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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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专家王锺翰先生的文章《清史稿说略》，叙及清史稿的禁锢：
1914年，开设了清史馆。
清史馆设馆长一人，下设纂修、协修各若干人，又校勘及办事员若干人。史馆规模之完备，人员之齐全，酬金之优厚，几不减清初当年明史馆开设之规模，此则借以显示新朝对胜朝的追念和报恩。而自民国六年（1917年）以后，袁氏窃帝自亡，以后历届北洋政府财政艰窘，屡减经费以至于无，《史稿》工作遂全局停顿。
北伐革命军抵达京师前夕，史稿已印一千一百部。既而南京国民党政府发现史稿中多有违碍之处，据傅振伦兄所撰《清史稿评论》指出：不奉民国正朔，乃只用干支，叙事复不明显，态度暧昧，有反民国之嫌。
最为严重的是对清末变法维新与革命运动的记载竟付阙如，书则视为反动派或反革命，例如：（1）有清一代，汉族志士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均不予书，诸如朱氏后裔、明代臣民之抗清，洪（秀全）杨（秀清）之倡义，党（指国民党）人之排满，秘密结社之组织，均不详载；（2）清代屡兴大狱，慑服汉人，其事多不着录……
《清史稿》刊成于民国十七年（1928），论者以其诽谤民国为能事，发现反民国、反革命，藐视先烈，与断代修史体例不合。北京故宫博物院因递呈南京行政院请禁发行。不数月而遭国民党政府之禁锢。
《清史稿》禁锢之令未解，首先提出异议者为清史学界前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孟心史（森）先生，题为《清史稿应否禁锢之商榷》。随之唱和提出解禁者，则为原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容希白（庚）先生，先后发表了《清史稿解禁议》与《为检校清史稿者进一解》两文。
仔细考之，当时国民党政府颁布之禁令，实际上只能禁行于长江流域地区，华北及东北三省为日本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之内，国民党政府禁令所不能及，因知《清史稿》之禁锢令虽禁而禁不得，虽不解禁而自解禁矣。
1930年前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形势是这样的：
国民政府继续收缩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尺度，也昭示时局的动荡不安和统治者的没有信心。
一方面查禁书籍和期刊的事情是在发生着，另一方面出版是有法律的（国民政府公布过“出版法”）。同时民间的刊物和出版社在不断创办，国民政府实施的威权统治对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思想自由是一种事后追惩的制度。
1930年情人节对《清史稿》痛下杀手，看上去像是对言论自由下的追魂令之一。凌沧洲先生是言论自由的坚定信仰者，信奉即使错误的言论也应让其公开，因为真理如果不和谬误辩论，真理也会很快僵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政府1930年情人节对《清史稿》痛下杀手，似乎有违言论自由的正义。同时，做法似乎也不大气。让辫子版《清史稿》发行，同时也大力推出一个中华版的《清史稿》，把大清的嘴脸揭露于世，让时人选择，不行吗？
1930年情人节对《清史稿》痛下杀手（2）
然而，面对一个双手沾满百姓鲜血，尤其是沾满言论自由鲜血的大清政府，对这么一本肉麻地捧大清臭脚的作品，应否禁止？民国政府没有从法理上解决这一困惑，首先民国政府没有像战后德国宣布纳粹为罪恶一样宣布大清的罪恶，而是有了个对清室优待的条约。如果从法理上确定大清政府为纳粹式政权，禁售是在义理和法理之中的。最近发生在奥地利的个案可以作为参考——
英国历史学家戴维·约翰·卡德韦尔·欧文因出书否定纳粹大屠杀而被检控，其在奥地利维也纳承认控罪，面临最高10年监禁。现年67岁的欧文是研究纳粹第三帝国历史的专家，但他一贯发表否定大屠杀的言论。1989年，欧文在奥地利两次发表演讲，否认纳粹屠杀600万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行为。去年，欧文再度入境奥地利时遭警方逮捕。奥地利联邦法律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公开发表开脱、否定纳粹大屠杀历史或使之合法化的言论。由八人组成的陪审团与三名法官将在两天内对欧文作出判决。当局还部署警力，防止欧文的支持者在庭审中行纳粹礼或喊口号支持希特勒。作为历史学家，欧文出版了近30本作品。在《希特勒的战争》一书中，欧文质疑大屠杀的规模，声称纳粹集中营内的犹太人大多死于疾病，而非被纳粹处决。欧文还称希特勒对大屠杀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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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长安，谁更残暴###（1）
瞧，我们只不过切掉了我们的敌人西塞罗的双手，
而你们活活地割下了司马迁的男性生殖器。
——凌沧洲《安东尼和刘彻的对话》
2004年秋天，我再一次来到德国科隆，这里在古罗马时代是罗马帝国的边界，莱茵河的东面，就是罗马人称之为蛮族的日耳曼人的土地。而现在，在科隆大教堂边上，就有一个罗马日耳曼人博物馆。当我正在博物馆瞎转，看古雕塑和古钱币的时候，同行的摄影大师张先生神神秘秘地走了过来，一脸不怀好意的笑：“给你们看个好东西！”
拿过他的相机一瞧：一副古罗马人的马赛克画铺在地面，画面上，一个古罗马男人高耸着生殖器，作朝天椒状。
张大师笑说：“这好东西你们没看到？在博物馆地下铺着呢！”
生殖崇拜各民族都有，像这样在雕塑、壁画中若无其事地展现，只能说明希腊、罗马文明较之东方文明更暴露。
可以说将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的著作很多，性文化比较的著作，我孤陋寡闻，却读得不多，手头可引用的史料也有限，因此只好乱弹一阵了。
比较古代民风，在好色与淫上，并无谁胜谁劣的区别，伊特鲁利亚人有公开做爱的风俗，罗马人也有诱杀萨宾男人，强奸萨宾妇女的不光彩记录。而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宫廷里，乱伦者有之，两男共一女者有之，甚至秦始皇母后的面首，有人吹嘘其阳具可以挂上一个车轮。
帝王是一个国家的元首，多半是这个国家百姓的浓缩版和精华版吧？罗马曾经有淫荡的国王塔昆，被其臣民赶跑了；东方帝国也有杨广这样的淫荡皇帝，被唐朝的开创者推翻。但不同的是，罗马人在经历了塔昆的暴政后，更加意识到共和和自由的宝贵；而古中国的百姓们却更加盼望明君。
比较“罗马，长安，谁更残暴淫荡”，就不能不提到罗马和长安的缔造者或开创者们。相传罗马城的缔造者罗慕路斯为母狼抚养，在争夺权力的过程中杀了自己的孪生兄弟雷慕斯。罗马历史学家李维认为：罗马的残暴淫荡都与早期的血腥残忍有关。
长安没有固定的缔造者。但刘邦、吕雉的残暴史书上都有记载。帮助刘邦夺得天下的韩信们一个个被“走狗烹”，而长安的宫廷里因为女人争风吃醋，也曾经出现了叫“人彘”的东西（即把一个美丽的MM手脚都砍了，并且弄哑）。
在凌沧洲先生看来，唐太宗李世民最像罗慕路斯，不仅在权力争夺战中诛杀了大哥和弟弟，还把他们的儿子都杀个干净，同时把他们的妻妾都收归己有，此种“高妙”是罗慕路斯比得了的吗？（见《唐书》）虽然李世民有雄才大略，虽然李世民胸怀宽广，但在斩草除根方面是决不手软的。而且帝国的舆论宣传工作也做得很好——杨广就是昏君、淫荡之君，而唐太宗是千古明君。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短命王朝多暴君、昏君，固然有这种可能，但更大的可能是这些君主来不及组织写作班子，塑造他们的英明形象。而长命王朝有充分的时间，一边记录前任的丑闻，一边巩固自己的合法性。谎言重复一千遍不就成了真理吗。
再看看千古一帝汉武帝。南齐人王俭记载道：“元朔中，上起明光宫，发燕赵美人二千人充之，率皆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年满三十者出嫁之。掖庭总籍，凡诸宫美女万有八千。建章、未央、长安三宫，皆辇道相属。幸使宦者、妇人分属，或以为仆射，大者领四五百，小者领一二百人。常被幸御者，辄住其籍，增其俸，秩比六百石。宫人既多，亟被幸者数年一再遇。挟妇人媚术者甚众。选三百人常从幸郡、囿，载之后车，车上同辇者十六人，充数恒使满，皆自然美丽，不假粉白黛绿。侍尚衣轩者亦如之。尝自言：‘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无妇人。’”而《旧唐书·食货志》亦记载道：“汉武帝后宫数万人，外讨戎夷，内兴宫室。”
到了“唐玄宗开元天宝中，仅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和东都大内、上阳两宫，即有宫女四万人，可见唐玄宗的宫女是超过四万个的，而当时唐朝的总人口也就五千多万，相当于一千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唐玄宗的妻妾，比唐代的官员总数还多。这样看来，要评历史上拥有宫女最多的皇帝，唐玄宗当之无愧。”（参见相关网络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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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长安，谁更残暴###（2）
至于女皇武则天的残暴淫荡那更是有案可查，历史上著名的酷吏来俊臣等人就是她养的狗。帝国更是培养了一种告密的卑劣人格，以至于贵族望着秋天田野上出殡的队伍，叹息道：“能够老死的人是多么幸福！”
长安，正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抨击的那样，皇帝以天下为私产，“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其“一人之淫乐”。
马基亚维利在《论李维》中说：“罗马皇帝，除了提图斯以外，以继承方式得到帝国的人，通常都是专制者；以推举方式得到帝位的人，皆为明君。在明君统治下，安宁和美德无处不在，而在另一些皇帝的统治下，罗马的暴行无以数计，高贵、财富和古老的荣誉，尤其是德行被看做首恶，告密者领到赏金！”
从残暴的角度看，我以为罗马是略胜于长安的。这不是因为帝国对外征战中屠杀的异族数目更多，而是因为罗马有其特殊的产物——竞技场。竞技场是嗜血的。多少奴隶、罪犯和野兽为了满足罗马人的欲望而命丧黄沙，一天下来，竞技场中的腐臭气息难闻，不得不洒香水。“我从竞技场回转家门，发现自己更贪婪，更嗜血。”“人性的堕落莫过于此。”一些古罗马作家如此写道。
但是长安呢？长安没有献俘表演吗？槁街上没有高悬敌族的人头吗？飞将军李广曾感叹他一次杀死羌族降卒800名，其他将军的残暴更是不难推测。
对待自己部族的人的残暴，罗马和长安也有一比。苏拉胁迫罗马###院的时候，是大开杀戒的，而董卓在长安也曾演出了屠杀的大戏。
对待异议分子和政敌西塞罗，安东尼不得不派刺客去暗杀，切下西塞罗的双手示众。对待忠臣和不同意见者司马迁，刘彻则要处死他，只是交了部分赎金后改为宫刑。
比起长安的中国帝王拥有的后妃数目和他们的残暴淫荡，就是那最淫荡的罗马皇帝可能也要吃惊。而罗马皇帝再残暴淫荡，罗马人的婚姻制度仍是一夫一妻制，也不可能有明目张胆的庞大后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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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罗马，长安，谁更残暴淫荡。
才子被帝国打手活埋在雪中（1）
1415年冬天，大明帝国的都城北京。一个曾经是朝廷官员的在押犯行将被处决，处决的方式奇特而富有想象力，注定要在古代人权史上留下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页。
多少年后，人们会记得这个被处决的在押犯的名字，是因为他的机智和才学，他的打油诗和对联——人们认为他是一个东方朔式的文化笑星，但他的机智在死刑的面前就实在显得比较无能和弱智。
多少年后，除了史学家和文化学者外，没几个人记得那位特务头子和行刑队长的大名，没有几个人研究帝国专制权力运作的奥秘——这样的死亡既不是空前的，也不是绝后的。
将近六百年后，你可以在互联网上搜索到这个囚犯的名字，以及他的少数趣闻佚事。他就是才子解缙，不仅在中国文化绝学——对联上颇有造诣，而且他的几首打油诗以先贬后扬的抖包袱的手法，成了奉承作品的一道独特风景，这使工于谄媚的人们又惊又喜——
有一个道士拿了自己的画像去找解缙题词。解缙即挥笔写下“贼贼贼”三字，道士大惊。解缙却不慌不忙又续写道：“有影无形拿不得。只因偷去老君丹，而今反做蓬莱客。”顺口而溜，先俗后雅，以贬衬褒，手法独到，令人叹绝。
解缙
一天，他奉召陪明太祖去御花园钓鱼。解缙是钓鱼高手，鱼儿接连上钩；而明太祖却一无所获，自然情绪低落了。
皇帝是“天子”，事事都应当天下第一，钓鱼也是一样，如果解缙趁机逞强，那就不妙。于是他恭恭敬敬地说：“皇上，别看鱼儿小，它们都懂得礼节。”
这一说法真是闻所未闻。明太祖听了，满怀疑惑地问：“何以见得？”
他从容地回答说：“这是真的，有诗为证。”随即吟诗一首：数尺丝纶入水中，金钩一抛荡无踪。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钓龙。马屁拍得何等高妙！
这些都是民间传说，无法当真。然而解学士的聪明才智却是无可质疑的，在清帝国官方修订的《明史》中记录：“当他密献万言书后，明太祖称赞了他的才华。”除了对他的对联、打油诗不能肯定外，可以肯定的是他写过万言书、《太平十策》，是《太祖实录》、《列女传》以及帝国浩大的文化工程《永乐大典》的总裁；解缙可以算是帝国的文化和宣传界的重臣。然而献出《太平十策》的人并不能保证自己的太平，他卷入宫廷政治、权力斗争的旋涡太深了，这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在六百年后的北京，研究解缙的文字和他的生平，我们不能不说：这个人的思想具有很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文关怀倾向——
“我听说政令数改则百姓疑虑，用刑太繁则百姓会轻视法律。从开国至今，将近二十年了，却没有长期不变的法律，也不见哪一天有不犯错误的人。我曾经听说陛下震怒，锄根剪蔓，诛杀奸逆。但没有听说褒奖一个大好人，对其奖赏延及后世，免除其家乡的赋税徭役，并且始终如一地这么做。……”
解缙的万言书开篇就点明了大明帝国的专制恐怖统治，指出了帝国朝廷管理中的刻薄寡恩和只有惩罚没有奖励的现状。这篇万言书同时指出了贤者沉于下僚，昏庸者出任长官的黑暗事实。“杀人埋尸的凶悍之夫，品格卑鄙的愚蠢之辈，早上刚刚放下屠刀，晚上便穿上冠裳，左弃筐箧，右绾组符。因此贤者羞与他们为伍，庸人都效仿他们处世的方法。”
解缙这篇万言书最大的闪光点在于，它批判了明帝国司法体系中野蛮的连坐制度，为无辜的妇孺呼唤人权：“给人加罪不应罪及妻女，惩罚不应连及后代。连坐起于秦代的法律，诛杀子女是因为伪书。当今之为善者妻子儿女未必得蒙恩宠，而有过失者，即使是里胥小吏也必定会一并给他们加罪。况且法律以人伦为重，而法律又有将妇女配给功臣一条，听任他们已经不义，又怎样要求她们保持节义呢。这正是风俗转变的原因。”
皇帝像一切政治老油条一样，一边表面上夸夸解缙有才华，一边什么也不做，让万言书如同废纸。帝国践踏人权的野蛮的司法制度，是不会因为文人官员的呼吁而有丝毫放松的。恐怖，放大恐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