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于昨天-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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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明白，”我摇摇头，“大家全都一块儿睡觉，这是怎么的？”
　　“那就太简单，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大家全都相爱、相互信任、相互关心，任何人都不得对他人作恶。至于谁跟谁睡觉的事，则本着自愿原则。但我们客户相互之间并不缔结婚约。这是一条法则。”
　　“为什么？”我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如果两人在你们中心相识并结了婚，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您如来了我们这儿，您就会明白的。现在讨论这个没有意义。现在我只能告诉你，在客户之间履行结婚手续会使我们的经济关系复杂化。而这是最重要也是最难办的一件事。”
　　卢托夫不吭声了，我紧张地期待着他的下文，我明白，他马上就该说出最要紧的话了。难道危机中心的客户应予遵守的某种规则，对我来说，居然会是不可接受的，以致使我不得不放弃想要活下来的最后一线希望吗？不！无论卢托夫说什么，我全都答应。这是我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抓住它我才能活命。其他道路都只能通向死亡或是贫穷，或是与母亲一起生活这样一种无时不在的噩梦。
　　“我们的客户到我们这儿来，必须带上他所有的家产。这家产将成为中心的财产。换句话说，它将属于所有人，因为中心就是靠这些资金养活客户，发展和创办企业、分公司，出版报纸等等。”
　　我的心一下子凉透了，财产。假如我和维卡分割这些财产就能活命的话，我就不会坐在这儿了。问题的全部症结恰恰在于我不能剥夺妻子的任何东西，除了衣服和化妆品以外，无论在哪儿，哪怕是在中心里，我也不能。
　　“要投靠你们，最少得带多少财产？”我绝望地问道。
　　卢托夫轻松地笑了，从茶几上的瓶子里给我倒了些矿泉水。
　　“最低限量是不存在的。有多少算多少。如果什么也没有，那就什么也不带好了。我们不拒绝任何人。我们不把自己的客户分成富人和穷人，问题的实质，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并不在于谁给我们带来多少，而在于当他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时，他能赚多少。从您加入我们行列的那一刻起，按照全部公民法律关系应当从所有种类活动中赋与你的一切，都将成为公共财产。中心将为所有客户提供丰富美味的食品，良好的住房条件，体面的、用于购买衣物及个人用品的现金。但所有人都分得同样一份，而不是看他实际上能挣多少。剩下的一切都用于发展。”
　　“您是不是说，挣钱少的人，是靠挣钱多的人养活的？”
　　我不相信自己的听觉。这不是一种自产自销的共产集体主义么？剥夺和剥削那些善于经营的人，而养活那些什么都不会做也不想做的人。我们这多灾多难的国家不是已经经历过这个了，不是已经根据自己的经验证实，这不会引出任何好的结果来么。我们为什么还要重犯这样的错误呢？
　　“我想说的是，那些挣钱多的人，要和那些挣钱少的人一块儿分产。”卢托夫温柔地纠正我说，“任何经济正常的社会，生活都是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的。有钱公民向国库交纳高额税金，而国库就是从这些钱里，向领退休金者和穷人分发社会救济金的。这很正确，这是公正的。”
　　“可要知道这样一来有钱人照样有钱呀，”我反驳道，“他们即使是在交纳税金之后，也照住阔气的大房子，乘贵重的汽车，而穷人即使得了救济金也照样贫穷，只是能使他们免于被饿死罢了。而您却想把他们拉平。我不认为这样做公平。”
　　“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你可曾想过这么个问题，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需要心理学家和病态心理学家的帮助呢？我指的是这儿——即俄国。有一位伟大的智者说过，让所有人在财产方面都平等是不可能的。可以在某一时刻把所有人拥有的一切全部剥夺，然后重新分给大家，人人平等。一年后又会怎么样？有人可使自己的财富增值，他们善于理智地使用它；而又有些人则把它挥霍掉了，吃光卖尽了。于是，完了，大家又不平等了。一个人将会以怎样的精神忍受这种不平等，这取决于教养，而非取决于别的。由于我国在数十年当中好像并未有过什么不平等，所以，任何人都不曾受过应有的调教。人们还不习惯于这种想法，即近邻之间在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别是正常的。正常在此所指的意思，不是“好”，而是指广泛流行、十分自然。这令人很恼火，他们无法与这种现象共存，怨恨、嫉妒和仇恨，甚至普通的困惑——怎么会这样？——使他们发疯。同在一所中学念书，我是优等生，而他是个二分分子；我上了大学，而他是个傻混混，打架斗殴，小偷小摸，一度还因为强奸蹲过班房；我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工程师，而他则又是酗酒又是泡妞，还和某个黑社会混在一起。如今呢，我是个失业者，而他呢，出门坐的是“梅塞德斯”，全身挂满了蜂巢式电话。人们一旦感觉不到公正事物的逻辑性，便会失落。心理危机即来源于此。而来找我们的就是这些失意者，我们给他他钟意也能做好的工作，以此来消除他的失意情绪。他不知道他实际上能挣多少，因为，按照我们的规定，工资不会发到每个人自己的手里。我们的客户就只在我们自己的企业上班，企业有严格的规定：所有现金全归中心，客户得不到有关工资——无论自己还是别人的——任何信息。我们为所有人提供一样的生活水平，而由于谁都不知道实际上他挣多少，而他的近邻又能挣多少，所以，人们之间不会有嫉妒、恼恨和仇恨。如果一个人无法应付实际现存的生活条件，无法适应他所在国家的经济条件，那我们就给他创造别的条件。这样一来，他就能摆脱危机，对付好自己的难题了。”
　　“以后呢？”我问，“一旦他摆脱危机，他会离开你们吗？”
　　“当然，”卢托夫又笑了，“我们谁都不阻拦。”
　　“离开的人多吗？”
　　“不，没人愿走。在中心存在的这么多年当中，还没有一个人声称要回到他曾在其中受苦受难、他在其中根本就不愿再活下去的那个世界。或许您对这一切暂时还不理解，因为您从未在一种爱、和谐与善意的气氛中生活过。日常生活中，爱我们的，充其量不过是两三个人而已，我想说的是，那种真挚、诚恳而又忘我的爱。我们与所有其余的人处于战争状态，或是往好处说，处于咬牙相互忍耐的状态。我们中心的一切皆与众不同。当然啦，并非所有人都能对他人怀有善意，都能接受他人，但在我们中心，我们却教会人们这样做。在经验丰富的心理学家指导下的小组和个人学习，我们这里每天都要进行，而且，这是所有人的必修课。这是一种治疗方法，没有这种方法是办不成什么事的。”
　　我听见外面的门吧嗒响了一声，走廊里传来什么人的脚步声，于是，询问地望了卢托夫一眼。他脸上的表情顿时变得严肃起来，他的秃顶、他的鹰钩鼻，此刻使他酷似一只凶猛的大鸟。
　　“请原谅，”他冷冷地说，“我离开一分钟。”
　　他走出房间，把开着的门紧紧关上了。一个女人的说话声传进我的耳鼓，她在急速而激愤地说着什么，其中还夹杂着卢托夫的声音，可我听不出他们在说什么，但我也没费事去听。一分钟延长到整整十五分钟，可我几乎未曾察觉，只是万分紧张地思索着听来的一切。带上所有家产离开吗？像是一个教派。我听说有这么一些教派就对其信徒有类似的要求。可从另一方面说，关于宗教和信仰卢托夫几乎什么也没说，只不过，是在我们的上次会面时，即几乎一个月以前，他这么说过。其次，有关教派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并为其成员提供有益工作的事，我不知为何从未听说过。对他们来说，携产出走的全部意义是这些资金可以支持整个教派，而教派本身除祈祷和宣扬其学说以外，是什么也不做的。可归根结底，对我来说，这又有什么不同呢？我应当想的仅仅只是否对我是否合适，我的结论是否对我合适。甚至不仅仅是合适。我不必为财产而担任何风险，因为我将赤条条光着身子加入他们一伙，只带十几件衬衣和二件西服。但我却可以得到一种我擅长也喜欢的工作。比方说，就负责上次卢托夫对我说过的那套电视节目如何。而如果它们的节目没搞成，那也不要紧，不是还有报纸吗，而我，若按所受的教育，好歹也是个新闻记者。如果我今天就对维卡提出离婚，并且无需分割财产的话，那她也就不会再想杀了我了。她会取消其协议的。麻烦的只是母亲，对她，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卢托夫回到屋里，紧跟其后的是个女人，约四十岁的样子，两眼哭得已经红肿了。她双手端着托盘，里面有茶壶、咖啡杯、糖碟和一个大盘子，盘里如一座小山似的堆着色彩诱人、清香四溢的圆圆的小白面包。那女人不知为何诡秘地瞥了我一眼，同时脸上挂着微笑。
　　“请便。”
　　她手脚麻利地把杯子摆放在桌上，归置好面包碟，畏畏缩缩地看着卢托夫。
　　“还需要什么吗？”
　　“不需要了，去吧。谢谢。”他像对仆人似的对她点点头，冷冷地说。
　　女人退了出去，轻轻关上了门。也许，她是卢托夫的妻子，我想。看样子，他们的家庭生活同样也不顺。真是怪事，没别的！我还以为，在一个如卢托夫这样的男子那里，一般说是不会再有什么事的，女人笃定会崇拜他，既然他的魅力甚至连我都能影响的话。
　　“您妻子做的饭好极了。”我赞赏道。说着咬了一口软乎乎、热啧啧的面包。
　　“她不是我老婆。”卢托夫简短地说。我明白他不十分愿意讨论一个刚哭过鼻子就给我们上菜的女人，“您还有什么问题吗，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他又回到了我们先前的话题上。
　　没时间了！要是我还有几分钟时间可以思考的话就好了。可我必须马上作出决定，尽快跟维卡谈谈离婚的事，要不然，带消音器的手枪随时有可能向我发射子弹。
　　“或许，一切在我来说都已经清清楚楚的了。”我慢慢腾腾地说，边说边精心斟酌着合适的语句。我想问一问有关母亲的事，说明一下情况，与此同时，又不能透露有关维卡的事。“只是——您瞧，我的母亲是个心理有残疾的人。现在她一个人生活，可这越来越成问题了。我本想给她雇个家庭服务员，或让她住一所好的学生公寓，可如今这一切都变成这样……我不想细说了，这纯属我们自己的家庭问题，可我现在没钱，一分钱都没有。我已经到了无处可栖身，无钱可为生的地步了。假如我到您这儿来，加入您的中心，那我母亲可就孤苦伶仃了。我老婆才不会管她呢。”
　　“您离婚不就完了，”卢托夫提醒道，“我预先告诉过您，已婚者是不能成为我们的客户的。不然，他们的妻子就有权要求得到我们客户收入的一部分，这会引出一大堆麻烦事的。”
　　“是啊是啊，我明白。”我连忙说道。让他们的规定和麻烦都统统见鬼去吧，我才不稀罕呢，我之所以需要与维卡离婚，仅仅是为了保住我自己的一条小命。我当然会在最近就办好离婚手续的，我们没有孩子，财产也不必分割，所以一切并不复杂，会进行得很快的。但也正因为这样，我无法指望将来我的前妻会去照顾我的母亲，我想付钱请人来照顾她。
　　“您母亲住的房子怎么样？”卢托夫同情地问。
　　“跟您住的一样。两室，总面积46平方米，卧室23平方米。混合间一间14平方米，一间9平方米。”
　　“这问题好解决，”他安慰我道，“只要您来我们这儿，这问题好解决。我们为您提供住处。这样一来，您母亲的房子您作为个人已经不需要了，您可以以最佳方式来支配和使用它。比如说，您可以把房子卖了，用卖来的钱支付您母亲住私人诊所所需的费用。您还可以把房子卖给国家，把母亲安排到养老院。或者雇一个家庭服务员，把母亲的房子就注册在她名下。许多人都是这么做的，谁照顾您谁得益。您还可以把她的住宅换成公寓里的房间，领取很大一笔补差款，用这钱来雇服务员。我很了解您，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由于某些原因您不愿和妻子一起生活，跟母亲呢，您也不肯，可是，除了跟母亲外，您无处可去。如果您到我们这里生活，一切都会顺顺利利解决。还有什么问题吗？”
　　“再没有了，”我松了口气，“你们要求我采取什么步骤呢？”
　　“就只是离婚。离婚后您来找我们，跟我们的律师见面，办好您自己财产处置权的所有文件，然后搬进我们为您找的房子。刚开始您恐怕得和别人做伴，但您的同屋最多就两个，而且你们每个人都将有自己的房间。有关这一部分您还有什么愿望吗？”
　　“我还能有什么愿望呢？”我为自己还有能力开玩笑而吃了一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已经彻底失去了这种能力。“当然，我希望我的同屋能是漂亮的女人。即使不年轻，至少也得漂亮。如果连这也办不到，那最好是抽烟的男子，但不要喝酒的。”
　　讨论转入了实际问题方面，就好像所有最复杂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所有决定已经做出了，如今可以探讨细节问题了似的。实际上我也的确感到一阵不可思议的轻快感，就在昨天，我的所有问题还显得无法解决，今天便突然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我根本不必死于杀手的枪下，我可以活下来，而且我不是跟一位疯疯癫癫的老太婆，也不必参与公然或隐瞒的犯罪，只为了挣一口吃食。从物质方面看，我完全可以过得极体面，可以干自己能干、也有兴趣干的事。除此之外，维卡也无需蹲监狱。我能幻想比这更好的结局吗？
　　与娜斯佳·卡敏斯卡娅不同，侦查员塔姬雅娜·奥布拉兹佐娃喜欢调查经济犯罪，而且，她干得相当不错。她不喜欢办凶杀案，但在休产假之前，她得把自己的事“清理一下”。局长对她说：
　　“塔姬雅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努力在剩下的一段时间里把您实际上能完成的事都做完了吧。其他的，我们会交给其他侦查员的。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调查期限还不太紧的案子上，把不容再拖的案子先搞出来吧。”
　　回到她与其他两位侦查员共用的办公室后，塔姬雅娜取出文件夹，从中取出刑事案件名录，用铅笔标记出期限已过，或是眼看就要过期的来。在她经管的项目里属于这一类的刑事案件共有18件，并且其复杂程度各有不同：8件住宅盗窃案，3件抢劫案，4件以不可思议的巧妙方式实施的诈骗案，1件强奸案，2件凶杀案。在这18件案子里，应当首先办的有3件。对一家储蓄银行的抢劫案，由塔姬雅娜分管已经不知道有几个月了，确切地说，塔姬雅娜是在1月份接手的这个案子，当时她刚从彼得堡调到莫斯科的一家区内务部门工作。而在此之前，储蓄银行抢劫案是由另一位侦查员负责的。破案期限已经延长两次了，但调查却无任何进展，塔姬雅娜看不出有任何迹象，能在最近几个月里了结此案。当她翻到一件简单到了可笑地步的案子时，她叹了口气，把卷宗堆到一边，心里明白，她得把这些材料交给第三位侦查员了，而且，还得听候局长的训斥。得，反正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现在翻到的是诈骗案。与先前那几份卷宗不同，这个卷宗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