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隐蔽的真相-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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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政府头疼。于是执法部门时不时抽查该区华商，偏偏屡查屡中，一些违法经营和违规事件不断发生，见诸报端。
据了解，FUENLABRADA的75家华商公司，只有少部分商家有政府正式批准的营业执照，而大多数商家只有向政府递交申请营业执照的副本。按照西班牙法律，只要你递交了申请，持“老板居留”，按规定纳税，在等待政府批准期间是可以营业的。但近年来，西政府一直没有再批给该区任何一个商家正式营业执照，也没有下达不准营业的批文。渐渐地，中国公司一家接一家地开起来，而且很快占领了这个工业区85％以上的市场份额。
2004年1月，为保护地方工业，FUENLABRADA市政府成立了“旨在恢复工业区原状协会”。
按照新法规定，尚无正式营业执照的公司将面临被勒令“关门停业”的厄运，政府要求在法令下达两年之内，无正式执照的商家必须迁出该区。
第一章 隐蔽的真相第4节 西班牙噩梦（2）
博弈埃尔切
埃尔切华商群落的形成和遭遇与FUENLABRADA有许多相似之处，只是面临的威胁更复杂一些。
温州鞋很早来到埃尔切，当时往往是由第三方来代理。后来，像吉尔达这样的鞋厂开始自己在埃尔切设立摊位，温州鞋逐步以工贸一体的方式大举进入。
中间环节的消失无疑加强了温州鞋的价格优势。去年4月在埃尔切采访时，陶辛夷就已经感觉到有点不对了。“当地有位华商的儿子参加了西班牙人的商会，当时他就说，西班牙人在考虑怎么对付中国人，而中国鞋商绝大多数都是温州人。”
2003年，中国向西班牙出口鞋子6190万双，等于西班牙市场全年销售量的47％。在1999年到2003年这短短四年间，西班牙进口的中国鞋子数目整整增加了108．15％。
2003年年底，埃尔切人注意到，更多温州人已经在他们的地盘上开始装修店面。2004年，温州商人继续大举进入。一时间，街头满是中国人的招牌。
2004年9月17日凌晨，埃尔切市警察到现场调查。左为陈九松，右上为中国驻西班牙使馆领事部主任林棘（中）慰问当地华商。右下为焚烧现场。供图：温州商报温州网
大批温州商人到来之后，立即将当地仓储租金炒作起来，租金在很短时间内上扬了一倍甚至两倍，令对手难以跟进。这还不算，很多温州人是欠着供应商的钱一下子进口了价值数亿元的鞋进入埃尔切低价销售，其身后则是供应商强大的支持，这让外国人一下子就失去了信心。
一位在埃尔切卖了9年鞋的女商人向陶辛夷抱怨说，“你们中国人再这样下去三个月，我们都要关门了”。她尤其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温州鞋那么便宜，温州人还能交得起那么贵的仓储租金”。
但温州人仍然能赚到钱。以吉尔达鞋业为例，该公司主流款式的鞋可以卖到10欧元，而出厂价才6．7元，扣去运费、关税，也有10％～15％的利润。而这样一款鞋对手却要卖到20欧元以上。
这种巨大的落差无疑令对手十分紧张。2004年上半年，温州鞋席卷市场的时候，西班牙行业协会的主席就开始号召西班牙人抵制中国鞋。但是抵制没有作用。
更让埃尔切人恐惧的是，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显然是西班牙难以企及的：“温州鞋的人力成本占整个鞋的10％—15％，而西班牙则是30％。”不仅如此，连西班牙本土的大型鞋企也将订单转移到中国。这样一来，无论是销售还是制造，埃尔切都明显处于下风，以致出现了30％的失业率，“民愤极大”。
6月，陶辛夷再次去埃尔切采访时，已经开始感到事态不妙。果然，陶刚回到马德里，埃尔切的警察就突然搜查中国鞋商，“用枪顶着中国商人的脑袋，显然不是正常的盘查态度”。
这样的情势下，税务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成为一根导火索，或者至少成了最佳借口。前文提到的女商人特别不满的就是，“你们中国人来了都不开发票，都不用纳税”。9月16日的暴力事件发生之后，西班牙制鞋业主席Rafael Calvo发表如下言论，“这些暴力事件（纵火、抢劫、破坏公众秩序）是理所当然，因为他们不缴税”。
记者就此事向陈九松求证时，陈表示他是有发票的。至于税务问题，他说很复杂，很难一下子讲清楚，“但这个问题谁也不好说谁”。
17年前的那场大火
“九•；一六”事件之后，温州鞋企聚首商讨应对措施，有人士指出，这次过激事件之后，为了平息当地民众的情绪，当地政府可能会用合法的手段严查温鞋企，因此奉劝诸位千万要守法经营。当时就有鞋企老板回应说，“如果查得太严肯定就没得赚了”。
康奈集团副总裁周津淼认为，“九•；一六”事件未必是件坏事。他将温州鞋遭遇的这把火与17年前的那场大火相提并论。
周津淼那一辈温州鞋业人都对那次大火记忆犹新。1987年8月8日，杭州市武林门一把大火烧掉温州生产的5000多双假冒伪劣皮鞋，几乎全国各大商场都抵制温州鞋，温州鞋一时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那把火让“温州制造”痛定思痛才有了今天的辉煌。
今天的温州鞋又被烧了，伤痛更加惨烈。
或许，如果中国鞋在埃尔切的价格再高端点就不会有这么多麻烦了，同样是中国制造，李宁牌服饰甚至成为西班牙男篮的赞助商。但是，实际上相当多的温州鞋企始终在贸易纠纷容易出现的低端市场徘徊，只能靠压低利润打打价格战来博弈市场。
中国海外企业一盘散沙的状态也是暴露无遗。
尽管温州人在跟西班牙抢地盘、抢别人的饭碗，与对方的摩擦早不是一天两天，但是据吉尔达鞋业西班牙负责人王长川介绍，中方与当地行业协会基本没有接触，更不用说谈判了。因为中方根本没有一个行业协会性质的组织与之对话。中国商人之间相互往来也是甚少，基本上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一直等到出事以后才抱团成立了商会。
记者与陶辛夷还有同样一个疑问，既然温州鞋竞争力那么强，为什么大家不一起把价格抬高点，这样自己可以多赚点，在埃尔切人眼里看起来也不会那么刺眼。温州鞋在埃尔切是不是也有窝里斗的因素才把价格压得很低？
这个问题，周津淼说值得研究。
第三类风险
事态如何发展，商务部国际贸易合作研究院梅新育博士指出，商业竞争发展到暴力手段并不是很奇怪的事情，“九•；一六事件”也说明，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结束独裁政权的西班牙，虽然其纸面上的法律体系已经同英、美一样完善，但国民法律意识尚未深入骨髓。
据消息报道，本次“九•；一六”事件背后，有可能是西班牙极右势力在借此捞取政治资本。“如果西班牙此次事件背后确实有极右派政党活动的因素，那么，这次事件表明，善良的西班牙人民和西班牙政府需要提高警惕了。”梅新育说。
梅新育还指出，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在目前生意越做越大的情况下，华商的心态要及时调整，眼界要逐渐开阔。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根据当地的法律成立合法商会组织，为华商在当地争取尽可能好的商业和生活环境。
再过几个月，纺织品自由贸易时代就要降临。纺织业财富大转移的规模将远甚于鞋业，陈九松那数百万人民币是否替国人交足了学费？
人们都不希望温州鞋的昨天，会变成纺织品的明天。
记者/左志坚丁琳上海、北京报道
第一章 隐蔽的真相第5节 墨盒造假链条（1）
四成耗材涉嫌冒充名牌墨盒造假链条调查
国内制造假冒墨盒的产业分工已细分到包装盒、防伪标贴的制作、印刷、剪裁，以及墨盒包装等各个流程，制假方式正在向纵深发展。
电脑城外的另类生存者
“有墨盒（空名牌墨盒）卖吗？”一个声音在问。“高价回收墨盒，可以上门收取！”另一个声音也在发问。
记者一停下来，一些人便神秘地凑上来悄悄地问。
时间是2004年8月9日下午，这里是广州市天河区石牌西路岗顶，周围分布着广州太平洋电脑城、南方电脑城、怡东电脑城等多个大型电脑整机及配件、耗材交易市场。
广州太平洋电脑城外一字排开坐了十几个男女，每人身边的地上都摆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收购墨盒、硒鼓等计算机耗材”。看到有人经过，这些人就上来主动搭讪，还会强行塞给业务卡片。
卡片背面印着惠普、爱普生、佳能等国内市场上知名品牌墨盒的具体型号，基本上涵盖了著名品牌墨盒的所有系列。
其中有两个人分别塞给记者两张卡片，上面印刷的都是“广州××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分别是刘永华和王有杰，联系方式只有手机号码，没有地址、没有固定电话。
记者与“广州××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王有杰”聊了起来。“我们只要带芯片的原装进口墨盒，国产的一律不要。一只收购价一到两元。”
“我有很多这样的墨盒，能否价格再高点？”记者问。
“不行，我们卖给大老板一只才赚一两毛。”
“你每天能收购很多吧？”
“不一定，有时一天才收几十个，有的时候上百个。现在收购墨盒的人多了，前几年做的人少。”
“这些墨盒收购回去做什么用？”
“再做成新的卖呗！不过，我们不做那个事，只负责收购用过的墨盒。”
“从我们这里拿货（旧墨盒）的公司很多，谁出价高我们给谁。”王有杰说。
记者了解到，这种重新注过墨的墨盒一套（彩色和黑色各一只）会卖两种价钱。如果事先申明是伪造的，那么一套仅售二三十元。而套上外包装后冒风险进入正规渠道，则可以卖到与正品墨盒相近的价钱。
事实上，市场上惠普、爱普生、佳能的原装墨盒一套近300元，但代理商的利润最多为10％。按照一个墨盒回收价两元计算，伪造墨盒卖到这个价钱，其暴利可想而知。
记者暗访发现，做这种生意的人遍布广州各区电脑交易市场。他们每天都活动在电脑市场一带，几乎与附近的各个电脑城员工一起上下班。这种现象早几年便已经存在。
暴利产业链
江西籍人邹园仪是近年来依靠伪造名牌墨盒“发达”者之一。2001年7月，邹在广州市海珠区注册成立广州强威科技有限公司，以生产上海某数码公司授权的墨盒作掩护，构建了完整的原料采购、生产加工、销售体系，开始了“专业化”制假之旅。事实上，早在2001年3月，邹园仪的制假窝点先后被当地的质量技术监督局稽查部门发现并捣毁，但这并未阻挡邹园仪对非法暴利的追逐脚步。
记者了解，强威科技有限公司在广州、深圳建立了8个生产、销售和仓储窝点（其中两个分别在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和深圳市宝安区）。该公司在广州的大本营占地约1200平米，在深圳建立了300平米的中转仓库，在国内很多地方设立了办事处。每个窝点都设立专人指挥，生产、包装、销售等环节都化整为零地进行。产品甚至销往香港。
据了解，这是一个家族式的犯罪团伙，主要犯罪嫌疑人邹园仪高薪雇请了专业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其他做工的都是家乡来的亲戚和老乡。目前，此案仍在审理中。
业内人士称，名牌墨盒裸盒的仿制成本很高，投资很大。回收旧名牌墨盒是造假者获取原料的重要来源。
该人士称，造假商通过分散在各个电脑市场附近的小贩，将回收来的墨盒集中收购。当然，这些造假商们一般不会自己出面回收旧墨盒，而是通过中间人统一收购、直接运送到指定的造假生产地点。由于小贩数量庞大、分布范围广，因而回收的墨盒数量十分可观。在记者暗访中，某收购墨盒的小贩称，他的老板每月都可以收购数万个墨盒。
第一章 隐蔽的真相第6节 墨盒造假链条（2）
PHOTOTEX
收购来的墨盒清洗后就可以充墨了。现在的墨盒都带有一个检测墨水容量的芯片，充墨后必须对该芯片进行解码。这种解码器在很多电脑市场都有卖，一种名为“墨盒芯片恢复器”的解码器零售价才二三十元。这就保证墨盒可以顺利充墨。但如果是巨量充墨，则必须得购买机器。据透露，这种充墨机在很多店面都有售，购置一台仅需三四千元。因此，如果使用回收的空墨盒伪造名牌墨盒，设备投资不过数千元，基本上以手工操作，一天就可以生产数百个“名牌墨盒”，真可谓“投资少，见效快”。以这种方式生产名牌墨盒的人，一般都在电脑市场有自己的店面（甚至是某些名牌墨盒的代理商），堂而皇之通过正规渠道批发、零售。
为了躲避查处，这些墨盒一般只卖给熟客。但是，如果大量生产，就得购买大型设备、甚至需要中转仓库了。
这些造假者需要的大量假冒原料从何而来？警方侦查发现，在广东境内就有专门提供这种原料的机构。
广东省警方经过缜密侦探，发现深圳一名叫黄德明的人，是广东省内主要的假冒EPSON墨盒包装材料的供应商。
黄德明1997年开始从事EPSON假冒包装材料制假，该制假团伙有专门的渠道，建立起了广泛的国内、海外相关产品型号的网络。
经过多年累积，黄氏的制假技术不断提高。在制假产业中，海外版墨盒包装盒的生产工艺、纸质、印刷技术要求高众所周知。而黄氏团伙信息资讯多，技术投入大，销售渠道广，成为少数几家能提供海外版墨盒包装盒的制假源头之一。
另一方面，黄一直在不断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因此在销售价格上明显具备了相当的优势，且制假型号齐全，成为制假产业企业上游的上游。
黄德明在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松元头工业区建立了自己的制假工厂，在深圳市福田区鹤围村及深圳市宝安区澳门新村建立了仓库。2004年4月15日，警方在该团伙处共查获假冒原装墨盒包装盒、挂牌及防伪标贴等相关包装材料近10万只。
此次查获的假冒包装材料的型号达20余种，绝大部分为海外版型号，例如欧洲版、巴西版等，文字印刷皆为英语、法语、德语或西班牙语等，印刷精美，仿真度极高。
据调查，该类海外版的包装材料供应给国内的墨盒制假工厂，制成海外版的假冒墨盒后，源源不断地出口到美国、欧洲及东南亚等海外市场。
国内制造假冒墨盒的产业分工已细分到包装盒、防伪标贴的制作、印刷、剪裁、墨盒裸盒的制造，以及墨盒包装等各个流程，“制假方式正在向纵深发展”。广东警方这样描述。
制假向内地转移？
记者采访了解到，警方历年来所破获的制假案件，多集中在南方沿海地区。一方面是由于沿海开放地区经济发达，在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投资的同时，也成了众多假冒伪劣造假者追逐丰厚利润的聚集地；另一方面，沿海地区便捷的交通运输条件使制假分子能相对容易地将假货运送出境。
但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