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掳·诉讼·和解-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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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战时保护平民的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１９４９年８月，世界各国在日内瓦签订了日内瓦四公约，其中一个就是《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这个公约是过去所没有的，是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状况而产生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战争赔偿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欧州出现了一种新的实践，既把被侵略国对侵略国的战争损害赔偿要求与被侵略国平民对侵略国的战争损害赔偿要求加以区分；被侵略国放弃对侵略国的战争损害赔偿要求，不影响被侵略国平民对侵略国的战争损害赔偿要求。例如，法国于１９５２年放弃了对德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但是在法国犹太人的要求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受纳粹迫害的法国犹太人仍然赔偿了３亿马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德国侵略者迫害的主要是法国犹太人。虽然西方盟国曾于１９５２年同联邦德国签定了关于放弃战争赔偿要求的《波恩条约》，但是在世界犹太人大会的要求下，受纳粹德国迫害的西方国家犹太人仍从联邦德国那里获得了３４亿马克的损害赔偿。
据柏林《每日镜报》１９９８年１月１０日报道，德国政府和犹太人索赔会议就赔偿东欧各国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问题达成了协议。从１９９９年起到２００２年止，德国政府每年向犹太人索赔会议的一个基金支付５，０００万马克，以赔偿大约１８，０００多名东欧各国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的损害。据《东京新闻》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３０日报道，２０００年夏天，在德国，由国家出资５０亿马克，各企业出资５０亿马克，总计１００亿马克，设立了名为“记忆·责任·未来”的基金，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纳粹当局强掳、在德国各工厂被强迫劳动的约１５０万欧洲各国的劳工进行赔偿。一些东欧国家，如波兰曾于１９５３年宣布放弃继续获得战争赔偿的要求，但是这并不影响波兰的犹太人幸存者和被强掳的劳工获得战争损害赔偿的权利。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和１１月，奥地利分别与乌克兰和俄罗斯签订赔偿协议，规定奥地利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纳粹当局强掳、在奥地利被强迫劳动的乌克兰和俄罗斯劳工支付赔偿金。
欧洲国家的实践是对国际法中战争赔偿理论的新发展。这个新的国际法理论将为解决中日之间的战争损害民间索赔问题提供重要的法律依据。
日本政府不承认上述区分，它对日中之间的战争赔偿问题坚持所谓“已经由旧金山条约和两国间条约解决了”的主张，这次和解表明东京高等法院没有赞同日本政府的主张。日本《每日新闻》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３０日在报道这次和解协议时也说：“日本政府所谓‘战争后补偿问题已经由旧金山条约和两国间条约解决了’的主张行不通了。”
（二）表明东京高等法院承认不适用民法上的时效规定
日本政府援引日本民法第７２４条规定：因不法行为导致的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从受害人或者其代理人在知晓损害以及加害的情况之时起，经过３年时期之后，其时效将丧失，从不法行为发生之时起经过３０年之后，其时效亦同样丧失。认为中国公民向日本提出的战争损害赔偿要求已经失去时效，这是不正确的。
第二部分：花冈事件索赔案和解的法律意义花冈事件索赔案和解的法律意义（2）
本案在东京地方法院审理时，该法院也援引日本民法第７２４条，认为强掳劳工等非法行为从终了至提出诉讼已过了４７年，原告人的损害赔偿要求权已过了２０年的时效，判决原告人败诉，这也是不正确的。
侵略国平民的战争损害赔偿权利不是民事法律关系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侵略者犯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而产生的，所以不能适用民法上的时效规定。本案原告人的赔偿权利显然是由于日本侵略者犯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而产生的。日本法学家在谈到被强掳的中国劳工时，援引了海牙第４公约，即关于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的规定：禁止以武力威胁，强制进行残酷的惨无人道的奴隶式劳动。这个公约是编篡由习惯国际法形成的战争罪的一个重要的国际法文件，违反该海牙公约即构成战争罪。
根据１９４５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和１９４６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的规定，花冈事件责任人犯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事实上，他们虽然以反人类罪受到了刑事处罚。１９４８年３月１日，美军横滨战争犯罪法庭（审判乙丙级战犯）虽对当时鹿岛组（现为鹿岛建设株式会社）花冈工地负责人以反人类罪判处３名监工绞刑，１名监工无期徒刑，２名当地警官监禁２０年，但都以减刑处置而告终。
鉴于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是国际法上最严重的罪行，所以联合国大会于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２６日通过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该公约规定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不论何时所犯，均不适用法定时效限制。１９７０年联合国大会第２５届会议通过决议，要求非缔约国不得进行任何与此公约的主要目的相违背的行动。因此，不论日本是不是该公约的缔约国都应履行联合国大会的决议，遵守该公约的规定。１９９８年７月联合国全权代表外交会议在罗马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２９条也规定，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不适用任何时效。这里虽然是指刑法上的时效问题，但是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必然伴随对受害人的赔偿问题。《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规定就是有力的证明。该规约第７５条规定，应该给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受害者予以赔偿。既然对这些罪行的处理不适用法定时效，那么对赔偿问题的处理当然也不能适用民法上的法定时效。这是任何人无法否认的道理。所以日本政府和东京地方法院的主张在法律适用上是错误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几十年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对遭纳粹当局迫害的犹太人和被强掳的欧洲各国的劳工的战争损害赔偿要求，从来都没有提出失去时效的问题，就是因为这种权利不是由于民事法律关系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侵略者犯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而产生的，并不是德国人不懂得民法上的时效问题。在对被侵略国平民的战争损害赔偿问题上，日本政府应该看看德国这个榜样。这对改善日本的国际形象是会有帮助的。
这次和解实际上是东京高等法院推翻了东京地方法院关于该案已失去时效的判决。这表明东京高等法院事实上承认由于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引起的损害赔偿不适用民法上的时效规定。
总之，这次和解表明东京高等法院对被侵略国平民的战争损害赔偿问题，比日本官方原有的主张有所进步，向符合国际潮流的方向前进了一步。
二
花冈诉讼和解协议是在东京高等法院依职权劝告下达成的，得到该高等法院的确认。东京高等法院在日本的司法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些事实表明这个和解条款具有一定的法律意义。
和解条款是双方妥协的产物，许多国际公约几乎都是双方或多方妥协的产物，利益立场不同的当事方很难单方面地完全贯彻自己的见解。在和解协议这样相互妥协的文件里为了兼顾双方的立场，经常会使用一些比较含糊的字眼。要想在条款中挑一些妥协之处，不足之处很容易，有个别词汇也可能会引起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有些表达也难以满足我方的要求。
但评价花冈和解，不应只看这些枝节问题而应该看总体。从总体上看，日本还没有肃清军国主义流毒，法院对战后赔偿诉讼都判败诉，花冈诉讼一审也败诉了，形势对受害者是不利的，如果日本高等法院维持原判，受害人一分钱也拿不到。但是东京高等法院促成了和解，使受害者得到了实质性赔偿。这反映了日本有些法官处理此类诉讼的态度有了积极的变化。
这次和解实际也推翻了东京地方法院关于该案已失去时效的判决。和解表明东京高等法院对被侵略国平民的战争损害赔偿问题，比日本官方原有的主张有所进步，向符合国际潮流的方向前进了一步。
以下再就和解条款中一些容易引起误解的问题做一些简单的解释。
第二部分：花冈事件索赔案和解的法律意义花冈事件索赔案和解的法律意义（3）
（一）关于谢罪问题
这次和解条款对联合声明的再确认，也就包含了鹿岛承认企业责任和谢罪的内容。而鹿岛不承认法律责任的主张，并不能推翻谢罪。况且鹿岛早在１９９０年就在《联合声明》中公开谢罪了，这一点已广为社会所了解。所以，鹿岛已经谢罪这一点是不应该有疑问的。
（二）关于鹿岛声明
鹿岛和解后的单方面的声明，原告并没有表示同意。单方声明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无法推翻法院认可的具有法律效力，也就是说有强制力的和解条款。所以不能以鹿岛在声明中的态度来评价对方同意的和解内容。
（三）关于５亿日元的性质：
５亿日元的性质当然是赔偿，因为这个诉讼是请求赔偿的诉讼，是经过法庭获得的钱，而慈善捐款是不要经过法庭的。日本报纸涉及到“救济”一词是指“司法救济”，慈善性质的救济是出于自愿的，而“司法救济”是有强制性的。和解条款没有慈善的意思，不论被告事后如何辩解，也不该误认为是被告发慈悲给的“救济”。另外，税收部门是根据金钱的实质性质来课税的，这次和解所取得的金钱之所以被免税，就因为是赔偿性质。所以，受害者领这笔钱，是有法律依据的，并不是有损尊严的。
（四）关于一揽子全体解决
和解之所以要用信用法进行一揽子全体解决，是因为有很多受害人还没有联系上，还没有找到，所以不可能９８６人都授权给律师。现在根据日本信托法一揽子全体解决，不管找到与否，９８６人都有权领取赔偿金，基金会也可以利用基金帮助寻找受害人，这样原来没有联络上的人只要一找到，都有权和原告一样领到赔偿金。另外，如果不是全体解决，即使联络上的人也要重新起诉，争取赔偿，还要费很多时间和人力物力，受害者年龄又大了，也不能保证一定有更好的结果。所以总的来说，还是现在一揽子解决对受害者更有利。和解并没有侵害１１名原告以外的受害者的权利，因为其他人要接受和解，还要另外签同意书，如果有的受害者不愿意接受和解还要另外起诉，那么也可以，不签同意书不领钱就可以了。
（五）关于没有得到全部请求金额
金额和原来受害者的要求相比是比较少，但是不能以此和现在日本公司职工工伤伤亡或飞机事故的赔偿相比，因为战争遗留问题的赔偿金是比较特殊的，多少才算是应得的数额，很难定。应该和国际上的同样性质的案例相比。美国、加拿大给二战中被强制劳动的日裔每人２万美金补偿，可是美国、加拿大国内如何对待少数民族的问题的性质和中日间的战争遗留问题性质不完全一样，不能简单相比。现在国际上的最新的先例是德国的二战劳工补偿基金“记忆·责任·未来”基金，花冈和解的金额基准与之相比是近似的，并没有特别的低；另外，和解总体是进步的，所以也不能因为金额的多少就说和解是屈辱的。
总之，因为半个多世纪前的遗留问题，解决起来有很多困难，但总体上说和解是一个进步，对中国受害者是有利的，应该得到公正客观的评价。说“和解条款”是一个不平等的屈辱条约，开创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恶例”，这样的观点是没有说服力的。
第二部分：花冈事件索赔案和解的法律意义“花冈索赔案件”的私法性质（1）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宣布，以耿谆等１１名被绑架的中国劳工幸存者为原告和以奴役中国劳工的日本鹿岛建设公司为被告的花冈事件诉讼历经十余年达成和解①，对于该案和解结局的评价，法学界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分歧。兹从国际私法的角度，就这一案件的性质和准据法等问题，略抒管见，以求在讨论中获得指教。
（一）“花冈索赔案件”的私法性质
１． 与私法的划分及其内涵
“花冈索赔案件”究竟是公法案件，还是私法案件？这涉及到评价的标准问题，在此，我们不得不稍费些笔墨，回顾一下公私法划分理论产生与发展的简要过程。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Ｕｌｐｉａｎｕｓ，约１７０～２２８）最早把法律划分为公法和私法。所谓公法就是有关国家组织的法律，私法就是有关个人利益的法律。②《学说汇编》进一步解释道：公法的规范是强制性的，它“不得由个人之间的协议而变更”；而私法规范则是任意性的，可依当事人的意志而更改，它的原则是“对当事人来说‘协议就是法律’”。③应当肯定的是，这种区分在当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罗马法学家把他们的主要兴趣放在了私法上，正是私法赋予罗马法第二个发展阶段以最重要的意义”。④
２． 公法与私法各自的外延
公法和私法划分的理念，伴随着欧洲大陆各民族国家的建立，法典编纂之风的盛行和罗马法的复兴，逐渐扎根于大陆法系的学说和社会观念之中。大体说来，宪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国际法等为公法，民法、商法、国际私法等为私法。⑤对于大陆法系学者来说，“这是法的基本分类之一种，而且是相当源远流长的，但生活的错综复杂似乎又使这种区别的边界不那么确定”⑥。例如，民事诉讼法，起先被放在私法中，罗马法学家认为，民事诉讼是为了私人的利益，有关诉讼程序的规定，属于私法的一部分。⑦后来，各国立法者逐渐认识到，大部分程序性规范具有强制性，⑧“不得由个人之间的协议而变更”，故又将民事诉讼法纳入公法范围。但是，这种区分显然是相对的，在个别情况下应允许做出微调。我所称“个别情况”主要是指适用调解或和解程序的情况。
３． 中国法学工作者对于公私法划分理论的接受程度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中国范围内客观存在着三大法域。台湾地区和澳门地区属于大陆法系（或称罗马－日耳曼法系），通常承认公私法适度分离的理论。香港地区属于英美法系（或称普通法系），在历史上不承认公私法的划分理论，但如同现代英美法一样，目前也逐步接受了有关公法和私法划分的观念。祖国大陆法律界因受列宁思想的影响，曾长期否定公私法划分理论。列宁在１９２２年苏俄民法典制定过程中指出：“我们不承认任何‘私人的’事务，经济领域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国家应能监督一切私人经济活动和废除一切违反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契约。”⑨列宁的这些指导性意见，在苏维埃建立之初，无疑有其正确的一面，然而随着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展开和国内外贸易的逐步发展，反对私法自治并全面干预民事法律关系的做法开始引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