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隐蔽的真相-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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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贷者支付给存款者的利息是一分二到一分五。实际上，一些神通广大的放贷者还通过一种更低的成本融得资金——银行贷款。当地农行贷款的年利息最高是7厘左右，放贷者获得银行贷款后，转手放贷，就能够获得高达二分八甚至三分的净利。
据了解，民间借贷的金额一般在100万元以下，最高的也不超过300万元。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同样是泉州市的辖区，在两个相距不远的地方，民间借贷的利率差别很大。在晋江市陈埭镇，借贷月息要低得多，一般是一分二到一分五。
金融界人士认为，这可能是由两地经济发展的差异和民间金融的成熟程度不同造成的。
为什么利率较低的陈埭镇，其民间资金不会向利率更高的仑苍、安都镇等地流动呢？当地人士认为，这和民间放贷的特性有关，“不熟不贷”是大家都遵守的规则，也是一种所谓的熟人社会文化现象。对于这些放贷者而言，能否收回资金远比获得高收益更重要。由于受到这个规则的制约，放贷者的放贷范围和规模都受到限制。
“在陈埭这边，一分二到一分五左右的价格能够借到钱，但是如果你开三分的利息，谁也不敢把钱借给你。”当地人士告诉记者，过去利息过高导致大量坏账出现的情形还记忆犹新，人们变得更加理性了。
在五年前，陈埭的情况和现在的南安仑苍非常相似，一方面，这和当时资金紧缺、需求量大有关，如远华案的主犯赖昌星就经常以三分甚至更高的利息从晋江等地获得借款，用于外贸走私。远华案爆发后，不少当地的放贷者均被拖下水，因无法偿债而潜逃。另一方面，由于利息过高，借贷者根本无力偿还本息。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冯兴元研究员认为，这涉及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两个问题，支付能力越低的借贷者，越愿意出高息获得借款，而在借款到手后，他根本就不准备还。
“很多时候，有些人就是这样完成原始积累的。”陈埭镇的一名政府官员对此毫不讳言。
但是，陈埭的一家企业高层人士告诉记者，一分二到一分五只是一个一般的行情价，由于上半年资金紧张，企业流动资金普遍短缺，民间放贷者对于企业的情况相当了解，得知企业需要补充流动资金时，会借机提高利率，借贷月利率通常能达二分五至二分八。
以现在二分五的利率和过去的一分二比较，1000亿元的民间资金成本每月融资成本增加13亿元。
第二章 悲情资本第28节 “民间放贷者”（2）
民间资金的生存状态
对于民营经济来说，其发展和民间金融休戚相关。
“银行只会锦上添花，但民间借贷有时候却像雪中送炭。”利郎（福建）时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诚初评价。
当地一家颇有名气的服装企业的遭遇颇有代表性：该企业拥有固定资产总值1。5亿元，员工3000余人，年生产能力超过380万件（套），年销售额达4亿元。然而，2002年下半年，公司在流动资金方面较紧张，于是向银行申请一笔500万元的贷款，但是直到2003年上半年，这笔贷款还没批下来。
“差不多花了一年时间还没着落，如果是投资的话，什么商业机会都丧失了。”业界人士评论道。
在晋江大大小小的企业中，几乎每一家企业在发展中都会遇到类似的情况。他们只能转而求助融资成本较高的民间借贷。
到目前为止，泉州登记在册的企业达10万余家，其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由于商业银行普遍有贷大、贷长、贷垄断的偏好，这些中小企业很难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
同时，民间借贷还充当着“风险投资”的功能，在企业初创期间，创业者通常不可能获得银行贷款，依靠个人储蓄又很难达到资金需求，只能通过民间借贷。
泉州银行界人士估计，除了高息放贷，民间资金还活跃在票据市场、外汇炒卖、地产投资等。其中放贷估计占60％，票据市场所占资金20％左右，外汇则占10％。
只要你持有银行承兑汇票，民间放贷者次日就可以提供所需资金。据了解，银行的贴现率是3。6‰，而民间放贷者的贴现率约在3。5‰~8‰之间。
“这块业务原本是地方性金融机构的主要收入来源，目前受到挑战比较大。”
在泉州市晋江等地，“合会”这种民间金融组织形式仍然存在，人们称之为“私人银行”。但据了解，在晋江地区，合会所提供的资金主要用于从事生产。在1994年和2000年这两个时间内，晋江也出现过倒会事件，随着人们吸取教训，这两年基本没有出现倒会现象。
实际上，泉州当地的民间资本，也在遭受外来资本的竞争。江浙一带的资本，甚至台资，也在泉州寻找机会。
胡诚初也坦言，自己经常接到来自上海的朋友的电话，这些人手头有百来万资金，希望通过他牵线搭桥，在泉州当地找一些可靠的企业放贷。
业界人士分析，陈埭的民间借贷利率近期内没有上升，可能和资金供给相对充足有关，毕竟外来的资本力量不可小觑。
这又形成了一幅相当奇特的景象：一方面是缺乏明朗前景的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紧缺，嗷嗷待哺；另一方面是大量民间资金寻找出路。
随着民间借贷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一个食利阶层，这个阶层的大多数人，拥有百万元或者更多的现金，他们自己不从事实业经营，依靠放贷的利息为生。
此外，一些企业经营管理者也扮演了民间放贷者的角色，他们有着放贷者和企业管理者的双重身份。
此外，泉州还出现了一批拥有几十万或者上百万现金的“富婆”阶层，这个阶层的出现和当地风俗有关。在当地，女儿嫁出去以后，是不能回娘家分家产的，所以娘家会在女儿出嫁时给予丰厚的嫁妆，价值上百万元颇为常见。
此外，民间放贷者的代际继承现象也颇为有趣，像林来福这样的放贷者，已经是第二代了，他们的父辈也是放贷者，但年事已高，而林来福正年富力强，因此顺理成章地子承父业。
对于放贷阶层的形成，胡诚初认为和现在的商业环境有关：“现在市场竞争远比过去激烈，自己出来重新创办一个企业，已经没有十几年前那么容易了，把钱存在银行里，利息低不说，还会贬值，不如干脆拿出来，借给熟悉的人，自己的财产既能够增值，也能够帮助其他需要资金的人，也是双赢。”
失血危机
金融之于经济，犹如血液之于肌体。如果把正规金融比喻为人身的大血管，则民间金融相当于毛细血管。
由于作为“人体主动脉”的正规金融的收缩，作为“毛细血管”的民间金融显然难以完全替代其作用，处于升级换代过程中的晋江鞋业，正因为失血而陷入一个可怕的三角债漩涡。
晋江市被称为中国“鞋都”，而制鞋业主要集中在陈埭镇，仅陈埭镇在政府登记的鞋厂就达3000家。
“这是领了牌照的厂的数目，不包括家庭作坊在内，如果全部统计起来，估计有四千多家。”陈埭镇企业办的一位官员告诉记者。
晋江年生产旅游鞋约4亿双，占全国产量的40％，占世界旅游鞋产量的1／5。
蔡先生是晋江陈埭一家皮货店的老板，专门为鞋厂提供皮革，其年营业额大约200万元左右，他说，这两三年来，应收账款总共达100多万元。
“这两年，大家都想扩大规模，有10万元，想做50万的生意，怎么办，就是把供货商的货款拖住，过去一般是月结，现在我两个月内能够收回货款，都已经算是回款顺利了。”蔡先生说。
冯兴元认为，欠款周期的拖长，客观上反映了资金的紧张，而企业间的商业信用问题正在恶化。
这是一个连锁反应，经销商拖住供货商的货款，供货商再拖住上游的货款，彼此之间形成了一个三角债务怪圈。
被称为“鞋都”的晋江，已经形成了一条与鞋有关的产业链，包括皮革、吹塑、EVA、电脑制绣、织标等，大至制鞋的机械设备，小到鞋钉鞋扣，应有尽有。链条环环相扣，其中的企业互相依存。
“以生产德尔惠运动鞋的公司为例，销售额达2。5亿元，上游供应商有几百家，假如一家倒闭，这上百家供应商将不可避免地被卷进去，而它们被卷进去又会导致更多的企业受到牵连。”当地业界人士认为，三角债的风险已经不容忽视。
危险的气息正在逼近，就在前不久，当地一家老牌鞋厂由于拖欠供货商货款被媒体曝光。据称供货商多次追讨货款不得，只得向媒体曝料，最后导致企业停产。记者致电询问，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否认了停产的说法。
目前陈埭的制鞋业产业结构呈现金字塔形状，顶端是十余家生产规模过亿的企业，这些企业的员工在两三千以上，年产量估计可以达到几百万双鞋；中间是几百家中型鞋厂，员工在数百人到千人之间；此外是其他小型鞋厂。
胡诚初认为，像安踏、三星等这些分布在金字塔顶端的知名企业，具有很好的品牌和较高的知名度，无论是银行、民间放贷者还是供应商对其都非常放心，因此它们并不担心资金的来源。现在最痛苦的，应该是那些年产值千万元左右的中型鞋厂。
实际上，这些貌似强大的中型企业经常面临着生存危机。它们和百人左右的小企业不同，小企业接不到订单，可以马上关停生产线，但是对这些中型企业来说，如果生意不济，即使把生产停下来，由于其员工上千人，一个月仅工资支出就要上百万元，加上过去的银行贷款需要还本付息，停产意味着难有翻身之日。
为了摆脱这种困境，这些中型企业唯一的出路是尽快做大，从而分享大企业的“特权”。
不幸的是，就在这些中型企业扩张的时候，遭遇银行信贷的紧缩。由于这些企业的融资安排通常是银行信贷占一块，民间借贷占一块，银行信贷受到挤压，企业的资金链必然绷紧，只能以拖欠货款、民间借贷等方式来勉强维持。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由于这些中型企业数量众多，一旦出现大规模倒闭，将把制鞋产业的大多数人拖下水，从而毁掉整个产业。
资金链条的绷紧，已经引起了地方政府的关注。7月26日，泉州市人民政府出台了《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切实解决制约当前经济发展问题的意见》，意见指出，要建立资金融通机制，有效化解融资难题。具体政策包括：鼓励和引导各商业银行扩大对中小企业及县域经济的融资支持，逐步增加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比例。设立“扶持民营及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大力鼓励政府、中介组织、民营企业组建投资担保公司，探索设立风险投资公司，不断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利用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从7月1日起，暂时对工业企业所得税进行调整，降低税负水平。
然而，这样的自救行动，能在多大程度上化解长期以来累计的风险还有待观察。
记者／邹愚泉州、厦门报道
（感谢《东南早报》记者刘鹤祥大力协助）
第二章 悲情资本第29节 “集体癔症”（1）
一场“钱生钱”的“集体癔症”：
福安25亿元民间标会崩盘调查
2003年底，福安的标会就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当时也传出风声，说政府要打击标会。但新年过后，所有人发现相安无事，欲望再一次战胜了理智，疯狂的“钱生钱”游戏重新上演，终于酿成悲剧。
6月的福安，正处在痛苦而迟缓的苏醒之中。
这个曾经是宁德地区所在地的城市，凭借着电机业和拆船业，成为闽东经济重镇。而今其民间经济处于泡沫破灭之后的严重失血状态。
“它（标会）影响了福安80％的家庭，”一位当地金融机构的人士说道，他本人也是标会的受害者。
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当地的社会治安，此前，这个总人口65万的小城市已经发生过数十起暴力事件。
街头张贴着福安市公安机关“打击借‘倒会’之机扰乱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活动的通告”：禁止采取威胁、恐吓、绑架、雇佣打手等非法手段追讨会款、禁止借机哄抢财物、实施“打、砸、抢”。
所有这一切，都源于涉及金额25亿元的地下标会的崩盘。
“标会”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间互助筹资方式，西方把它称为“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意为“轮转储蓄与信贷协会”，它通常建立在亲情、友情等血缘、地缘关系上。
一个11人的万元标会是这样运行的：由发起人（会头）邀请10个亲友（会脚）参加，约定每人每月拿出1000元会钱“做会”，第一个月，总计1万元的会钱举行竞标，如果一个会脚出的利息（也称标金）最高（如300元），则当期的总会款1万元交给该会脚，但是该会脚在以后的每个月都要缴纳1300元的会钱，而到第二个月，总会款成了10300元，以此类推，直到标会结束，没有竞标的会脚就赚取他人竞标时出的利息，越往后收益越高。
会头要承担会钱筹集、追缴、竞标等工作，作为回报，所有的会脚在入会的时候要多缴纳一次会款，即1000元／人，总计1万元交给会头免费使用，直到标会结束时再发还给会脚。如果会头也参加竞标的话，那么竞标后的第二个月他也一样要交纳会钱。
福安的“标会”基本上是遵循这套规则运行的，最早是“月会”，然后是“半月会”、“十日会”、“五日会”，最后到“日会”，直至轰然倒塌。
集体癔症
福安的标会早已有之，据介绍，早在1992年的时候，当地就已经崩过一次会，当时每个会平均的资金规模在几十万元之间，最大的也就一百多万元。但是标会的崩盘还是带来了巨大的创伤，“清会”整整花了四年时间。
1999年，福安的经济初步恢复元气，“标会”又卷土重来。也许是接受了几年前的教训，刚开始的标会都是月会，入会的人也不太多，每个会员的会钱在数百元到几千元之间。
2003年，国内的普遍缺电为福安的电机产业带来了巨大的机会，福安的电机开始畅销全国，电机厂的老板们发现，他们卖一台电机竟然可以赚到一万元到两万元的纯利，“只要开足马力，钱财就滚滚而来。”
财富的诱惑让人们开始冲动，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毕竟是少数，另外没有抓住机会的人感到眼红心热。
标会在这个时候提供了另外一种“一夜暴富”的机会。
26岁的陈燕（化名）是福安一个服装店的老板，1999年开始经商，在生意刚起步的时候，她通过参加亲戚朋友组成的月会，获得了两万元的启动资金，几年下来，她的服装店给她带来了几万元的积蓄。
“一开始很正常，会里都是熟人，外面的人是不能介入的。”但是到2003年下半年，事情开始起了变化。
陈燕发现，除了自己，会里的其他人好像都突然富裕起来了，仔细一问才得知，这些人除了参加“月会”外，还参加了“半月会”，会里的一些成员甚至用标来的钱参加其他“半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