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兄弟连-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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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底下结成冰疙瘩，“高跟鞋”无法走路，坐下来把冰疙瘩砸掉，没走多远又结了冰疙瘩。越砸，鞋底下结冰疙瘩的时间越短，一路数不清有多少次砸冰疙瘩。寒冷、饥饿、疲倦使我怕行军，尤其怕夜行军。在行军的路上惟一的希望是到宿营地后，喝一碗老百姓的热高粱米汤，暖暖冻麻木的脚。我有时在行军路上还常常想：这要是在家躺在暖烘烘的热炕上睡觉多好，为什么出来受这个罪？这说明自己革命性不坚定，怕苦、怕累，不能克服困难。三、缺乏阶级感情。1947年冬，在打新立屯时，下来二三百个伤员，都躺在老百姓炕上，我们文工团分组护理伤员，我分到女同志那个组，是用雪给伤员擦冻伤的腿脚。擦着擦着伤员已经死了，我不知道，还在擦，擦了半天我是在给尸体擦。医生发现后，把尸体从炕上抬出去，吓得我半天没有喘上气来，从此不敢接触伤员。我怕看那些缺胳膊断腿的，尤其伤员那疼痛的惨叫声，更使我毛骨悚然。伤员打骂护士医生是常事。虽然伤员不打骂我们，他们知道我们是文工团的，但我也害怕。我没有去想他们是为革命负的伤，是为解放全国受苦受难的人民受的伤，只看到伤员的“惨样”。这是没有阶级感情的表现。
第三章 辽沈决战前的情报战辽沈决战前的情报战（2）
我在大会上刚检查完，有个人提出问题问我：“乔小雨给你来了封信，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钢笔水是两个颜色？”
“轰”的一下子，我头就大了。乔小雨生于民国十九年，初中毕业后，1946年参军，在牡丹江文工团。文工团解散后，调到我们文工团，年龄比我大两岁。我们集合、开会时，我发现她眼睛老是看我。有一次，女分队排小歌剧《好班长》，我饰演小战士。夜深了，战士们都躺在炕上睡觉了，班长在油灯下给战士缝补衣服。由于演班长的赵明唱和动作配合不好，表演总不合要求。时间一长，我躺在炕上真的睡着了，当叫我对台词时，我懵懵懂懂的不知所措，一下愣住了。引起房里的人大笑，尤其是乔小雨笑出眼泪，她边擦着眼泪边看着我笑。从此以后，我们俩总往一起“凑”，不是恋爱，是一种莫明奇妙的好感，也可能是异性相吸吧。她调到师里去了，我们大家送她，她和每个送她的人握手。在她和我握手的时候，她的眼睛里含着情愫，含着使我悟不出来的东西，用力地握着我的手，把我的手握得很痛。几天后，她给我来了封信，是一封互相勉励的信。我们文工团员的来往书信都要经过检查，才能交给本人。乔小雨给我来的这封信，经过团部检查后，发现信上有问题，交给了分队长。让分队长找我谈话，分队长问我：“你和乔小雨是怎么回事？”
我愣了，问：“什么怎么回事？”
“你看看，为什么信的开头和落款是蓝黑墨水，信的中间是紫墨水？笔要是没墨水了，应该在信的中间换墨水，怎么在两头呢？”分队长带着极大的疑问把信给我看。我一看还真是的，信的两头和信的中间墨水竟是两个颜色。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团部不是都审查过了嘛。”
“田副团长让我了解了解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知道是怎么回事？”
分队长带着怀疑的语气问我：“乔小雨在走的时候，你们有什么默契没有？”
我皱着眉头问分队长：“什么叫‘默契’呀？我都不懂。”
“得得。”分队长拿着信走了。
会开到吃中午饭，在吃饭时，有几个男女同学对我说：“小苏，别害怕，信的内容是互相勉励，又没写什么犯忌的言论，用八种颜色写，管得着吗？”
下午继续“吐污水”。在大会上，那个抓住不放的人问我：“为什么是两种颜色，你和她是什么关系？要交代清楚。”
因为有几个人给我打了“气”，所以我胆子壮了，一听我就“火”啦：“什么关系？是同志关系，我不知道为什么用两种颜色的墨水写，你问小雨去！”
他看我态度强硬起来，举起胳膊喊口号：“你要老实交代！”不知为什么，群众没有一个人跟着他喊的，他也觉得不是滋味。
我的检查就算一次通过，协理员还表扬我检查得深刻。想起来，是团领导和同志们看我15岁的年龄，和乔小雨也没什么瓜葛。在零下45度严寒的冬天，我背着乐队的小鼓，在连续行军中坚持下来了，没有人听到我叫苦叫累，同志们对我所检查的问题，都是理解的。
其他同志在大会检查中，有的两次、三次才通过。还有的同志正在检查发言时突然被喊起的口号打断：“要彻底交代！”“砍的没有旋的圆！”
检查的人被震天的口号吓“晕”了。
在吐“污水”的普查中，发现了两名重点人物。一名是补充到团里来的，他是个被俘的国民党下级军官；一名是哈达解放后参军的职员靳全。和靳全一起参军的一位同志在会上揭发他，说看见他骑车子从国民党谍报队院里出来。根据这一揭发，在追查中，他承认是国民党谍报队队员，来部队的任务是搜集情报，破坏武器，与担架队中的谍报队队员联系。他承认我的枪和海轩的枪是他把枪拆卸后扔进井里的。可能是他主动交代，也可能团领导认为他年轻，参加国民党谍报队时间短，对他没有作任何处理。
另一名重点，是那个被俘的国民党下级军官，在吐“污水”中有人揭发他：他说我们的立功运动是打强心剂，在部队发给他的棉鞋上写了“USA”字样。被揭发后，他不但拒不承认，而且狡辩，就把他绑起来送到警卫营了，后来听说用刺刀把他挑了。
经过“三查五整”和“诉苦”运动后，在新参军的小知识分子中，解决了一些糊涂观念：不是地主养活了农民，而是农民养活了地主；不是资本家养活了工人，而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地主、资本家是剥削农民、工人的“寄生虫”。提高了阶级觉悟。在参加分“地主”和“资本家”的浮财时，都表现了立场坚定。我们打进县城的第二天，经过“调查”，有几家是“资本家”，文工团以分队为小组，参加分“资本家”的浮财。我们分队走进一家“资本家”的院落，院落里住着3家人。一家是教员，教员的家和“资本家”同住在4间正房里。西厢房3间，一间是粮仓，两间租给另外一家人住着，“资本家”收房租。我们把“资本家”的男女经过搜身后都赶到一间房子里，被褥、衣服能分给群众的分成堆放在院子里，打开院门，群众涌进来抢。然后分粮食。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是，有人说教员家里有“资本家”的一床棉被，问教员家的女人，女人交待：因为她男人不在家，“资本家”的孩子在她家睡觉。一个刚上小学的男孩子，恐惧地看着抄他的家，当他看到把他的被子抱走后，孩子大哭。那个教员家的女人的目光一直看着我，我理解她的意思，是求我，是让我说说，给这孩子留下这床被子。我看那孩子一直在大哭，心里一阵阵酸楚。我何尝不想把那床棉被给孩子留下呢？但这是阶级立场问题，我一阵一阵的酸楚，一阵一阵地自我批判，这是不是阶级立场在动摇了？
王学华在自我检查时说：“我和小苏一样，对‘资本家’恨不起来，这是阶级立场问题。因为我和小邱把‘资本家’的女人吊起来了，她一喊叫我就心软啦，就把她放下来了。”
一听王学华检查，这个批判会激烈了。有的人说：“对资本家、地主心软，就是对工人、农民心硬，这是彻头彻尾的立场问题。”
有的人问王学华：“工人、农民在资本家、地主的残酷剥削下，卖儿卖女你怎么不同情？”
有人批判说：“你们两个这种思想是阶级异己分子的思想。”
小邱吓得马上声明：“不是我放下来的，是王学华放下来的。”
王学华承认了：“是我放下来的，我不是异己分子。”她吓得哭了。
我们文工团同时补充来了两个国民党下级军官。被处决的那个，他好讲个怪话，嘴上总是满不在乎地发牢骚。他把自己的“位置”没有摆在恰当的“位置”上，认为他和我们团员一样，忘了他是俘虏。另一个国民党军官和他截然不一样，他沉默寡言，专心读马列和毛泽东著作，有一次在油灯下看书把棉帽子烧着了，他还不知道。团长几次在大会上表扬他。两个人同时补充到文工团，可是，两个人两种不同的结果。
我理解了“吐污水”运动的重要意义，在运动中清除了日伪的残渣余孽，清除了混进部队的反动分子和异己分子，纯洁了部队。在“吐污水”中，把我丢枪的问题弄清了，我放下了思想包袱，不再为丢枪的事件害怕了。
第三章 辽沈决战前的情报战辽沈决战前的情报战（3）
12
就在我吐“污水”的第二天，团长派我和王学华到司令部作战科誊写材料。傍晚回来时，路过村头，从房子里传出男人又喊又唱的沙哑声音。不知什么原因，我和王学华走进院落想过去看看，却被从房屋里出来的一男一女挡住了，我问：“你们怎么啦？”
男人说：“我爸爸病了，大仙说是恶鬼缠身，大仙正在赶鬼。”
“咳，你们怎么信这个。”我要进去看看，他把我拦住说：“你们不能进去，冲了大仙我爸爸的病就好不了，我就白忙乎啦。”我没有进去，扒窗户看，屋子里很暗，一个中年男人身上披着一块红布，手持木剑，头上顶着四四方方的纸帽子，帽子上垂下各种颜色的纸条，他那样子像个恶鬼，站在地上又蹦又跳，又喊又唱，手里的木剑东砍西杀，煞有介事。
我正在看，谁知那个男人把我拉过去，他又气愤又着急地说：“你……你们快走吧，大仙是给我爸爸治病呢。”他生怕我们把屋里的仙气冲掉。
我说：“老乡，这不是把你爸爸的病耽误了吗？你非把你爸爸折腾死不可。”
“你这是说啥话？你们来了冲撞了大仙，我爸爸的病能好吗？”
那个女人更厉害，一边推着王学华一边“呸呸”地往地上吐唾沫：“我爸爸有个好歹，就是你们害的。”我和王学华被他们推出院落。王学华捂着嘴笑：“老乡还这么迷信，我看那病人非让‘大仙’折腾死不可。”
我一想：“坏啦。”我对王学华说：“他爸爸要是一死，肯定说我们冲撞了‘大仙’，赶快回去汇报，找医生来给他爸爸看病。”
“是吗？”王学华吓得说，“那他赖我们怎么办？”
我又一想：“别汇报，你回去什么也别说，我去叫我们分队的人来抓‘大仙’。”说完，我就往分队跑，到分队一看，分队长正好不在，我对曹世杰和海轩把经过一说，曹世杰问：“是吗？”海轩也问我：“那个‘大仙’走了没有？”
“没有，还在老乡家装神弄鬼哪，咱们去抓‘大仙’去！”
曹世杰说：“走！”
我说：“咱们别进老乡家，在外面等着他。”曹世杰和海轩两个人跟着我到村头，听房屋里还在唱还在喊叫。我们3个人坐在大树下等着“大仙”。时间不长，拦住我和王学华的那一男一女把“大仙”送出来了。“大仙”还披着红布戴着纸帽子，是个40来岁的男人。我看送“大仙”那男女回院后，“大仙”刚要摘纸帽子的时候，我一摆手：“上！”曹世杰和海轩我们过去把“大仙”按倒在大树下，他看我们都是解放军，吓得全身哆嗦，上下牙直碰。我掏出手枪顶住他的脑袋，问他：“你不是大仙吗？我毙了你这个大仙。”
“我——不是大仙，不是——”他吓得跪下给我们磕头。
“不是大仙你欺骗群众？我把你拉到野地里毙了。”我们3个人就往野地拖他，我闻着一股臭味，问他：“怎么这么臭？是不是大仙附体了？”
“不……我拉啦。”
我“噗”一下笑了：“大仙还拉屎？”他看我笑了，他才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我再也不敢啦，政府宽大，政府宽大。”
王学华胆小，回去还是向团长汇报了，说小苏叫人去抓“大仙”，团长一听“火”啦：“胡闹，你赶快把小苏叫回来，让他们分队长带着医生去给老乡看病。”我们分队长和王学华带着医生来了，她离老远就喊我：“小苏，团长让你们回去！”
分队长走过来对我说：“把他先放了，你们仨回去。”
“大仙”一听放他，连滚带爬地跑了。
海轩和我同岁，曹世杰比我们俩大几岁。在往回走的路上，海轩埋怨我：“你是吃饱了撑的，抓什么‘大仙’哪，你还掏出枪，等着受处分吧。”
我推了一下海轩：“别他妈的埋怨，我们反对迷信，揭露他欺骗群众，有什么不对的？”
曹世杰一直没有说话，他想了想对海轩说：“咱们就说抓‘大仙’只是问了问他，是真大仙是假大仙，为什么欺骗群众。你可别说小苏掏枪。”
我看海轩没表态，我提高嗓门问他：“你听见没有？别出卖我。”海轩勉强地点点头。
我们到团部，见团长紧皱眉头正在屋里来回走动。团长停下来上下看看我们3个，最后把目光对着我：“谁让你去抓大仙的？无组织无纪律。”
“他搞迷信欺骗——”我还没说完，团长严厉地说：“那也用不着你们去抓，要抓公安局去抓，公开地抓，揭露他欺骗群众。你们偷偷摸摸的去抓影响很坏，如果那个病人死了呢？老乡还迷信，一时不明真相，家属找上门，全村议论纷纷，你说怎么办？”
海轩听了团长的话后，揭发我：“小苏掏出枪，要枪毙大仙，把大仙吓得都拉屎啦。”我一听心里一颤，心里骂海轩：这王八蛋，叛徒！我看团长瞪起眼睛：“把枪交出来！”我从腰间解下枪交给团长，团长接过枪：“你好大胆哪，无法无天。”
“我——我是想吓唬吓唬他。”
分队长和医生进来，医生对团长说：“那个老乡是感冒发烧，给他打了一针服了药，明后天就好了。”团长对分队长说：“你把他们3个带回去，开分队会让他们检讨。你要对小苏严格管理，他离开分队必须请假。”
我最心疼的不是团长的批评，而是我的枪被团长收去了。
海轩三四天不敢照我的面。
第三章 辽沈决战前的情报战辽沈决战前的情报战（4）
13
我们住进小县城。有一天，文工团到街上宣传。在蒙山时，团长给我一把两个键子的小号让我学习吹号，让我到军乐队，指定人教我。虽然每天早晨我跟着军乐队的同志练号，吹了几天，我觉得我的牙在晃动，又听分队的人说：吹鼓手到老了牙全都吹掉。我怕把牙吹掉，所以在练号时我消极。虽然我去哈尔滨耽误了一个来月，也算是练了八九个月了，我只会吹7个音符，还有解放军进行曲前面两句“向前，向前”。其他的全不会，一个曲子也吹不下来。我在乐队就这么混着，滥竽充数。那天，我们到街上去宣传，团长看我按的号键子跟别人不一样，人家还没按号键子，我已按了好几个了，他产生了怀疑。在街头宣传时团长没有说话，街头宣传结束后，团长让我带着号到团部，我心想：坏啦，团长发现了。到了团部，团长对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