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编零-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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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在这种情形下,既无方法从她手中产生,凡是可以设法的又都已想了法。假如母子二人还在上海住下,便必需有一住下的方法,若可以冒险送孩子回去,也必需有一笔够用的路费。住既无法可住,走又不能即走,我回武昌的时间已耽误了。故当我已决定不再过武昌时,我的住处一定,便权且成了那孤儿寡妇的安身处。住处虽仍在万宜坊附近,且是一个售卖杂货兼营俄式大菜生意的铺子楼上,来往的人极多,却很少为人知道。她一天除了照料小孩子不作别的事,除了晚上小孩子安睡后,间或同我九妹下楼过霞飞路去走走,便不常下楼。
护雏还乡
社会对这件事渐失去了注意的兴味,另外某方面,似乎也不至于再作蠢事前来捉人了。她那时仿佛已自由了些,然而文章毫无出路,生活便也毫无依据。母子两人虽一同住在那三楼小房子里,对于安全问题不必担心,到底终不是一个长久的办法。从朋友方面借来的一点点钱,看看又快用完事。
新的希望毫无。在小孩子哭哭啼啼中,作母亲的每夜常常得爬起三次两次,白天搓洗小孩尿布调合奶粉,又得占去这人大部分时间,文章纵或有一两个地方可以寄去,在这种情形下,究竟还能写出什么文章?
……
湖南方面小学校长又来了信,且对于海军学生的事似乎依稀也明白了一点,只催促少年夫妇赶即返乡。报纸上既有了种种记载,尽人皆知海军学生已无下落,小学校长来信还催促一对少年夫妇还乡,则由于丁玲的设计安排而成。
当海军学生失踪还不曾在报纸上作公开消息登载时,湖南的来信就十分关心那小外孙,总以为若不把外孙送回来,最好就许她亲过上海,那时节海军学生既忙着,写信回家的事,多属之于丁玲。海军学生失踪后,湖南来信询及,为了安慰这个老年人起见,除把稍前一时照就的相片,为陆续寄去以外,就照着那老年人所希望的消息,由我来代替海军学生,写过了三次回信。每次信上必加上轻松快乐的谐谑,以及唯那一家三数人所知的私事,办这工作时丁玲自然在旁加以指导与修正的。我们三人笔迹从一个专家看来,虽可以一目了然,明白它的差别处。但几人既共同习惯了用钢笔头在洋纸上抄写稿件,简单处草率处却正相近。并且在同样的一种纸张上,写上大小相等的字迹,所说的话全是那老太太所熟习的话,另外一方面,又正是那么焦心等着远地消息,因此这信一到,便照所希望的成功了。
……
十天之内写过了三次这样的复信,都不曾为那个小学校长所识破。现在海军学生寄给他那岳母的信件中,有一部分也就是我们在上海那么情形下写成的东西。
这些信虽遮掩了海军学生的死耗,安顿了那外祖母的焦急,却更引起了那个外祖母一见外孙的希望。这边去信时,还同时把为时稍前三人所照相片附去,那方面便来信说,再不把小孩送来,自己一到四月,无论如何也要过上海来了。
得到这信时丁玲真着了急,不知道应当怎么办。那时她恰好得徐志摩先生帮忙,为向中华书局卖了一本书,得了一点钱,又从邵洵美借了一笔钱,我又从朋友王际真先生处收到了一笔钱,因此商量着,为图一劳永逸计,不如就冒一次大险,两人把小孩送回家乡,让这小孤雏折磨那老年的外祖母去。算算所有的钱作路费还不很够用,仍然把这件事决定了。
……
还未动身时,长江中部的武汉,因为我极熟习,还不怎么担心。最怕的是到了家乡附近,有人认得我们,谈起话来倒极麻烦。我们从上海坐船四天方达汉口,由汉口搭小火轮,从干涸成一片平地的洞庭湖通过,又走了五天,方到达目的地。在小火轮上时,我们方明白我们所担心的事近于杞忧,她离开了那地方将五年,我却已有整十年不见那地方,轮船上的肮脏如昔,轮船上的人已完全不同了。抵常德县城时,那些河岸边的灰色圆油池,搁在河滩上的旧船只,浮在河面上的木*'竹*',浮泛或停泊的明黄色小艇,一切尚如往年我由乡下军队中走出经过这里时所见的光景,但我却已不能找寻一张相熟的面孔,任何人也似乎不能认识我了。
在丁玲家乡那个水码头边,我们一点点简单行李,从离船到进城,总计不到一百步远近,便受当地驻防兵士施行过六次严密的检查。先还以为他们防匪防共那么办事认真,后来知道他们所注意的,还只是烟土同吗啡,以及私行贩运的军械。
当最后一次的检查过后,我们坐了硬胶皮轮子的人力车,在泥泞载道的街上走着时,各人皆充满了不可言语的感情。她把小孩用一条小小的白绒毯裹好,搂在怀中,自己却穿了一件为她母亲所欢喜的灰色棉袍。我的车子原在前面一点,回头来看她时,她仿佛很镇静的样子,且告我还应转几个弯,就可以到她的家中。
我们大约走了十分钟,车子便停顿到一个僻巷里黑色大门前面了,下车时,两人站在那门边,过了一会还不敢拍门。
我担心一见到那老太太,丁玲若不能自持,事情就一准弄糟。
同时又担心那老太太业已知道详细情形,一见到这孤儿寡母,大声一哭,我们费力筹划的一切,也就等于完全白费了。假若事情一戳穿,我们是不是还能很安全的离开这地方,就真成为问题!
但当她一手把小孩搂在胸上,一手去拍打家中那扇大门时,平日每遇最困难时就在脸上现出的那温和微笑,还依然在她的脸上。门开后,那开门的小丫头,认明白了回来的是她,便向里边嚷着跑去。我们于是在那进身极深的房子第二个天井前,见着了那个满头白发的老年人。
“偶然”产生历史
……
四天后,我们又掺入了上海社会里,成为半殖民地的上海市民之一,预备来过日子了。
上海出版界在政府拘束下,依然极其萧条,无从振作。
“左翼文学”在压迫中已无法存在,“民族文学”则在讥笑中更不容易发展。各刊物在得过且过情形中支持下去,各作者莫不从大学校找寻生活的依据,教了一点儿书。
时间业已四月左右,我既已把过武昌作事的机会失去,住在上海生活又实在不容易应付。南京方面××月刊,由朋友某君的主张,要我去作编辑,且可以允许我把刊物自由发展下去,不受×××拘束,不为任何有力方面所左右,只看我愿不愿意。我在回南京朋友的信时,答应过了这件事。我有我的打算。我想将这刊物在精神方面成为一个独立东西。在十二期刊物内,我将使读者对于十余年来中国文学的过去得失,得到一个较公平的认识。且将让读者从过去的发展上,认明白中国文学的将来,宜如何去发展。我正在对历史发生兴味,相信文学论者从小说史的发展上疏解文学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这种从历史言论的讨论文学,一面可作“左翼文学”理论者一点事实上参考,一面也就正面的指示出所谓“英国绅士的幽默”,“本国土产的谐谑”,“小报式的造谣”,“黑幕大观式之说谎”,“'λ喝喑杜匀死砺鄱吹拇笾谖难е髡拧保*“受官方豢养而来的三民主义文学”,如何不适宜于存在,以及一切流行趣味风气,如何妨害到有价值的作品产生。我预备作十二期的批评,每一期讨论一个问题。
但这计划因了两个人的意见而变更,到了五月,我却过北京了。那个女作家以为我的打算不啻“与虎谋皮”。徐志摩先生适在北京,却来信说:“北京不是使人饿死的地方,你若在上海已感到厌倦,尽管来北京好了。北京各处机关各个位置上虽仿佛已满填了人,地面也好像全是人,但你一来,就会有一个空处让你站。你那么一个人一天吃得几两米?难道谁还担心你一来北京米就涨价?”
五月十六日我便过了北京。当我们三月中旬从湖南回到上海时,朋友×××转述来一点消息,说一个美国女记者很想见见丁玲。那美国人既是个×××,对于“中国反帝大同盟”国际上宣传,似乎尽过很多的气力。她原同朋友蔡咏裳女士相识,与我九妹也见过面。四月间,那美国人还来过我们那里一次,恰好我们不在家,无法碰头。到后又要她一个翻译来会丁玲,见过两次,约好了一个日子,丁玲便同那广东籍青年翻译,过西摩路那个美国记者家中谈话去了。
那一次与那女记者所谈的,自然并无什么重要性质。惟在半年后,这翻译被那记者辞退时,却为了这翻译已同丁玲合居。这一切都可以说是偶然的,综合这些偶然的事件,便产生所谓历史。
催生《北斗》
六月二十三她给了我一个信,提及她办《北斗》杂志的计划。
……
生活既那么沉闷,若死守在上海,一事不作,自然使远近朋友替她担心。既不愿意放下那枝特具迷人力量的笔,如今又恰恰有那么一个刊物来逼迫她写作,逼迫她作事,实在是个难得的机会。故当她把信寄到我手边时,我就为她各处去信,请大家帮她把这刊物办得热闹一点。同时且去告给她我对于这刊物的一切意见。我那时本已预备过青岛去作事,同时且估计歇两年手不再来写小说的。她的来信虽不妨碍我过青岛的计划,却似乎又非得把我停笔的预约毁掉不可了。
听说丁玲来编刊物了,高兴帮忙的人实在很多,冰心第一个就为她写了一首长诗,其他的人也先后把文章寄去。但我自己却不曾写什么。因为我觉得这刊物由她来编,必不许仍然如《红黑》月刊那么无所谓的敷衍下去,方成为一个像样的刊物。故我一方面为她向北平熟人讨取文章,一方面就去信告诉她说:若刊物只是要几个名人做幌子,第一期有了那么一些篇章也很够了。若你以为真实的应当用这刊物来逼迫督促,使一般女作家的写作风气活泼起来,你是不是觉得你作编辑有些不相宜处?
我不轻视左倾,却也不鄙视右翼,我只信仰“真实”。在记海军学生那个篇章中,我对于一般文学的论战的意见,便说到过如下相似的话语:争持谁是正统原近于精力的白费,毫无裨于事实。若把文学附属于经济条件与政治环境之下,而为其控制,则转动时代的为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文学无分,不必再言文学。若否认文学受两者控制,文学实有其独创性与独立价值,然则文学论者所持论,仍无助于好作品的产生。
不问左右,解决这问题还是作品。一个作者接受了某一主张并不能成为历史上的“巨无霸”,他所需要的还只是对于他作品制作的努力!多数作者皆仿佛在少数“院派教授”与“新海派教授”,“绅士”与“斗士”,一种胡涂争论下而搁了笔,且似乎非争论结果就不敢轻易动手。谁超越这个狺狺不已的局面,埋头傻干,谁就被谥为“无思想的作家”。什么“思想”?发洋财,或近于发洋财一类奇迹罢?对于奇迹的憧憬,一点徼幸感情的扩张,大致便是所谓“思想”了。中国自从辛亥革命后,帝王与神同时解体,这两样东西原本平分了这个民族的宗教情绪,如此一来“信仰”无所适从,现状既难于满意,于是左倾成为一般人宗教情绪的尾闾,原是极其自然的结果。因此具有独立思想的人,能够不依靠某种政体的理想生存的,也自然而然成为所谓“无思想”的人了!……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在那时期曾轻视过文学,真打量过离开这份生活!在回她讨论新刊发展的一封信上,我说过一些近于牢骚的话语:绅士玩弄文学,也似乎看得起文学,志士重视文学,不消说更看得起文学了。两者皆尊敬文学,同时把文学也俨然近于溺爱的来看待。文学“是什么”,虽各有解释,但文学究竟“能什么”,却糊涂了。我既不是绅士又不作志士,对于文学则惟只知在它的产生,与产生技术,以及产生以后对于它在社会方面的得失而加以注意,我且注意到它的真实分量同价值,不许它把价钱开得太大,也就是不许人对它希望太大。一切基础皆固定在我知识上,而不在权威或时髦理论上。目前大家所争持的似乎同我毫无关系。他们既称为作家,我想想,假若我无法参加这一切理论的检讨时,是不是还宜于来接近文学事业,真成为问题了。
绅士骂不绅士,不绅士嘲笑绅士,这算是数年来文学论战者一种永不厌嫌的副题,我觉得真不必需!其实两者正差不多,就因为两者还是人,坏的一样的坏,懒的一样的懒,至于好的,也还是一样的好。造谣谩骂对于根本问题有什么益处?但若干人的成败,显然皆有从此处下手的情形,我觉得对于这风气无法攀援,故预备不再让自己在这事业上鬼混。照理说来,使一个人阔大不凡,实不在乎如目前一般人所谓有无思想,却只看这人有无魄力。一些无用的人,即或从小到大吃长斋,生来既无补于佛教的兴衰,死后也不会成佛。有些人毫无一个君子的品德,他却可以做出一些有益于社会人类的事业来。有气魄的人的沉默,比小小东西呐喊动人多了。
你不觉得吗?为了社会正需要小麻雀吱吱喳喳,正欢迎小丑,我想离开这份生活,过几年再看看一堆日子能不能帮我们把社会习气修正了一些。
上海来信却说:
不要发牢骚,把自己的文章抄好,把熟人的文章逼来吧。这刊物,就正是想用成绩来修正一切海上习气的一个刊物!为什么不赶快把文章寄来?我问你。稿件你一定为我催催,顶好在七月二十号以前能寄来。我还欢喜同他们能够直接通信,你可不可以将我的意思告诉他们?我更希望他们能对于丁玲和善一点,亲近一点,没有事的时候,将丁玲当个朋友,同我在纸上说些不客气的空话。自从九九走了后,我连一个说话的都没有了!要人爱容易,找人玩也容易,然而要得到几个那么相熟,那么不拘束,那么可以发点小脾气的朋友可实在太难了。九九到了北京不为我写信,我难过得很!刊物取名曰《北斗》,这个名字你以为怎么样?
天气热,流汗使人生气。既预备过青岛,到了那里你看看,住得安稳,我想想我要来青岛玩时也容易多了。
青岛海滩真美丽,抓起一把沙子,你就可以看出若干螺蚌的残海那是一本真的历史,不过只是用这些小小生命写成的历史罢了。我到过青岛,忘不了那个地方……她并非忘不了青岛,还只是记忆着同海军学生从济南逃过青岛小住的一段生活罢了。刊物征稿在北方既极其顺利,南方似乎也有了许多朋友帮她的忙,故她生活似乎又乐观了一些。七月里寄信过北京时,感情便活泼的很多了。信上说:……看见她们一些奶奶们都将要为我们这个杂志而重新提起创作的趣味,我觉得是非常高兴的事。她们或许要更来认真一下,努力一下,假使她们有了一点可贵的成绩,我觉得这也还是我们的成绩呢,所以我很快活。
假如我能将她们一切已成的,过去的女作家们;已经为一种好的生活营养着,无须乎怎样去努力了的,还和一些新的,充满着骄气和勇气,但不知道怎么样去努力的年轻的女作家们联结在一块,于一种亲切的友好的形式下握起手来,无间无忤的往前走去,大家会在生活里面感到充实有意义得多!
我自己呢,自然得分外努力!我觉得,真是常常觉得,对我好的人太多了。我常常会为这些难过,会觉得太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