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的诗学-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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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与丈夫结婚的时候，他们夫妇也曾来道贺。朋友的妻子烟瘾很大，门牙都抽黑了，也很能喝酒。当她得知朋友的妻子正怀着孩子的时候，她曾委婉地劝她少抽一点。朋友的妻子笑了，说自己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过后她才知道，朋友的妻子有过两次早产，对自己能否顺利生下孩子，并不抱什么希望。那个朋友对妻子很体贴，还主动地给妻子点了一根烟。杜蓓记得，当时他们还带来了一瓶法国波尔多葡萄酒，与酒配套的那个梅花钻形状的启瓶器，她至今还保存着。
朋友之妻在朋友家中（1）
丈夫调回上海时，朋友又在豪华的越秀酒家设宴为他送行。朋友的妻子没来，据说带着女儿到外地度假去了。那天他们都醉了，醉得就像餐桌上的对虾。现在丈夫告诉她，如果不出意外，引弟就住在那个地方。丈夫还说：“本该由我来劝阻她的，可我的电话簿丢了，无法给朋友打电话了。”如果不是儿子的哭声提醒了她，她都感觉不到车队已经开始蠕动了。随着哭声，她看见一群穿白大褂的医生抬着一个帆布担架从车边经过，担架上的人已被盖住了脸，无疑是死了——大概是淹死的，因为垂在担架外面的手又白又胖，就像农贸市场上出售的注水蹄膀。当然儿子放声大哭不是因为死了人，而是因为白衣天使。
儿子最害怕的就是打针，看到白衣天使就像神学家看到了世界末日。与此同时，她看见一辆清障车拖着一辆警车驶了过来，掀起的泥浪足有半人之高。因为来不及关上窗户，杜蓓被飞进来的泥点溅了一身。一枚棋子往往决定一盘棋的输赢。如果她当时发作了，那么她很可能要在马路上过夜了。杜蓓没那么傻，当她看到第二辆清障车即将驶过来，车上还架着摄像机的时候，她立即决定向它们求救。她蜷起腿，拉开车门，随时准备跳下去。同时求救的还有另外几个人，他们个子比她高，嗓门比她大，但清障车最后注意到的却是她。这自然是她的风度、美貌和微笑起了作用。
拦道之时，她挥手的姿势，就像对镜梳妆时的理鬓动作，有一种说不出的优雅和从容。还是那个摄影记者说得好：“夫人，你的镜头感太好了，既显示了市民良好的道德风范，又显示了警民一家的和谐关系。”记者们虽然以善说假话著称，但此刻人家显然说的是心里话。她甚至想到这个小脸蜡黄的记者对符号也熟知一二，知道如何“通过动作捕捉信息”。当交警开着清障车，将她的桑塔纳拖出去的时候，摄影记者不惜跳进水中，以便透过车窗捕捉她的一颦一笑。
来到浅水区以后，记者还提醒她晚上别忘了打开电视，因为她将在《晚间新闻》中出现。她的车早已熄火了。在清障车上的交警的帮助下，她才将桑塔纳重新发动起来。随后，交警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又和她聊了一会儿。由于在她身上花费的时间太多，那个交警还犯了众怒。虽然汉州的交通部门规定，进入市区的车辆不准鸣笛，但此刻它们却不吃这一套，响亮而混乱的笛声甚至盖过了天上的雷鸣。
她不是聋子，当然能听出其中的示威意味。当她开着车逃离现场的时候，她将路边的一棵无花果树都撞歪了。脑袋伸在车窗之外的儿子，也被无花果树的枝条划破了眉头。儿子顿时哭了起来，可因为急着逃离，她没有理会他。
丈夫曾带她来过北环以北，而且不止一次。她还记得，小区的中部是个铁栅栏围起来的幼儿园，孩子们一天到晚叽里呱啦。幼儿园的铁门就对着朋友家的门洞，很容易辨认。如今，幼儿园已经不知去向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家肯德基快餐店。店前的台阶上站着一个白胡子外国老头的塑像。乍看上去，他与汉州大学草坪前的那尊毛泽东塑像有点相似，因为他们都拎着帽子。
儿子一见他，就喊了他一声毛爷爷。她告诉儿子那不是毛爷爷，儿子就问不是毛爷爷是谁。这倒把她难住了。如果她说那是肯德基快餐店的象征符号，儿子一定认为她说的不是人话。她灵机一动，说他是做烧鸡的，做的烧鸡名叫“肯德鸡”。“我要吃鸡。”儿子说。“呆会儿买给你吃。”杜蓓说。“我要吃鸡。”“吃个屁。”“妈咪才吃屁屁。”这算哪门子事啊？好不容易叫了我一声妈妈，却是让我吃屁。她恼羞成怒，恨不得扇他一耳光。但她忍住了，将他从后座拽了出来。
直到这个时候，她才发现儿子的眉头有一个凝结起来的小血球，硬硬的，摸上去就像个樱桃。她一时想不起来他是在什么地方划伤的。儿子似乎已经忘记了疼痛，他看着快餐店，伸出粉红色的舌头，舔着自己的嘴唇，唉，儿童的内脏就是他的道德法则，除了满足他的要求，她似乎别无选择。她只好水走到快餐店，为他买了一只炸鸡腿。
儿子啃鸡腿的时候，她非常后悔带他来到这里。但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会面中获得儿子的配合，她还是弯下腰来，吹了吹他眉头上的伤口。“乖乖，还想吃什么？只要听话，妈咪什么都给你买。”杜蓓又给儿子买了一袋薯条。她捧着装满薯条的纸袋站在快餐店门口，向食客们打听朋友所住的那个门洞。
后来，她把儿子拉到了一个门洞跟前。她的裙子的下摆已经湿透了，脚趾上的蔻丹只留下了斑斑点点，好像指甲壳里出现了淤血。她的那辆桑塔纳眼下停在快餐店旁边的一块高地上，她看见有几个毛孩子正在车边追逐，一块泥巴准确地砸向了车窗玻璃。看着那些打闹的孩子，她心中的懊恼更是有增无减。
她一只手扯住儿子的衣领，一只手掏出了手机。她想给丈夫打个电话。至于该给丈夫说些什么，在看见自己裙子下摆的时候，她已经飞快地想了一遍。她要对丈夫说：“对不起，亲爱的，因为道路的阻隔，我没能见到你的相好。”但是电话占线，一直占线，似乎永远占线。她再次想起了丈夫歪在床头打电话的情形。
后来，她听到有人在叫她的名字。朋友就站在门洞的台阶上，腰间裹着围裙，像饭店的厨师，拉着他的围裙躲在一边的那个小女孩，应该是他的女儿。女孩的脑袋从父亲的腋下钻出来，看看杜蓓再仰头看看父亲，同时还用脚撩着台阶下的雨水。朋友蹲下去，对女儿说：“快，带弟弟玩去。”女孩吐了一下舌头，重新缩到了父亲的腋下。杜蓓甚至感受到了女孩的敌意。她后悔没给女孩带礼物。想到这里，她很快从头上取下一只发夹。
“来，阿姨送给你一样东西。”她把女孩拉到身边，“好看吧，这是阿姨从国外带回来的。”她没有说谎，那真是从意大利带回来的，是她在罗马天主教堂前的一个小摊上买来的，上面还镂刻着圣母的头像。取掉了发夹，她的头发像瀑布一样披散了下来。好，挺好。朝气蓬勃，这正是现在她所需要的效果。
“快谢谢阿姨。”朋友对女儿说。女孩抿着嘴，一扭头，跑了。儿子也跑了，他着水，亦步亦趋地跟着女孩，跑向了不远处的一大片水洼。看着两个孩子跑远了，朋友才回过头来对她说，他在楼上看见她了，起初还以为看错了人，没想到真的是她。
他说：“大小姐冒雨前来，是否有要事相告？”“瞧你说的，没事就不能来吗？”她说。朋友笑着，但笑得有些尴尬。虽然雨点不时落到他们身上，但他似乎没有请她上楼的意思。她突然想起了一件小事。结婚以后，有一次丈夫偶然提起，只有一个朋友对他们的婚姻持有异议。她揪着他的耳朵逼问他那人是谁，说走了嘴的哲学家只好把眼下正陪她上楼的这位朋友供了出来。她说，她对此并不在意，因为他是引弟的朋友，自然要为引弟鸣不平。丈夫说：“不，他可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既然你和引弟的婚姻是个地狱，那么你为何要从一个地狱走进另一个地狱呢？还不如做情人算了，就像萨特和波伏瓦。”他娘的，这话怎么那么别扭？她虽然也是波伏瓦的崇拜者，可她知道那只是个特例。她喜欢这样一句话：如果说婚姻是个坟墓，那么没有婚姻，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喜欢它，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它俏皮可爱。
朋友之妻在朋友家中（2）
当时，她想把这句话说给丈夫，但转眼间丈夫就鼾声雷动了。“杜小姐可是越来越漂亮了。”朋友说。“谢谢。”她歪着头说道。在丈夫的同代人面前，她喜欢摆出一副少女的姿态。她知道这样最能赢得他们的好感。“你不想请我上楼吗？我都快淋透了。”她说，她说的没错。他们说话的时候，发梢上的水正顺着脖颈流进她的乳沟。那水带着寒意，使她的整个胸部都感受到了它的刺激。她甚至感到乳头都变硬了，硬得就像……就像什么呢？哦，想起来了，就像儿子眉头上的那粒樱桃。
在杜蓓的记忆中，朋友家里整洁得就像星级宾馆的套间，而且总带着淡淡的药水味。朋友的妻子和丈夫的前妻引弟一样，当年都是赤脚医生。对她来说，“赤脚医生”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她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时，莫名其妙地想到了游方僧人——既乞求别人的施舍，又为别人治疗。经过丈夫的解释，她才算明白她的理解谬之千里。
后来在意大利，有一次她和当地的姑娘正光脚散步，并用脚趾逗弄草坪上的鸽子，突然又想到了“赤脚医生”这个词，心中不免泛起淡淡的醋意，她为自己没能拥有丈夫的过去而感到遗憾。她还记得，朋友家的客厅挂着一幅油画，上面画着夕阳中的泡桐、花椒树、麦秸垛和田野上的拾穗者。泡桐下的花椒树正开放着圆锥形的小花，但麦秸垛上面却覆盖着几块残雪，而那个拾穗者，一个裸体的女人，此时正用手搭凉棚眺望天上的流云。她的屁股那么大，就像个澡盆。她曾指出这幅画在时间上的错误。但朋友的妻子说，这就是他们对往事的记忆。 “这是一种错开的花，有一种错误的美。”他说，花椒树是他让画家画上去的。“当时，我肚子里有很多蛔虫，瘦得像一只豺。要不是灌了花椒水，我可能就活不到今天了。”
丈夫还告诉她，画的作者毕业于中央美院，当年也曾和他们一起插队，后来又插到美国去了，这是他出国前的最后一幅作品，她想起来了，她曾在超市的书架上看到过他的画册《广阔天地》。错开的花！她每次来，都要看它两眼。可眼下，它却去向不明，光秃秃的墙上只剩下几个钉子，并排的两个钉子之间，还织着一张蜘蛛网。上面的一只蜘蛛已经死了，但仍然栩栩如生。
在另一面墙上，贴着许多邮票那么大的卡通画。朋友告诉她，这些卡通画是他为女儿贴上去的。他每次吃完方便面，都要把方便面盒子中的卡通画留下，贴到墙上去。听他这么一说，她也看出来了，儿子房间里也贴有类似的卡通画。几天前，她还看见儿子从盒子里取出卡通画，就把方便面扔进了垃圾桶。垃圾桶，眼下她就看见了一只垃圾桶。它就放在门后，里面的西瓜皮堆得冒尖。当朋友问她想吃西瓜还是桃子的时候，她连忙摆了摆手，说她什么也不想吃。
“怎么？就你一个人？”她问。“还能有谁？”他说。“你夫人呢？”她本来想问引弟的。可话到嘴边，她却绕到了人家夫人身上。本来只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却引来了朋友的长吁短叹。朋友叹了口气，说：“她得了乳腺癌。”尽管她迫切地想知道引弟是不是在这里，以证实丈夫没有撒谎，但出于礼貌，她还是应该安慰一下朋友。她从茶几上拿起一只桃子，一边削着桃皮，一边对朋友说，美国有两位总统夫人培蒂·福特、南希·里根都得过这种病，大财阀洛克菲勒的夫人哈琵也是如此。它就像月经不调一样，只是一种常见的妇科病，没必要放在心上。
就在她这么说的时候，她突然想到了语言学上“能指”与“所指”的关系问题。如果说婚前女人的乳房是个能指，那么婚后它就变成了所指，它的乳头就像鼠标似的直指生育。现在乳房要割掉了，那该如何称呼它呢？她想，等见到了丈夫，可以向丈夫讨教一下。
她把削好了的桃子递给朋友，然后又拿起了一只。她说：“有机会一定到医院陪陪她。别担心，只要没有扩散，什么都好办。”“她死了。”他说。一时间，她感到自己的舌头都僵住了。当她略带掩饰性地去捋头发的时候，桃汁刚好滴到她的颧骨上。为了显示自己的震惊，她没有擦掉它，听任那甜蜜的汁液顺脸流淌。她听见朋友说，上个月，他和一个朋友在黄河公墓为妻买了一块墓地。
说到这里，他迟疑了片刻，然后说：“我说的那个朋友，就是引弟。”他说，遵照亡妻的临终嘱托，他和引弟在亡妻的墓前栽了一株梧桐，一株花椒。插队的时候，为了改天换地，他们把丘陵上的花椒树都砍光伐净了。第二年春天，为了抵御突然刮起的风沙，他们又在田间地头栽种了许多梧桐。他和妻子就是在砍树种树期间相爱的。他说，有一天他梦见了妻子，梦见泡桐的根须伸进了妻子的骨灰盒，把酣睡的妻子搞醒了。
他说得很自然，就像在转述别人的故事，就像呼吸，就像咽唾沫。正是他的这种语气，多少打消了她的不安。她的目光又投向了那面墙，那面原本挂着油画的墙。朋友注意到了她的目光，但许久没有说话。就在她想着谈话如何进行下去的时候，朋友突然咬了一口桃子，咔嚓一声。她听见朋友说：“引弟从墓地回来，顺便把它带走了。记忆越美好，你就越伤感。这桃子什么品种，这么脆。唉，引弟是担心我触景生情，永远走不出过去的影子。”“她还真是个好女人。”她说，接着她故作轻松地问道，“你最近见过她吗？其实，我也很挂念她。”“巧得很，她刚从这里出去，很快就会回来。”朋友说，“你要是不急着走，呆会儿就能见到她。杜小姐，她对你没有怨恨。你的引弟姐姐有一颗圣洁的心。”
圣洁！杜蓓从来不用这个词。它生硬、别扭，像从墙上鼓出来的砂浆，还像……还像朋友亡妻乳房的那个硬块。尤其是在这个场合，她更是觉得这个记号有一种令人难堪的修辞效果，但不管怎么说，她总算证实了丈夫没有说谎。够了，这就足够了，至于别的，她才懒得理会呢。她拿起一只桃子，愉快地削着上面的皮。她削得很薄，果肉是白里透红，给她一种视觉的愉悦。桃汁带着些微的凉意，光溜柔美。
但是，一只桃子还没有吃完，她的喜悦就变成了焦虑，我该如何劝说引弟放弃上海之行呢？“她来汉州，有什么事要办吗？我或许能帮助她。”她说。“她是来送还我女儿的。办完了丧事，她把我女儿也带走了。孩子当时夜夜惊梦，要不是给她照看，说不定病成什么样子呢。”“你说的事我一点都不知道。在国外的时候，我经常想起你们。一回国我就想跟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