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解读中国文化:品人录-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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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告状和天象军机四个方面的常人表奏，颇有些广开言路、下情上达的意思。她自己也声称：“铜匦之设，在求民意畅达于朝廷，正义得张于天下。”可惜，在专制政治体制下，这些说法即便不是掩人耳目，也会变成一纸空文。真正的民意并不可能反映上来，反映上来也不会被采纳，邪恶反倒可能假正义之名横行于天下。原因就在于体制是“君主”而不是“民主”。民作主，民意当然就是天意；君作主，则天意也无非君意。这样，即便有种种广开言路的措施，也完全不顶用的。因为说不说固然由民，听不听却完全由君。君主既然是言论是非的最高仲裁者，则君主一人之好恶，也就成了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样一来，大家当然都拣君主爱听的话说，投其所好，以谋私利，以防不虞。如此，则所谓“民意畅达，正义伸张”云云，也就成了自欺欺人的鬼话。
君主们爱听什么话呢？无非吹牛拍马和挑拨离间。因为专制君主都有两个通病，一是自以为是，二是疑神疑鬼。所以，专制君主的身边，总少不了两种人，一是马屁精，二是告密者。马屁精保证他感觉良好，告密者保证他不遭暗算。即便所告之密，不过臣下们的相互攻击，也很不错。臣子们越是互不相让，互不相亲，皇上的君位就越安全。臣子们如果团结一致，那他这个君可就真是孤家寡人了。所以，历朝历代的君王，几乎没有一个不爱听人吹捧，也没有一个不爱听人告密的。不过，歌功颂德的话不妨公开来讲，投入那铜匦之中的，便十有八九是告密。
武则天不一定欣赏告密，却需要告密。她必须查清哪些是暗藏的反对派，也希望朝廷的大臣们狗咬狗。对于这一类的权术，她是很在行的。因此她故意把举报和告密混淆起来，而且故意对举报不实者不予追究。这就不但是奖励告密，而且是鼓励诬告了。道理很简单：告别人一下，运气好一点，没准能扳倒仇人，或捞他一把。运气不好呢，也没什么损失，岂非不告白不告？
其实在这最黑暗的年代，几乎没有什么人会“白告”。因为武则天不仅建立了告密制度，而且豢养了酷吏集团。这些人比武则天还要喜欢告密者。他们自己就是靠告密起家的，是“告密专业户”，对告密自然有一种“职业兴趣”，和其他告密者也原为一丘之貉，很欢迎他们加入自己的队伍，结为狐朋狗党，或雇为打手耳目。再说，如果没人告密，他们就没有事情做，岂不是要砸饭碗？这些王八蛋原本就恨不得没事找事，无风也兴三尺浪，现在既然有人告密，岂有不炼成大狱之理？结果，某人只不过撇了一下嘴巴，到他们那里就变成了诽谤朝廷；某人不过只是发了几句牢骚，到他们那里就变成了妄图谋反。犯人不肯招供么？他们有的是办法。一是集体诬告，即买通雇佣一批告密者，在不同的地方一起告发，众口一辞地诬告某人谋反，使不明真相者信以为真，被诬告者有口难辩。二是严刑逼供。比如索元礼、来俊臣的刑具，光是大枷就有十种，名称也十分吓人，有“死猪愁”和“求即死”等等。常言说“死猪不怕开水烫”，又说“好死不如赖活着”。酷吏的刑法既然能让死猪发愁，恨不能马上就死，可见比开水还厉害，比死亡还可怕。第三种办法更便当，就是一刀砍下犯人的脑袋，然后在预先写好的供词上按下犯人的手印。有这么多办法，什么案子不能小题大做，变成必须从重从快的大案要案？
四 左右开弓（2）
实际上酷吏们不把案子做大也是不行的。因为武则天嘴巴上说要听取民意，其实只对谋反案有兴趣。既然是谋反，那就不是一两个人的事了，非得有谋反集团不可。于是，只要有一人被密告谋反，他的亲人、朋友、同僚也都得跟着倒霉。这样一来，恐怖的气氛便立即传遍全国。没有人知道自己会不会在某一天被告发，也没有人知道自己会不会在某一案件中被牵连。除酷吏们外，每个大臣在上朝时都要和家人作生死诀别，散朝时都要庆幸今天又能活着回家。一个王朝的政治气氛到了这个份上，按理说恐怕就离垮台不远了。
然而武则天的政权并没有垮台。相反，在她登基之后，新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还当真出现了新的气象。这些成就甚至连武则天的敌人也无法否认，而且被视为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其实这事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武则天一当上皇帝，便迅速地调整了政策，由高压一变而为怀柔，由恐怖一变而为开明。这既是武则天高明之处，亦无妨看作她本性所然。武则天毕竟不是嗜血成性的杀人狂，而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她知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用处，不同的时候应该有不同的政策，就像人们头顶上的天空一样，有时候和风细雨，有时候雷霆万钧。生与杀，爱与恨，宽容与忌刻，抚慰与整肃，全都取决于政治的需要。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这个非凡的女人不惜翻云覆雨，左右开弓，也不惜出尔反尔，翻脸不认人。
武则天在临朝称制之初曾对臣下说过：“朕情在爱育，志切哀矜。疏网恢恢，实素怀之所尚；苛政察察，良素心之所鄙。”这话一半是真一半是假。武则天确实并不真心喜欢苛政，也不真心喜欢那些卑鄙下流、阴鸷歹毒的小人、酷吏和告密者。任何一个可以称得上“雄”的人，无论他是英雄、豪雄、枭雄、奸雄，在内心深处都不会喜欢这些东西。所不同者，仅在于有些雄者完全拒绝这类下流角色，有的则把他们视为粪桶便器一类的东西，不可没有，但可利用而不可重用。武则天就是这样。她手下最有名的三个酷吏：索元礼、周兴、来俊臣，官阶都不高，职位都不重。除了罗织罪名、诬人谋反，也没别的什么权力。道理很简单：第一，这些家伙能力不强，学问不多，人望不高，靠他们治国根本就不行，而女皇陛下并不愿意自己的国家紊乱无序、民不聊生。第二，这些家伙都是鹰犬，而鹰犬是不能喂得太饱的。喂得太饱，他们就不抓狐狸和兔子了。
武则天对告密者的厌恶使她忍不住要捉拿一下这些王八蛋。当然，只能挑那些不太重要的事来发难，挑那些不太重要的家伙来开涮。如意元年亦即长寿元年（公元６９２年），武则天为了表示虔心礼佛，心血来潮，下令禁止屠杀牲畜和捕捞鱼虾（这项禁令在八年后因凤阁舍人崔融的劝谏而被废止）。右拾遗张德因为喜得贵子，违禁杀了一只羊，宴请同僚，结果被一个前来赴宴的人告发。武则天却在朝会上将告密信交给张德观看，还对他说：以后请客，最好先看清人头，不要把好酒好菜拿去喂了背后咬人的狗。众目睽睽之下，那个名叫杜肃的告密者当众挨了一耳光，脸上火辣辣，心里灰溜溜，从此抬不起头来，再也没脸见人。
武则天这件事做得似乎不怎么地道。禁屠的命令是她下的，告密的风气也是她鼓励的，现在却把告密信交给被告看，岂非存心推翻自己的主张，而且故意出卖自己的走狗？但对待那些卑鄙下流的告密者和出卖者，没有什么比当众揭露他们出卖他们更大快人心了。正如战争只能由战争来消灭，出卖也只能由出卖来遏制。而这种大快人心的效果，又正是武则天的政治需要。
此刻的武则天，已不是当年那个临朝称制、名不正言不顺的代理皇帝，而是堂堂正正的大周圣神皇帝了。新王朝要有新气象。当务之急是要刷新政治，调整政策，改善形象，是让人们感到幸福和安宁。黑暗、恐怖的岁月只能属于那个该死的李唐，不能属于光辉灿烂的武周。武周的皇帝是武曌，曌也就是光明的天空。光明的天空日月高悬，岂能再容魑魅魍魉横行？因此，告密这种卑劣的行径应该根除，而告密者则应该受到鄙视。杜肃这个蠢货在这个时候还想用这种卑鄙下流的办法来讨好卖乖，简直就是自讨没趣，愚蠢透顶。
四 左右开弓（3）
于是，武则天决定用他那不开窍的笨驴脑袋给大家开开窍：第一，现在是新朝，需要的不是恐怖，而是祥和，你们不要打错了算盘。第二，告密或者不告密，说别人的好话或者坏话，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会看老娘的眼色，懂得按老娘的旨意去办事。老娘需要有人告密时你不告，是没眼色；不需要有人告密时你来告，也是没眼色。没眼色，挨一耳光也是活该。还有一层意思也很明显：你们大家都看见了，朕其实是很宽容的，张德违禁而未受处分便是证明。朕其实也是厌恶告密的，杜肃告密而当众出丑也是证明。至于先前的奖励告密，重用酷吏，完全是因为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不得已而为之。如果大家有怨气，那就应该把仇恨集中在那些“反贼”身上。如果他们不谋反，朕又何苦要劳神费力，盖那么多监狱，养那么多鹰犬呢！
武则天到底是武则天，她不过只是拿杜肃这个小人物开了个小玩笑，就出台了一个大政策，搞掂了一件大事情：清算了过去，交代了历史，改变了方针，也撇清了自己。过去的黑暗、恐怖、肮脏、丑恶，都是别人的责任：裴炎之流要谋反，杜肃之流没眼色，而周兴之流又做得太过分（周兴已于此事发生前一年被杀），则天太后或则天皇帝是没有过错的，也是一贯正确的。现在，她慈眉善目，宽宏大量，和蔼可亲，俨然一副菩萨模样菩萨心肠。她高踞于皇帝的宝座之上，笑逐颜开地舒展着她那张青春永驻灿若桃花的老太婆脸，全然不知道那上面沾满了血迹。
刚刚从恐怖高压之下透过气来的臣民们还能说什么呢？他们只能诚惶诚恐，感恩戴德，扑翻在地，山呼礼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现在看来武则天真应该被评为中国历史上最出色的表演艺术家。她的演技十分精湛，她的表演也天衣无缝。然而人们还是不禁要问：当她签发一张张逮捕令，批准一次次死刑时，难道从来不曾想到其中会有冤情吗？当她看到一个又一个“阴谋集团”被揭发出来，被剿灭被粉碎时，难道真相信有这么多人谋反吗？
武则天明白，受害人明白，告密者明白，历史也明白。
悄然的反抗在暗中进行，办法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早在武则天刚刚开始鼓励告密的时候，一个名叫鱼家保的小人便用自己的血祭奠了这该死的制度。鱼家保特地为武则天设计了一种专门用于告密的铜匦。这种铜制的信箱中间分为四隔，各开一个小洞，信件可入不可出。铜匦很快就造出来了，也很快就收到了告密信，其中一封就是举报鱼家保的。这封密信举报鱼家保曾为徐敬业打造兵器。而且，他向太后呈献铜匦的设计，正是为了掩盖反迹，逃脱追究，十分地居心不良。武则天对“反贼”从不宽容，哪怕设计了告密箱也不例外。于是，就像法国大革命时第一个走上断头台的正是无痛断头机的发明人约瑟夫·乔丹一样，鱼家保也成了自己发明创造的牺牲品，这可真是“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一些正直的法官则公开进行抵制。他们无法阻拦告密，但坚持在办案时不逼供，不用刑，不违背审讯程序，不制造冤假错案。杜景俭“用法宽平”，徐有功“为政宽仁”，连他们的下属都受到感动，相誓不再鞭打犯人。这些法官为了维护国法尊严，全然不顾个人安危。但有疑处，便据理力争。有一次，法官李日知因一死囚案与另一法官胡元礼发生争执。胡元礼蛮横地说，只要胡某不下台，这人就断无生还之理！李日知也针锋相对，毫不客气地说：只要李某不离职，此人就绝无处死之法！最后官司打到武则天那里，李日知胜诉，那个死囚保住了性命。
武则天在重用来俊臣、周兴、索元礼一类酷吏的同时，也任用徐有功、杜景俭、李日知这些正直、正派法官，用心是很深的。她心里很清楚：奖励告密、重用酷吏、制造冤假错案，只是非常之法，断然不能持久的。即便不得已而用之，也要有所节制，有所缓冲，有所平衡。她也深知，来俊臣之流不过鹰犬走卒，虽不可不用，其用也有限。徐有功等人才是国家栋梁之才，必须加以保护。所以，徐有功两次被贬，三次起复。武则天问他：你通常断案，错放之人不少，你自己说该当何罪？徐有功说：法网疏漏错放罪人，不过人臣的小过；爱惜生命厌恶杀戮，才是圣人的大德！武则天虽不能马上接受他的说法，却也不能不承认他言之有理，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正直正派的人。
四 左右开弓（4）
正直正派的人总是会受到人们（包括敌人和持不同政见者）由衷的敬重，而卑鄙无耻的小人则总是会受到人们（包括其主子）的厌恶和鄙视。在专制政治体制下，小人是有可能得志的。不过一旦失去利用价值，下场也就十分可怜。周兴、来俊臣、索元礼之流，都未能猖狂太久，其中又以周兴的下场最具戏剧性。天授二年（公元６９１年）二月，酷吏丘神绩因罪被杀，有人告发周兴是同谋，而被派去审理此案的则正是来俊臣。来俊臣请周兴吃饭。酒过三巡，来俊臣很诚恳地问周兴：人犯总是不肯招供，不知仁兄有什么好法子？周兴说，这太容易了！找一个大瓮来，用木炭在四周烧烤，再把人犯放进瓮里，还有什么不招的。来俊臣如法炮制，当真找来一个大瓮，四周点上炭火，然后取出圣旨，对周兴说：有人告发老兄。既然如此，那就请君入瓮吧！如遭五雷轰顶的周兴除了按照审讯者的意图一一招供外再无办法。他被判处流放岭南，并在流放的途中被仇人杀死。这个心狠手辣害人无数的奸贼实在应该为自己的“发明”申请一份专利的。他一生暗算他人，怎么就想不到自己也会遭人暗算呢？
索元礼的死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告密专业户也被别人告了密，派去审理此案的也是他的老朋友。索元礼审案的办法，是给人犯戴上铁帽子，再把楔子一根根打进去，直至犯人脑浆流出。于是老朋友问他：要不要把那顶铁帽子给你戴上？索元礼当然赶忙说不用不用，结果也在同一年死于狱中。
最狠毒的一个酷吏来俊臣死于神功元年（公元６９７年）六月三日。这一回是公开处决的。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狂妄之极，以为想害谁就可以害谁，竟然打起了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的主意，结果当然轮到他自己下地狱。他被绑在囚车上，嘴里塞着木球，押往刑场。之所以嘴里要塞木球，是因为先前处决被诬告的郝象贤时，郝象贤曾破口大骂，并在刑场上慷慨陈词，发表演讲，历数武则天的罪恶，连她与和尚通奸的事都讲出来了。来俊臣知道的秘密更多，当然更不能让他开口说话。行刑之日，洛阳城万人空巷，争看这个万恶的刽子手最后的下场。来俊臣的人头刚一落地，臣民们在一声欢呼雷动之后，便蜂拥向前，争相抢夺他的尸体，势如疯狂，不可遏止。顷刻之间，来俊臣变作一摊烂泥。武则天也再一次表现出她政治家的“不徇私情”。她宣布自己这个最得力的走狗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不但应该粉身碎骨，而且应该诛灭全族。
来俊臣的死最清楚不过地告诉人们：昧着良心充当鹰犬会有一种什么样的下场。但被武则天毒化的社会风气，却不是诛杀几个酷吏就可以改变的。也许有人会说，与武则天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