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于昨天-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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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困惑地点点头，“这有什么好看的？”
　　“暂时还没什么，接着看。”
　　现在屏幕上又出现了一个陌生人。他正对镜头坐着，但很显然，镜头前至少有两个人，因为有人在向他提问。
　　“有个人问我，他是否可以在报上刊载自己的文章，我回答说还没人上广告栏，他可以买块地方随便登载什么。他说想登载的是一个作家的文章，不是广告。”
　　“您怎么对他说的？”
　　“我说：如果文章的实质与出版的主题思想不相矛盾，那就不反对。他必须保证文章内容不涉及政治、不诋毁政权组织，除此之外，文章也不会给任何人提供起诉名誉权受损害的刑事诉讼的把柄。”
　　“您读过这篇文章吗？”
　　“没有，它是负责出版的总编经手的。”
　　“文章的题目是什么？”
　　“《别了素面！化妆万岁！》”。
　　“您认识那个找您的人吗？”
　　“我不认识他，但他留下了名片。”
　　“在哪儿？您可以给我看看吗？”
　　“给您。”
　　镜头对着一张白色名片。上面用烫金字母写着姓名——我没见过这个名字。
　　娜斯佳又按了一下暂停键。
　　“您认识这个名字吗？”
　　“不，我从来没听说过。”
　　“好，我们继续。”
　　现在屏幕上的人，我清楚地记得——是塔姬雅娜。在演播室我见过她，当时她作了修饰，显得很迷人。现在她看上去简直就是个丑陋的女人——没有化妆，光线效果又不好……
　　“我绝望极了，”她声音发颤，“记者围攻我，说我是个没有天赋的写作狂，一个贪婪的稿费捞取者，我完全失去了自信，我的小说写不下去——可能我再也不能创作。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生活……幸好还有一个人会尽力帮我。他是我惟一的希望，只有他——在我艰难的时刻来帮助我，所有的亲人都弃我而去。”
　　“这个人是谁？”画外音。
　　“令人惊奇的是——他是个记者。他到我这儿，建议我准备能恢复我名誉的材料，我拒绝了——被视为没有天赋后，你再去作无用的辩解只能贬低自己的人格。我痛苦万分，他于是建议我过另一种生活，我的一切难题都将随之迎刃而解。现在我只能指望他了。”
　　又停下了带子。
　　“怎么样，乌兰诺夫先生，这没使您想起什么吗？”
　　“没有，”我耸耸肩，“记者没有围攻过我。就轻轻地咬了我一口，大骂一通，就缩进了凉亭，没再露头。”
　　我的确没发现我和这个女作家间的共同点，没人抨击我天资愚钝，我的创作激情还没有干涸；而在艰难时刻有个记者向她伸出援助之手，就像卢托夫对我一样，这没什么惊奇的。每个人都有危机的时候，也几乎每个人或早或晚都会得到帮助。
　　“既然没想起什么，那我们接着看。”娜斯佳边说边按遥控钮。
　　现在屏幕画面丰富了一些，又出现了我的一个熟人——他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我知道他现在在一家大报社工作。
　　“您的报上刊载了一篇署有您名字的文章《疯狂的稿酬》。实际上是谁撰写的？”
　　“这没有意义。我跟您解释了，有人出钱登的。”
　　镜头扫到报纸的一些条文。我清楚地看到了标题、标着蓝色下画线的段落。塔姬雅娜的名字和其后的五位数频频出现在上面。
　　“您能说出花钱登载文章的人的姓名吗？”
　　“我不认识他。他不跟我，而是同总编接触，但我见过他。”
　　“您能认出他的照片吗？”
　　“当然了，他的外貌特征很显著。”
　　特写镜头上是一双手正在我的大学同学的桌上摆放照片。我记不起他的姓了，只记得他叫沃伏契克。
　　“您看一看这里有没有那个人。”
　　“有。”
　　“您认出了他？”
　　“是的。”
　　“请把照片拿在手上，让观众看清。”
　　我眼前一黑。卢托夫从银幕上望着我。我还没意识到是怎么回事，镜头就快速地移了过去——一个报社记者，一大块篇幅的标着下画线的登报文摘。接着摆放照片，卢托夫善良的眼睛又一次从照片上注视着我，然后又是这套程序——报社工作人员，文章，照片……
　　“最后一个镜头，乌兰诺夫先生，忍耐一下，很短。”娜斯佳说。
　　塔姬雅娜重新出现在银幕上，她面前也摊放着照片。
　　“这些照片中有没有您认识的人？”向她提问。
　　“有。”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您怎么认识他的？”
　　“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他没说。这个人就是想在刊物上恢复我的名誉的那个记者。他是惟一支持我、要帮助我的人。”
　　“请把他的照片指给我们。”
　　当我第十次在屏幕上见到卢托夫，我甚至都不感到吃惊。但我还是什么也不明白。
　　屏幕暗了下来，我仍坐在原地，呆若木鸡。突然头部一阵剧痛，心疼得抽搐成了一团。
　　“他向您许诺了什么？”娜斯佳问。
　　我说不出话来。理智拒绝相信发生的这一切。卢托夫不会欺骗我。就算他是个骗子，一个头号大骗子，可是他答应帮助我，就会信守诺言的。因为我再也没谁可指望了。我无处安身，又不能回到维卡身边——我无脸见她。留下来继续主持节目也不现实——我已宣布辞职，很快就有合适的人选接替我的位置。其他的节目组也不能接纳我——我臭名昭著。帮手死了，我无法把节目办好，新闻媒体大放厥词，我只好偃旗息鼓——谁需要这种人工作？如果我现在说出卢托夫，他会很不痛快，这种情绪会波及我准备去的危机中心，我将一无所有。
　　“乌兰诺夫先生，我再问一遍，卢托夫向您许过什么诺？”
　　“我不懂您说的话。”我费力地嘟囔道。
　　“您认识刚才照片上的那个人吗？”
　　“不认识。”
　　“您在撒谎，乌兰诺夫先生。您去过他家，这点他的妻子能做证。我知道，您非常喜欢这个人，不想令他恼怒。我尊重您的感情。所以我只作分析，而您同意就点一下头，不赞同就摇一下头——不过我希望您能正确地判断。某个组织觉得您对他们很有用，简直梦寐以求，于是开始策划反对您的行动。于是某个危机中心的头头来到您的演播室——您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演员卢托夫有联系。卢托夫迈出了第一步，和您交往，但看来没多久。随着对您的接近，他们开始有目标地采取积极行动。起初他们杀死了您节目组的经理安德烈耶夫和记者邦达连科，让您难过几天后，又派一个人——就在我们所在的楼旁——高明地上演了一出戏。这个人无论与刑侦处、与警察局都没有任何关系，但他却能让您相信您的妻子为了摆脱您，雇了杀手。这之后，死的恐怖时刻笼罩着您。您的生活成了一场噩梦，这时您想到了卢托夫，确切地说，他使您无法忘怀——您好好想想吧，乌兰诺夫。为了把您弄到手，杀死两个无辜的人，他们仍没罢手。为了使您跌落马鞍，他们杀害了两条性命。接受这种人的帮助，您不感到可怕吗？”
　　我不愿听她说。她在讲什么呀？说什么胡话！这一切都是设置的圈套？但为了什么？不，不，不可能。卢托夫是个善良、聪明、值得信赖的人，他不会牵扯进这件案子的，他只不过想帮助我。
　　“您在编织谎言，”我固执地说，“我不相信您的每句话。”
　　“那好，”她出人意料地轻松地赞同我，“请您说服我。我准备听听您的理由，但请您不要忘记塔姬雅娜——就是卢托夫利用新闻媒体给她使了绊子，然后又向她伸出援助之手的。请不要排除对这件事的评判。还有，假如我判断错误，谋杀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完全是出于别的动机，那请您给我一个满意答复。是谁，又是出于什么目的编造出雇佣杀手事件的呢？”
　　我试图说点什么，可是脑子里乱哄哄的。说服她卢托夫什么过失也没有，这一切都与他无关，其实我明白，是我想尽力使自己相信。而事实却不是这样——谁也无法更改。
　　“您好好想一想，我再给您讲一个故事，”娜斯佳说，“塔姬雅娜的丈夫是二婚。他和前妻有一个十岁的美丽的女儿，报界开始攻击塔姬雅娜时，她与这个小女孩的关系也变得复杂了。小女孩又哭又闹，爸爸第二个孩子一出生，就不会再爱她了，是自然反应？大概是吧。爸爸，塔姬雅娜的丈夫，每天晚上下班都要去看女儿，安慰她，让她相信他是爱她的。突然，塔姬雅娜听说丈夫每晚不是到女儿那儿去，而是陪着穿着尉尔萨奇牌名贵西装的前妻——社交圈漂亮的交际花——到公司所属的豪华酒店。您想塔姬雅娜心情该多糟啊！恰好在她肝肠寸断时一个善良的记者主动来帮助她。您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吗？塔姬雅娜当面问丈夫是否和前妻一起去过酒店。丈夫一头雾水——他根本没去过那儿——一个不为我们所知的好心人不只是说见到过他，甚至详细地描绘了他的衣着。塔姬雅娜的丈夫想知道真相，就跑去询问前妻——形象点说，是逼供，结果问出一件令人感兴趣的事。她遇到了一个特别有钱的追求者，但他们很清白，是纯粹的业务关系。他甚至送给她一件尉尔萨奇牌西服，还答应给她一大笔钱，而对她就只有一个请求：挑拨女儿反对丈夫的第二任妻子，就这些。小事一桩，不是吗？但奖品却是一千多美金的西装。”
　　“别说了！”我不能控制自己，声嘶力竭地喊道。
　　绝望啃啮着我的心。天啊，怎么发生了这样的事？！
　　“您让我怎么办？您！使我丧失了一切！最后的希望啊……不要碰卢托夫，我恳求您！”
　　我满口荒唐话。虽然意识到自己在干蠢事，但却管不住自己的舌头。我丧失了理智。
　　“是！就算他故意安排的这一切，就算他杀了人，就算是他造成我和维卡离婚，使我失了业，但他已经犯下了错误，您懂吗？！事情已经发生了！只有一个办法才能挽回这一切——就是让我接受他的帮助。是您毁掉了我的这次机会。”
　　“我懂，”她轻柔地说，“我知道您很痛苦，乌兰诺夫先生，但我想找到准确的答案。为什么？为什么他要这么做？为什么他要您接受他的帮助？塔姬雅娜的事我能弄清——她是作家，出版她的书能赚很多钱；而您呢？为什么他需要您？除了您，谁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我失魂落魄地嗫嚅着，“我一无所有。卢托夫说他什么也不需要。的确，我以后的收入都归他们。但目前他么也不需要，我可以赤条条，身无分文地到他们那儿。”
　　“您预见到您将来会有一大笔收入吗？”她问。
　　“没有……从哪儿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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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没有什么不轨行为，很体面，找不到一点漏洞。”
　　尤拉骑在椅背上，像骑儿童摇木马似的，摇晃着椅子。这两天他忙着调查慈善基金会组建的危机中心的业务中心。业务中心位于莫斯科市郊，经营一家不景气的医院——现在借助基金会的资助，医院已正常运转。陷于生活困境，除了寻死再没有其他出路的人们来到这里；医生、心理医师、病理学家为他们诊治，根据他们所受的教育、职业和爱好安排他们就业，使他们恢复了生活的勇气，去爱他们，关心他们。大多数留在中心的人需要缴纳费用，但某些患者可以无偿得到帮助，如残疾人、军人、英雄母亲和失业人员。简短地说，一切都很像那么回事。没有冒牌货和招摇撞骗的，所有的医务人员都有文凭。
　　“在那儿根本无法展开刑事调查，”尤拉说，“基金会是国际性的，是钟爱慈善事业的私人组织，世界各地都有他们这种危机中心，这是私人产业。而深入私人组织，你也知道……所以，对不起，我只能尽力而为了。”
　　娜斯佳边听边若有所思地用圆珠笔敲打着一张没写字的纸。
　　“怎么，患者都禁锢在那里了？”她问。
　　“去你的吧！劳逸结合。有些人住在自己家中，到那儿只是去看心理医师和其他的专家。娜斯佳，那儿确实没有什么不轨行为，也很体面。”
　　“乍看是这样，”她肯定了他，“因为事实上有的患者为基金会赚到不少钱——他们都是经过专门挑选的，比如乌兰诺夫和我们的塔姬雅娜。调查，接近，然后为他们效劳，这需要有超人的道德凝聚力才不至于被暴露。因为没有什么束缚他们。即使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找到了给他们赚大钱的人，也无法证实是蓄意把这些人弄到那儿去的。你懂吗？人在困境中，当没有发生不可挽回的事时，我们伸出援助之手。不是他主动找我们的，我们迈出了相识的第一步，这有什么可耻的？我们见到人的危险处境，为什么眼看着他自杀？应当及时制止，否则我们的活动还有什么意义。并且我们组织的宗旨就是‘防止不幸’。很动听，是吧？我们警察也认为预防犯罪胜于揭露犯罪。是的，患者为他们赚到了钱，但这是他们心甘情愿的——首先是出于感激，其次是怀有基金会的理想，要尽力投入慈善事业，为世界上更多的人得到危机中心的帮助。固若金汤，尤拉，我们找不到任何漏洞。因为我们抓不住要害，找不出某些富裕的人陷入困境是他们基金会或中心故意所为的证据。这些患者的周围尸横遍地，忠实的妻子却被丈夫抛弃了，子女堕落成了罪犯和吸毒者，他们被驱逐出工作岗位，但是这一切，我们发现却和基金会纠缠不清。所以前景暗淡。我们能欺骗乌兰诺夫，把假造的带子偷偷塞进录像机，迫使他讲出——而事实上，报上的文章不是一个人花钱登载的，我们根本不可能找到他们。送给玛格丽特西装的不是卢托夫，而是另外一个人。伊拉的未婚夫又简直是神话人物，斯塔索夫在莫斯科的任何一个银行都找不到他的踪影，即使找到了，又能有什么用？追求漂亮年轻的女性，把心交给她，向她求婚，这难道违法吗？认错人也算犯罪吗？而他与基金会或中心的某个人偶然认识，这也不能构成刑事犯罪。罗列的间接罪证，证明不了什么。法庭对这种刑事案件会用破抹布擦掉。我和你，尤拉，永远也破不了这个案子了。如果，当然喽，偶然性是不会帮我们的忙的，惟一我们掌握的就只有卢托夫了，但我们能出示他的什么罪证呢？和节目主持人乌兰诺夫结识，然后，后者主动来寻求帮助——凭这不能坐牢。以记者的身份出现在塔姬雅娜面前，又能说明什么？他会说，在报上看到许多文章谩骂他喜欢的名作家，就征得中心的同意，在不幸尚未发生时援助她。为什么假冒记者？为什么不呢？他是演员，职业演员，他认为在跟女作家交往时这个职业更容易让人接受——因为他想引起她的注意。他还能怎么和她认识呢？噢，尤拉，当你费尽全力破一件案子，日以继夜地奔忙，‘绞尽脑汁’，直到理清头绪。理清头绪，结果又是一场空，没有确凿证据，一个罪犯也没上钩。假如我们能找到杀死安德烈、邦达连科、尤丽娅、伊涅萨或季姆的杀手，我们就能振作起来，但他们却跟中心有了瓜葛。哪怕抓到一个罪犯也好啊！你笑什么，尤拉？在想美事吧。”
　　“娜斯佳，你想要我卖给你一个绝妙的主意吗？那么你的梦想会成为现实。”
　　他有点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