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墙童话-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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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部分 孩子最多的人家第57节 朱德的儿子朱琦
第九部分 孩子最多的人家第58节 朱老总喜抱孙子
后来，赵力平和朱琦夫妇双双调往天津。朱琦虽在天津铁路局担负了一定的领导责任，但他依然没有脱离劳动，常常作为司机驾驶机车。 50年代中期，中央在北戴河建立避暑区。此后每逢夏季，中央高层领导人，就常到那里工作和避暑。在北京与北戴河间的往返中，火车常常会在朱琦工作的天津铁路局换车头，而乘车的领导人有时也会在天津下车停留。 一次，朱琦从北戴河开车回到天津。还未离开机车，就接到通知，说是坐车的首长要接见。因为乘车首长的身份是保密的，朱琦也不知这位首长是何人，来不及拾掇，就匆匆赶到会客室。 因为那时开的是蒸汽机车，烧的是煤，朱琦手上、脸上和身上都是黑的，雪白的沙发套都被他蹭上了灰。这时会客室的门开了，朱德走了进来。朱琦这才知道，他今天拉的首长原来就是自己的父亲。 朱德看见坐在沙发里、全身黑糊糊的朱琦，心里也明白了。他在经过朱琦身边时说：“呵，没想到，今天坐上你开的车了。”当接见完毕，他又走到儿子身旁，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情：“不错，你真学会了一门技术。这对你是有好处的，不懂技术也搞不好管理呀。” 1950年，赵力平又怀孕了。这期间她几度和朱琦到过北京，在中南海含合堂朱德的寓所度假。此时朱德已是64岁高龄，他看见儿媳渐渐腆起的肚子，知道自己将做爷爷了，分外欣喜。 康克清一生，总是以朱老总的忧为己忧，以朱老总的乐为己乐。即将出世的孩子既引起了朱老总的欣喜，也引起了康克清的欣喜。特别是康克清，孩子还在胎中，她就操起了心。 她亲自购买了为孩子做衣服、包裹的布料；几次当面或写信嘱咐赵力平，要她注意营养，卧床一定要侧卧，眼睛一定不要直接对着阳光。康克清在全国妇联最初任妇幼部部长，后来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妇幼保健工作仍是她分内工作。为了工作，她很注意相关业务的学习和琢磨，此刻这些相关知识，在家里派上了用场。 次年元月，孩子降生之际，恰值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起的第三次战役结束，攻占了汉城，并歼敌19000余人。为了纪念抗美援朝的阶段性胜利，也为了让新生的男孩及早树立保家卫国之志，朱德给孙子起名“援朝”。 当 “五一”节来临，在朱德、康克清的一再敦促下，朱琦、赵力平把援朝带到了北京。 在这里，爷爷奶奶对第一个亲孙子百般爱抚呵护，康克清事事操心无微不至照料援朝的情景，让赵力平深受感动，她说：“像康妈妈那样细心、操心和耐心地照料孩子，即便是亲生父母也不一定能做到。” 康克清每天都要到东四的妇联机关上班，下班一进家门，必先来看孙子。亲自给孙子洗澡，换衣服。特别是后来在夏季，给孙子洗澡，她自己却累出一身大汗。她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赵力平喂奶的时间怎样分布好，应该怎样喂奶，怎样使孩子健康发育。 正因为看到老总夫妇为孙子倾注了太多的关爱，赵力平怕把老人累坏了，就把孩子带回了天津。无奈爷爷奶奶一个劲地念叨，反复写信，要替他们带孩子。 朱德和康克清一再对朱琦、赵力平说：你们都在精力最旺盛的时期，如果免去照顾孩子的拖累，可以在工作上有更大建树。拗不过老人，赵力平只好把10个月的援朝，送到了北京。 一年后，朱琦夫妇的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此刻，朝鲜、中国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三方，已开始在三八线上的开城为停战而谈判，虽然常常是谈谈打打，但和平前景可瞻，因而朱德为新生儿取名“和平”。 和平刚8个月，就又在爷爷奶奶的硬要下，被送进了中南海。两个孙子的到来，固然给老人带来含饴弄孙的其乐陶陶，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搅扰。当工作紧张或遇到棘手问题，当康克清身体不适，孙辈们的吵闹、夜半的啼哭，就让康克清更加寝食难安。 “让康妈妈操心的事情真是太多了！在妇联的领导中，康妈妈不像蔡畅、邓颖超、许广平、史良等，不是留过洋，就是受过高等教育。她出身贫苦农家，没读过什么书，后来当了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从艰苦的战争年代走过来。和那些人在一起工作，她本来压力就挺大；搞好分内工作，学习的任务也很繁重；还要照顾总司令，可她依然分出精力，关爱孙辈们。” 因为两个孩子都在北京，赵力平夫妇的周末和假期，便大多要到北京度过。朱德、康克清对自家的孩子，像律己一样严格。赵力平夫妇到北京，都是自己乘车去中南海，从不让公家的车去火车站接他们。 儿子、儿媳到家后，老总和康克清有一句进门必问的话，就是：“放几天假呀？”在假期结束的前一天，老总和康克清就会提醒说：“明天就到假了，该准备准备啦。”
第九部分 孩子最多的人家第59节 朱德帮亲戚养小孩
亲孙子相继来到人世，勾起了朱德的联翩思绪。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家。“文革”前小学毕业的孩子，大都会记得这样一篇课文《母亲的回忆》，作者朱德。 朱德的母亲一辈子生了13个儿女，但5个早夭，只养活了8个。出于贫困，同时也由于他大伯父没有子嗣，幼年的朱德就过继到了大伯父家。为探索强国之途，朱德早早离开了故乡，养家糊口的担子，都落在了那些没有离乡的兄弟们身上了。朱德说：“是兄弟们省吃俭用，供养我读书，继而义无返顾地走上追求真理的道路，没有那些在家吃苦的兄弟，就没有今天的我。”他很念记兄弟之间的手足深情。 想着在天津父母温暖怀抱中的亲孙子，朱德想到自己老家四川的山村里还十分贫苦，自己的兄弟们还不能让后辈们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决定尽其所能，替每一个兄弟家供养一个孩子读书。 1952年春节来临，朱德听说在京工作的侄儿朱刚要回四川故里探亲，就把他叫到中南海，同他谈了自己的想法，让他回去后与各家商量商量，送一个孩子来。 朱德说：“到北京是来受教育，所以你要告诉家里人，不要挑岁数大的，要挑在学龄左右的。来了从小学学起，一直到大学，争取能培养出几个真正的人才。” 过完春节，朱德几个兄弟妹妹的儿子、孙子、孙女们，通过亲属和四川省委统战部部长程子健，陆陆续续送到北京。他们是朱子明、朱小兰、朱春元、朱和、朱玉珍、朱香林、朱香兰、朱新民、朱俊书、朱传书、刘德等。 就在这群孩子到京前后，朱德搬进西楼新居。本来很安静的老人之家，一下子热闹起来。孩子中大的十多岁，最小的才五六岁，有男有女。朱德对这些孙辈们说：“接你们到北京是来读书的，你们还没有为国家和民族做什么贡献，所以也不能享受不该享受的待遇。” 于是，朱老总除了让年纪太小，需要大人照顾的和两个女孩子，暂时先和他们住一起外；就在工作人员的住处找了两间房子，安排了其余的孩子，并要求他们尽快学会自己管理自己。 孩子们刚来时，头发乱蓬蓬的，衣衫褴褛。康克清亲自帮他们洗头洗澡，并和工作人员一起，到西单商场为每个孩子买了一套新衣服。孩子有大有小，衣服型号各异，整整买了一大包。 赵力平说：“从那以后，每年我都要陪康妈妈这样采购几次，买春、秋季的、夏季的、冬季的衣服，还有鞋子、袜子。反正不论买什么，每个孙辈都得一套，我和康妈妈一人抱一堆。” 从内陆山乡间出来的孩子，父母们整日忙于生计，哪有时间给孩子进行什么家教，有的连大小便上厕所都不知道。年纪最小的孩子，甚至站在桌子旁一边吃就一边拉上了。这又忙坏了康克清，又得收拾，又得教孩子们各种规矩。 然而为了老总高兴，康克清对骤然增添的麻烦和劳苦任劳任怨。在安顿好了这些孩子的食宿之后，又根据朱德的托付，为这些侄孙一一联系好入读的学校。 在乡村闲散惯了的孩子，突然进了都市的学堂，深感拘束，也读不进书；难改的乡音，既影响他们听课，也不便与同学交流。所以，他们对学习感到吃力和畏难，总盼着回到那怎么折腾也出不了圈的中南海大园子，和自家的兄弟姐妹聚在一起纵情嬉闹。 朱老总对侄孙们的表现，有些光火：接你们来，是为了学习，做有用之材的，这么畏难、放纵能有什么出息！他把侄孙们交给警卫部队加以管束调教，以克服散漫旧习；还请来老师，利用周日补课，巩固课堂知识，教习普通话。 “我们星期日玩耍的时候，发现朱德的孙辈们在上课，就扒着窗户看。我们毕竟都是孩子，听着他们古怪的方言，看他们答题有误，就忍不住大笑，甚至给他们起哄。他们见我们捣乱，就冲出教室追打我们。他们人多年纪大，下手好狠呐，我们常常被打得很惨。”孩提时的顽皮，徐建林在近半个世纪后追溯起来，还含着缕缕眷恋。 总之，经历了一番调教和补习，这些乡村来的孙辈们，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其中朱和、朱小兰、朱春元后来都上了大学，当然这都属后话了。
第九部分 孩子最多的人家第60节 两个孙子要礼物
朱和平，从小就一副憨厚的样子，爷爷、奶奶有什么活动，总喜欢带着他。他两岁那年的“五一”节，跟爷爷、奶奶看游行。他听游行的人时不时地喊“世界和平万岁”的口号，不解地问爷爷、奶奶：“他们老喊我万岁干吗呀？” 一句话把爷爷、奶奶逗乐了：“谁喊你万岁啦？你算老几，人家要喊你万岁？人家喊的是世界和平万岁。和平，是人类的美好希望，不单单是你的名字。给你起这个名字，蕴涵着我们对和平的希望，也希望你热爱和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孙辈绕膝，的确是多了这类天伦的欢乐。但一下多了这么多人口，也给朱老总家庭的生活，带来了较沉重的负担。 当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最高领袖，虽然定的是一级工资，但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他们拿的都是四级工资，也就是400多元。绝大多数人的工资，都是随着参加工作的年限而递增，而这几位最高领袖，又响应了毛泽东的倡导，工资实行“递减制”。 在那个时候，任何一层的领导人，除了死工资外，就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了。和党政干部相比，军队干部的薪金要高些。在十大元帅中，朱老总功高德劭，他完全可以拿元帅的工资。但一向淡泊物质享受的朱老总，以已经不在军队中担任什么实际职务为辞，坚决不拿元帅的工资。 这样一来，他和康克清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才顶一个元帅的工资。虽说这在那时听起来，也是个很大的数目了。可在两位老人开销外，再加上10多个孩子的吃、穿，上学的费用，还有房租、水电费，雇保姆，接济故乡的困难亲戚等等，就变得很紧很紧了。 在朱德家担任管家的，是警卫郭计祥。老总家的每一笔开销，郭计祥都记上账。后来援朝、和平大了上学时，他甚至连“援朝铅笔二分”，“和平冰棍三分”这细小的花费，都一丝不苟地记上。 许多年间，每月能余下几毛钱的情况是较多的，偶尔有余下几元钱的时候。郭计祥记得还有几次，他不得不向老总和康克清发出警报：“出现赤字啦！” 据几位知情的前辈回忆，当年在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中，有三位家庭比较困难是有名的，即刘少奇、朱德、陈云，原因都是家庭成员多，需要接济的亲戚多。中央办公厅曾设法给予他们补助，但除了陈云家笔者没有了解，不知情外；朱德在得知有额外补助后，执意回绝了；刘少奇则在得知补助后，逐月退还。 说到朱老总家的经济困难，还有一则动人的小故事。 援朝、和平上小学的时候，对绘画也产生了兴趣，和刘源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