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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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一生致力于探索自由、反对专制。1778年,84岁的伏尔泰去世,教会拒绝把他葬在巴黎,1791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他的遗体被迁葬在巴黎先贤祠,并补行国葬,他的心脏,被装进一只盒子,存放在巴黎国家图书馆。
圣朝特旨办丧葬,一队“杀手”下“贤良”(3)
伏尔泰、维克多·雨果、爱弥尔·左拉等人都经历过流亡的颠簸,不能像大清国的“贤良”们居庙堂之高、享富贵之尊。像雨果,不仅写出了《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等世界文学名著,更致力于反对暴政;左拉,在他老来已经进入法兰西学院,成为所谓“不朽的人”的时候,为一个并不相识的人——德雷福斯呼吁,写作《我控诉》,而被迫流亡英国……这些大写的人,这些高尚的人生,岂是腊肉治理下的大清鹰犬能望其项背的?
法国的先贤祠不仅供奉着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也供奉法国的民族英雄让·穆兰。1943年,曾任查尔努瓦卢省的省长,后积极组织地下抵抗的让·穆兰,被德军抓入监狱。在监狱中,他备受折磨,痛苦地死去。
我们的目光再从法国转移到英国的祠堂墓地。
西敏寺是英国历代君主加冕的地方,也埋葬了不少英国帝王和名人。这座教堂值得参观的地方很多,其中包括大祭台前英国君主加冕所用的宝座、埋葬了英王亨利七世和王后的豪华壮丽的教堂、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坟墓、圣爱德华的圣骨匣、纪念英国文人的所谓“诗人角”(Poets’Corner)和西敏寺博物馆等。诗人们能埋骨西敏寺,靠的是诗才;而王侯则往往凭借自己的地位和血统,哥尔德斯密斯曾嘲笑这类人的无能,说他们唯一“擅长的就是在西敏寺留下一座坟墓。”(见哥尔德斯密斯《世界公民》)“诗人角”里,有这些诗人们的墓石和雕像:乔叟、莎士比亚、德莱顿、拜伦、劳伦斯……据我所知,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在拜伦的诗歌中,自由也是他们曾经吟诵的。
北京贤良祠里的大清权贵,其中肯定不乏附庸风雅的诗人,他们甚至写得一手上好的书法,与腊肉们进行过诗歌吟唱。但是,朝廷中这些粉饰太平的诗歌,有哪一首流传到了今天?又有哪一首走向了世界?
因为他们的内心充满了黑暗、血腥与卑污,因为他们的膝盖是常跪下而头颅是常触地的,因为他们的奴性,他们不可能写出充满人文关怀和自由精神的力作。
看一个时代的魂魄和走向,不需要看别处,但看其祠堂里供奉的是哪种人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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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的谱系和选择性记忆
先看看《清史稿》里这些肉麻的吹捧。看着这些吹捧,你会感到辛亥革命仿佛并未发生,大清的腊肉和奴才们还活着似的:
吹捧康熙腊肉的——
康熙天生仁孝,智勇双全。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说是守成,实同开创啊。圣学高深,崇儒重道。在日理万机之余,研究学问,穷天人之际,是古今所没有的。而久道化成,风移俗易,天下和乐,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后世向往流连,至于今不能已。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又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啊,康熙盛世何其伟大啊!
吹捧雍正腊肉的——
清圣祖康熙政尚宽仁,世宗雍正以严明继之。评论者把他们比作汉代的文帝和景帝。只是文帝的兄弟之谊,似乎还不够深厚。然而淮南王骄横犯上,有自取之咎,不尽出于文帝之寡恩也。雍正帝研求治道,尤其忧患下吏之疲困。有近臣言州县收入进账多,应该减少其俸禄。雍正训斥:“你没有做过州县官,怎么知州县官的难处?”这话说得太好了,可谓了解行政的关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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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捧乾隆腊肉的——
乾隆正逢昌盛之时,励精图治,开疆拓宇,征讨四方的反叛者,繁荣文化,发展军备,使各方面都达到鼎盛。在位时间之长,同于康熙帝,而寿命则超过了他。自夏商周以后,未尝有也。只是到了老年有所松懈,受了奸臣的蒙蔽,使日月般的圣明受到损害,令人为之叹息。
吹捧大清国高级奴才的——
乾隆间要说高级官吏中的贤者,以尹继善与陈宏谋为最。尹继善宽和敏达,临事从容有余;陈宏谋劳心焦思,不分昼夜,百姓都很感激他们。陈宏谋学养深厚,每到一处都关心民风,这正是古代所谓大儒的风范。
……
马屁年年有,清史特别多。
这本《清史稿》由大清国遗老们编成,这些遗老多是当年大清国的中高级官吏,属于典型的既得利益者,民国革命后成了文史馆员,已不复当年威风,怀想往昔的美好岁月,当然屁股往哪边歪,笔墨往哪边写,是一清二楚的。
如果没有其他文明作比较,如果没有其他政体作比较的话,或许,这三根腊肉和这一堆奴才,也算得上明君、贤臣。然而坐标系
纪晓岚赫然矗立在那里,在他们的时代,世界文明又朝前跃进,而征服者的自卑和恐惧,掠夺者的贪婪与残暴,驱动他们必定会向前朝的百姓下残暴之手,制造一起起的文字狱和其他血案。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大清帝国如此黑暗、血腥、残暴,而当时为其歌功颂德的文字还不绝如缕——那你就必须明了:历史的话语权掌控在谁手上?
据说,文学弄臣、大清奴才纪晓岚,在乾隆腊肉的五十大寿时曾作了一副让腊肉欣赏的对联:
二万里河山,伊古以来,
未闻一朝一统二万里,
五十年圣寿,自今而往,
尚有九千九百五十年。
该联可以说是古今马屁绝联第一。比起大清电视剧中唱的“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气势宏大得多,马屁的分贝高得多!
如果专制的思想不探索清楚、分辨清楚、讨论清楚,邹容说的“一千年后,中国人也必为奴隶”的预言恐将成为现实,而奴隶主子们喝血的梦想也将得以成真。
大清奴才纪晓岚的梦想比邹容的预言又多出了八千多年;好一个“五十年圣寿,自今而往,尚有九千九百五十年”!
萧森杀气来关外,沧海浮云变古今(1)
——对历史话语权、诠释权的争夺
1642年,大明帝国的都城北京还未沦陷。大清正在东北边陲蓄势待发,准备给大明帝国以致命一击,其内部却发生了一桩言论和文字的罪案。这起文字狱多半为后世研究者忽略,是否是大清第一桩文字狱,凌沧洲目前尚不能下结论,但至少比广东僧人函可的案件早了好几年,而且以大清一位汉族文人人头落地而结案。
故事的起源是这样的,在大清与明帝国争夺东北期间,上升期的大清攻城掠地,一批汉族士人投降了大清,而大清又有效地笼络了他们。这其中,有范文程、沈文奎等人。孙应时也可能是这样的汉族士人,与沈文奎同时入值文馆。祝世昌,算是投降大清的明帝国军官,参与过大清攻打大凌河的战役。
祝世昌在1633年曾经奏请皇太极攻伐大明帝国,并为其出谋划策:
攻城当专用红衣炮,国中新旧三十余具,沈阳留四具,城守已足,其余都可随军。师行克城邑,当得练达谨慎之吏,不求小利,不贪财贿,乃能收集民心、保疆土,宜预选令从军备任使。用兵当兼奇正,轻兵先发,夺人畜,掠物资,然后整军挟红衣炮自大道徐进。
此处国中,指大清国。
这个时候的祝世昌,可以看做是大清忠心耿耿的好奴才。
然而在九年之后,不知是祝世昌良心未泯还是怎的,1642年,他上了一道奏折给皇太极,请求禁止俘获良家妇女卖入风月娱乐场所当三陪妓女。皇太极大怒,发下指示——
“世昌难道不知道我禁乐户?还要写这公开信?不过偏袒汉人,借机沽名钓誉而已。我想世昌身在我国,内心仍把明国作为故乡。”
一场狱案随即兴起。会审结果,判定祝世昌死罪。“其弟世荫同居,知其事,启心郎孙应时为其改疏稿,都得处死。礼部官员姜新、马光先见疏稿称善,当夺职坐罚”。皇太极命令杀掉孙应时,而假意宽大,把祝世昌、祝世荫流放。
孙应时何其不应时也!在大清国草创的宣传作坊,在大清国初期的文化宣传方面,孙也曾经和沈文奎等人共同为其出过谋,划过策。像范文程、沈文奎等都向主子提到过“多疑好杀,百姓离心。攻伐抢掠,百姓以为我们只是看重金帛子女。”这些高级奴才都向主子建议要有长远战略眼光,要立“大志”,变短期抢掠为“长期搜刮”。应该说,这些建议,在大清征服中土时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祝世昌、孙应时这几个人可能又或多或少没有彻底丧失人性,对于俘获汉家妇女卖到妓院这种事情,有一种人道心和同情心在起作用,因此促成了上书。
而野蛮的专制政体是不容许任何异议的声音的。之所以杀孙应时而保住了祝世昌的命,也说明了:一、专制政体是功利的,武将的用处比文人要大,刀剑的力量胜于口舌的力量,对武人宽大而严加惩处文人,算计上合理。君不见曹操杀杨修吗?二、知识分子的独立思维一定要泯灭,因为这对专制政体的危害远大于一场武装叛乱,所谓“破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任何独立的思想、人道的呼吁,都是对野蛮王权的公然挑战。
孙应时必须死,祝世昌必须受到惩罚。内部人都不能容忍异心,更何况是圈外人。
1642年的血案昭示着大清掌控整个中国,征服整个中国后的杀机,大清自己称为江山一统,而在凌沧洲看来,铁幕就要从东北向关内合围,血腥和黑夜将降临到本已苦难,本已昏暗的中国大地……
17世纪50年代左右,历史并不像历史纪年表述一个朝代的开篇那样尘埃落定,各地的抵抗还在进行,大清想统一天下的努力还必须进行一段时日。
在武力征服、镇压、屠杀的同时,对思想制高点的争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权的争夺,对历史的话语权、诠释权的争夺,一刻也没有停息。
1647年,广东和尚函可身携带的一本记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受了一年严刑折磨后,此人被流放沈阳。次年,又爆出毛重倬等人的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触犯有关“正统”的“不赦之条”。这几桩案件拉开了大清思想狱、文字狱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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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森杀气来关外,沧海浮云变古今(2)
大学士刚林何许人也?这位清朝贵族对大清如此忠心而对言论如此敏感,对打压言论如此敬业卖力,似乎可以称得上是大清的忠臣孝子了,然而其下场竟然也是被杀,不由让人感到专制权力下并无完卵。这位刚林算是大清的一个文化人,姓瓜尔佳氏,早年被授予笔帖式的职位,掌管翻译汉文的事宜。1636年,此人被授予大学士之职。
在皇太极的扩张征服过程中,刚林多次奉命出使军前,宣扬皇太极的“威德”,让主子感到很满意。作为宣传方面的干将,大清的“肉喇叭”,刚林功不可没。1649年,刚林出任《太宗实录》的总裁。1651年,刚林因为在编辑《明史》的过程中发现缺少天启四年(1624年)到天启七年(1627年)的这几年的明朝实录,请求顺治下赦令悬赏求购;崇祯时期的事迹,如有野史、外传,也下令一并送来。刚林为了大清帝国的统一,可谓用心良苦。然而,有没有傻子上当,有没有人中了刚林引蛇出洞之计,我不知道。
充当专制极权的“肉喇叭”的下场,通常也并不美妙。刚林在多尔衮死后获罪,罪名是党附多尔衮,并且擅自修改《太宗实录》,增加多尔衮的功绩。刚林被杀,家产也被查抄。
透过充满谎言和迷雾重重的《清史稿》,我们仍能捕捉思想镇压和文字屠杀大戏的蛛丝马迹。有时,思想镇压仅仅是为了思想控制;有时,思想镇压与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
1654年,大学士宁完我弹劾曾任吏部尚书的陈名夏,罪名有N多条,但核心是:陈名夏曾对大臣们说:“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
当此大清国专政时期,提出要“留发复衣冠”,不认同其文化风俗,当然是致命的叛逆之语。陈名夏在《清史稿》中被描述得很不堪,先是作为明朝兵部的官吏投降过李自成(《清史稿》没透露究竟为何投降),后又受到马士英、阮大铖的排挤,最后投靠了清廷。在清廷期间,官至弘文院大学士,晋升为少保,兼任太子太保等职。在宦海几度浮沉之后,面对清廷的审讯,陈名夏对宁完我的指控一一辩驳,抗辩不屈,唯独承认说过“留发复衣冠”的话,于是,陈名夏被皇帝下令处以绞死,家属流放盛京。
凌沧洲不知道这位历经变乱时代、宦海浮沉已久的陈名夏先生最后的心态,只能推测:在一个人的垂暮之年,在一个人看透沧桑尘事之后,在一个人人性未泯之时,他想起了他的故国家园,想起了自己死后的定位,于是带着他对异族文化的蔑视,决然走向刑场。
不然,何以解释陈名夏对其他罪行,如结党营私等都予以否定,独独承认这一条大罪?作为帝国高官,他应该比谁都清楚这是大清最重要的心理防线。还是其“留发复衣冠”的话有人对证,无法推卸?但他如果此时仍想苟活,完全还可以再做一番“是为了大清国稳定”的解释。历史并没有留下这样的记录……因此,或许可以这样推测,在一个人屈辱了一生,荣华了一生后,在一个人犯下许多无可追悔的错误后,才做出了这样一个一生中最重要的判断。
大学士宁完我何许人也?在努尔哈赤时代就已经投降了大清,是贝勒萨哈廉家的一个家奴而已。此人向大清统治者提出了很多建议,在他的奏言中,哪是大清国哪是别的国家分得很清楚:“我国‘笔帖式’,汉言‘书房’,朝廷安所用书房?……”这样一个家奴出身的文化宣传者,也曾出任《明史》的总裁,却用他卑鄙的一击将陈名夏送上了不归路。1665年,当宁大学士死后,康熙腊肉为了表扬这个“杀手”的效忠,赐他谥号“文毅”。雍正年间,更是录用了他的曾孙,还赐给住房、银两。
这种告发,在大清的官吏们看来是投资小见效快的产业,一个双手沾满言论罪血迹的人,不仅自己死得具备哀荣,而且泽被子孙,当真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有此典范,大清国的朝廷和知识分子能不日趋下流乎?卑鄙乎?
1655年,大清的铁幕已经基本将中土合围上了,尚有少数朝廷官员看不清言路已经封闭的趋势,跃跃然要做忠臣孝子,要对帝国的政治指手画脚一番,没料到碰了一鼻子灰,落了个流放荒凉,客死异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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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森杀气来关外,沧海浮云变古今(3)
这一年有两位朝中要员撞到了专制皇权的枪口上。一位名叫季开生,字天中,江南泰兴人,顺治六年进士,在帝国的兵部出任给事中。
1655年,乾清宫建成,朝廷拨款派内监往江南采购陈设器皿,民间传言是去扬州买女子,季开生上疏极谏。顺治发话了:“太祖、太宗制度,宫中从无汉女。我奉皇太后慈训,岂敢妄行,即太平后尚且不为,何况今日?我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