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墙童话-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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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警卫部队的内务；到机关图书馆搞卫生，粘补破损的图书；甚至去中南海外面的居民区，帮助烈军属扫院子、抬水、擦玻璃。在暑假期间，还组织孩子们在中南海里游泳。 大多数孩子还都记得，去玉泉山或西山农场劳动的情景。那里有果园，还有奶牛场，负责中央的水果和牛奶等食品的供应。其实组织者的出发点是让孩子们不要断了和劳动的联系，不要忘记劳动人民，并不在于孩子们真能顶个劳动力，要完成多少劳动量，多数时候就是锄锄草。 到农场还是很让孩子们开眼界的。康辉回忆说：“农场的设备很先进，我们在那里看到了其他地方还不可能有的捆草机械，就是当时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能把散乱的草打成规矩的正方形草块。特别新奇的是在奶牛场看见奶牛，都是进口的种，特别大，初看吓一跳。喂养奶牛和挤奶的机械设备也是进口的，最先进的。青饲料先经过粉碎，加拌大豆，然后喷在外面的一个大池子里，封起来，发酵一段时间再用来喂牛。我们就是在这里，比较早地领略了农业机械化。” 让孩子们难忘的，是“日理千机”的杨尚昆、胡乔木等父辈，也曾挤出时间，参加中南海小队极其“小儿科”的活动。 有一个星期天，杨尚昆和中南海小队一起去了钓鱼台。那时的钓鱼台，一点没有今天公园的轮廓，除了一些破损的古迹，只有一个个丛林繁茂，浓荫蔽日、鸟啭啾啾的小丘。孩子们在此煞有介事地玩着“抢红旗”的军事游戏；采集树叶、捕捉蝴蝶，以便回去做标本…… 中午，杨尚昆拿出他早就准备好的美国军用罐头，请孩子们野餐。性格开朗的杨尚昆笑着说：“这是运输大队长蒋介石从美国运来的，是我们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你们尝尝，好吃不好吃？” 有杨尚昆的诙谐，有罐头佳肴，孩子们大快朵颐，开心无比。金戈的弟弟金矛很认真地说：“等我长大了，也要到朝鲜打美国鬼子，给你们缴获更多的罐头。”引起一阵哄笑。 孩子的稚气和可爱，也让杨尚昆心情爽朗，他拍了拍金矛的大脑袋说：“傻孩子，志愿军还能让美国鬼子在朝鲜活到那一天？” 停顿有顷，他又语重心长地说：“等你们长大，就要建设一个新中国，让全国的娃娃们都能吃上面包、牛奶和罐头，吃上我们自己生产的面包和罐头。只要我们的国家富起来，强大起来，什么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再也不要想来欺侮我们！你们说，对不对？” 孩子们听着，都瞪着大眼睛，神情严肃地点了点头……
第六部分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第33节 “蒋介石把斯大林气死了”
一直在感受着欢乐的孩子们，在1953年春季才第一次感受新中国成立后的悲悯。那年的3月5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逝世了。消息向中国大众播报时，已经是3月6日。 张纪宇说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风卷着尘沙的上午，他们正在校园劳动。学校突然通知，所有的人都回教室听广播。回到教室后，喇叭里传来了斯大林逝世的讣告，中共中央决定从3月7日到9日，志哀三天。 受建国初期一边倒的政治选择的影响，中苏友谊的强化宣传，斯大林被树立成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领袖的形象，其威望甚至高于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人的孩子们的心灵，经父辈的一再灌输，盛满了对斯大林的感情。听闻噩耗，孩子们哭得昏天黑地，整个学校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 徐建林回忆说：“孩子的感情是最真挚的。我们班有一个年纪较大的孩子，是张鼎丞的儿子，他哭得可伤心了。还有一个孩子，一边哭，一边骂美帝国主义，骂各国反动派，骂国民党蒋介石，说是他们作恶多端，把斯大林气死了。” 孩子们的悲痛里，大概还隐含着一重社会主义阵营的统帅去世了，谁将领导我们前进的忧虑。尽管他们还都很小，但这是那个时代背景下，这种体制的国度的人们的思维定式。 每临领袖年事已高，或有了天不假年的预兆，就开始了接班的未雨绸缪；或领袖真的撒手人寰，谁是接班人像正等待打开的黑匣子，人们便自然而然地要有一种惴惴不安。不光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就连另一个阵营的政治家们，也会感到焦灼。蒙哥马利跑到中国，一再提出要见毛泽东，见面后又一个劲儿地刨根问底谁将是他的接班人，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 那次，全校的孩子都和大人一样，带黑纱，参加了隆重的悼念活动。 “两年后，我们育英小学内，又举行了一次小范围的悼念活动。”吴陕立最先向笔者忆起这件事：“那就是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在我们学校上学的钟筱兰、钟延辉的爸爸钟步云牺牲了。” 1955年春，亚洲非洲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首都万隆召开，中国政府派出以国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出席。4月11日，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记者沈建图、黄作梅、杜宏、李平、郝凤格，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波兰记者斯塔列茨，奥地利记者严裴德11人，乘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星座式客机，从香港机场起飞先期赴万隆。 该机飞行近5小时后，在北婆罗洲沙捞月西北海面上空突然爆炸，右翼起火。机务人员企图在海上迫降失败，飞机在撞击水面瞬间破裂，除3名机组人员，其余15人皆遇难。 后经查实，香港航空公司雇员周梓铭化名周驹，被台湾当局特务机关以60万港元收买，趁飞机起飞前加油时，在飞机右翼轮舱内，安放了定时炸弹，致使飞机爆炸失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起国民党集团制造的针对中共领袖的恐怖行动中政府工作人员牺牲最多的事件。 4月17日，北京各界人士5000余人，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追悼大会，悼念遇难烈士。此时，周恩来刚刚抵达万隆，他在亚非会议上就此指出：“烈士的光荣姓名，将永远写在亚非各国人民和世界先进人类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历史上。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是为亚非两大洲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独立自由的事业牺牲的。” 然而追悼大会之前，还在育英小学读书的钟延辉，却丝毫不知情。16日课间，钟延辉正在校园活动，老师张宝璋突然把他叫进了办公室，没头没脑地向他询问父亲的名字。钟延辉回答：“钟步云。”“是哪几个字？”钟延辉解说后，还等着老师继续发问，可老师“呃”了一声后，便让走了。 星期六下午回家后，已经从育英小学毕业、上了师大女附中的姐姐告诉钟延辉，父亲遇难了，他就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上。第二天，姐姐替他带上黑纱，和母亲一起到中山公园音乐堂，参加了父亲的公祭活动。 星期一回到学校后，学校在钟延辉所在的班级里，也举行了追悼活动。老师让钟延辉向同学介绍了他父亲的情况。在他讲完之后，有几位同学相继发了言，缅怀烈士，并对钟延辉慰问。
第六部分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第34节 把便池当脸盆
第六部分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第35节 毛泽东的“辣椒”格言
第七部分 孩子版本的春耦斋故事第36节 中南海最早的舞场
每星期六下午，家在丰泽园附近已经读书的孩子们，陆续从育英、育才、师大女附中或师大二附中回来。晚饭后，夜幕降临，呆在家中的他们，就会听到一阵阵富于节奏感的旋律，从不远处飘来。胡乔木的女儿胡胜利说：“在我们家不用出门，就能听到春耦斋的音乐。” 曾经随父母进过舞场的孩子，听到这乐曲，就知道是舞会开始了。 多数男孩子对舞会并无兴趣，在舞场出现，纯粹是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好玩的去处，找个热闹而轻松的地方起起哄、捣捣乱。这时，他们就会带着追随他们的小一点的孩子，循声摸索，绕过曲径回廊，找到春耦斋。 女孩子们和男孩子不同，音乐和舞蹈对她们总是有诱惑的，家长们也常领着她们到舞场。一来她们比男孩子更依恋家长，二来除此之外再没什么娱乐项目，就让孩子在音乐和舞蹈中感受快乐吧。 中共领导机关内组织舞会，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当时是战争环境，中共领袖们工作也紧张，根据地文化生活也单调，就靠跳舞来调剂一下生活。这种方式，在西柏坡时依然保持着。 新中国初创时，紧张工作的情况并没有立即出现多少改变，或者说是更有甚之。所以，中共领袖和中央办公厅机关搬进中南海，在紧张的新政协会议筹备，新政府的构建之余，仍旧以插空安排场舞会的方式，使领袖们松弛一下，运动一下，恢复疲劳。 开始是每周一次，也许是考虑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活动太少，一次舞会的运动量明显不够，一段时期以后，就改成了每周安排两场，周三和周末。 这是一项比较经常的活动，让领袖们到外面的场所参加舞会，从安全的角度显然是不可取的，应该安排在中共领袖们居住得比较集中，来去也比较方便的地方。 1949年9 月以后，中共的最高领袖都搬入了中南海，中共中央的部分直属机关，也在中南海内办公，把舞场选在中南海内是比较合适的。当时，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居住的寓所，都在丰泽园一带。丰泽园西北的春耦斋，东面的勤政殿前、瀛台桥北的空旷之地，成为中南海内最早的舞场。 最主要的舞场在春耦斋，宫苑书斋式建筑的春耦斋，显得素雅浑厚，单檐四角攒尖顶，灰墙灰筒瓦，地铺紫绿石。整个建筑面阔5间，进深3间。室内虽然雕梁红柱，彩绘饰顶，但因年久失修，漆彩斑驳，已经褪去了当初的富丽。 民国肇始，春耦斋常常充当统治者擘划政务的场所。民国第一任正式总统袁世凯、1913年的代理国务总理段祺瑞，都在此召集过财政会议。1918年10月，与段祺瑞抗衡的代总统冯国璋下台，被安福国会举为民国总统的徐世昌，将其总统办公处，设在了春耦斋。 春耦斋用作舞场后，偶尔也被用来开一些中小型的会议。厅内摆设了一些橱柜、屏风、桌子以及沙发和软椅。这样一来，供跳舞的地方，仅余六七十平方米了。当时的地面，还是紫绿方石铺的，虽不够平滑，但比起延安、西柏坡的舞场，已经“豪华”多了。
第七部分 孩子版本的春耦斋故事第37节 朱老总跳舞
历过延安和西柏坡生活的孩子们，在春耦斋里看见的，有许多是认识的面孔，中共领袖，秘书和警卫，中直机关的老人。连起初担任伴奏的，都还是在延安、西柏坡时就爱在业余时间鼓捣乐器的机关干部。一段时间以后，他们才被更专业的演员们取代。 伴奏者是老的，乐曲也多是老的，有传统的民族音乐，有根据根据地的老歌改编的乐曲。例如《雨打芭蕉》、《步步高》、《旱天雷》、《采茶扑蝶》、《花好月圆》、《茉莉花》；还有《浏阳河》、《南泥湾》、《绣金匾》等等。 偶尔，也穿插一两首外国乐曲，如《送我一枝玫瑰花》、《意大利花园》等。由专业演员取代业余演奏者以后，这类世界著名舞曲，似乎比以前多了一些。 业余演奏者很投入，专业演员水平高，吸引得有些人也来到舞场，却并不是为了跳舞，而就是要欣赏欣赏音乐。如是者最典型的，就是胡乔木。 胡乔木夫妇对跳舞都没有兴趣，在春耦斋舞场上，是很难见胡乔木夫妇踪影的。但他们也不是绝对的不去，有时为了换换脑筋、松弛一下，在静谷曲径漫步时，受悠扬的舞曲吸引，踅进春耦斋，听听舞曲。后来又增加了一些文艺节目表演，他们也会看一会儿。 春耦斋的舞会，参加者最初几乎都是在中南海里工作的机关干部，大多数孩子的父母，不论跳得好丑，都在这个舞场里亮过相。开始去时，各单位都对参加者打过招呼，不要透露自己的单位和身份。 舞场上的焦点，是几位最高领袖和他们的妻子们。所以一追溯春耦斋的舞会，孩子们就会记忆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如何如何。 每次舞会都准时到场，又准时离去的，是朱德朱老总夫妇。他们总是在8点15分左右，舞会开始了一会儿后，悄然走进春耦斋。 舞场上的朱老总，常穿一套浅灰色的中山装，脚上则习惯穿黑色软底布鞋。夫人康克清通常穿一件蓝色便服。他们两人一进舞场，就随着乐曲起舞，跳得很默契。走着舞步的朱老总总是含着微笑，人们形容说和他标准像上的笑容一样。 一曲终了，朱老总才会找一张沙发坐下。在春耦斋内南墙中门右侧，排放着四五个宽大的单人沙发，是供来跳舞的领袖休息的。沙发中间有茶几相隔，上面摆着茶杯、烟灰缸，还有一盘小毛巾。 已经是60多岁的朱老总，跳几支曲子就要休息一下。间歇的时候，他会邀舞伴坐在他休息的沙发旁，轻松地聊一会儿。他的记忆力相当好，同他聊过的人，下次再碰见，他还能叫得出名字，记得起聊过的事情。有时，他会被闲谈的趣事逗乐，此刻的笑容，就比标准像上的生动多了。 康克清在休息时，总是安详地坐在和朱老总隔几个位子的椅子上，而不是坐沙发。春耦斋舞场内的椅子，什么样子的都有，高高低低，有软有硬，像是从不同的单位搜罗来的，也没有统一的布罩。可见在那个时期，领袖的娱乐场所也没什么讲究。坐在椅子上的康克清，或者和熟人打打招呼，聊聊天；或者笑眯眯地看着朱老总“昂首阔步”。 有时，朱老总的鞋带松开了，康克清马上会注意到。曲子一间歇，她就走到朱老总身旁蹲下，边为他系鞋带边说：“老总呀，你的鞋带儿跳散啦。”系好后，她依旧回到椅子上，笑眯眯地看着朱老总跳舞。 9点15分左右，康克清会提醒朱老总，回去休息的时间到了。“好，再跳最后一个。”碰上朱德兴致特别高的时候，他会提一点小小的请求。有时，朱老总的最后一个舞不一定跳到曲子终了，便和康克清走向衣帽架，取下衣帽，像来时一样悄然退场。
第七部分 孩子版本的春耦斋故事第38节 刘少奇三步跳得好
少奇到春耦斋跳舞的时间好像没个准儿，有时舞会还没开始，他就和夫人王光美来了；有时则到朱德夫妇走了，他们两口子才来。后来他们的孩子稍大些以后，有时他们一家同时到场，有时王光美和孩子们来得早些。 到场早时，他们总是面带微笑，向认识的人点头致意，和熟人握手寒暄。当乐队奏起了舞曲，刘少奇都是和夫人王光美共舞第一支曲子。 这一曲舞过之后，王光美就招呼舞场上的其他女同志邀刘少奇跳舞。她自己则到旁观的人群中，找熟人攀谈。多数人对王光美的印象是落落大方，待人亲切随和，所以许多人都和她谈得来，也愿意主动和她打招呼。 跳几支曲子后，刘少奇也会找个沙发一靠，吸颗烟，稍事小憩。和他跳舞的几个女同志就会围过来为他点烟、倒茶，等着过一会儿再邀他跳舞。王光美见有那么多女同志等着和刘少奇跳，自己就另觅舞伴跳舞。 有一次，刘少奇夫妇来跳舞时，杨尚昆夫妇也在场。当一曲悦耳的探戈舞曲奏响，杨尚昆夫人李伯钊，邀刘少奇跳舞。她是位老文艺工作者，早在瑞金时期，她就和钱壮飞、胡底编写了话剧《为谁牺牲，为谁打仗》，还担任过中央苏区高尔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