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性的一代-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来说没什么，我没打过仗，至少是他们的那种仗。”
“普林斯顿”号在南中国海停了下来，卢瑟的部队早餐有牛排和鸡蛋，这是典型的战前的最后一顿饭。他在“星光行动”中飞往越南的一个叫楚来的地方，让他印象深刻的不是战争的场景，甚至不是暴力和流血，相反却是以下这些事：对着被越共用来当“卡车”使的牛群射击；在直升机上用机关枪射杀海里的鲸鱼，好让美国兵能游到岸上；雨季在自己的帐篷里发现成群的大蚂蚁。这些对他来说是那么陌生。“‘越南！’我大叫着，‘我的上帝呀，我这是在哪里？’”
在此之前，能令他兴奋的事就是偷一盒“雷鸟”，还有就是跟朋友们喝酒。但是在越南，他发现了大麻。“有一天晚上，我在村子里和一个妓女一起吸着毒品，这时另一个女孩从她屋里出来说‘罗密欧，越共来了！’我上楼往窗外一看，整个基地都着了火，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自杀小队干的，越共把他们派来，身上绑着炸药炸我们的直升机。”
他第一次杀人是在岘港。他正在野外执行任务，有位伙伴踩上了地雷，他躺在地上，两条腿被炸飞了，肠子也被炸了出来。卢瑟想给他做嘴对嘴的人工呼吸，但是弄得满嘴是血，噎得够戗。当他回到自己的哨位上，发现一个越共在树后准备投标枪，他捡起机枪朝树根扫射，直到树倒掉，然后他又把那个越共射成肉饼。
史蒂夫不久之后也到了越南，他也在岘港附近驻扎，是个雷达技师。但是高温和潮湿使那些灵敏的仪器经常失灵，根本就用不了，最后他也拿起了枪。
史蒂夫感到部队里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有时就会想老朋友卢瑟怎么样了。事实上，他们相距不到几英里，而且已经有些日子了。在1966年晚些时候，史蒂夫当时就在岘港附近的327山下，他看到卢瑟正从妓女的房间里出来，他们没能好好地谈谈，只是简单地说了几句。史蒂夫很失望，他曾想像过重聚的时刻，他对卢瑟的变化感到惊讶——他更冷漠，更疏远，眼里是一种奇怪的目光。史蒂夫不能肯定这是因为毒品、战争，还是因为他的想像。他不知道自己是否也在这些方面发生了变化。
1966年，史蒂夫继续留在岘港，过了21岁的他仍旧活着。之后他被派回国内，去教那些新兵使用那些在越南根本用不了的电子设备。1968年，他退伍回家，那时他还不能完全确定自己能否拥有未来。
他家用父亲死后的保险金做起了干洗的生意，他的兄弟没去报名参军打仗，他对此很不高兴。他讨厌干洗的活，“每天都是一样的事，一样的衣服和一样的人，没意思。没有在越南的那种挑战，没有占领和生存。”他想念自己的那些老伙伴，也惦记着卢瑟在哪儿，他是否还活着。对于那些反战游行他感到不安。“当我听见他们说越共多了不起，我就特生气。他们全都是胡说，我还常做噩梦，有时候大喊着醒来，浑身是汗，咬着枕头。”为了发泄愤怒，他参加了旧金山警察局的录用考试。
当时警察局因为抗议者的反警察情绪很难招到人手，必须到西部各州招募。当了警察，博斯哈德觉得他又回到了前线，虽然面对的是一种新的不同的战争。他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第一次抓捕，他正跟着两个警官训练，来了一个电话，说警察已跟踪一个强盗到了一家旅馆。等到博斯哈德他们赶到那儿，那两个警官让他守住紧急出口，以防强盗从那儿跑了。
“我正在演练碰上那家伙要说的话：‘别动，混蛋，靠墙站着！’我一遍遍重复着，那家伙很快就出现了，我把枪对着他的脸，话都说不清楚了。”
罪犯与警察战争中的场景
到1970年初，史蒂夫有了自己的巡逻车。一天他看见一辆切维64车开到马凯特街。出于越来越敏锐的警察直觉，他判断这车可能是偷的，就上去检查。车门打开，走下来的是卢瑟，头上戴着顶有长长流苏的紫色帽子。卢瑟迈着特有的阔步走过来，上下打量着博斯哈德，说道：“嗨，史蒂夫，你看看自己的臭样！”博斯哈德掩盖着自己的尴尬，看着对方说：“卢瑟，你这家伙，你看看自己带着顶破帽子的臭样。你玩什么呢？”他们都朝对方咧嘴笑了一阵，然后试着聊了一会儿。最后博斯哈德说他得走了，“好吧，伙计，放松点好好开车。”
卢瑟对这次邂逅的回忆是，当他正准备发动汽车的时候，史蒂夫走过来，靠着车窗，看见了前排座位上的两个白人姑娘，说：“你干吗呢，泡白妞呢？”虽然是半开玩笑，这句话还是挺气人。这不是卢瑟记忆中在新兵营里的史蒂夫能说的话，但卢瑟告诉自己：“哦，得了，现在他是警察，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同以往了。”
从海军退伍后，卢瑟回到家，想找个在航空公司当电报员的工作，但这种工作只要妇女。“我在军队里学的其他本领都没有用武之地，像空地联络、打机关枪什么的。”他开始干临时的工作。同时，在退伍后一个月内，他就发现了有音乐和毒品的地方。“起初是大麻和激光唱盘，然后是可卡因。这正是我需要的！我们两三天不睡觉，后来还有过一星期的时候，就开着车到处转。可卡因几乎让我回到了战争中的场景。”
一天，卢瑟的一个朋友把他带到半月湾的一所房子里。“那儿的人才造出数十磅的可卡因，我进去的时候，看见有些人在那里买，他们把一万块钱钞票摆在桌上。我告诉自己，将来我也要有那么多钱。”
在与博斯哈德在马凯特街碰上之前，卢瑟已经被拘留了十多次。他被枪击中了两次，一次是在费尔默街角上招妓时，另一次是有人想要抢他，他拔出枪来，却打了自己。他在毒品里陷得很深，在毒品加工厂和同性恋、嬉皮士这些吸毒者之间来往着当中间人。他的世界中只有毒品和女人，通常是白种女人，他就住在她们的房子里。
离开海军回家后，卢瑟为新的种族热情感到惊讶。但他并不同意那种认为黑人的生活已被贫穷和肤色所决定了的观点。他并不为失掉的机会而烦恼，他不是想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地位，而是要超越所有的社会制度；他想要自己的生活。他不停地打着电话，随时都有危险，偶尔还有暴力，这是他的毒品世界，是他的越战综合症的个人版本。有时他甚至会回到街头的生活中，以证明自己确实是自由的。他曾报名进了旧金山的一家电脑编程学校，毕业时成绩是全班的头几名。但那种平凡的日子不能让他感到刺激，他开始自己生产和销售可卡因。到了70年代早期，已经成为旧金山地区一个著名的毒品商，每天能挣3000美元，但他花钱如流水，经常在被逮捕后无钱保释。他把自己的生活方式理解为满足人们的欲望，他不认为自己是推销员，因为他从未试图说服别人来买，他只是向那些到他这里来的人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
卢瑟曾一度与六个同性恋者合住在旧金山的一所房子里，他和他们在一起觉得很舒服，因为像他自己后来所说：“他们从不吵架，而且钱都是正道来的。”一天，卢瑟出门做毒品的生意，有对同性恋者吵了起来，并给警察打了电话。当卢瑟回来的时候，屋里有几个警察在等着，他们对他进行了搜查，发现了一些毒品，就把他逮捕送到了城里。他知道警察因为他偷窃而发出过逮捕令，就准备编个假名，尽快在被发现之前保释出去。但正当他从电梯里出来走向登记处时，他迎面撞见了博斯哈德。
“罗密欧！你在这干什么？”史蒂夫问道，他想到一年前他们在街上碰面的事。
“哦，伙计。”卢瑟笑了起来，“我到邻居那里借点糖，他们就撞开门进来，说是检查毒品。”
博斯哈德问他能否做点什么帮他出去。
“是的，”卢瑟说，“你能不能帮我尽快打个电话？我必须找到我妹妹，让她在上班前接我出去。”
博斯哈德说没问题，他走过去查看登记记录。
“我用的是沃特·威廉的名字。”卢瑟轻声对史蒂夫说，告诉他不能把自己的名字记下。
“不行，伙计，”博斯哈德说，“这招不灵。”
“你帮不帮我？”
“不行，伙计，你知道我不能这么干。”
当博斯哈德离开房间的时候，卢瑟避开了他的目光，对自己说：“我真不了解这家伙，从来都不。”
此时的博斯哈德已经不是个新手了。很多与他同来的人都因为无法适应警察的工作而离开了。但是正像卢瑟在街上的生活中找到了刺激一样，警察的工作对博斯哈德来说也是同样的，只是他相信他是在与混乱的势力对抗。他已经从巡逻转到了行动队，成为出没在那些治安很差的地方，进行预防犯罪工作的特殊便衣警察的一员。因为他的一头金发，贫民区的黑孩子们把他称为“星空”。看见他飞檐走壁和在街上追击罪犯的样子，孩子们有时会找他签名，博斯哈德就会签上：“祝你好运。你的朋友，星空。”因为他表现出色，旧金山的警察局长下令给他晋级。
博斯哈德与反毒组漂亮的秘书简结了婚，她是警察的女儿。他们搬了家，不久就生了三个孩子，住在离犯罪高发地区一小时车程的地方。他想简也是警察，这会使他们免遭警界离婚率奇高的厄运，但维持家庭的平静也绝非易事。
罪犯与警察战争中的老兵
到70年代中期，史蒂夫和卢瑟已是街头平静的战争中的老兵。这种战争只是偶尔才爆发，但却总是在日常生活的表面下进行着。这同样是场战争，就像越战一样，看不到尽头。与越战一样，这场战争也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当博斯哈德初当警察时，他就知道世界上存在着不公平，现在，他与其他多数警察一样，相信法律是没有力量的，罪犯拥有权利而受害者没有。但他没有因为这些而失望，反而工作得更努力。
1973年，史蒂夫和卢瑟在县监狱里见了一面，之后他偶尔能听到关于卢瑟的消息，一般都来自那些了解他们之间关系的同事，有时他们还就此开他的玩笑。有一次，他参加一个行动，搜查一个同性恋的屋子，在壁橱里发现了一套海军制服。一个伙伴说：“这是你的还是卢瑟的？”但因为卢瑟不是警察跟踪的重点，史蒂夫最后也找不到他了。然后，在1974年晚些时候，他在一张杀人案通告上看到了卢瑟的照片。
正像卢瑟所说，“情况很复杂”，就如同几年后洛基·索撒尔的死一样。他卖给一个女子700美元的可卡因，然后两人在一个汽车旅馆里鬼混了两天，他帮她把毒品都吸完。很明显，那个女子不打算用那些钱来干这个，不久就有两个男人拿着高尔夫球杆，找他要回那700块钱。卢瑟大声求救，他的一个“犯罪伙伴”被迫开枪打死了一个家伙。博斯哈德后来看到了警察发出的对卢瑟的逮捕令。
卢瑟和一个女朋友躲了将近一个月之后，他到那个伙伴家去了一趟，立即引起了巡警的注意。当他走下车的时候，警察拦住了他，卢瑟报了弟弟的名字，他复述了弟弟的情况：生日、母亲的名字、犯罪历史。当警察向总部报告的时候，正巧博斯哈德在那儿。“把他带来，”他在对讲机上说，“我会告诉你们他是卢瑟还是他弟弟。”卢瑟到警察局的时候浑身是汗，虽然当时是夜里3点，他身上只穿了件单衣。
“告诉他们我是我弟弟！”卢瑟悄声对博斯哈德说。
“这是个谋杀案，伙计！”
“你知道我没有谋杀。告诉他们我是我弟弟。”
“算了吧，伙计，”博斯哈德说，“你是海军陆战队员，序号2095725。我就知道这个。”
“别管那些了，他妈的，告诉他们我是我弟弟。”
“我不能，伙计，他们把你带到这里来是因为谋杀。”
他们之间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不仅只是因为卢瑟违犯了法律，法律是不重要的抽象的东西，真正的问题是博斯哈德觉得卢瑟已失去了诚实，成了一个采取欺诈手段的人，不再用一种男人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命运。“我看他已经成了那种耍诡计的家伙，成了那种总是有个小妞陪着，利用她们隐藏自己的家伙。当她们被逮着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喊‘是她干的，我是清白的，毒品是她的’。”博斯哈德对那些抓捕的警官说他们抓对了人。
“我以为咱们俩关系不错。”在被带往牢房时卢瑟说道。
“咱们是不错，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博斯哈德嚷着。
“你出卖了我！”
“从现在起，你自己做事自己当，伙计。”
卢瑟被指控一级谋杀，在监狱里呆了八个月等待审判。证据表明他最多是个同谋，但他拒绝指证同伙，法官最后不得不和他达成交易，卢瑟承认过失杀人，被判一年徒刑，用判决前拘押的时间抵上。但他还面临另一项指控，即作为有前科者携带枪支。他因此而受到审判，被定罪，并被送进监狱。
他在监狱里的六个月不难打发。他的打字技术、电脑知识和讨人喜欢的性格让他成了监狱里的宠儿。出狱后，卢瑟立即回到原来居住的地方，更深地陷进自己过去的生活方式中。他搞了一大堆枪，开始做更大的生意。“我认识加州从南到北做可卡因生意的所有人。我是州里的主要人物，从圣迭戈到尤里卡到处做生意。对我来说这不仅是钱的问题，是因为我能干得很棒。”
卢瑟此时已有了五个孩子，都是不同的母亲生的，其中的两个是在三天内出生的。他十几岁时生的女儿还给他生了两个外孙。他跟孩子们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经常带着他们，或者把他们送去与他的母亲和妹妹们一起过。从监狱出来不久，他遇上了一个叫芭芭拉的年轻白种女人。
仿佛就在昨日最短的归途
绕道走一段最长的路可能是最短的归途。
——乔伊斯《尤利西斯》的确，历史没有为我们这一代人提出更艰巨的问题，但是过去20年来，也发生了诸多重大事变，如越南战争、古巴监狱丑闻、入侵阿富汗等，理应激起人们重新思考我们在60年代到底是一帮什么样的人，我们都干了些什么，我们如何看世界，我们留下了什么遗产。既然对心灵的探索如此之少，新左派还算不上思想运动。尽管有斗争，知识分子发议论，新左派总是对思想反应过敏，这就造成了极大的失望。30年代通常是我们衡量自身的参照物，当时的主要人物如今至少也已步入老年；60年代是青年时代，充满了失落的男女，他们在政治上总也长不大，因而忽略了历史的动力，对他们的行为并不负责。正因如此，这个运动的重量级人物谁也没有写出有分量的文章，记述他们的信仰与背叛，谁也没有心灵上的政治黑暗，为共同的经历普照光明。
不管怎么说，这正说明有必要重新回顾60年代。这个时期可能是最后一次，说话不需付出代价，生活充满乐趣。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人可以活得如此天真烂漫，那种天真还能带着微笑。多数激进分子到60年代末已变得虚无和困惑。60年代的所谓“政治”，其实就是路易斯·福尔和许多其他政治老前辈表达出来的反叛精神，或不出大错的出格行为。我们喜欢将自己视为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