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的医学人文审视-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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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的医学人文审视
华夏出版社副总编：王一方
主持人：欢迎大家收看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节目，“非典”自从爆发以后呢，我们一直想的都是医学救助，很少想到对于它来一个人文审视，那今天呢主持阿忆就给大家请来了华夏出版社的副总编王一方先生，由他给我们带来一个主题讲演，主题讲演的名字是“SARS的医学人文审视”，但王一方先生是怎样一个人呢，我们先看一段他的介绍。
王一方简历
1958年生，中学毕业后在风光如画的湘水上游当船工。1978年考入湖南中医学院医疗专业。五年后入考本校温病专业研究生。1986年毕业。获温病专业医学硕士学位。1987年入出版界，先后供职于湖南科技出版社、青岛出版社、《中国图书商报》，出版过一批医学人文著作，如《医学与人类文化》和《敬畏生命——生命医学与人文关怀的对话》。并经常就医学人文的话题，如生命，疾病，痛苦，苦难，死亡等命题发表书评，杂文，随笔。1997年受美国德洲大学医学院医学人文研究所邀请，赴美作短期学术访问。现为华夏出版社编审。
主持人：小片子看完以后呢我还有一些问题要问您，您是第一个以出版人的身份来做我们这个节目的主讲人，而且您是出版人讲的还不是传媒，讲的不是大众传媒和出版，讲的是“非典”话题，您很自信地来做这样一个讲演吗？
王一方：自信，医学人文这个领域，我二十年如一日在这里关注它，因为我的背景是搞医学思想史，但是后来不能进临床，也不能够上实验室，所以我就把这一点小小的个人的这种专业背景，压缩在这么一个可以通过思辨来进行完成的这个医学的，这种人文的关怀当中去。
主持人：那会不会您做这华夏出版社的副总编以后，就造成了你们出版社的出版书的内容，大概在三分之二以上全是跟医学有关。您去了以后有没有巨大的改变。
王一方：不会的，但就我个人的编辑生涯，我做了十七年的编辑，在我的编辑生涯中，我现在还可以讲我是国内医学人文著作编得最多的编辑之一。我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我维系我这种关怀的一种方式。
主持人：好这是一个问题，还有您的专业背景刚才片子里已经介绍了是所谓中医，然后在这个所谓中医里你研究的领域里又是所谓的温病，据说是现在流行这SARS就是你们中医里说的一种温病。
王一方：对，它是温病的一种。因为中医的温病它不仅仅是传染病，它还包括一定的感染性疾病。因为应该说中华民族能够繁衍，跟中医的这种护佑，或者中医这种支撑是有很大关系的。某种意义上讲，中医应该说也积累了相当的对付温病的一些方法和理论，而且我发现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原来现代医学总是指责中医说，你病因都没搞清楚你在谈治疗谈理论。
主持人：对呀，这就是我把这个中医和温病之前加上所谓两个字的原因呀。
王一方：是呀，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就很有趣，事实上这一次对待SARS，现代医学在病原上也没有弄清楚，它现在所做的一些治疗也好，处理也好，基本上也是属于发病学层面，或者说症状学层面的一种治疗，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病因问题上没有弄清楚之前，中医和西医是可以互相支撑互相借鉴和互相学习的。
主持人：我可以问您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问了很多所谓中医专家，就是我们知道数学是没有西方数学和中国数学之分的，物理也没有，化学也没有，生物也没有，为什么唯独医学这种自然科学要分成中医和西医，在我的观点里医学只有一种，它是跨疆界的，全叫医学，是没有所谓中医和西医之分的。
王一方：这个要从医学史角度看，医学它是一个很世俗的学科。我们经常讲它是顶天立地，它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体系，某种意义上讲在西方有很多分歧，认为医学都还不是科学，所以在诺贝尔奖颁奖里边把医学跟生理学是并列的。生理学是科学，应该说医学里面基础医学是科学，临床医学它只是一种技术和艺术。技术和艺术它就有区域性，作为你讲的数学也好，它是没有区域性的。但是作为一种技术，甚至作为一种艺术，因为很多中医的那些老中医的身上的东西，它是传承在他的经验和行为之中的，通过他的后代传下来的。它实际上是一种代代相传的这种艺术。外界人都无法理解的这种。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它是“我”的，是一种手艺，而这个医学科学它是一种工艺，是一种大家都能公共掌握的东西，相反，手艺的东西是可以依附于某一个人的。
主持人：但是我还是很难理解，说不定在讲演的过程当中还会涉及，那现在我们就由您带来您的主题讲演，名字叫做《SARS的医学人文审视》有请。
王一方：有一句名言叫，说思想家的缺席是历史的必然，对于任何一个社会事件来讲，思想家总是逃离现场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思想家总是要二十年、三十年以后，对这个事件再来做评价，因为他这个思辩是需要过程的。所以在SARS事件刚刚发生，我们就来进行人文学的审视，应该说时间是不够的，而且我现在还在现场。所以我今天的演讲也很难说是真正达到了人文学科的高度，仅仅是把它当做是一种思维体操，所以我们下面就展开一下我们今天关于医学人文的一些思考。我今天大概要做三点讲，第一点讲就是我们面对SARS医学史告诉我们什么。第二点就是说面对SARS医学思想史和医学哲学提出了哪些问题，怎么来回答它。第三个就是生命伦理，医学伦理怎样面对这个事件。
但是在这个讲之前我想把它稍稍提一下，什么是人文，医学人文的基本理念是什么。就是说人文主义的这种人文精神，现在在社会上讲得很多。人文精神一般的理解有三个，一个就是讲的中国也好、西方也好，它在轴心时代，就是在它的这个文化深层的很重要时期，比如说古希腊或者说中国的春秋战国，就是诸子百家时代，他们那个时候形成的一种博物学传统，以及重视人的综合素质。我们中国人讲的，经常讲的叫通家气象，这是一种人文精神。对什么事情我都有一个多方位的，多元的一种关照，这是一种泛泛的人文精神。第二种指的是什么，指的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它对古希腊这种精神的一种呼唤，而且通过这种精神去抗衡那种宗教神学，这个时候也把它界定成人文精神。当然中国同样有个时期是“五四”，在“五四”启蒙时代所表现的那种，它一个共同点就是对过去的事情进行怀疑、批判和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文精神就是一种怀疑精神，就是一种批判精神，就是一种反思精神。现在我们把这种精神也叫做科学精神。其实某种意义上讲，它的本意是人文精神。另外一种层意就是十九世纪以后，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在这个时候有有一部分人就把科学当成万能的，把技术当成万能的，在这个时候需要一种异己的力量去牵制它，这也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就是说反抗科学主义，就说你讲科学是万能的，我也讲这世界上还有真善美，科学虽然是造福于人民，带来很大福利，但是科学不是万能的。这点像我们1923年出现的一次“科玄之争”，今年正好是八十周年，好像北大的学者正好就这个话题准备搞些活动，科玄之争，这里面就体现一种就是说对科学主义的警惕。
另外就是说医学人文它有哪些基本立场，我们今天讲医学人文，医学人文有哪些基本立场，医学人文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思维立场。第一个思维立场就是它认为医学是人学，当然我们不抬杠，我们还有兽医。就是我们讲面对人的时候，他尊重人的各方面的需求，尊重人安全的需求，尊严的需求是吧，生物学的需求，包括心理需求，社会需求，行为需求。它是把人的价值放在第一位，是以人的价值为中心的。他要捍卫人的尊严，包括这一次面对SARS，我们在做的一切，都在捍卫人的尊严，捍卫人类的尊严。某种意义上讲，这次SARS事件对医学人文来讲，是一次很好的振兴的机会。另外一个它有博物学的认识传统，它坚持真善美的统一。这个事件我不仅仅从科学角度，而且要从各个角度来看它。第三它有综合的，生态主义的思维模式，就是它看待一个疾病的时候，它有哲学上的正反和，就是说它讲战争的时候也讲共生，讲竞争的时候它讲竞和，讲征服的时候它讲敬畏，另外它是一种反思的、怀疑的、批评的姿态，所以这一些都是医学人文的基本的要义。所以在涉及具体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涉及这些东西。
第一件事情就是关于这个SARS的历史回顾，我们很多专家在很多场合都讲了，但是讲的都是一些数字。比方说讲了欧洲的黑死病，使得欧洲人口锐减四分之一。当时欧洲人口是一个亿，锐减四分之一是什么概念，就是两千五百万，甚至有些资料讲更多，三千万。或者讲流感，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死亡人数四千万，它的人数还大于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亡人数。但是我们作为这个医学史呀，仅仅讲一些数字是不够的，其实某种意义上讲，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这个疫病对于人类的生活的影响，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不仅仅是几个干巴巴的数字所能描述的。所以比如说罗马帝国的衰亡，有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两次很重要的瘟疫。一次是公元165年到180年的这一个大瘟疫。另一个就是公元211年到公元266年的大瘟疫。这两次大瘟疫使得整个全盛的罗马帝国人口锐减三分之一。所以罗马帝国后来再也起不来了，导致了它的衰亡。另外就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美洲大陆当时土著人，当时估计有五千万到一个亿。但是现在，它现在人口为什么那么少，它90％的人口死于由于这些殖民者带去的各种各样的传染病，因为它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当中，它没有接触过这种传染病。夭亡了90％的人哪！这是影响人类进程的。
有一些图可以体现当时的情形，就是在鼠疫，即黑死病在欧洲流行的时候，出现这些什么情况呢？就是抬尸体的人都不够，动员什么呢，动员把监牢里面的罪犯全部拉出来抬尸体。刚开始是用棺材，后来没有棺材就挖洞，一个洞里面埋几十个。后来挖洞也不够了，挖沟就用于那种情况来处理尸体。后来挖沟都不能挖，就扔到废弃的河滩里面。结果就用犯人把它推进去，最后这个瘟疫结束以后，发现这些犯人都已经受到了制裁，就是他们没有一个能活下来，这是一种情况。另外，当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时也跟我们现在很多相象，它也是谣传跟哪个动物有关系，像伦敦街头就有人在那检疫，就跟我们老太太戴着袖标在检疫一样的。有人在那打狗，说这个东西跟狗有关系，其实它跟老鼠有关系是吧。有人在打狗，有人在那测血象，测血的颜色和粘稠度。它当时没有（现代）血象的概念，测血液粘稠度。还有就是说也有很多谣传，说这个病跟隔壁张三有关系，跟隔壁李四有关系，然后宗教团体或者什么组织就把张三、李四就捆起来，架上火把他烧死。事实上一场恐慌来了以后，各种的社会文化心理现象都会产生。而不仅仅是一个干巴巴的数字。
中国人情况怎么样呢？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在中国历朝历代，它的瘟疫的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我这里不能够完全地来回顾，只能简单地讲一下，中国历史上的疫情是非常多，比如说汉代末年的，从汉桓帝到汉献帝中间经过一个汉灵帝，总共前后七十三年当中发生了十次大的瘟疫。当时由于我们也没有这一个像欧洲这种统计，它当时有一个文学家是这样写的。“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嚎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就是说家家户户都在死人，要么就是满门的死掉，要么就是一族人死掉。当时那个医学家张仲景，在他的《伤寒论》序言里面就讲十去其七、八，就是十个人当中死七、八个，实际上这种瘟疫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非常严重的。
到了民国年间有了统计制度，就可以用数字来说明。就是1932年的霍乱流行，当时我们受感染的城市是三百零六个，患病人数是十万零六百六十六人，死亡人数是三万一千九百七十四人。像鼠疫1920年、1921年在东北东三省流行的，当时东北的人口是比较稀少的，当时死亡人数是九千三百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这个瘟疫是全人类的。我今天带来一本书就是《二十世纪史》里面就谈，其实这个全球化是多方面的，全球化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大势，我们当然从积极方面来理解全球化是经济的全球化，政治的全球化，是民主的全球化。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瘟疫问题也在搞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说一场瘟疫的流行跟战争，跟各种各样的因素都是很相关，它实际上也是爆发全球影响，这是第一个要讲的。
第二个问题我要讲的，我特别要提出来，对于这场瘟疫的思考不能仅仅是关注于那种古代的案例。我觉得对待这种传染病，其实我们人类在近二十年有非常好的社会动员机制，非常成熟的这样一个隔离预防反应机制。这点我就觉得应该说我们讲医学史有时候还要聚焦于当代史。比方说我再举一个案例就是1996年在南非曾经爆发过一次埃博拉病毒感染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它的起因是一个加蓬医生，他那个地方有艾博拉病毒的感染，艾博拉病毒大家知道是一个出血热症状，得了以后就是七窍出血，在短期内就会死亡。它比SARS更可怕。它是在非洲丛林里面一种变异的病毒引起的。当时在那种情况下，这个加蓬医生就到了南非的这个经济首都约翰内斯堡来治疗，治疗的第三天，由于在处理它这个血液分泌物的时候，有一个护士就来给他收拾这些残留的这些东西，结果那天护士早上恰巧她浇花的时候手指被割破了，这样的话它那个通过血液就传染了。七天以后这个护士就已经昏迷了。在这种情况下，当时这个南非整个就启动紧急的预案措施，一个是把这个护士，跟她接触过的二百一十六人全部隔离起来。而且马上给媒体做了一些交代，而且马上启动就是说那种防生化武器的设备，那种叫“屏蔽护理系统”。因为它这个南非呀，它曾经在研究非洲热带病的时候有这种系统，“屏蔽护理系统”就是说人和病人是零接触，所有都是零接触。而且马上启动这种系统，所以它这场灾难基本上没有波及别的人。后来就是当时在南非社会引起这场灾难，因为艾博拉病毒非常历害，结果就死了这位护士。所以这位护士后来南非人认为她是民族英雄。
主持人：南非那个灾难，就死了一个人吗。
王一方：就死了一个人，而且他当时还启动了非常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在第十九天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血样送到了美国亚特兰大的（CDC）研究中心，就鉴定出这种病毒的这种亚型，而且把这一个关于这种病毒传播的各种各样的因素，通过国际合作来实现对艾博拉病毒传播过程的认知。
就这一点来说，我们人类在跟瘟疫的这种共同斗争当中，是以人类的胜利而告终的。这一点是可以让大家感到镇定的，就是每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