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时期的樱桃 作者:王江-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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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啥。”
“就你们女生心事多。”
“谁像你，一肚子鬼心眼儿。”
“我猜你准在想回城的事儿。”
“你是我肚里的蛔虫呀？”
“八九不离十。”
“想又怎么样？”
“好事！不出一年准回。”
“你是神仙呀？”
“半仙，能掐会算。别人的事我管不了，对你的事可以算个八九不离十。”
“行呀，我就等着看你的仙气啦。”我说完，他抿嘴一笑，手拿着弹弓起身去赶鸟了。我静静地坐在那里，望着他猫着腰行走的背影，跟小鬼子进村似的。再愁的事到他嘴里准没事，他的聪明才华和乐观精神总吸引着我，在他身边有一种安全感，心也静了许多。他读了不少书，像个百事通，世上什么事都知道，鬼点子也多，遇上什么难事他都有办法对付。自从郑晓天揭发他之后，他一直寻找机会，报一箭之仇。前年挖完塘泥，队里又带着知青们去修水利。数九寒天，地冻得硬硬的，一镐下去只是个白印子，鲁岩手掂着把铁镐站在水渠边上，正巧郑晓天走过来，他热情地跟郑晓天打招呼，对郑晓天说：“你说这铁镐一到冬天怎么变成甜的了呢？”郑晓天用怀疑的眼神望着他说：“我不信，你又在骗人。”鲁岩语气坚定地说：“不信你舔舔，咱们赌一块钱怎么样？”郑晓天望着他拇指和食指中间夹着一块钱，在自己眼前直晃悠，心想正好没烟抽了，这小子给咱送烟钱来了。昨天一天憋得要命，死皮赖脸才蹭到了一根烟，一块钱可以买四包黄金叶，六七包大丰收呢。自己只要舌头轻轻地沾一下铁镐头，嘴里说不甜，这钱准能赢回来。便说道：“说一不二，你可不许反悔呀。”鲁岩斩钉截铁地说：“一舌头定输赢。”鲁岩倒拿着铁镐，头朝上，把朝下，郑晓天一舌头刚舔到铁镐头上，鲁岩把铁镐往他舌上送了一下，当时气温已在零下十度，郑晓天的舌头一下子冻在了铁镐上。郑晓天不由自主地往回一收舌头，鲁岩又把铁镐往下一拉，郑晓天的舌头顿时被铁镐粘下了一大块去，疼得他“吱呀”乱叫。鲁岩望着他说：“我说得没错吧，准是甜的。”郑晓天说话也不当家了，支支吾吾大舌头似的申辩道：“甜——个——屁，疼——疼的。”说完“嘶，嘶”直往嘴里吸气，一把从鲁岩手上抢过那一块钱。从此，郑晓天大冬天也跟狗遇到暑天似的，舌头一天到晚伸在嘴外面，烟也抽不成了，瘾上来时，舌头伸到嘴外，点起烟来，整张脸歪着，嘴还直漏气，费几根火柴才能点燃。他把好不容易点着的烟放在嘴角，抽上两口过把瘾，舌头被蜇得生疼，痛得“嘶，嘶”直咧嘴。别人见他那难受样，问他怎么回事。郑晓天还无法说出事情的真相，总不能把傻逼青年的帽子往自己头上扣吧，多跌份呀。只能嘴里跑着风，含糊不清地说：“舌——上长——长疮——了。”鲁岩把这事说给我听，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我说：“你这人可真够黑的。”他满不在乎地说：“这条秦副队长的狗，让他闭上那张狗嘴，少胡说八道地乱咬人。”我觉得像他这样一肚子鬼心眼的人，世上还不多见，反倒让我更喜欢他了。我还喜欢听他说话的声音，他幽默的谈吐里透着股成熟男人特有的魅力，听他说些稀奇古怪的事和他的一套往往歪打正着的理论，是件开心的事。我也喜欢闻他身上的味道，那让我迷醉的味道，我的心里不由一阵颤栗。
天色渐晚，我赶紧向他告辞了。他送我时又把那本书悄悄塞进我手里说：“黄不黄，看后定，给你一天时间。”我手里像紧攥着个手雷，手心里直出汗，黏黏地粘在那书面上。当我走出百米远，不由回头望去，他和身边的黄狗都埋进夜的黑幕里，樱桃园的樱桃黑黝黝地闪亮。
第二天一大早，鲁岩就醒了。
外面的雨虽然停了，可屋里还在滴答，床边的脸盆快接满了，靠窝棚边的褥子也湿了。在窝棚里住着，褥子干了湿，湿了干的，弄得上面一道道弯弯曲曲的黄印子，跟地图似的，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尿了床呢。他翻了一个身，被子黏黏糊糊的，怎么也睡不着了，爬了起来穿上衣服。咳，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幸亏窝棚半高架在地面，不然人都成鱼精了。他打个哈欠，定了定神，从床下抽出张油毛毡，走出窝棚。架着自制的木梯，攀上棚顶，用锤子把漏雨的棚顶钉好，又用一块塑料布把渗水的棚边围上。他感到自己快成鲁宾逊了，什么活都得自己干，什么垃圾都得往回捡，不定什么时候能派上用场，像油毛毡、塑料布都是他从地边捡回来的。窝棚也是凭自己的双手，花了三个月时间，在原来破旧窝棚的基础上修建完善的。伐木头、砍树枝、锯木板，自己动手，建房搭棚，每根钉子都熟悉，还真有点苦。可让他回知青宿舍，怎么也不想回去。刚下乡那阵子，郑晓天揭发他夜里说梦话，发泄对社会的不满。秦副队长狠抓阶级斗争，把他树为反面典型。他成了众矢之的，大会小会挨批判，觉也不敢睡，夜夜失眠，熬出个熊猫眼，挺吓人，离远了看，人家以为他戴着圆墨镜呢，跟汉奸似的。后来他想了一招，每晚睡觉前，在自己嘴中间贴块小胶布，白天一揭掉胶布，弄得小胡子当间一块白，被同学们奚落为假日本鬼子，之后他常刮胡子，倒把胡须弄得枝叶茂盛。由于他嘴上贴胶布睡觉，夜里也常给自己憋醒，大呼小叫的，胶布把嘴皮都拉破了，嘴肿得高高的，活像一个猪头小队长。嘴被胶布封着，梦话是不说了，可呼噜声打得震天响，推都推不醒，同屋的人把臭袜子放在他的鼻子上，半夜他懵懵懂懂地坐起来说：“这是哪儿的茅坑，怎么这么臭哇！”原来，他让臭袜子熏得半夜做梦，自己掉进了粪坑，怎么爬都爬不出来，搞得大伙都嘲笑他。他奇响的呼噜声害得人睡不好觉，大家都讨厌他，不想跟他同住一屋，纷纷到队里去闹，正巧樱桃园缺人看，于是，把他打发到樱桃园看园子。他本来就不合群，像只孤雁野鹤，自从来到这小窝棚，他才活得轻松些，倒下就着。这是他的自由天地，是避风港，是神仙居所，可以过着悠哉闲哉的好日子。
他洗漱完毕，到园子里溜达了一圈。大黄狗在园子西北角狂吠，他赶紧跑过去。只见地面塌了一个大坑，有一米多深，里面露出｝的白骨，四周飘荡着腐烂的气息。当地传说，古代这里曾有一座孤庙，庙里有棵樱桃树，为庙中方丈所栽。后庙宇焚于战乱，和尚也都散去。乡亲们看中这里的好风水，把祖坟安葬于此，日久天长，便成了一片坟地。五十年代办公社，该迁的坟都迁走了，无人迁的遗坟也都夷平了，开始种庄稼，由于离水源太远，没多少收成。六十年代末期村大队见大樱桃树长得好，改种了樱桃树。这孤坟野鬼之地，自然无人愿意来。他来时不知道，还以为因祸得福，福星高照，并不觉得怕，后来知道了，也已习惯了。与野鬼共眠，使他少了许多世俗的烦恼，给他一块清新之地。他随手掂起一把铁锨，往坑里填土，随后一想，又停了下来。对，不慌填这坑，要把它留着，这里离门口近，可以吓吓那些偷樱桃的贼和找事的人。
鲁岩双手扶着铁锨，凝望着那残缺的尸骨，思绪万千。骨头白中泛黑，骷髅显得狰狞，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腐味。他曾有过恶恶的尸臭味么？大地的胸怀是博大的，她滋养着人类，任其繁衍生息，又接纳他们腐烂的躯体，让他们归于宁静，归于长眠，归于这黑暗的世界。这是一个平等的归宿，无论是贵族、君王，还是平民、乞丐；无论你活得高贵、富有，还是卑微、贫穷，都要回到这人生的终点。无穷无尽的争斗止息了，相互之间的践踏消亡了，高贵者与卑贱者殊途同归，化做一缕烟，一片尘，消散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一堆白森森的骸骨。人生只不过是一个过客，步履匆匆，来世间走一遭。有的客死他乡，什么也没留下；也有的在家谱上留下一个姓名符号，只有子孙去追悼他的亡灵；还有的则已名垂青史，或遗臭万年，在历史的册页里留下了他人生的足迹。历史的评价往往随时代的需要而变迁，好坏自有公论，变成优劣唯权是论，古为今用，史为吾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自身的成败已不重要，今天好得要命，明天可能坏得要死。像孔夫子、宋江、甚至岳飞，这些历史上红极一时的人物，不都成了当今口诛笔伐的对象了吗？现在推崇秦始皇的严刑厉法，反对仁爱忠义，倡法贬儒。在打倒孔老二的口号中，孔子的儒家学说被列为封建理论的奠基人，封建社会的维护者，一向尊孔的郭沫若，也溜到反孔那面去了。岳飞成了愚忠的代表人物。《水浒传》中的宋江也成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派领袖，农民运动的叛逆者。施耐庵老先生如活到今日，恐怕也只有戴高帽游街的分了。因为历史这丑孃太喜欢打扮，怎么说，怎么是；怎么画，怎么像；怎么打扮，怎么漂亮。有时记忆力不太好，忘性也大，有价值的真东西，早抛到了九霄云外，或扔进故纸堆里，也许已化做一缕青烟，消散在空气中，你急可她不急。
他是死于战争、疾病、天荒，还是寿终正寝；他是村民、流乞，还是地主、富农，已无人问津，也无从知晓。他的白骨证实他走完了一生，浮华或贫瘠的一生。他会不会是那个建庙的方丈呢？他所建立的庙宇已荡然无存，他所传递的佛家学说也后继无人，只剩下这棵无意栽下的樱桃树，留下了他历史的痕迹。他的尸骨中既没有舍利子，更没有菩萨的那份祥和，他普度众生的愿望连自己都普度不了。如果他仍活在新的轮回里，是否会怀疑当初的选择，为一个缥缈的理想而奉献自己的一生，到底值不值呢？今天的佛家寺庙被砸的砸，烧的烧，佛家弟子们死的死，逃的逃，还俗的还俗。能坚持信念的，正为自己的吃饭穿衣发愁，他们隶属于剥削阶级的范畴，想当人民公社社员还没人要呢。
理想是美妙的，生活是现实的；生命是可贵的，死亡是可怕的。人的生死都是无法抗拒的选择，精子和卵子的偶然结合，缔造出新生命，绵延着人类的生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成为当今的流行语，父辈的地位决定子女的命运，出身决定一切。可溥仪是真龙天子，不也沦为甲级战犯？龙变成了蛇，一条笼中的小蛇。人们说那是改朝换代的产物，谢晓燕的父亲在省里当领导，过去也算个封疆大吏，属王侯等级，现在不也是黑帮嘛。“文革”初期还有一种说法：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当年高呼这些口号的人，大都因为父亲倒台加入了混蛋的行列，现在上街看看，知青队里瞅瞅，好汉没几个，混蛋一大堆。龙入浅滩遭虾戏，虎落平川被狗欺，凤凰落架不如鸡，当今正是鸡变凤凰，凤凰变鸡的时代，乱世出英雄嘛！人的生是一种巧合，人的死也无法选择。如果秦始皇死在统一六国之前，唐玄宗死在娶杨贵妃之前，慈禧太后死在光绪戊戌变法之前，历史都将重写。人生与死的偶然性决定着人生历程的偶然性。人生大抵经历一个过程，一个充满艰辛的过程。一个在希望中奋争的过程；一个在绝望中煎熬的过程；一个在长期的痛苦中享受片刻欢乐的过程；一个在永久的孤独中获取短暂荣耀的过程；一个偶然生必然死的过程，谁也无法改变，万岁永远是一种贪婪的奢望。他不知哪来这么些稀奇古怪的想法，总有点神经兮兮的，难怪梦话连篇呢。
他回到窝棚里，啃着昨晚舍不得吃的一块玉米饼，大黄狗偎在他身边，他掰了半块饼喂了它。他望着绿阴阴的樱桃园，不知撞见这墓地是不是凶兆？咳，古来墓地都有好风水，藏着好运道，他总觉得这里没给他带来多少好运，也许好运已给死者的后人占走了，自己啥也捞不着。妈妈前两天来信，说一直没有父亲的消息，不知情况如何？很担心。父亲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曾出国留学，毕业于德国慕尼黑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当时正是二战期间，父亲亲身体验了人们对希特勒的盲目崇拜，以及野蛮的法西斯专制，给德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他的一位导师是位反战人士，临战败前被迫当了兵，亡身于英美联军的轰炸。师母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照顾父亲，临别时，师母紧抱着父亲痛哭，泪水洒落在父亲的那件黑色的西装上，他一直舍不得洗。那份情谊，父亲每忆起来都热泪盈眶，难以释怀。父亲永远忘记不了那双慈爱的眼睛，那颗把最后一块面包留给异国青年的拳拳慈母之心。
德国被英美联军占领后，父亲正好毕业。回国后，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受聘于一所著名大学哲学系任教授，担任系主任，可谓青春得意。五七年他在一次教研会上提出，哲学研究应放眼世界，不能仅师从苏联，马克思的哲学不也来自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嘛。因此，他被列为反苏急先锋，戴上了右派帽子。大会宣布的时候，他看见礼堂屋顶上跌落一束耀眼的白光，正砸在他眼镜上，眼前顿时白茫茫的，啥也看不见，闹得他眼睛疼了好几天，像得了红眼病。于是，他又多了一条罪状，恨社会主义苏联恨红了眼。
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校领导鼓励他戴罪立功，写几篇有深度的理论批判文章。他先后发表《论大国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苏联哲学界的教条主义现象》等文，在理论界引起较大反响。校长在给他戴上右派帽子的大礼堂，又隆重地在全校大会上为他摘了帽，并官复原职。摘帽大会上，他无意中又看见屋顶上的那一丝光，像一滴水，在空中悬着，晶莹剔透，在热烈的掌声中舞动着身子，秀色可人，充满着诱惑。晚上，他兴冲冲地回到家里，把皮帽往桌上一放，对妈妈说：“摘帽了，得庆祝庆祝。”妈妈高兴地抱着他，头依在他肩上，欣喜地说：“总算熬出头了。”这时，他却挣脱了母亲的拥抱，又郑重地把皮帽戴上，一本正经地说：“想摘就摘，想戴就戴，那还不容易？”他把帽子歪戴在头上，半睁着一双眼，一副不在乎的样子，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那顿饭母亲炒了好多菜，还喝了红葡萄酒，这是鲁岩人生第一次喝酒，没想到酒这玩意还挺好喝，那餐饭吃得特别香，是家里最好的一顿饭，肚子都快撑破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父亲的优秀理论文章，又变成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大毒草。借苏修之尸，还纳粹之魂。他主持编撰的《西方哲学史》，成了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有力证据。摘帽的大礼堂，成了批斗会的新战场。父亲脖子上挂着一个大牌子，上写着两行黑字：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德国特务，大右派，中间打着一个鲜红的大红叉。父亲的腰弯成九十度，像只大马虾，花白的头发在鲜红的叉上摆动，汗水顺着挂在脖子上的铁丝向下流，淌下的汗水洇湿了牌子上的字，像流下了黑色的泪。父亲又看到一片灰色的光，在眼前波动，极壮阔。
在“反动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中，在“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的理念指引下，大批判运动也逐步升级，父亲被戴高帽子游街，高帽从废纸箱板发展到三合板，又从三合板发展到铁皮。父亲游街回来，头上被铁皮高帽磨得鲜血直流。妈妈用碘酒给他搽，把他疼得“嘶嘶”地直往嘴里吸气，他咬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