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金枝玉叶-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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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夕去与留的彷徨，好不容易，在新鲜的红旗下舒了一口气。他们在开始和平的年代里，感到尘埃终于落定，自己如果好好努力的话，在没有战争、没有溃兵、没有黑社会敲诈的社会里，会大有前途。就是像吴毓骧这样爱玩了一辈子的人，也在这时豪情万丈地投入到自己的生意里去。
在香港，他们看到许多在上海过着安稳生活的熟人，困在南方那个小小的混乱的半岛上无所适从，香港在五十年代初与上海比起来，就像一个小县城，而突然云集了整整一个讲上海话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在大都市里生活过的精英阶级，他们想用上海模式在香港继续自己的生意，但在没有发展起来的市场上很快一败涂地。在被当地穿香云纱和木头拖鞋的潮州人操纵的股市上，上海的熟人们输了最后一根从上海带来的金条以后，从上海来的时髦小姐们，为了家用不得不去舞厅做了舞女，上海来的骄傲的小开们，也不得不卖掉了刚刚买的美国汽车。而大多数郭家的亲戚们，开始迂徒到隔着一个太平洋的美国。
戴西他们夫妇目睹了五十年代在上海移民中发生的一切，当时他们还在心里庆幸自己的选择。庆幸自己没有头脑发热，亲手毁了自己的生活。像当时大多数留在大陆的资本家一样，他们对五十年代初清明欢腾的社会抱着真切的好感。
留在上海的朋友像从前一样，又恢复了周未聚会。那些当年躲日本人后来躲国民党的朋友，都从藏身的地方回来，重拾过去的日子。这个1951年的午后，他们吃了家里大厨做的饭，谈了天，大太们说到跟着晚报上的插花专栏学习插花的心得，小孩们在外面疯过了，被大人招呼来在一起照相。
日后，要是让戴西拿放大镜看照片里儿子那时有多高，女儿的辫子那时有多长，她一时还不能确定这张照片的年代。她常常分不清这是解放前还是五十年代初的照片。在她的记忆里，那些年没有很大区别，只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变成了共产党的五星红旗，而他们从来就不那么注意旗帜的不同。
那一年他们在上海与香港之间来来往往，从来没觉得有什么必要要一去不回来。这时，他们真的与全国人民一起认同，五十年代是金色的年代。
直到有一天，他们去香港的申请不再被批准，他们还是想，不去就不去，没什么要紧，照样过自己的日子，做自己的生意。
1954 四十五岁 再次成为职业妇女
这一年，国家开始控制外贸生意，不允许用英文以外的语种与外国通信，兴华科学仪器行做的是德国生意，来往信件本来由雇用的德国秘书处理，现在只能改用英文，于是，德国秘书回了国，生意上的信件就由公司的职员写好，送到戴西家里来，让她润色。久而久之，戴西正式作为公司的英文秘书参加工作，这一次，是她第三次走出家门，成为职业妇女，每个月从公司得到两百元人民币工资。
1955 四十六岁 戴西穿上了长裤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I saw Daisy with slacks in her photograph； and it felt strange。 This reminded me of once seeing a girl； wit hbeautiful Japanese silk stockings； put on a pair of white sneakers。
戴西在四十四年以后，指认一生中各个阶段的照片时，有许多照片，她已经不能记得是在哪里，是谁为自己拍的，也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她就点着照片告诉我说：〃你看我穿的是什么衣服，要是西式衣服。一定还没有从默梯尔（中西）毕业。要是我穿裤子，或者是穿由旗袍改成的大襟上衣，就一定是五十年代中以后。〃
于是我找到这张，她穿着从旗袍中间剪开的大襟衣服，带着已经长大变瘦的儿子旅行的照片。静姝已经到北京去上舞蹈学校，当芭蕾舞演员了，她是新中国的第一代芭蕾舞演员。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戴西穿着长裤的照片，感觉有一点奇怪，让我想起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女子将一双穿着很漂亮的日本丝袜的脚，穿在白球鞋里。
这一年兴华科学仪器行与国家联营，高级职员降薪。吴硫骧带头主动把自己的六百元月薪降到三百元，戴西也主动将自己的薪水降到一百四十八元。
1955 四十六岁 双重的生活
After forty； the life that she had experienced gradually enriched her mentality； and since then； her mentality modified her feature bit by bit。 It showed in her wrinkles； her eyes； her shaded smile； and her lips。
从这一年的照片上，我们能看到戴西开始了双重生活，在与公司同事一起去莫干山旅行的时候，她和她丈夫都穿着人民装，他们像被揉皱了的道林纸一样穿在棉布的、朴素的、随着身体的活动布满皱褶的人民装里，依稀能看出他们与新装之间的距离。而在他们的家里，在圣诞节的时候，他们仍旧精心穿起旧衣服，戴西还穿着从前留下来的美国玻璃丝袜。这其实只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他们的生活里开始有了一些不能告人的秘密，他们做什么，不再理直气壮。
后来，戴西回忆这一年的时候，写下了那些不光是在家里放一棵大圣诞树而不是毛泽东画像、穿美国玻璃丝袜和旗袍而不是人民装的秘密。
我们俩一起在外贸上班的时候，我们总是吃完午饭以后，到咖啡馆去，吃午饭时咖啡馆里总是很挤。一个陌生人（对我来说）示意我们可以加入他的桌子，我们就过去了。然后，我意识到YH认识他，他给YH一个袋袋，卷在报纸里，YH马上把它掖到我的手提袋里。
然后我们离开，等我们下班回家以后，他叫我把钱拿给他。我坚持要知道那里面到底是什么，他说他与这个男人做生意，这些现金是他应得的利益。
一次又一次，YH让我去见那个叫S的犹太人，从他那里带回一袋袋钱。我猜想有些事不对，但是我总是服从他的吩咐。一次，他叫我去国际饭店在顶楼新开的餐馆和犹太人一起吃饭。我是一个神经质的人。那次一点东西也吃不下。等我拿到了钱，我都做不到马上离开。
川被捕以后，那个人打了个电话给我，要我天黑以后到一个可靠的地方去见他。我去了，在指定的地方走来走去，就是没有看到他。突然他在门边出现了，他拉着我的胳膊，说：〃我们去一家附近的餐馆，我怕这里有人监视。〃（当我回头看的时候，我想我有最坚强的神经。）
我跟着他，他给了我一个纸袋，他说他已经知道YH被捕，所以这是最后一个袋袋了。
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此后的一天，我在办公室里，秘书来叫我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他们要问我一些问题。
他们排出七八张护照照片，问我是不是认识里面的什么人。我立刻在里面认出了S先生，但是我把每张照片都拿起来，看了看，然后摇头说：
〃外国人的脸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我说，〃我分不出来。〃他们要我好好看清楚。我脑子转着，想要决定到底应该怎么做。
然后，他们中的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中午要到了，我们吃了饭再干。〃他们于是告诉我先去吃饭，再回来。
我回到那间屋子的时候，照片又在桌子上排成一排。我看着它们，然后注意到在边上还有一叠纸。我认出来那是YH的笔迹。我假装看那些照片，其实我在看YH在纸上写的东西，我看到了那上面有S先生的名字，还有一句〃只有我妻子知道这些〃。于是我明白过来，YH已经交代了。
我再次看那些照片，表现出拼命在回忆的样子，然后说：
〃我真的不能说什么，但是这个人看起来有些面熟。〃我挑出5先生的照片。
〃他叫什么名字？〃他们问。
我告诉他们我想不起名字来了，但是他们告诉我再想想，因此我说我以为他的名字应该是以S开头的。
〃那就对了。现在你告诉我们所有关于他的事。〃他们说。
我说了我是怎么在咖啡馆里看到他的，我知道他和我丈夫做生意，也说了有时我丈夫让我去为他收袋袋，但我从来不知道袋袋里面有什么东西，他们对我说的东西满意了，就告诉我可以离开了。
一个女子在四十岁以前的容貌，是先天的，她的美丽与否来自于她的家庭和她的运气。但是四十岁以后，她经历过的生活渐渐丰富了她的心智，那时候开始，她的心智一点点改变她的容颜，她脸上的纹路，她的眼睛，她笑容里的阴影，还有她的嘴唇。因此，许多人都说，在一个四十岁以后的女子脸上，可以看到她的一生，她的心灵，还有她是否真正美丽。
在这些照片上，我们尚不能清楚地看到戴西的变化，她脸上是比从前要多了一些笃定，一些忍耐，一些风情，一些圆通，还有一些由于不得已的双重生活带来的一种悻悻然的神情，那是资本家家庭的人从五十年代末开始多少都会有一点点的表情，夹杂在谦恭柔顺的神情里面，让敏感的人将他们与别人，在见到第一面的时候就区别开来。
到了九十年代，她的脸相，经过四十年双重生活的压力，仍旧是温和妩媚的，雪白的卷发环绕，上了大红的唇膏，还是老派妇女的审美观，但我想到了一只狐狸，优雅，聪明，狡诘，它站在黑色的树林外，白色的雪地上，审度着，带着〃你知道了些什么？你想对我干什么？〃式的疑问，随时准备逃遁。此时，二十年代的率真已经荡然无存。
1998年，在戴西的葬礼开始以前，从美国回来奔丧的中正，十四岁起便与戴西一起经过了艰难时世的男子，在低矮的天花板下望着雏菊和董草环绕着的母亲的遗像，葬礼上将要播放莫扎特的《安魂曲》，庄严的合唱代替了《葬礼进行曲》，这是不同寻常的，所以管理音乐的人一直在试音，莫扎特的合唱断断续续地响着，上千朵鲜花散发着被切下来以后的汁水的气味，中正垂着双手，那是小时候他留在照片上的样子，他望着母亲的相片，她脸上那种狐狸的神情还在生动地隐现。他的眼睛里充满了眼泪，将整个眼球逼红。那时我想起了玛格丽特·杜拉斯著名的句子：〃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他应该是最理解母亲面容变化的人了吧，这一个〃爱〃字里面，有多少可以解释成〃痛惜〃？
1957 四十九岁 吴家花园湖石边
At the time； under the decorative rock behind them； there was a hole dug in 1952。 A pistol was hidden in that hole； That was the third pistol that her husband took care of for George。
1957年来临的时候，戴西一家还过着小院阳光下的双重生活，当女儿静姝从北京回家来，他们就用自家的照相机在小院里照相，她们穿上再也不能穿到外面去〃招摇〃的花旗袍在树下照了相，在花园里的小花坛边上照了相，又在草地上照了相。
在小花坛边上的石头前照相时，静姝笑着，她是个爽朗的女孩，生活很难在她心上留下阴影来。虽然她常常教训弟弟西式的男女相处之道，一起出去要男子拉开大门，帮助女子脱大衣，要是和一个女子一起去咖啡馆，男子要为女子买咖啡，要是在街上走路，男子应该走在女子的外侧。有时中正忘记了，她会用脚去轻踢迟钝的弟弟。但是从本性上来说，她不是那种真正斤斤计较的细心的小姐，她能够很快就把一、切看开了，即使是遇到了后来家里被全面查封，她解释起来，也是双手一摔，说：〃没什么，我们家照样好好的，呼拉呼拉，他们把我们的家具拿走了，然后，我们家到了'七重天'楼上，郭家已经离开上海的那些人家里去，把他们放着的家具选了选，拿回来用，呼拉呼拉的，又是满满的一大家子，什么也不缺了。〃
戴西在边上也笑着，她们像是两生花。
我想，戴西的心事应该比静姝要多得多。
这时，在她们身后的那块小湖石下，有一个小上洞，洞里埋着一把左轮手枪。这已经是她和她丈夫经手为乔治解决的第三把手枪了。
在1949年以前，郭家经历过一些未遂的绑架，所以郭家的男人总是随身带着手枪。到八弟乔治打算从中国大陆逃跑出境的时候，乔治最担心的，就是那些在办公室留下来的枪。当时政府不许私人收藏武器，乔治怕惹麻烦，危及自己不能顺利成行而不敢交出武器，所以先拿了两把左轮枪来找戴西帮忙。戴西和丈夫夜里把车开出去，一把枪被他们丢在没人的路上；另一把枪在去波丽家在虹桥的花园里玩的时候，乘人不备包好了丢在花园的小溪里。
在乔治定下日子要走的前夕，他最后去清理解放前就已经离开的二哥的办公室，无意中触到了什么机关，在写字桌的内侧突然跳出一个暗抽屉，里面赫然又是一把枪。乔治说到底是一个不懂世故的老实人，又已经被自己险恶的处境吓怕，他不知道该怎么把那个暗抽屉再弄回原样，于是就再趁黑夜把枪带给戴西来处理。
戴西的丈夫答应要再帮乔治一次，戴西以为他们又要连夜开车出去。可他说，他有了一个新办法，更安全的。他并没有说，只是把枪先埋在花园里再说。他到底有什么新的好办法对付这把其实不存在任何暴动意义的左轮手枪，他没有说，一直到被捕。所以，直到戴西在四十年以后去世，她都不知道他对那把给家里带来了大麻烦的无用的枪，到底是怎么想的。
她的丈夫，当年在可以随时买到枪的时候，玩汽车，玩纸牌，跳舞，迷美式棒球，可就是不玩枪。
乔治星夜逃往南方，经香港去了美国。
戴西则坐在他留下的枪上，笑着照相。她真的不知道这是她最后一张像原样子笑着的相片了，她的生活就要全然改变。
〃他们真的没有社会经验啊，〃四十年以后重提往事，静姝说，〃随便把枪扔在哪里，也不能往家里拿啊！哪怕乔治舅舅就把它留在办公室里呢，反正人已经走了，在美国了，你还有本事到美国来抓我啊。我的爸爸妈妈也是没有社会经验啊，怎么能把那东西埋在家里，随便扔在什么地方不就完了，谁能知道就是他们扔的呢？还要扔到波丽姨妈家的小河里去，后来清理小河的时候，抽干了水，一下子大家看到了河底下的那把枪。把波丽姨妈吓死了。好在我妈没告诉波丽姨妈是她扔的，要不然她肯定说不圆这么大一个谎，又害了一个。〃
波丽是宋美龄的闺中好友，那时她已经为自己少女时代有这样一个好友而成了惊弓之鸟。
在乔治离开以后，戴西的丈夫拿了园丁用的铁锹，去院子里埋下手枪，而戴西则在楼上面对花园的小阳台上望着他。那时他已经是五十多岁的壮年人了，挖地不甚利落，或者说，他对这一类的体力劳动从没有任何经验，他弯着高大的身体，他的身影在花园的黑色竹篱笆墙那里泛出白影子来，矮小的棕搁树沙沙地响着。他的脸在眼角的皮肤松弛下挂以后，显现出一种愁苦的样子。这是戴西不能忘记的晚上，上海的平静的、不大凉的、宜人而秘密的晚上，这对年过半百的夫妇做了如此大胆而幼稚的事。
1958 五十岁 最长的一天
They never discussed his feelings towards the plight he was in。 Maybe Daisy was not as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