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隐蔽的真相-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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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会”，会里的一些成员甚至用标来的钱参加其他“半月会”。
再往后，标会的时间越来越紧凑，从“十日会”到“五日会”，最后变成了疯狂的“日会”。
陈燕发现，那些参加“日会”的人，获得了惊人的高息，有时候一万元的日会，标金高达40～50元。身边的一个朋友在交纳30万元会钱后，一个月竟然获得了15万元的回报。
“每个人都知道最后会倒掉，但是谁都认为没那么快，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陈燕说。
福安当地的第二大“会头”李住价值百万元的别墅被愤怒的会脚们砸了个稀巴烂，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搬走。
2003年底，陈燕终于下定决心，卖掉了自己的服装店，加上储蓄和向亲戚借的钱，共计13万元，参加了一个“半月会”，交了6个月的会款后，共计获息6。1万元。
最后的崩盘发生在2004年5月18日，福安当地的第二大“会头”李住投案自首。这个40岁左右的女人是经受不住会脚的追债而投案的，据称她的会总金额达到1。3亿元。李住在做会前，是宁德市医药公司福安采购站的职工。对她来说，拘留所可能是一个更为安全的地方，她价值百万元的别墅被愤怒的会脚们砸了个稀巴烂，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搬走，走入满目疮痍的别墅，还能依稀感受到当初的豪华阔气。她的会脚们说，在投案前，李住已经把自己的丈夫和儿女送到了国外。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说，公安机关从李住家中抄出了一张欠条，高达1560万元。“这是目前福安已知的、金额最大的欠条。”
会头李住的投案，是因为她的一个“会脚”江翰文在5月初的出逃，江翰文又是另外一个标会的“会头”。这就形成了“会中会”。
除了会中会外，小会的会头参加大会，大会的会头参加更大的会，会套会，形成了一个金字塔，资金不断向顶端聚集。
正是这种“会中会”、“会套会”形成了一个连环套，一环断裂，集体崩盘。
“一夜之间就瘫痪了，很多会头都找不到了。”一名会脚说道。
福安最大的标会“会首”叫陈丽萱，她的会金额高达3亿元。据她的会脚介绍，陈丽萱今年27岁，当地人都叫她陈丽萍，陈原来无固定职业，依靠做会，令人惊讶地成为了福安市的人大代表。据她的一名会脚说，当时福安某街道要投8万元建一个公厕，街道办拿不出这笔钱，陈丽萍非常大方地垫付了，因此被选上了人大代表。陈丽萍现在也已经身陷囹圄。
陈丽萍和李住只是已知的会头中涉及金额最大的，至于是否还有未知的更大的会头，就不得而知了。但是记者调查获悉，仅仅福安城北街道办事处调查登记的金额达500万元以上的会头已达27人。
福安的标会总金额到底达到多少，目前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一个认可度较高的说法是总金额约25亿元，这相当于当地财政收入的10余倍，2003年福安的财政收入也不过2。3亿元。
第二章 悲情资本第30节 “集体癔症”（2）
赌场：资金的“黑洞”
是什么造成了“标会”的崩盘？
所有被采访对象的回答出奇地一致：“是赌场。”赌场造成了标会的疯狂，最后导致了崩盘。
福安的地下赌场在当地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到现在已经有三四年历史了。最早的赌场开设在福安市赛岐镇的象环村，其幕后老板是绰号叫“弟弟头”的人物，据称此人精明干练，出手阔绰。“弟弟头”最为显著的标志是其拥有一部车牌为“闽A33333”的760型宝马轿车，此款车售价在200万以上，而其特殊号码的车牌，据称花费了“弟弟头”30万元。
赌场的地点经常更换，包括福安的各个乡镇，还有福安市周围的山上，有一段时间就设在“弟弟头”在城内的老房子里，这房子离“弟弟头”名为“豪景园”的豪华别墅仅有数百米之遥。每次赌场开张时，约有20多名马仔看场，每个人都配备对讲机，主要分布在各个路口观察，一有警察或者陌生人出现，马上通知场内人员散去。
马仔们看场的报酬是每天200元人民币，如果遇上公安机关抓赌，马仔们被抓进看守所以后，每天还能获得500元的额外补贴，因此，不少马仔都愿意被抓。
“如果没有熟人带路，根本进不了赌场”，一名熟悉内情的人士说道，要进赌场，须经过三道关卡。
赌场内往往只有一张桌子，玩32张牌，四名玩家摸牌，其他玩家分别下注，人数往往能达到一两百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参与赌博，有人下注，有好事者观看，场内甚至有卖方便面、茶叶蛋的。
“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了。”一名坦言自己去过赌场的人士说道。
赌资的多少和参加人数有关，多的时候一天台面上的赌资可达五六百万元，少的时候几十万元。一个在当地传为笑谈的故事说，一个赌徒到某个地下赌场赌博，那人将仅有的9000元作一注押了下去，没想到竟被庄家呵斥“把零钱拿开”，原来这个赌场每注要1万元整起押。
赌场的抽成是赢了抽7％，输了抽6％，如果先输了10万元，后来又赢回这10万元，就必须付给赌场老板共计1。3万元的抽头。
除了“弟弟头”的赌场外，也有其他赌场，但是据说如果在“弟弟头”的赌场赌博被抓获，“赌场保证你只会被罚款，不会被劳改，罚款和被没收的赌资都由赌场出”。由于其“信誉良好”，吸引了多数赌客前往。
“弟弟头”并不是独占所有的好处，他在赌场中的股份是50％，其余分给他手下几十名大大小小的赌徒，他需要靠这些赌徒来活跃赌场，吸引赌客。
江翰文也是一个赌徒，他在输钱之后就参加了李住的标会，用标来的钱还赌债。知情人士称，李住的会中，一半左右是赌徒，另外一半则是梦想发财的人们，这些赌徒以高息标走会款带到赌场，然后全体会员只能寄希望于他的手气。
为了筹集赌资，标会在某些人的操纵下，从月会变成了“日会”，为的是能够更快地抽血，来养活赌场。
还有一部分会钱则进入赌场外围，用于放高利贷，专门借给那些赌徒。据称每万元高利贷每天的利息是200～300元，隔夜400元。
如果一个赌徒输光了，放贷的人还会把钱继续借给他，指望他赢回来，才能偿还债务。
随着标会的崩盘，福安的地下赌场也偃旗息鼓，“弟弟头”自然也不知去向。
福安市公安机关目前正对在逃的八个会头进行通缉，这八个人包括最早出逃的江翰文以及陈成贵、肖秋华等，其名单曾在当地电视台播出过，据称，这八个会头涉及的金额都在千万元以上。
记者在福安看到的政府相关公告，如《关于民间标会相关法律知识问答》、《福安市公安局通告》等，落款的日期都是2004年6月1日或者更晚。
创伤难平
“现在福安的十个人，有九个都在吞咽苦果。”陈燕说。
陈燕的13万元会款加上6。1万元的利息已经荡然无存。但是她还是觉得庆幸：毕竟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用标会的钱来参会，“很多人现在只能天天躲在家里哭，出门就可能因别人用极端手段逼债遭到不测”，陈燕说这话时候，泪水在眼圈里打转。她准备再开一家服装店，赚钱还欠债。
但是，她的前途也并不乐观。
2004年2月份到4月份，是标会最疯狂的时候，福安仅有的三家准三星级酒店日日爆满，在这里的餐厅吃饭要提前预订，所有的卡拉OK、歌舞厅都挤满了人，所有人都在挥霍，甚至像样一点的招待所都爆满，人们都不愿意住在家里，更愿意住到酒店去，“没有人把钱当回事”。
“如果你在5月初来，绝对没有地方住。”一名被采访对象告诉记者。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福安涌现了很多好车，仅宝马就有十余辆，一间价格在40万元左右的店面，也被炒到了100多万元。
当地一位官员说：“福安的GDP在福建排名约35位，但是消费水平排名第八。”
但是，现在已经一落千丈了，饭店生意大不如前了，三家酒店入住率不到50％，受损最惨重的，就是存款在10万～50万元的家庭，不少家庭的财产在一夜之间成了泡影。这些钱的去向，除了挥霍，主要是被赌场这个漩涡吸走。
2003年底，福安的标会就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当时也传出风声，说政府要打击标会。年关临近，大家发现手头都很紧张，于是互相打欠条，以求顺利渡过难关。
而开地下赌场的“弟弟头”，在2003年底也曾经被宁德地区公安部门捕获归案。但是在交纳罚款数十万元后被释放。
“如果当时能够停止下来，慢慢消化这部分债务，也许不会这么惨。”一位政府工作人员说。
新年过后，所有人发现相安无事，欲望再一次战胜了理智，疯狂的“钱生钱”游戏重新上演，终于酿成悲剧。
金融系统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波及，一位金融机构人士透露，在标会最盛行时，福安市农村信用联社的存款余额从6亿元降到了5。2亿元，由于四大行从乡镇一级收缩，农村信用联社的资金主要来自农村，农村尚且如此，在城市中的四大行和商业银行受到多大影响就不得而知了。
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重创，标会崩盘后，那些因为无力偿还债务被债主雇人伤害的会脚或者会头们，身体上的创伤将会陪伴他们往后的日子，而因为负债家庭分裂的悲剧也将不断上演，“会中会”形成的三角债，已经让许多亲戚、邻里之间反目为仇。
过去曾经是企业融资渠道之一的“标会”，现在已经令人谈虎色变了。
2003年，福安的电机产业产值约30亿元，是否有企业参与标会还不得而知，但是地下标会崩盘对企业融资的影响已经呈现，“银行已经不敢把钱贷给我们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贷款是用来做实业还是用来做会”，一家在当地颇有名气的电机厂总经理说道。
重建社会的信用体系，需要更长的时间。
记者/北望福安、福州、厦门报道
第二章 悲情资本第31节 私募基金经理意外死亡（1）
浙江一名“私募基金经理”的意外死亡
自1990年深沪证券交易所正式开张后，股市中的涨跌曲线，几乎牵动着钟健民生命中最后10多年的每一天。从最初的激越飞扬到近年来的逐阶下行，钟的人生也随之演绎了一条完整的抛物线轨迹。
2002年5月27日夜晚，在浙江省嵊州市仙岩镇一个山坳里，钟健民用剧毒农药给自己38岁的人生划上了句号。
钟健民是浙江省嵊州市一所中学化学实验室教师。其另一身份，用杭州一证券从业人士的话说，是“一个小型私募基金管理者”。最高峰时，股市中供钟操纵的资金超过1亿元，其在家乡绍兴股民中有“财神”之称。而正是这一身份，使钟健民最终走上了不归路。
绍兴“财神”
绍兴是一个安静的城市，秋日金色夕阳下的街头，常见到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安宁祥和。绍兴也是一个财富充盈的城市，用当地柯桥镇一位印染业私营老板的话说，绍兴是“千万不算富，亿元才算数”的地方。
钟健民正是绍兴下属县级市嵊州市仙岩镇人。嵊州以生产领带著称，当地人说，世界上80％的领带产于此。据绍兴文理学院的一位教师分析，钟健民生活在富裕的环境中，极大地刺激了他追求财富的欲望。
对钟健民死亡事件的调查，因死者家属拒绝合作而显得举步维艰。
借助当地媒体的帮助，记者对钟健民的背景有了大致了解。
10多年前，钟健民从杭州师范学院毕业，分配在嵊州一中学任教。
在同事的印象中，他头脑灵光，颇讲义气，人际关系处得不错。但他不是一个安分的老师，真正花在教学上的时间很少，经常琢磨着怎样能赚大钱。进校任教两年后，他开始前往广东等地做生意、办实体。1990年，钟健民迷上炒股，当年他跟着朋友去深圳买了2000股原始股，净赚5万元，首次旗开得胜，令他从此一头栽进股市不能自拔。
因为炒股，钟渐渐疏于教学。为了既不放弃教师职业，又不用“钉”在学校里，他想办法只在学校挂了个名，就从教学工作中摆脱出来，专职炒股。这一状况整整维持了10多年，直到他出事时，其身份仍是中学的化学实验老师。
钟健民被绍兴许多股民尊为“财神”，始于1999年底。那年，他在绍兴一证券公司营业部开了一个大户室。
1999年是中国股民记忆中最欢欣鼓舞的年份。当年5月16日，管理层发布搞活市场的6大措施，直接点燃了著名的“5。19”井喷行情，而在上证指数突破历史高点时，来自高层“恢复性上涨行情”的论断，使股民情绪更为炽热，指数迭创新高。1999年底，以网络科技股为代表的板块疯狂上扬，使行情再次向纵深演绎。
据钟健民生前一位股民朋友向当地媒体介绍，1999年12月，钟初到绍兴炒股时，手头只有600万元资金，在熟人引荐下，这位股民结识了钟健民，便帮钟在周围朋友中四处筹借，与此同时，钟也频频在股市中给他“指点迷津”。1999年12月至2000年3月，在钟的指点下，
该股民账户里的股票市值增长50％。
“财神”钟健民当时日进斗金。1999年12月到绍兴炒股时，他自带资金600万元，加上朋友们帮他筹借的900万元，手头资金总共也就1500万元。而2000年5月，1500万元变成了4000万元，净赚2500万元。
2000年6月，钟离开绍兴前往杭州，普遍的说法是因为“跟着他做的人太多了，他买什么，股民跟着买什么，他在绍兴已经做不下去了”。钟去杭州后，绍兴的股民朋友出于对他的迷信，也拼凑巨额资金，随他在杭州同一证券公司开户炒股。
不料，此番迁移再无归途。
转战杭州
记者10月中旬在绍兴调查时，正逢股市行情连日清淡，绍兴街头证券公司营业部亦门可罗雀。在绍兴市中心国泰君安营业部的一间大户室里，一位正在翻看报纸的张姓股民回忆说：当时散户里传得很神，说此人（钟健民）在北京有后台，消息灵得很，买哪只股票哪只股
票就涨，风光一时。绍兴股民普遍素质不高，只听消息，但这地方资金多，有时真能弄出大动静。
股市沉浮中充满人生伤悲
据张大户讲，当年B股放开时，绍兴股民一窝蜂炒B股，有一个绍兴大户一不小心，竟成了二纺机B的第二大股东。
对钟健民的悲剧，张大户有自己的分析，他认为，钟健民首先是没有把握好趋势，中国股市历来牛短熊长，2000年6月，股市已呈强弩之末，此时还要拼命扩大仓位，即违背了“势”；其次是不能盲目融资，要根据自己的实力，虽然融资往往能“一夜暴富”，但一旦趋势做反了，就只有“跳楼”一条路。
导致钟健民“倒下”的直接原因，是一笔来自柯桥镇一私营业主2000万元的融资款。2000年6月，当钟决定赴杭州发展时，为进一步扩大资金规模，在中间人介绍下，接受了这笔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