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白录-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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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小卖部买东西，总是给脸子瞧，把找的钱和东西狠狠地一摔。睡不着觉去医务室，刚拿了两颗安眠药就听见有人说：“别给她药，成天五迷三道的，当然睡不着觉喽！”　　　　
　　　　天也昏昏，地也黑黑。突然我想到了死。这么活着还不如死了痛快。可是怎么个死法好呢？　　　　
　　　　这一天，机会来了。　　　　
　　　　分区机关举行手榴弹实弹演习。按规定，手榴弹的实弹演习必须要能扔出五米远才可以参加。我没有扔过，心想大概扔不出两三米。但是我头一个报了名。反正也没有人查。于是在旭日东升的时候，我们来到了演习场。　　　　
　　　　教官给我们详细讲了要领。大意是先拉弦，后扔弹，扔出后卧倒之类的话。这一套在练习扔木头做的教练弹时已听过无数遍，我根本没听。　　　　
　　　　大义凛然地看着远处的群山，脑海中浮现出黄继光、邱少云、许云峰、成岗等烈士视死如归的高大形象，心中充满了英雄主义的气魄。我一点也不痛苦，心里宁静、明朗，想到当我死后人们脸上的各种表情，会由于认识到是他们制造了冤假错案而悔恨不已，会承认我的清白无辜，觉得自己已是胜利者。　　　　
　　　　“轰……”教官先作了一个示范，然后实弹演习开始。　　　　
　　　　一排、二排、三排，干部战士们蹲下，拉弦，扔出去，再卧倒，一群群的手榴弹连珠炮般地炸响，土块、泥块满天飞扬。　　　　
　　　　同志们个个兴高采烈，议论纷纷。我们也走上自己的位置。　　　　
　　　　擦掉溅到脸上的尘土，我拿起属于自己的那颗手榴弹。　　　　
　　　　教练的口令声远远地传来，我们一起蹲下、拉弦，扔出去、卧倒……我突然站了起来。手榴弹扔在离我不到两米的地方！　　　　
　　　　从身后扑上来一个战士，我们一起摔倒在地上，连拽带滚，我们滑到了山坡下面！　　　　
　　　　“轰轰轰轰轰……”　　　　
　　　　手榴弹全部炸响了。我冲着那位战士又踢又打，像一个疯子。　　　　
　　　　事后，那位战士受到了口头表扬。因为他没有受伤，于是口头表扬。如果是重伤，肯定会受到嘉奖。　　　　
　　　　这一天，上级军区来了人，要我去接待。抱着带罪立功的心理，我圆满、周到地完成着我的任务，凭着聪明伶俐很为我们分区长了脸面。原来是成都军区战旗话剧团听说我们宣传队有许多人才，于是到这里来物色青年演员。　　　　
　　　　偶然出于必然，他们看中了我。于是调我及另一位女战士去重庆复试。复试之后又回军分区等待消息。在等待之中，我与那位男战士的问题暂时不作处理。　　　　
　　　　只剩下调动这一棵救命稻草了。我的心情可想而知。等待时间是那么久，我已奄奄一息。　　　　
　　　　在回房间的楼梯上，看见与我同去重庆考试的小蒋卷着一床凉席，背着一个被盖卷，哼着歌儿走下来。心里一震我伸手拦住她的去路：“你去哪儿？”　　　　
　　　　“没有通知你呀？”小蒋诧异地问。　　　　
　　　　“没有呀！通知我什么？”我气都出不过来了。　　　　
　　　　“调到成都军区战旗话剧团。有我，还有你。”　　　　
　　　　“真的——呀！”我俩抱在一起，又哭又笑，活像一对神经病。　　　　
　　　　几天以后，我们到了成都。在战旗话剧团三个月后，我去了八一电影制片厂试镜头。拍完《南海长城》后又回了一次成都军区，然后就没有再回部队。我的艺术生活从此走上了正途。　　　　
　　　　在军分区的经历给我的少女时代刻上了深深的烙印，这一切直到现在我都难以忘怀，它影响了我的婚姻从而也变革了我的一生。


第二章第9节　离家出走（1）

　　　　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南海长城》的时候，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王立。后来他成了我的丈夫。　　　　
　　　　当时我在成都军区话剧团，他在解放军总政治部歌剧团。我是四川音乐学院附中毕业生，他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毕业生，我学民族乐器扬琴，他主修西洋乐器钢琴。我在四川，他在北京。每个条件他都比我高一截。　　　　
　　　　刚见面时他嫌我比桌面还黑我觉得他条件还不错，后来他觉得我是五分我又嫌他戴眼镜不够男子气。不管我们互相嫌这嫌那，我们仍然抽时间约会，努力争取走到一起。　　　　
　　　　由于是朋友介绍我们相识，见面时大家都目的清楚，任务明确。虽然说有些“拔苗助长”但禾苗不一定都活不了。就像一棵树虽然只有树干没有枝叶，看上去秃拉巴几不伦不类既可笑还愚蠢，但树干毕竟是最主要的不是？窗户纸先捅破，树叶慢慢再长也行。　　　　
　　　　这也是我本人的意愿。我不愿意找电影演员，也不愿意和搞电影专业的人生活在一起。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不自信？也许是怕对方花心？当然这只是那时的想法。后来的历史证明，我一直在文艺界的窝里转，总出不了这个圈。　　　　
　　　　相互之间生诧诧地约会了几次，我参加拍摄的电影《四渡赤水》下马停拍，我就回四川去了。当我初涉银海，在电影的深水里扑腾了几下又回到战旗话剧团的时候，我已经提了干，是一个年轻的军官，也是一个有六年军龄的“老兵”了。　　　　
　　　　我具备了谈恋爱的资格。领导、同志们都关心起我来。没几天，总政歌剧团的调查函件就发到了我们团的收发室。在部队里，每个人谈恋爱都是要汇报的。并不是说你已经谈上了恋爱才汇报，而是思想上一动了这根筋就要向领导汇报。领导会为你考虑，为你调查，了解对方的家庭出身，主要是政治表现等等，等批准了以后你们才可以谈恋爱。在这些过程当中，哪怕是被蒙在鼓里的对方也会清醒，等领导一批准那天，基本上生米就已经煮成了熟饭了。　　　　
　　　　总政歌剧团的调查函揭露了我本来不是秘密的秘密。因为觉得与王立只是相识，根本谈不上是恋爱，况且自己也还没有萌发“爱情”，根本就没有想过向组织上汇报请组织上调查的问题。离京时少嘱咐了一句，对方的函件这么快就来了。　　　　
　　　　来自总政治部的函件当然不会置之不理。我们团迅速回了信，在回信的同时也发了一封调查王立的函件。这一来二往，我和王立的恋爱就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了。而我这个当事人还没有想好。　　　　
　　　　在我还没有认真想当然也就没有结果的时候，团里领导通知我，我们的恋爱被批准了。并且我被问到是打算在成都结婚还是在北京结婚？我的人生大事等于就这样被确定，因为那个时候在部队里只要公开了恋爱就得结婚，不然绝对是道德败坏，十恶不赦，在大家眼里会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于是我开始在心目中把王立当成丈夫给他写信。反正我不能再有别的选择横竖就是他了。差不多每天我都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热情洋溢的信。看着这些信我努力陶醉并且给自己下任务每周二、三必须回信，还绞尽脑汁使我的信纸布满甜蜜动人的辞藻，我给他织毛衣还给他织毛裤，由于相隔太远分开太久他在我脑海中越来越淡漠，凭着他的来信我的去信编织我们的未来，并且把他塑造成了另一个心目中理想的人。　　　　
　　　　可我还是不想结婚。同志们都催促我，父母更是心切。我简直不觉得结婚有什么好。有什么意思？我甚至不知道什么叫思念。我不思念任何人。书上写的那些关于爱情的话语太肉麻了。　　　　
　　　　我只是沿着不知是谁为我安排的轨道在前进着。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轨道。大家如此，我只有如此。跟着走就是了。　　　　
　　　　而令我心急如焚、日夜焦虑的是我不能再拍电影。许多电影厂来借调我，团里不知是出于什么动机就是不放。尽管我只是在《霓虹灯下的哨兵》里演舞女演工人跑龙套，再不就是京剧《杜鹃山》改编成话剧只演第三场，我演B角根本没有上台实践的机会，可团里还是不放。　　　　
　　　　我恨死了团里的领导。心里暗暗发誓一旦得逞绝不轻饶他们。可我首先必须“得逞”。我又如何能得逞呢？　　　　
　　　　第一次我自己想到了婚姻。我可以提出结婚！结婚我就可以去北京，他们不能阻拦！到北京结不结婚还不是由我。总之一切到时候再说！　　　　
　　　　简直没想到婚姻还能作跳板，此时对男友不嫌我远在四川没和我吹灯满怀着感激。　　　　
　　　　想好了就开始进行。一切顺利极了。手续简单，一点都不复杂。团里开了一封介绍信，大意是“特介绍我团×××前往北京与你团××结婚”之类。然后我写了一封信给王立，告诉他我很快会去北京，让他到车站去接我，此时我已万事俱备，只等火车票了。　　　　
　　　　火车票拿到手，马上到邮局给北京发了个电报。告诉我到北京的准确车次、时间，免得错过。　　　　
　　　　王立书生气十足，几次从北京托火车列车员给我带东西，总是怕我接不到，想出许多花样来。一次把我和他的合影从中撕成两半，让列车员拿着他头像那一半，另一半寄给我，到了火车上两张照片一对，暗号接上，东西就可以取走了。几年之后我们闹离婚时我曾经想到过这个细节，莫不是当初他把我们的合影一分为二，预示了今天的不和？　　　　
　　　　发了电报回来收拾行装，队长告诉我军区宣传部已同意把我借调到珠江电影制片厂拍电影《同志，感谢你》了。没有什么反应，我只是鼻子里哼了一声。同意也得走，不同意也得走，现在说，晚了！我再不会回来了！　　　　
　　　　穿隧道，过铁桥，撞上“詹天佑挂钩”，火车朝着首都北京风驰电掣般行进。心里没有恋爱，没有婚姻，只有电影，只有珠江电影制片厂。　　　　
　　　　十次特快〖ZW（〗在《我的路）中为了简便曾写到去北京是坐飞机，实际是火车，以本书为准。〖ZW）〗喘着粗气，缓缓地进入北京车站。从读了不知多少遍的《同志，感谢你》剧本上抬起头来，一眼就看到了窗户上兴奋的王立的脸。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瞬间的感觉。就是那个感觉决定了我们的悲剧。我发现我简直错了。　　　　
　　　　他和我想象中的那个人完全是两码事。他没有什么不好。可是，我的男朋友不是他！仿佛从半空中被摔到地上，我好疼。　　　　
　　　　我心里没有爱，只有陌生。我真的错了。可是，我兜里揣着婚姻介绍信。我是来和他结婚的。我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了。尽管我们并没有入洞房，可是没有什么不同。没有退路。退回去比现在还糟糕。


第二章第10节　离家出走（2）

　　　　当天晚上，我们就结婚了。看来他作了不少准备。我没有什么感觉。没有换衣服也没有化妆，我没有亲人更没有好友在旁边，匆匆忙忙，公事公办地掀开了我人生崭新而重要的篇章。　　　　
　　　　我不能掩饰自己对男女之间亲昵的厌恶。在少女时代刻下的烙印像电影镜头在我们之间叠现，我反感婚姻生活，我讨厌男人。　　　　
　　　　结婚刚两天，我一定要走。尽管心里有对王立的歉疚。第四天早上，我这个没有新婚感觉的新媳妇就离开新婚丈夫走了。　　　　
　　　　当我重回北京再见到王立的时候，已是一年以后。其时在我心里，离婚的序曲已经开始奏响了。　　　　
　　　　我们的婚姻是我过去经历的牺牲品。蒙在鼓里的王立莫名其妙。对我的反常行为他以为只是我累、烦、压力太大，他希望改进我们的家庭生活。　　　　
　　　　除了以上这些原因以外，我正在拍摄《小花》、《婚礼》、《瞧这一家子》三部影片。这三部影片对未成名、在北京还谈不到立足的我来说是背水一战。我倾注了全部的心力。　　　　
　　　　我和王立的要求越来越有距离。在分别一年，饱尝了相思之苦后，他要的是一个媳妇和一个温暖的家，而我要的是奋斗，要的是成功。没有经过表演学校训练的我如牛负重，举步维艰。　　　　
　　　　我简直身心都腾不出一点空来去顾及王立。全总政歌剧团都知道我们相聚的难得：只要我有哪一天不拍戏在家休息，王立就会在宿舍走廊里大喊一声：“你们谁也别到我家来，刘晓庆回来了！”于是我们不会受到任何打扰。　　　　
　　　　我们房间里没有自来水，假如要出去打水或是买菜，王立会小心地把我锁在屋里。　　　　
　　　　他告诉我，说我不在家的时候他最讨厌墙上那滴答作响的时钟，一次他实在忍不住了，把那时钟给扔了出去！过了一会儿觉得心疼又捡了回来，钟还未坏还在走，只是钟面上有了丝丝裂纹。　　　　
　　　　他还说，在我去珠影拍戏的一年里，每次他碰到我的朋友，也就是那位介绍人，介绍人都躲躲闪闪十分难为情，觉得非常非常地对不住他，给他介绍了这么一个不着家的老婆。　　　　
　　　　他的这些话我当时完全不能理解。随着岁月的磨炼开始懂得人情冷暖才发现当初自己是多么混蛋。记得我时常看着他讲话的脸想我的台词，经常我们正在吃饭我停下筷子琢磨要拍的戏。　　　　
　　　　我早出晚归，半夜里时常爬起来写笔记，根本忘记了他的存在；我虽然身在家里，在他的旁边，可我的心不在这里，灵魂不在这里，心与灵魂在摄影棚里，在电影上面。　　　　
　　　　王立痛苦万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我，希望我能回心转意。可是我已陷在电影里不能自拔。每天傍晚他往摄影棚打电话问我还有几个镜头，虽然不会做饭，他亲手为我烧菜然后坐在桌旁静静地等我回来。他不了解电影是多么的随意，多么的没有时间概念，有时一个镜头只要二十分钟，有时一个镜头需要七个小时。当我总是在他过了忍耐极限的时候回家，他一见我就忍不住把桌子凳子一摔，然后大发雷霆。而刚进门仍然沉浸在戏里的我，看到这样的情景心惊胆战，但又莫名其妙。　　　　
　　　　我努力使他满意，却总是十分拙劣。他对我说每次他去听音乐会，看到别人都是成双成对衣冠楚楚，而每个人都向他问起我在什么地方，他总是回答他们我在外地，人们都当着他的面叹息。我马上说只要有机会只要不拍戏我们一定一起去听音乐会。于是有一天，我的生日，摄制组专门放我的假，我做好了一桌菜，点好了蜡烛，没有告诉他，想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谁知他拿了两张音乐会的票兴冲冲进门来要我立即跟他出发。我要过生日，他要去音乐会，相持不下最终又发生一场争吵，吵累了我软下来，吹灭蜡烛穿好衣服陪他去听音乐会。音乐会是梅纽因还是卡拉扬演奏的，是什么乐章谁的作品我已完全忘记了，由于拍戏由于争吵由于没有吃饭，我又渴又饿又困竟然在音乐厅呼呼大睡，丢尽了他这位出身于音乐世家的脸面。　　　　
　　　　我们的隔阂越来越深。我越来越不想回家了。每天总是找人替我向王立请假晚回家。家庭对我来说太局限了，远不如我自己一个人来得自由自在。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总是吵架，总是吵架。　　　　
　　　　直到有一天，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本来就有心理障碍的我此时更不能接受夫妻间的亲热，王立的满腔热情遭到我前所未有的抗拒。经过长时间的搏斗，他终于恼羞成怒，打了我一记耳光。　　　　
　　　　第二天天蒙蒙亮，我离家出走了。　　　　
　　　　我的出走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　　　　
　　　　下午，总政歌剧团的领导带着王立到北影剧团来检讨认错，请求我回去，北影剧团领导把他们批评了一通。　　　　
　　　　我没有回去。　　　　
　　　　全厂的人都同情我，只有我心里同情王立。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母亲问过我许多次，“他为什么打你？”我从不正面回答。我不想说这些事情。家庭之间的是非有时是永远讲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