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于昨天-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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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猜不出她跟谁有过恋爱吗？”塔姬雅娜问。
“嗯……猜当然是猜过。可还是猜不出，英娜到了哪儿也没说。老实说，我们也没太认真注意她。”
“英娜为什么必须得——如你们自己所说的——掩护你们，好不让父母知道呢？”
“噢，他们是一对医学上的冤家对头！我和瓦洛佳都出身于医生家庭，是祖传医生。而我们两家的祖辈曾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我父亲曾经把瓦洛佳母亲的论文给枪毙了，从那之后两家之间开始了一场漫长的争吵，弄到写匿名信的地步。无论是他的父母，还是我的父母，都决不允许我俩结婚的。所以，我们总是三个人一起玩，好让人家看不出我们有任何恋爱关系。我们结婚一年后，还把结婚这件事向他们隐瞒着。只是到我快生孩子时，才告诉他们。”
“那么，你们被原谅了？”奥布拉兹佐娃好奇地问。
“哪儿的事啊，他们能原谅吗！”女证人从心底发出一声感叹。“您知道，跟常见的情形一样：冲突已经持续了那么久，以致冲突已绎成为目的本身，开始独立存在了，而且，它并不在互相仇视的双方的脑袋里。冲突存在着，并使他们的行为乃至他们的一生都屈从于它。我们被可耻地赶出了家门。可是，谁知道呢，或许他们对。我们的婚姻还是破裂了。”
塔姬雅娜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了。一切都再简单不过了。三个年轻人，其中两个是小姑娘，在高考中认识了。随后，小伙子和其中一个姑娘恋爱了，但是，为了不致惊动双方父母，再没有比三人一起去玩更方便的了。实际上，一对相爱的恋人完全为对方所吸引，他们根本就顾不上他们的女友，而女友像一道屏风给他们打着掩护，他俩无论到哪儿都要带上女友以便避人耳目。而英娜呢，根据现有情况判断，并未因此而生他俩的气，要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同样需要他俩，其目的不过是为了不致感到自己完全孤独。而之所以会这样，并不是因为这对恋人也有同样的兴趣，而是因为实质上英娜对他们来说根本上就无所谓。倒也是，屏风是用什么做成的，是用丝绸还是用硬纸板，那又有何区别呢？只要它能行使其功能，为他们挡住闲人的耳目就行了。在此情境下，就是挡住其父母的耳目。但是，和他们在一起，对英娜也有好处。这样就不会有人对她像对一个腼腆的女孩那样了，她属于一个氏族，这氏族虽然小得可怜，它统共只有三个人组成，但在这方面，这氏族和其他所有氏族是一样的，这样她就感觉不到自己是遗世独立的人了。他们在一起相处就像朋友，而这两个朋友是不会取笑她的。可大学毕业后他们不再需要英娜了，这对秘密夫妻反正终究得合法化。因此，可以理解的是，他们对英娜在上五年级时，究竟为了谁的缘故而堕胎的，老实说，根本一点都不感兴趣。得，堕胎就堕胎呗，你倒想想看，多么了不起的大事。
“据你们看，帕施科娃在大学学习期间的恋人，究竟是谁呢？”
“我真的不知道，就是说我不知道他是谁，他叫什么。他不是我们的人，不是大学里的。我们领到文凭后，英娜说，她想去给个什么人看她的文凭。又说‘我还得上他那儿通过寄宿学业呢，得让他知道一下’。这不，当时我和瓦洛佳断定，她可能爱上了一个医生，这医生准是对她的能力产生了怀疑，他们肯定在这一点上发生争执了。”
“那么，帕施科娃的能力究竟怎样？”塔姬雅娜又问道。
“一般吧，”女证人耸耸肩道，“英娜很努力，拼命学科学，不像我和瓦洛佳。我俩更关心的是对方，而英娜呢，则是医学。她没当实习医生这才怪呢。我俩就甭提了，我俩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傻乎乎地走上了父母走过的路，对医学一点都不感兴趣，所以，只要一有机会，就逃课。我后来又上了会计班，现在在一家公司工作。瓦洛佳也很快就脱离了医学，尽管也没像我似的走得太远，他搞的是医学工业，是生产设备的。可英娜……她喜欢医学，本应成为一名医生的。”
又过了一天，塔姬雅娜·奥布拉兹佐娃又得到情报，是关于英娜何时在哪儿上的寄宿学校，此外，还有当时诊所所有医务人员的名单。她一眼看到的第一个姓氏，就是医学博士B·M，戈托夫齐茨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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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杜马议员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戈托夫齐茨，随着侦查的进展，越来越多的细节被发现了。由于此案归内务部和检察院监管，所以，按惯例，成立了一个专门侦查小组从事调查，这下戈尔杰耶夫上校总算多少松了口气。现在，在他的分局里，只有上校科罗特科夫和列斯尼科夫大尉正式经管尤丽娅·戈托夫齐茨案，而阿娜斯塔霞如无特殊必要，则可以不动。由于每天都得听取破案进展汇报，所以，谁都根本不可能偷懒。这样做所产生的结果是——材料收集得一天比一天多，文件卷宗眼看着膨胀起来，可正如人们常说的，越是深入林子越……这您自己也知道。每天都出现越来越多的嫌疑犯。
首先，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在国会内部，还领导着一个人数不多，但非常活跃、影响很大的小组，这个小组正竭尽全力从事某种院外斗争，后者所提出的税务法方案，得到了那些背后有大型财团、其中包括犯罪团伙支持的议会的支持。戈托夫齐茨坚决反对一系列税务优惠的特权政策出台，凭借她手中掌握的事实，她证实，迄今为止，这样的优惠被人专门用来达到个人发财和欺骗国家之目的，而且，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今后情形会根本改观。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在国会方面的战友告诉科罗特科夫，说曾经有人几次想要收拾尤丽娅，并持续不断地对她进行恐吓，他们无法说出行贿的具体人名：所有此类行动都是匿名和藏在幕后进行的。至于说这些人所实施的恐吓，则有十足的物证，多系暗中投放的信件，戈托夫齐茨曾把这类信件给她的同事看过，并且，曾当着众人的面，当场把信撕成碎片，以表明自己的无所畏惧和蔑视。
第二，研究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新闻工作的伊戈尔·列斯尼科夫列了一张表，表上载有尤丽娅所写的二十六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戈托夫齐茨以极其辛辣的口吻，点了一些相当有势力的名人。而且，她不单单点了他们的名，还公开谴责他们玩弄花招，滥用职权。在报社工作的这十年当中，她为自己赢得了无所畏惧的真理探索者的牢固名望，实话说，恰好是这一点，使她被当选为议员成为可能。她的名字在人民当中家喻户晓，她作为一位勇敢的记者受到人民的尊重。
死者家里的那些文件，经仔细研究，未能得出任何结果。由于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在当选为议员后，就离开了新闻工作，所以，在这堆文件里，未能找到任何有趣的写作新文章的素材。倒是发现一些未发表的文章底稿和修改稿，无论是侦查员，还是侦查小组组长格梅里亚，都万分仔细地研究了这些草稿。
“被戈托夫齐茨在报上当众痛骂过的人，肯定会报复的。”他说，“而另外一些人，即她刚刚打算就其写文章的那些人，肯定会保护自己的安全。这两件事完全不同，但我觉得，第二种动机远比第一种更重要。当然，据我所知，死者已经停止为报纸工作了，可要知道，她完全有可能把材料转给别的记者，而有关人士也完全有可能关心，如何才能使知情过多的人的范围能不进一步扩大。除此之外，莫名其妙的撬窃案，也就顺理成章了。或许那帮家伙找的正是这类材料，而由于没找到，才把尤丽娅本人给杀死了。”
“可他们在那里有什么可找的，鲍里斯·维塔利耶维奇，”伊戈尔·列斯尼科夫忍不住打断他说，“文件并没有藏在保险箱里，不过就在柜橱隔板里的一大堆东西里么。他们为什么不把它搬走呢？”
“如果你真的不明白的话，我不妨解释一下。女主人到了家，发现门已被撬，于是她明白，家里进了盗贼。她一一察看了自己的家，不用费事就可以察觉，究竟丢失了什么。于是，她当即向警察局报了案。接下来事情就太简单了，简直像幼儿园里的新年枞树。如果能确证真的有材料，但却留在原地未动，反而还是要从速解决过分好奇的戈托夫齐茨，那么警察局，也就是你，列斯尼科夫，和我们所代表的检察院，便会久久地绞尽脑汁去想，究竟是谁杀死了我们这位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你得仔细看看这都是些什么文件。文件里没有任何足以使我们立案的东西。你明白吗！没——有。文件里有老生常谈，有愤怒的谴责，有尖锐的言词，其中包含接近克里姆林宫人士的原话，别的就什么也没有了。冲这些话，市民是会掏钱买报的，因为他们习惯于相信印刷出来的话，正因为如此，文章的发表才会对有关人士构成危险，因为他不会容忍自己光荣的名字被丑闻玷污。他不愿弄出丑闻。至于说刑事案，那这里却没有它的气息。我们没有任何证据。况且，类似这样的案子，你我找到的还少吗？问题就在这里。所以现在，凡是这些文件提到的那些人，我们都同样应该怀疑。而这样的人我们这儿已经有多少了？”
“四个。”列斯尼克夫叹口气。
“问题就在这儿，”格梅里亚训斥道，“罪犯可不是傻瓜。除此之外我还要告诉你：假若到最后才发现，窃贼进屋时把门撬坏是故意要引人注意的话，我是不会感到吃惊的。我完全相信，窃贼本来可以用一套钥匙来开锁，可他打消了这种想法。知道这是为什么？”
格梅里亚并没等侦查员回答，这只不过是他的一种说话方式。他喜欢把修辞设问当做一种教育手段，广泛用来向自己的孩子讲解中学教学大纲。
“或许只是为了让女主人能发现屋里有人来过。他们早在那时便已策划好了谋杀尤丽娅·戈托夫齐茨的行动，他们知道得很清楚，知道你和我会把盗窃案和谋杀案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如果我们得不到有关企图盗窃的证明，我们便会首先把戈托夫齐茨谋杀案当做议员被害，其次当做记者被害。小偷进屋是事实，但实际上并未偷走任何东西，这样便能把我和你的脑袋搞晕了，我们便会以为作案动机是自私，便会把死者的丈夫列为怀疑对象，认为他企图偷盗她的宝物，也就是说，罪犯想预先把我们的调查引到企图窃取财产方面来。”
“那他们又为什么没有拿走屋里任何东西呢？”伊戈尔困惑地问，“东西都在明处，你只需伸手拿就是了。假如戈托夫齐茨夫妇发现东西丢了的话，一切就可信得多了。”
“你还嫩了点儿，”格梅利亚重重地叹了口气，“你有孩子吗？”
“有，一个女孩。”
“多大？”
“小得很。才两岁半。”
“得，等你的孩子长得稍大一点儿，学会如何骗她的爸爸妈妈时，你就该明白了。说什么孩子不会撒谎，这只是童话。只有特别聪明的孩子才不会撒谎，因为他们竭力想要学会像成年人那样思考问题。一般孩子都会撒谎，撒谎撒得你连想也想不到会不相信的地步。孩子的谎话里并没有你我这种成年人的逻辑，我们永远也弄不明白。至于溜进议员家里的那些小愉，他们所想的，与我们相比，比我们先进一步。实际窃案和随后对女主人的谋杀都太简单了。正当看起来似乎什么都没丢时，随后却发生了议员被害案，初看上去，议员的皮包里什么也没丢，而你我便会像疯子一般，到国会和新闻界翻箱倒柜搜寻，只是到后来，过几星期或几个月以后，我们才会有一个总体思路，即破门撬锁和谋杀，二者之间或许有某种联系。于是，这一猜测令我们如此骄傲、如此高兴，觉得自己聪明、富有洞察力，于是，一头扎进对抢劫者和强盗的调查中去，开始怀疑死者的丈夫觊觎某些对公众隐瞒起来的珍宝或金钱，而调查这种设想，那才叫名副其实的受罪。我们喜欢这种设想，是因为我们觉得它有前途，觉得它能给我们以希望，因为它是如顿悟一般出现在我们脑中的，在找到它之前，我们已经经历了长久的磨难，在别的方向上进行了毫无结果和意义的搜寻。我们坚定不移，不肯在我们选择的道路上后退一步。然而，时间在流逝……不，伊戈尔，策划这一阴谋的那个家伙鬼得很，对我们的心理摸得很透，弄不好，他本人就是个侦探或侦查员，虽然只是从前干过而已。他一切都预计到了。他甚至想到，即使是为了不再把谋杀案当做一次政治事件，而取消对它的严密监督起见，我们也会抓住抢劫的构想不放的。我越是思考这个问题越相信，策划这阴谋的那个家伙是我们队伍里的某个人。”
格梅里亚沉默了一会儿，像是思考他刚说的话，随后，又和着自己思考的节拍，得意地点了下头，说：
“这么说，是这样，伊戈列克。对于戈托夫齐茨文件原件确认的那四个人要展开调查。不要把所有事都揽过来，小组里，谢天谢地，还有几个来自全俄政治管理局的小伙子，一般说，这种事归他们管。告诉科罗特科夫，叫他不要离开国家杜马，要他弄清楚，究竟是谁想要收买和恐吓戈托夫齐茨来着。不妨先让他嗅一嗅调查方向，确定以后该把突击力量投到哪里。至于行窃案，确切地说，是预谋行窃案，先把它忘掉吧，就好像根本没这回事似的。你明白吗？不要让罪犯操纵你的思维。他们这是想用偷窃把我们缠住，简直是硬往我们眼睛里塞。切不可上当哟。”
“我不能，鲍里斯·维塔利耶维奇，要知道我去看了案发现场，我记得，屋主人当时十分惊恐。这事不那么简单，这事总有些蹊跷。”
“我要告诉你的是：把它忘掉！”格梅里亚提高嗓门，狠狠地拍了下桌子，“这场戏是专门演给白痴们看的。主人十分惊恐？当你回到家发现门锁被撬时，我倒要看看您有什么反应。看来，你在警校心理学教得不够好，总想从一切事上找出有逻辑根据的罪恶阴谋来。可人身上还有感情，各种各样的感情，它们由于种种原因而产生，它们是那么强烈，以致人根本就无法对付它们。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坐在那儿脸色苍白，双手打颤，嘴唇哆嗦，目光游移不定，眼神疯狂，吓得说话都结结巴巴，可结果怎么样？原来，不过是因为他背后那部电话机发出了响亮的丁零声而已。喏，办公室有两部电话机，他看到了其中一部，而另一部他看不见，当响亮的电话铃声响起时，他并不知道究竟哪个在响，于是，就吓了一大跳。此人，你明白吗，他的特点是，经受不了响亮尖锐的叫声。我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就像一个没有经验的水手。我看见，被害者站在平地上还一个劲儿害怕，十分钟后仍定不下神来，于是我开始神经质地寻找能让他有所反应的关键话，从这个方面慢慢地接近他，我差不多连童年时代的回忆都跟他聊到了。因此，就是要本着科学的所有法则来刺激刺激他。要给他设计一个心理圈套。竭力从言谈话语中捕捉他。我在这件缺德的事上浪费了好几个小时以后才查清，原来是电话的缘故。充其量就这么回事。可我居然会幻想，等这人从我的办公室走出去时，想必已经戴上了手铐，怎么戴，就这么着，我只要把手一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