广东话回答问题的中文环境。
直到一个中学里要好的同学，为她拿来了当时走红的作家谢婉莹的名字来做戴西的名字，她才算有了一个正式的中国名字。日后她在北京见到谢冰心的时候，冰心说：〃你与我同名。〃她就对冰心说到了名字的往事。
她总是这么轻易就遂了心愿，所以，谁都没有想到以后，当她站在菜场里卖咸蛋的时候，当她只能吃八分钱一碗的阳春面当晚餐的时候，当她独自从劳改地回到家，听法院的人来宣读对她丈夫的判决书，接着把她家里所有的东西悉数充公、连她的结婚礼服都不剩下的时候，她能好好地活下来，当有外国人问起她的那些劳改岁月时，她能优雅地直着背和脖子，说：〃那些劳动，有利于我保持身材的苗条。〃她在八十六岁的时候，与三个年轻女子一起出去吃饭，只在一起走了几分钟，那三个女子就感到情形像是三个男子陪一个迷人的美女去餐馆，而不是三个女子陪一个老太太。
有时候，真的让人怀疑，是不是一个人的品质是在童年生活中就确立了的，而且很可能，富裕的明亮的生活，才是一个人纯净坚韧品质的最好营养，而不是苦难贫穷的生活。
当她被转到中西女塾以后，她所有的劣势，都一举成为别的女生渴望的优势，那里说的是英文，看的是英文，写的是英文，考试和授课也是英文，她自己觉得是个高人一等的好学生了。到1919年就以全A的成绩升到五年级。在新学校里，她成了一个什么都不缺的快乐的孩子。女孩子多的地方，总是比相貌，她是头挑的，虽然还没有长到让人惊艳的二十岁，但能看出来她已经是一个秀丽的少女了；富家女多的地方，容易比家境，她是头挑的；外国学校，当然比英文，她也是头挑的。学校里常常发生的歧视，对出身的歧视，对学业的歧视，都离她远远的。
这时，永安公司蒸蒸日上，在公司的屋顶开了花园，那是南京路上的一大时髦。家里搬到了一栋带花园的大房子里，很美的西式大房子，更美的大花园，是从一个瑞典人手里买来的，她的房间还是与爹爹的卧室连在一起，她仍旧是爹爹最心爱的孩子，要是在家里，她在早上会陪爹爹一起去花园种花。他们都喜欢照顾鲜花。
在别人的眼睛里，爹爹是上海最大的百货商之一，而且还是孙中山的造币厂的厂长，家里有一麻袋作废的铜钱板子，郭家的孩子在花园里玩的时候，也会到麻袋里去挖一把出来，到花园里的小湖上去打水漂。而戴西在爹爹身上学到的，是他对绳子的珍爱。做水果生意起家的爹爹，直到家里孩子出门要用防弹汽车和保镖，还是对每一小段绳子都得小心地捋齐了。缠成一个小团，放在抽屉里备用。戴西和爹爹一样终生保持了收齐绳子的习惯，直到戴西去世，回来为她整理遗物的孩子，在她的写字桌抽屉里发现了许多整理好的绳子团。
因为怕绑匪，郭家的孩子只有很少的机会公开社交，他们最好的朋友，差不多就是宋家。宋子文天天在郭家吃饭，在宋家管账的宋美龄和在郭家管账的二姐姐波丽好成一团，常常互相交流怎么从家里的流水账里扣出钱来结伙去看新出的美国电影，所以，在学校里有许多同学住在一起，是生性活泼的戴西很丹怀的事。
那真是些轻车快马的日子，在一个人的少女时代。
那二十年代的明亮阳光，照耀着戴西年轻的笑脸，她还有点胖，因为在青春期里，有一点像刚刚发起来的发面团一样，那么新鲜，那么不确定，那么香，不可遏制地成长着。她盼望着许多事，可并不着急，生活像阳光下最蓝的大海一样，璀璨晶莹地在她的面前铺陈，随便她是想去游泳，还是想去泛舟。
1928 十九岁 永远的中国式服装、永远的英文
Within the tenderness and purity of a young beauty；who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a model； there existed something solid and glittering； which also made her dirrerent from Venus。 Something lucent and sharp as a gem can be sensed sparkling in her charming eyes。
毕业典礼前的一星期中，要举行多次宴会，师生互请或学生间、班级间的告别宴会，并且进行〃毕业礼拜〃，全体毕业生在做这场礼拜时，一律身着纯白绸服。毕业典礼的前一天，称作班日，要举行向全校告别大会。校中各年级皆定有级色，如白底蓝边或蓝底白边服装等等。在告别会前，毕业生部穿上级色，手携手走到校园中各主要建筑物以及风景区唱告别歌。最后来到大礼堂，全校师生都已汇集一堂，舞台上以级花、级旗、级徽布置，在宣读八篇内容不同的临别赠言之后，毕业生唱起级歌，并向全校赠送礼物。记得我代表校方接受她们的告别礼物时，几乎每次都落下眼泪，学生们也一同落泪。
毕业典礼通常在告别大会后的第二天上午举行。一早便不时有毕业生的家长、亲戚朋友、情人前来，赠送花篮、花束，一直从大礼堂舞台上排至大楼东西两个人口，寒暄声、道贺声四起。毕业典礼在上午九点整正式开始，两列身着特制礼服的毕业生迈着庄重的步伐，由大礼堂中门进入，穿过礼堂通道，缓缓走上前几排座位处，全校唱完毕业颂歌就上台，接受毕业文凭。
典礼之后，便是毕业生与教师合影留念。许多送来的鲜花被送到医院不知名的病人手中。等毕业生最后含泪离校，低年级同学则留连送别。
摘自中西女塾校长薛正回忆录
1928年，戴西就这样从中学毕业。这时候，她已经成长为一个美少女，在这张已经残破的发黄的照片上，留着她那时的美丽，就像波切提尼画的从贝壳里刚刚诞生的维纳斯那样的美丽。1997年的冬天，我从老年戴西的相册里取来了它，请一个摄影师翻拍，用在我的书里。我们一起在日光里注视着照片上的她，那个摄影师从纽约来，他的专职是拍模特和时装，满眼看的，全是中外时代美女，她们在镜头前露出自己的乳房像露出自己的鼻子一样自然。
那天，他从镜头里看着1928年的戴西，说：〃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这么娇嫩纯洁的女人。〃
而我看到的，是在美少女不同于模特的娇嫩纯洁里面，还有一些不同于维纳斯的晶莹坚硬的东西，像钻石一样透明但是锐利的东西，这是在从前小女孩子的照片里所没有的表情，闪烁在她娇柔的眼光里。
戴西最初已经不记得这张照片是什么年代拍的了，她用老式的黑柄放大镜看了一会儿，说：〃我想是从中西女塾毕业以后，那时候我开始穿中式衣服，而且渐渐开始只穿中式衣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