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的诗学-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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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听觉是不是就一定能分辨出对方是谁，他是不敢把手指头伸到磨眼里打赌的，因为人的嗓子同样会变。由于各种发声方法的引进，一个女歌手在行家的调教下，几天之内，就会变调。费边说，算来算去，似乎只剩下一项判断依据，那就是习惯，但这也并不是非常可靠。马克·吐温说，习惯就是习惯，虽然任何人都不能把它扔出窗外，但是可以将它慢慢地轰下楼。费边的这段精彩的论述，显然来自他对杜莉的观察和思考。有一次，我和费边在谈起这方面的话题时，费边突然对女人的这种变化做了一点勉强的肯定。他神情诡秘地说：“也不能说一点好处都没有，和这种变来变去的女人做爱，你时常会感到你是在帮大众通奸。一般的通奸只能让人感到惊喜，这个呢，还能让你有一种很磅礴的感受。”
午后的诗学再次遇到杜莉（1）
1993年的春天，我在济水河边的小广场再次遇到杜莉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想到了费边的精妙论述。当时，我真的差点没把她认出来。她的鼻梁垫高了，新割了双眼皮，下巴似乎也动过——她原来的下巴比较短，现在变得比以前尖了。或许是由于化妆的缘故，她的嘴巴也变得比以前更大了，如果你认为青蛙的嘴巴是美的，那你就得承认杜莉的嘴巴也是美的。她连名字都改了。在演出的节目单上，她的名字叫卡拉。对一个想在江湖上混出点名堂来的女歌手来说，这个名字确实非常OK，因为它能让人过目不忘。我猜过了，这个名字果然是费边给起的。我是应费边之约，来这里欣赏杜莉的演出的。这是我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听杜莉演唱。坦率地说，她唱得并不好（至少在我看来），她的嗓音有点沙哑、疲倦，唱起来也毫无激情，和我想象中的杜莉有着云泥之别。这一天，她按要求唱了一首老歌——《北京的金山上》。唱完之后，她来到我和费边跟前，征求我们的意见。她征求意见时的神态娇羞可爱，同时又显得很郑重其事，让人马虎不得。我说唱得好啊，有点老歌新唱的味道，真是有意思啊。我正担心会不会惹杜莉不高兴呢，费边接口说，这就对了，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你说的是真的吗？”杜莉问我。我说是真的，照这条路走下去，或许能唱出一点名堂的。千万别怪我言不由衷，我说的这些话都是费边事先交代过的。当然，费边不交代我，我也不可能实话实说，对朋友的老婆，客气一点总是没错的。我刚讲完，费边就说：“这是根据她的嗓音条件，做出的一个基本定位。
这样搞没错，在美学上，这就叫做以丑来表现美，可以传递出一些复杂的感情，它还有点像叙事学上讲的复调。”说到这里，费边突然像拍蚊子那样，在自己的脑门上猛拍了一下，然后又像弹奏乐器似的，几根手指在脑门上弹来弹去，他的眼睛一下子显得很亮，说：“我知道怎么对付那个老家伙了。”“哪个老家伙啊？”杜莉笑着问他。“陈维驰啊。”费边说。杜莉对他那样大惊小怪很不以为然。她说，你找他干什么，钟叔叔不是已经给他打过招呼了吗？费边说：“让我怎么说你好呢，说你头发长见识短吧，你又不高兴。不找他行吗？我可不能让你给他留下走后门的印象，我要亲自去说服他，免费给他上一课，让他知道选你参赛、获奖，是公正的选择。”陈维驰是本市的音协主席，是即将举行的大型声乐比赛的评委主任。此人在法国、奥地利、上海、延安、北京都生活过，是音乐界有名的作曲家和声乐理论家。杜莉一直想让费边带她去拜访一下他。有一次，费边正在我那里聊天，杜莉把电话打过来了，催他去找陈维驰。他说，他已经给钟叔叔讲过了，由姓钟的去打招呼。放下电话，费边就对我说，托尔斯泰那句话说得真是地道啊，女人是男人身上世俗的肌体。他告诉我，他实在不愿搭理陈维驰。他说：“陈在任何时代都是弄潮儿，从不犯错误。爱默生说，从来不犯错误的人，一定是谬误的化身。这种人是不能打交道的。”其实，就我所知，他不愿见陈维驰，主要是因为陈维驰还是个巧舌如簧的理论家，既能把一根稻草说成金条，也能把一根金条说成稻草。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你就别想说服他，见他还不如不见，因为那只能把事情搞得更糟。
为了让自己的老婆高兴，许多天来，他一直在寻找和陈维驰谈话的角度。在他看来，角度的问题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找角度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类似于点穴。干什么事都需要找角度，写诗、打井、在公共汽车上放屁、分析课文，甚至做爱，都需要角度。做爱的时候，如果你不能合理地安排体位和角度，不但自己痛快不起来，还会惹对方不高兴。谈话也是这样，特别是和陈维驰这样的永远吃香的家伙谈话，如果你事先选不好角度，对方可能会像轰苍蝇那样，把你轰出门外，或者干脆用蝇拍把你给拍死。他是第二天去找的陈维驰。在路上，他一直在想陈维驰首先会问哪些问题，他该如何应答，然后在应答中穿插进自己的问题，进而把他摆平。他想：“我或许应该先说我喜欢他的作品。可是，如果他问我喜欢他的哪些作品，我就傻眼了，因为我只记得他的一首歌，准确地说，只记得由他谱曲的一首歌中的一句歌词。”那是些什么歌词啊，“官逼民富咦呀嘿，民呀不能呀不富”。他想，这个老陈可真他妈的是个大滑头啊，轻而易举地就把一句成语化成一贴皮炎平软膏。这是一个春天的早上，从黄河故道吹来的风沙，弥漫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被水淘洗得干干净净的沙粒，一进入城市就变成了脏兮兮的尘土，它们像桃毛一样，使人皮肤发痒。费边乘坐的面的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奔波。要在平时，他或许会对那些尘土进行精彩的分析，但眼下，他顾不上这个了，他得抓紧时间分析陈维驰的心理。陈维驰是一只狐狸，和狐狸打交道不是闹着玩的，一定要谨慎。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说，谨慎是所有德行的原则。费边想，他不能提那首歌，八面玲珑的陈维驰或许会认为他是在拐弯抹角地骂他。
怎么办呢； 总不能一上来就直奔主题吧？还是需要先说一些陈词滥调的。他一时有点慌神了，因为不知道该说哪些陈词滥调。离陈维驰家不远了，他得赶快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于是，他让司机把车开到路边。司机以为他要下车了，就把发票撕了下来。他只好对司机说他还没有到站，他只是想让车停下来，使他可以安静地思考一个问题。司机迷惑地看了他一会儿，问他需要思考多长时间。他说，这可说不定。司机显得很不耐烦，说：“不说那么多了，你交钱走人吧。我还得到丈母娘家接人呢，去晚了，那老东西饶不了我的。”见司机说得那么可怜，他就把他放走了。现在，费边站在路边，抓紧时间想着问题。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的注意力集中在陈词滥调这个词上。他想起很久以前，他曾在朋友的聚会上，引用过一段哈韦尔先生的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那段话他现在一时想不起来了，能想起来的只是其中的一句：陈词滥调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原则，哈韦尔恶作剧般的反讽使他这个引述者，在当时感到无比畅快（仅仅是引述本身就已经让他畅快了）。然而现在，当他又想起这句话的时候，他却怎么也畅快不起来。他站在路边的窨井盖上，在飞扬的尘土和杂乱的人群中，脑子里乱成了一团麻。费边多虑了，当他真的赶到陈维驰家的时候，事情远不像他事先所想的那么复杂。他和陈维驰很快就聊开了，聊的并不是陈维驰的作品，而是巴赫的《马太受难曲》和陈维驰计划中的婚礼。之所以聊这个《马太受难曲》，是因为他走进陈维驰的工作间的时候，那庄严的旋律就在他耳边回响。
陈维驰的小情人把费边领进去之后，就退了出去。费边和陈维驰以前曾在各种会议上见过面，所以陈维驰一下子就把他给认出来了。陈维驰开口就问他：“费边，这支曲子你是不是也常听？”费边说，他知道巴赫，但听得很少。“起码得听听这一首，此曲只应天上有啊。”陈维驰说着，就把音量调小，给他补了一课。陈维驰说，说起来这首曲子也是应命之作，因为它是献给王后的，应命之作能写得如此漂亮，确实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陈维驰说，这支曲子在1843年首演的时候，大厅里鸦雀无声，人们仿佛在教堂里倾听福音，参加礼拜仪式。陈维驰召小情人给费边倒上菊花茶，并让费边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费边说：“陈先生说得对，巴赫就是巴赫，就像上帝就是上帝。”“和这些大师一比，我们的作品就像是济水河上漂浮的垃圾，惭愧啊惭愧。”陈维驰说，“我想好了，这次结婚，我一定要选用这首曲子来代替《婚礼进行曲》。”一谈到婚姻，陈维驰的那个小情人就进来了（刚才她在外面一定竖起耳朵听着呢）。陈维驰说他初步定在七一结婚，按照他的设想，他想到教堂里举行婚礼，可这是在中国，他不得不考虑到国情和自己的身份，所以他现在感到很为难，只好在平时把这支曲子多放几遍，聊以弥补缺憾。陈维驰的那个小情人插嘴了，说：“当然得考虑周全，要是在教堂里搞，钟副市长可能就无法来了。”她又对费边说：“大诗人，你要是能把钟市长拽到教堂里，我们就在那里搞，然后到教堂门口的那个海鲜城撮一顿。”“陈先生，你家里有没有电脑？”费边突然来了一句。他的发问显得没头没脑的，把陈维驰和他的情人都问傻了。
费边说：“你们可以先在互联网上举行个教堂婚礼，然后在七一再举行一次，这样就两全其美了。”见他们还在那里发愣，费边的话匣子就打开了。他说现在最时髦的婚礼就是在互联网上进行的，新郎、新娘、神父和亲朋好友，从各个地方进入虚拟的网上教堂，完成网上联姻，让你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过一把教堂婚礼的瘾。在这里，我得顺便说一下，费边对此其实也是一知半解，因为这个信息是我提供给他的，他甚至都不知道那是日本富士通电脑公司搞的玩意儿。可费边现在把那对傻帽儿都唬住了。费边还说，如果他们感兴趣，他可以帮老夫少妻进入那个神奇的互联网。太好了，不用说什么陈词滥调，不需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只是谈谈电脑，就和陈维驰沟通了。我想这时候费边心里一定非常得意。他现在觉得应该趁热打铁，把杜莉的问题解决一下，然后就拍屁股走人。他对陈维驰说：“陈先生，见你一次很不容易，我想趁这个机会向你请教一些学术问题。”陈维驰没吭声，但他的脸上浮现出了笑意，那笑意告诉费边，他愿意随时解答他的难题。费边说这些问题是他听了杜莉的歌唱之后才想到的，不知道对不对，愿聆听先生的教诲。费边的这套话很妙，应该记下来。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艺术可化自然丑为艺术美，认为给人痛感的事物，如果能在艺术中得到忠实的描绘，就会给人以快感。莱辛认为艺术家可以把丑作为一种组成因素，自然中的丑往往更能表现性格。丑并不是假和恶，陈先生，我觉得这些大师们的说法都非常有道理。实际情况大概也正是这样，丑一旦进入审美领域，就具有了积极的审美价值了。
而杜莉，就是那个准备参赛的卡拉，她的歌声，似乎正系于这些背景性命题。陈先生，我也不知道我这样想有没有一点道理。因他这么讲的时候，他突然觉得杜莉的这些问题似乎还不能完全挂上边，有点驴唇不对马嘴的味道，但既然讲了，就不要耽搁了，干脆一口气讲完算了。这样讲完之后，他期待着陈维驰做出反应。过了一会儿，陈维驰终于开口了。陈维驰说：“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不过，我们就不要再在亚里士多德们的身上浪费时间了。费边，你说奇怪不奇怪，昨天，有一个歌星缠了我半天，她连亚里士多德是哪个时代的人都不知道，竟然也向我谈起了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好像与麦当娜、卡拉斯一起，成了她们的偶像。费边，咱们还是来关心关心钟市长的身体吧。”费边的脑子转得很快，他意识到陈维驰是想搞清楚他和钟市长的关系到底怎么样。这个问题难不倒他，他觉得自己照样有把握唬住陈维驰，只是他一时不知道该从何谈起，因为关于钟某人的现状，他知道得并不比别人多。钟患的是前列腺炎，走路时习惯叉开腿，给人的感觉，好像他的大腿根夹着一个火球。这谁都知道，因为他每次在电视上出现的时候，都是这么个模样。别人即便不知道他患的是前列腺炎，也能猜出毛病就出在那个部位。费边这么想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推开椅子站了起来。现在他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他要把钟市长的走姿学给陈维驰看看。他郑重其事地在陈维驰的木质地板上走了一圈，边走边说：“没办法，他只能这样走，因为他的那个地方怕磨。”他讲的本来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可经他这么一学，就带有某种私人性了，仿佛只有他知道得最清楚。
午后的诗学再次遇到杜莉（2）
陈维驰和他的小情人都被他的滑稽模仿逗乐了，连费边本人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一种狂欢气氛，就在翻来覆去播放的《马太受难曲》中，达到了高潮。费边大概觉得还有点不过瘾，还应该再“透露”一点什么，再逗逗眼前的两个活宝。于是，他又顺口胡诌了一通：“只有回到家里，他才可以少受一点苦。是这样的，他一进门，就把屁股放到了轮椅上，由小保姆推来推去的。他在家里很少走路，只有上厕所的时候，他才会走几步，因为小保姆无法陪他撒尿。”陈维驰的那两只多次指挥过乐队的手，现在夹在双膝之间，快速地搓来搓去。他笑得太凶了，费边甚至有点担心他笑死过去。这一年的6月底，杜莉如愿参加了那个全市声乐比赛，她演唱的是陈维驰的新作——《第一个节日》。
这一天，费边早早就赶来了，他坐在下面，拿着节目单，着急地等待着卡拉女士的出场。因为参赛歌手有很多，所以他等着等着，就觉得不应该这样白等，应该思考点什么问题，否则时间浪费太可惜了。《第一个节日》这个歌名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对节日这个词进行了一番长驱直入的思考。他后来的那篇很精彩的短文——《我们每天都在过节》，就是在这个圆形剧场构思出来的。费边发现，我们几乎把所有的日子都命名为一个节日，除了清明节需要放一些低沉的哀乐之外，其余的日子，都在召唤着人们打开嗓门，引吭高歌。他还发现，其实，几乎每一个节日的背后都隐藏着死亡，只有众多的牺牲和重大的死亡事件，才能使某一天成为让后人欢庆的节日。最后，他拐弯抹角地推导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这样热衷于过节，目的是为了我们个人的生命在节日的庆典中，变得像桃皮上的绒毛一样微不足道。
这一天他正在那里长驱直入地思考问题的时候，一个留着漂亮的络腮胡子、穿着黑色圆领短袖衫的男子，来到了他的身边。这位男子自称姓李，叫李辉。他手中捧着一束花。他说，他刚才在门口看见了他，就跟着进来了。自称李辉的人，说自己既是费边诗歌的热心读者，同时又是卡拉的歌迷。“我以前听你朗诵过诗歌，从那时起，我就是你的崇拜者了，爱屋及乌，后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