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与事件民间观察-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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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泽民的直接过问下，蛇口工业区通信建设飞速进展。1981年8月13日，微波通信站正式建成，蛇口与海内外各地的信息开始沟通，连成一片，其他几个〃卡脖子〃问题此后也顺利得到解决。
1981
吴南生几乎被20个亿压扁
经中央批准，最初的深圳特区像一个狭长的大饼，长为49公里，南北最宽仅7公里，面积为327。5平方公里。根据专家设计的蓝图，市委、市政府决定先期开发上步地区，面积为38。5平方公里。但这么大的面积，仅仅搞〃五通一平〃，每平方米至少要90元人民币，总开发资金不会低于250个亿。即使第一期只开发4平方公里，最少也得近20亿元。
一文钱憋坏英雄汉。20个亿对于刚刚起步的深圳来说确实是个天文数字。吴南生后来回忆起这一段焦头烂额的日子时，叹道：〃我的脑袋简直被压扁了。〃
吴南生想出了两个绝招。
一是五个手指攒成拳头，集中火力，攻其一点。他的想法是，首先开发0。8平方公里的罗湖。吴南生给大家算了另一笔账，他说，开发这0。8平方公里只需要7200万元。开发出来后，不仅可以拿出40万平方米作为商业用地，还能收入20亿港元。有了这20亿港元，我们就有了下一步开发的资金，就可以一变二，二变四，开发的雪球越滚越大。
另外一招是靠两皮：嘴皮和地皮。就是去游说外商，用嘴皮子把他们〃引〃进来投资办厂，去向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各银行筹款。
当时主管基建的深圳市副市长罗昌仁回忆说：〃国家对深圳的投资，当时只有百分之二，现在算来只有百分之一点几。我们是靠自己筹款。靠自己筹款搞基本建设，这在当时可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在他的印象中，市委副书记周鼎特别善于〃攻关排雷〃。
某一日。周鼎将外地的银行行长们请到深圳来开筹款会，银行家们的提问像连珠炮：借钱是可以的，我们也有点钱，但借钱不是不还的，你们什么时候还？你们还得了吗？你们连条马路连间工厂都没有，什么时候建起来？什么时候开工什么时候生产？你请来这么多的行长，借的越多，还的时间就越长。
周鼎说：你们别担心，我借你们短的，三个月就还你们。
行长们叫道：三个月？我们怕你三年都还不了哟！
周鼎说：怎么还不了，我借你的三个月，再借他的还你嘛。
行长们都笑了，说：你这是典型的拆东墙补西墙呀！
〃深圳发生惊天卖国案〃
最富有想象力的当属罗湖小区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骆锦星。这位为钱急疯了的指挥官想出了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主意〃卖地〃，准确地说就是土地出租。
骆锦星想，罗湖小区有0。8平方公里，如果以每平方米5000元的价格租出，那么租金至少有40亿元。拿这40亿元，再去搞通电、通水……通什么都有钱了。还有，办特区不就是要吸引香港人、外国人来投资吗？他们租了地，自然会过来盖大楼；他们盖了楼，几十年后还是我们的地。也就是说，我们不花一分钱，让外商从口袋中掏钱出来，替我们造了一片罗湖商业区！划算！
但要把地〃租〃给洋人，〃租〃给资本家，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骆锦星回忆说：〃说实在话，有些怕。虽然，办这个事情并非我一人，还有许许多多的同志。怕什么？怕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时说我们'卖国'呀。为此我借来了一大堆马列著作。说实在话，我是第一次认认真真地啃这些原巨著。〃
〃我只是希望祖师爷对租地有论述，只要他们说可以干，我就不怕了！〃
万幸的是，他在《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中找到了有关于地租的理论。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曾主张〃资为社用〃，他说：〃不怕租出格罗兹内的1/4和巴库的1/4，我们就利用它来使其余的3/4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研究资料表明，苏联有2/3的大型工业企业是用美国的技术援助建成的，他们还聘请了一支2万人的美、德、意专家作为〃援军〃。
特区发展公司总经理司马鹿、市委第一书记吴南生与市委秘书长丁励松商量了一整夜，结论是：〃祖师爷说过，可以出租土地！〃
消息传出后，一位深谙中国官场〃诀窍〃的市委领导建议，〃还是把土地出租改成有偿使用吧〃〃这样，宣传起来好听，报到上面也好通过一些，事情呢，还是一样的。〃
于是，最早的〃出租〃，就这样以〃偷天换日〃的形式出笼了。
这个爆炸性的消息，轰动了香港。翌日，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明报》争相在头版头条位置报道。
香港德兴公司，抢先租地5000平方米，建起了德兴大厦。
香港中国海外投资公司随后租地3000平方米，建起了海丰苑大厦。
…………
据统计，从1980年到1981年，仅房地产公司，就吸引外商在罗湖区投资40亿港元，订租土地4。45万平方米。我方收得〃土地使用费〃计2。136亿港元，基本解决了深圳搞〃五通一平〃的开办费用。深圳可以建工业区了！
但这种做法立刻招致了种种批评。某单位曾经公开组织讨论会，主题是：怎样看待〃前线保国防，后方卖土地〃？有报纸公开刊登《旧中国租界的由来》，影射特区的〃土地出租〃就是〃租界〃。有人公开吹风：〃深圳发生了惊天卖国案〃。一时舆论纷纷。
直到1980年8月26日，深圳才从漩涡中脱身而出。这天，全国五届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中，肯定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
1982
神秘的调查组
1981年11月，已不再担任中共深圳市委主要领导职务的一位老同志在这节骨眼上将一份五千言的《关于深圳特区建设的几点意见》交给了中纪委常委毛铎。当时由毛铎带领的工作组刚进驻深圳。
《人民日报》记者林里对调查组在深圳引起的反响作了如下描述：
我到深圳以前，办案人员早已捷足先登。我们住在同一个招待所里。当我听说，深圳特区被列为〃重点省的重点区〃的时候，我几次试图问个究竟，目的是避免〃撞车〃，〃唱对台戏〃。一片好心善意，完全是从有利于工作出发的。可是，不管怎么努力，对方都回答一个〃不知道〃。他们不跟陌生人说话，不同一般人打招呼。尽管〃同吃同住〃，但互不来往。尽管在一个餐厅用餐，但他们躲在餐厅的角落里，还竖起一道屏风，像是生怕被人看见似的。餐厅本是〃自由论坛的场所〃，食客们免不了说三道四。人们称他们为〃神秘的人〃，〃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人〃。
对于调查组的所作所为，〃食客〃们很快就议论纷纷起来：
〃办案人员一到深圳，就说深圳80％的干部都烂掉了。又说，在这烂掉的80％的干部中，80％的经济收入是非法所得。〃
〃是的，经济特区是搞经济的。不过，经济特区不见得都是经济犯罪呀。〃
〃如果真有那么多的经济犯罪，那么，深圳的高楼大厦又是哪来的？〃
〃当然，谁都不能保证，深圳没有一个经济罪犯。但是。两个80％肯定没有。再说，经济罪犯，也并不是经济特区的特产。〃
〃五十年代初期，我们国家没有经济特区吧，不也出现了刘青山、张子善？〃
〃'文化革命'期间，说我们是走资派，我们不服。后来，说我们不是走资派，'解放了'，还要我们感谢这，感谢那，还要我们正确对待。要是再来一次什么大革命，或者小革命，我们不就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不就是首当其冲的被斗户？〃
〃我们的忧虑，并不是多余，更不是痴人梦语。经济学界的某些同志，早在1981年夏天，就给我们准备了帽子，就给经济特区下了断语，说经济特区的性质，是国家资本主义。既然特区性质是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这些在特区工作的负责人，还不是不折不扣的走资派？〃
调查组很快就在1982年的年初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有细心人数了一下，这份调查报告只是在开头用了90个字对特区的情况进行了简单的肯定，接下来就列了〃特区建设中也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
引进外资和设备有很大的盲目性；
同外商打交道吃亏上当的情况相当严重；
经济管理相当混乱；
引进企业职工所得太多（月平均为150元；少数人高达200元、300元甚至500元）。
调查组在撰写调查报告的同时；又整理了一份材料；题为《旧中国租界的由来》。
中央政治局常委对这份调查报告给予了高度关注。
1982年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问题。会议由胡耀邦总书记主持。会议是在极其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的，印发了反走私等好几个文件。
任仲夷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详细汇报了广东出现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的情况，以及省委对上述情况所采取的措施，也谈了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下一步的打算。同时，希望中央不要收回给予广东的特殊政策。
胡耀邦等中央领导明确表示，中央给广东的政策不会变，但是要总结经验，继续前进。
对广东对外开放出现的一些问题，中纪委一位领导同志说：广东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另一位领导同志说：广东〃放羊〃了，对下面管理不严，放任自流。
胡耀邦、胡乔木、谷牧、余秋里、韦国清、姚依林、彭冲、王鹤寿等中央领导先后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们要求广东、福建两省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的《紧急通知》，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开展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更好地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一步发展经济。会上有的同志把广东的问题讲得很尖锐，但都是出于好意，都是为了把广东的工作切实做好。但有的同志包括中央领导同志，在表达的言词上，难免有某些不宜对下和对外传达的话，譬如说：〃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有的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3个月就得垮台。〃有的甚至说：〃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等等。
座谈纪要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各地，其基本精神和主要措施〃还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办法上去〃。
使特区感到压力更大的是，这个文件还有一个由中央政策研究室编写的附件：《旧中国租界的由来》。
胡乔木在座谈会上解释说那些外国租界，本来不是条约明文规定的，而是糊里糊涂地上了外国人的当，愈陷愈深，最后成了〃国中之国〃。陈云在这个附件上批示：此件发全国各省市。对于经济特区，要警惕这类问题。
吴南生等人看了，不禁愣了起来。试办经济特区刚刚开始，如今就提出〃租界〃问题，实在令人费解后怕。
〃租界〃本来是帝国主义炮舰政策、清朝政府昏庸无能的产物，但是，为什么有的人总担心特区会变成旧中国的租界，甚至把同外商合作连片开发土地，视同当年上海租界一样搞〃圈地运动〃？经济特区把海外资本吸引进来成片开发土地，这是在我国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行事的，是我国主权的自觉运用，这与丧权辱国的〃租界〃毫无共同之处啊！
任仲夷向胡耀邦写检查
该如何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呢？
任仲夷会后找到胡耀邦说：〃这次会议，没有一个传达提纲，我觉得同志们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都很重要，但回去往下传达时不可能讲这么多，特别是有些话不宜往下传达。譬如：'这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等。现在，就在珠海码头附近，'文革'中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字标语还未刷掉，澳门那边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我们这次又提出这一个口号，恐怕更会引起港澳和海外的疑虑，也会让内地的人怀疑我们的政策变了。〃
胡耀邦同志回答得很干脆：〃哪些话可以传达，哪些话不可以传达，由你自己定。〃
两省座谈会结束，任仲夷回广州没几天，胡耀邦亲自给他打来电话说：中央书记处将两省会议情况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政治局常委以为广东的同志思想还不通，还有些问题没〃讲清楚〃，还很不放心，还是请你来北京一趟。
第二天，任仲夷和刘田夫再度赴京。当晚8时许，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向他们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指示，还询问了许多具体问题。任一一作了解释。
还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也讲了话。任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政治局常委认为，广东的工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头了。要他对下面严加管理。
最后，耀邦对任仲夷说：仲夷同志，你给中央政治局写个自我检查好不好？任仲夷说：当然可以，我到广东工作才一年多，时间虽短，缺点还是有的。他毫不犹豫地同意向中央写自我检讨。
第二天，任先将检查征求了刘田夫同志的意见，然后送给胡耀邦。他看了两遍，说可以了。这是任自参加革命以来，向中央写的惟一的一次自我检查。任和刘田夫这次进京，后来被一些知情者称之为〃二进宫〃。
两省会议后，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专门来广东住了半个多月，给中央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过后不久，王震来广东，一下飞机就告诉任仲夷，章蕴的报告，小平同志批给政治局常委的同志传阅了。章蕴同志的这个报告对广东和任仲夷个人的工作基本是肯定的。
1983年，任仲夷陪同胡耀邦去海南岛，有一天晚上，耀邦同志问他：〃你知道小平同志为什么把章蕴给中央写的报告批给中央常委传阅吗？〃任仲夷估计他是为了支持广东的工作，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支持，但为了听一听耀邦怎样讲这个问题，他就说了一句〃不清楚，反正对于广东工作有利〃。
但任讲了之后，胡耀邦却没有再讲什么话。
小平首次南行
1984年1月24日上午10时05分，邓小平在广东省委书记林若、省长梁灵光、广州军区政委王猛的陪同下乘坐专列来到深圳。老人说：〃办特区是我的主张，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此时，特区正深陷在特区姓社还是姓资，特区是不是新租界等等非议和责难搅成的漩涡中，左冲右突，难以自拔。特区迫切需要中央最高层对她3年来的改革开放打一个分。
中午12时06分，专列抵达深圳。下午3时半，在深圳新园6栋二楼会议室（现深圳迎宾馆6号楼），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向邓小平、王震、杨尚昆汇报了特区的建设和发展情况。邓小平听完汇报出人意外地说：我这次来，主要是看，只看不说。要讲呢，我回北京再讲。
果然，登上22层国际商业大厦，到渔民村支部书记吴柏森家做客……小平一路上没有对深圳、对特区做任何〃裁决〃，只是在中航技进出口公司工贸中心与电脑下棋时叮嘱了一句：〃学电脑要从中学生，从娃娃抓起。〃
不过在26日上午，参观蛇口工业区，在七楼会议室，当袁庚向他汇报了蛇口的住房改革、工资制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时，说好不发表意见的邓小平开始〃食言〃，听后说了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