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的医学人文审视-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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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世界跟病人的世界是两个世界。他说医生你仅仅是观察，而我是在体验，观察跟体验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我们的医生既是观察者又是体验者，既是医疗规律的认识者又是道德的深化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SARS对我们这种伦理学上的震撼和提升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不知道我今天这么讲可不可以，大概我就道德的内化可以帮助他实现在以后的医疗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实现一种伦理的外达，道德的外达，去拯救更多的人，去感动更多的人。我觉得这是我们这次SARS留给我们医务人员思考的一个问题。

　　　　主持人：好谢谢您。您刚才提到医生通过这次“非典”突然爆发，经过历练和他反思，思想的升华，这由此我想到一点以前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这句话可能在公开媒体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我非常拥护这句话。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你要体验人没有尊严，你最好去一个地方就是去医院，遭受那些医生和护士对你的羞辱。您因为是学医的，您会在医院有很多朋友，去了以后你很少体验到，假如是普通百姓的话，真的你去医院就没有尊严了。任何一个医生和护士都可以训斥你，您觉得经过这场大的突发事件以后，医生真的能由于经过反思、洗礼、历练以后就改变了吗？

　　　　王一方：你刚才讲的可能还是有一定片面性，为什么呢？因为在美国那种高度商品化的社会当中，它其中有一个很经典的比喻，叫做探戈舞谁来领舞？这是美国医学人文学家卡森的一句名言。就像医生跟护士在跳探戈舞，探戈舞大家知道，探戈舞是需要领舞的人要主导这个舞蹈过程的，所以就提出叫谁领舞。有一种说法是我是科学的掌握者，我懂那么多的技术，懂那么多的设备怎么使用，那么说我应该领舞。所以他这种训斥，训斥的这一种由来是因为他是全知或者已知的，你是无知的。你是让他来治疗的。而且他，这是什么呢？就是现代医学有一段时间，就把病人和病剥离开来。我是在针对这个病，你别干扰我，你这个人走开，所以他对人的尊严就放弃了。我在处理这个病，我没有处理你，我在处理你身上的病，把人和病分开。

　　　　主持人：这不是很成问题吗，就是一个病人来了以后，我们不认为这是一个病人，我认为这是一团病，人给剥离出去了。

　　　　王一方：对，所以这样的话，医学人文叫唤醒人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和理解，这是一个。就是说一种情况，即使这样他会认为我懂你不懂，那么说我要指挥，我要训斥你，我有理由训斥你，我要指挥你，甚至夹杂一些私利的。我让你多出钱去买贵药不买便宜药，这个东西都是有这种所谓的家长制的这种医患关系。

　　　　另外一种，在美国这种商品社会，就是说我支付，那么说我领舞。病人说这个事我支付了，我就有病人的权利，我有消费者的权利。

　　　　主持人：对，你是为我服务的。

　　　　王一方：是啊，如果说你给我是仅仅提建议，比如说我是一个大富翁，你这个医生敢训斥我，我马上把你解雇，我可以花大钱请更好的医生，所以你给我提的东西我都不一定采用。比如说你要劝我吃一个什么药，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个要点记下来，我去咨询更高级的医学专家。就是说我在中间，我有钱，我可以选择很多人，而且我还可以再请一个班子来评估他们的工作。从某种程度讲，这也是一种叫做病人至上的这种指挥模式。

　　　　当然在中国还有这种家属，像家属在里面也可以参与一些。像中国很多东西比如说家属意见怎么样，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治，你问我妈去，所以这种情况也有。就是说这种医患模式有多种多样，你刚才讲的着是一种极端的案例，就是说医生认为自己是领舞，这也是一种失去敬畏。就是不仅仅是对个人意志，过分的自恋于个人意志，而且对别人的存在不予关怀的这种人，但是更多的我觉得大夫还是能够理解对方的。

　　　　主持人：是更多的吗？我觉得极少数是可以理解对方的。

　　　　王一方：在他的一生当中，　像托马斯·刘易斯讲，就是他鼓励医生去生病，他说只要不是致死的病，医生一生当中要多生一点病才能理解人。

　　　　主持人：可惜我们的医生不容易生病，他们得到很好的待遇。

　　　　王一方：在那个环境当中还是有的。这次也引起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中国的医生，他的这一个付出跟回报之间，由计划经济突然转到市场经济，他也还是有不平衡的地方。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有很多怨气。那么多的劳动强度，那么多的加班，实际上他们得到的回报并不多，所以他们必须去想别的，药品回扣，别的回扣来补偿。这里面也是我们社会应该思考的。应该给我们医生更高的待遇，让他不需要去通过那种不正当的东西来谋取回报的情况。你看像美国，医生跟律师就是社会收入最高的人群。而中国某种情况来讲，至少是社会阶层排到十位以后。这点我想通过这次SARS事件，其实某种意义上也应该思考医生的权利和医生的责任、义务、包括他们的待遇。

　　　　主持人：我曾经是也像您这样想过，但是最近呢，最近几年我开始不这么想了。我不相信这样一种道德现状的医生，当他的待遇好了以后，他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就像我们很多富翁，他在穷的时候，遭受各方面的压力的时候，他是一个品行上面表现出很多恶劣品质的这么一个人。当他有钱了以后，他也没有改变，反倒是因为有钱能力更强了以后，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更坏更大。

　　　　王一方：不，它是这样的，它这一个给予跟制约是联在一起的。如果说给予他一定的待遇后就要更严格的、更加透明的、这样一个制约机制，包括媒体的监督，包括病人的监督举报。你看像美国的医院里面都有病人代表处，就是病人代表处代表病人，院长每天坐在那代表病人去追讨病人的权利。某种意义上来讲，对他的医院来讲，它还是一种商业手段。就是说人家外面一传说，某某医院院长出来接待，还真给病人讨回公道。就这种制约机制跟这个提高待遇是平行的，通过那样的话，我们的社会制度才会更完善，包括对医生的监督。

　　　　主持人：慢慢等着看吧，希望您是对的，太希望您是对的了。我刚才提到这个感叹呢，其实还蕴含着这样一个问题，网上有一位网友叫非常时期的非常委屈，他留了这么一段语言，希望您来替他回答一下。他的这段文字是这样说的，他说“非典”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这种改变令人饱受委屈，那些战斗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及其家属、康复的患者、甚至在外地的北京和广东旅客、受到各种各样的区别对待，破折号，哪些区别对待呢？被人拒入酒店、拒入婚宴、结婚的时候也不敢请他了，被出租车拒载、被幼儿园拒收、购物遭拒、被同事拒之千里，这一切为我们始料不及和卒不及防。面对种种亲亲相距的见闻，我感到无比难过，你们呢？

　　　　王一方：这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呢，通过这件事情都在叩问自己的道德和良知，当然这里面有一部分是由于恐慌造成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得病，你得病的话会对社会造成很大影响，但是更多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应该说有一个大致评估，因为我们现在有医疗手段可以测体温，可以追述他的病史，就是说有一个简单的甄别程序就可以，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不应该去做身份判定。其实我们刚讲的现象叫身份歧视，这种身份歧视在SARS问题上还不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讲黑死病期间，就是说你要有人举报张三、李四，就可以把张三、李四捆起来烧死。另外还有一个，再像那些艾滋病，艾滋病都知道跟性传播，跟同性恋有关系，在那种情况下那就更多的这种道德身份了。如果你得了艾滋病，可以反推你在性关系上是不洁的，那么说甚至怀疑你可能有吸毒史。在医学伦理上就是说不对病人做道德判定，这是医学人文上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当他成为一个被救助者的时候，不做道德评判。而这次我们某种意义上讲，刚才讲的是一种泛道德的身份歧视。就是说他不是说医务人员本身，就是说所有的人，只要从疫区来的。你包括这次台湾把香港的游客关在酒店里面不能出来，从检疫的角度应该说是有它的合理性。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社会，是一个高度交往的社会，某种程度来讲，应该说不能因为这种SARS病人的出现而产生这种歧视，这种歧视不仅仅是一种对病人的伤害，其实某种程度上讲对自身也是种伤害。就是你不尊重别人，实际上也不尊重自己，而在某种程度上讲，你也失去了这一种今后做商业交往的那么一种机会。

　　　　主持人：我们学法律的有一个词叫防卫过当，这个属于防护过当吧。

　　　　王一方：对，你像这次我讲多伦多就很有趣。多伦多（加拿大）它这个总理克雷蒂安还跑到多伦多去住。他说，你们说多伦多危险，我自己到这儿住，而且他强烈要求WHO取消他的旅游禁令。事实上这个病从现在来看，事情过后来看，我们是不是有过敏的因素在里面。我们有过分麻木的时候，但是是不是也有过敏的时候。当然这个东西我们不是全知者，我们不是算命先生，我们不可能在事情的当下能够做出非常准确的判断，但是作为一种理性和良知应该有一个基本判断，应该不能歧视这些人。

　　　　主持人：网上的一个问题。这位网友叫社会大妈，他说五月份前后北京西城区陆续发现三例疑似“非典”病历的宠物犬，其中两例为流浪的无主犬，一例为“非典”病人家中的宠物犬。于是西城区专门成立了以屠杀为主要目的处置工作组，西城公安分局出台了相应的处置程序，要求限养办对疑似“非典”宠物采取灭杀，派出所负责流浪狗灭杀。西城疫控中心对疑似“非典”有症犬提出灭杀要求，请问，人得“非典”是抢救，动物得了“非典”是灭杀，如此野蛮的处置程序何以如此顺利的出台。由此我就想，中国人这种潜藏在内心深处这种破坏环境，荼毒生灵这种想法非常非常容易冒头，这件事情您好评价吗。

　　　　王一方：非常时期做出这种不够理性或者不够生态的这种做法，应该说还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战场上现在叛徒没有鉴定清楚，三个人当中有一个是叛徒，结果部队要转移，已经被敌人包围了，这种情况没有办法，把这三个人可能都处置掉。应该说像这个时候这钟事件，当然它不是一种完整的立法程序出来的东西，如果说作为一种完整的立法的话，应该有动物保护组织或者动物权利论者来进行反辩，这就讲的医学人文精神应该有怀疑、批判、反辩要反思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像这种动物一个是，是不是认定它就是传染源。

　　　　主持人：在演讲的时候您说了一句话，有一种谣传又把它跟动物联系在一起了。

　　　　王一方：在伦敦的时候，当时伦敦街头那个画面上，就是伦敦街头有一部分人打狗。某种程度上讲，其实鼠疫它是老鼠身上传播的，怎样对待动物当然是可以分类的，一部分是对人类有害的动物，在人类的这样一个生存空间当中，应该尽情地驱逐它。譬如说苍蝇、老鼠。当然像麻雀某种程度上，现在证明它是益鸟，这都是可以平反的。但是这个老鼠的话，由于我们现在动画片总是老鼠是很智慧的，老鼠可以斗过猫。

　　　　主持人：那是西方的动画片，咱们中国的黑猫警长老鼠全是坏的，必须要消灭。

　　　　王一方：所以这个老鼠某种程度上，它也是给人类做贡献，你比如说这个小白鼠，它就是我们医学研究重要的实验对象。

　　　　主持人：它活着就是被我们解剖的。

　　　　王一方：所以这个地方某种程度上讲，当时我们在人和自然的关系在调节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个阶段，我觉得这个人利用自然界，利用动物这种权利，利用到什么区间，利用到什么边界，能不能利用？这个事情实际上以后是可以讨论的。你包括像原来提出，那如果说你用动物做实验是道德的，那么用人做实验道不道德呢？在美国它就所谓的，他要通过知情同意，他可以参加药物实验，他必须得同意，是志愿者。但是这个731部队和法西斯的医生，那就在你不同意的情况下给你强行冷冻起来解剖你，或者强行地给你服霍乱疫苗，让你去，看你的反应，这个东西就是有天壤之别。包括像动物一样。我觉得动物这种情况，如果作为一个社会动员，在紧急情况下无法处置的，那当时临时处置。如果说怀疑有他可以处置。如果说在社会比较从容的情况下，应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做一些鉴定，如果跟它没有关系，还可以做一般治疗，也可以把它隔离起来做点治疗，或者这个狗的主人愿意支付的话，咱们用商业标准来，他愿意支付的话，这个就没有必要政府出钱给它抢救了。

　　　　主持人：狗的主人是肯定愿意自己支付钱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王一方：他愿意支付的话，作为一种社会服务嘛，我愿意支付你这边有条件抢救，那为什么不可以达成一种商业协定呢？

　　　　主持人：实际上现在是这样的，根本就没什么好谈的。有好多区域是什么小猫，小狗抓着就枪毙就弄死。

　　　　王一方：看样子你是个动物保护主义。

　　　　主持人：那肯定了。我家养了很多动物，而且我就奇怪，这个千百年来这种家庭豢养的动物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从来都没给我们带来过疾病。

　　　　王一方：但是你不能大意，它有时候可能通过其它途径去感染上，像破伤风。因为破伤风的潜伏期特别长，甚至十几年都有可能，所以这种也不能完全掉以轻心。因为毕竟动物它不像人这样高度进化，而且有思维，他有情感，而且可以把那个很多预警的东西告诉你的。

　　　　主持人：因为我长期养动物，我还没有高度进化，所以我就是破伤风我也不死。一定是一个脱离动物很长时间的人，才容易被动物感染。

　　　　王一方：对，他体内没有抗体。

　　　　主持人：而且动物提供的突破口，我估计也不是什么你跟它在一起就感染了疾病，一定是你把它不该烹，把它烹了以后吃出病了。

　　　　主持人：好节目到了最后一如既往，您要用一句话回答我一个问题。我想一个对当下流行病这种灾难进行反思，得到这么多结果的人，回答我这个问题一定不会空洞。但是我的问题是空洞的。这是一个不好的记者经常问的问题，但是我估计您会回答得好。就是通过这次流行病的反思，您获得的感受是什么？您只能用一句话来回答。

　　　　王一方：更加热爱生活，好好活着，向死而生。

　　　　主持人：好，这三点都很重要，但是我更喜欢最后那一点。向死而生。

　　　　好感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完）

　　　　来源：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