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性的一代-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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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又为她组织参观一块保留地，她给我留了个字条，希望她能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作用。结尾时，她写了这样一句：“权力属于人民！”她写的感叹号下面不是一个点，而是画一个小圆圈（我妻子后来看这条子时说：“怪就怪在她当时没有把圈画成一个小笑脸。”）。后来，我只知道方达卷入了“转业兵咖啡屋运动”，还上了一次电视，对东南亚问题发表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观。她说，我们之所以去那里，是因为我们的帝国主义需要攫取那个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矿藏。
仿佛就在昨日现实生活
我欣慰地看到方达随后几年里在这场运动中进步很快，以她去河内进行宣传为高峰。我总也忘不了两件事，一是她那感叹号下面的小圆圈，二是她在电视上的经典批判主义。
到70年代初，一丝慌恐袭入这场运动。我们屏息等待的革命至此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梦幻的怪胎从未降生。因热衷于离经叛道而聚集起来的人们现在纷纷转向环境保护主义、消费主义和宿命论以及地方政治。我的许多老友申请进入大学的研究生院，这些地方正是当年他们决心要烧毁的地方，如今他们要获得高学位，并在学术的掩饰下传播为人不耻的思想。德国新左派分子卢迪·达什柯所谓的“通过现存国家机器的长征”开始了。
70年代中期，我们注意到，对共产党员的忍受能力有所发展。近十年时间，他们在我们的会议和机构门前晃来晃去，试图找到任何可以渗透其间的组织为突破口。我们痛恨他们，却是出于一个错误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顽固地支持苏联，而是因为他们总是那么“中庸”温和，总是试图投票给民主党人，而我们是在等待总爆发。现在共产党不是在重建，就是正在经受重新评估，也许可能为左派提供一个可行的模式。共产党有“忍”耐力，其成员经受长期斗争的磨炼。
60年代离现在已很遥远，恍若隔世。从那时起，我们不断前进，完成转变。我知道，这个时代还将伴随我们，保存在我们的记忆和政治活动中。这是一个奇怪的阶段，严肃但愚蠢，虚浮也具毁灭性。那些日子里，我们向自己世界的水面上扔石头，激起的涟漪还不断向当今的海岸荡漾过来。
一想起过去的好时光，我有时还能记起一个“段子”。当时一位名叫布鲁斯·富兰克林的斯坦福大学英语教授一度以头脑发热的“毛派”分子享誉旧金山湾区。1969年革命风暴似乎终于要到来。布鲁斯的一位同事，斯坦福的年轻教授暑假躲到太平洋海边尽享片刻的日光浴，秋季开学时，富兰克林一见到他便问：“你最近这一段时间做了点什么？”当时这个问题的言下之意是“你为革命做了点什么？”谦逊的年轻教授答道：“布鲁斯，我不得不向你坦白，我游了不少泳。”富兰克林看了他一下，觉得游泳纯粹是浪费时间，于是想到一条更好的方案，他说：“好啊，那还不错。但要到大洋那边，恐怕我们得雇几个潜水员才行。”当时许多古板的革命家都用这种口气说话。
谢天谢地，革命从未达到需要湿衣潜水的地步。但有60年代左派背景的人确实是政治水面下的黑影。由于多年的新左派分子经历，我再也没有加入另一个运动，或皈依另一种正统。但我感到，仍可发挥另一种小作用，那就是注意一下潜水很深的蛙人，当发现其中一位快要浮出水面时，指出他是谁，他正在干什么，后果可能是什么。15年热衷于激进主义并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据我所知，那是我能发挥余热的惟一途径。第十章致政治朋友的信
亲爱的M：
很抱歉这么长时间才给你回信。参加我父亲的葬礼后回到加州时，我一直在想上周末去纽约时的情景。我想到了周五给你打的那个电话，想到了我怎样才能请你来我母亲家参加我父亲的追悼会，你说你要来的。但我们的谈话后来变成一种政治辩论，我们的声音有些激愤，我们开始感到位卑身微。这次通话更增加了我的孤独感，我说我们应该停止这样的谈话，于是挂断了电话。
我还想到了那天你没有再打电话过来，也没有如约参加我父亲的葬礼，你不知道我的心情。我想到坐飞机回家，我意识到我们的友谊已受到多么大的打击。
我想到我们的友谊如何始于半个世纪前我们一起上“太阳边小区进步幼儿园”。童年岁月在记忆中如此经久不衰，没有它，我对生活就没有什么印象。在左派圈子里，因政治分歧而消除生活中的亲密感是极为平常的事。在回家的班机上，我想我可能再也听不到你的音信了。
可是，我回家一周后，就收到你的来信。你为我们的电话谈话不欢而散向我道歉。你说，极权主义是我们的“共同遗产”，个人生活与政治是分不开的。你的话让我想起了1956年“赫鲁晓夫式离婚”，我们父母那一代人20年的婚姻可能因为对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持不同的政治立场而毁于一旦。政治思想似乎在决定着现实生活。
但当时，虽然政治思想决定现实生活，你的信却对我们朋友之间发生的争执只字未提，当然还是触动了痛处，再次激起我们之间的辩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