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集-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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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周衰以来，道术不明。为人君者，莫知学先王之道以明其心；为人臣者，莫知引其君以及先王之道也。一切苟简，溺于流俗末世之卑浅，以先王之道为迂远而难遵。人主虽有聪明敏达之质，而无磨砻长养之具，至于不能有以自得，则天下之事，在于理者有所不能尽也。不能尽天下之理，则天下之以事物接于我者，足以累其内；天下之以言语接于我者，足以蔽其外。夫然，故欲循理而邪情足以害之，欲从善而邪说足以乱之。如是，而用之以持久，则愈甚无补；行之以不息，则不能见效。其弊则至于邪情胜而正理灭，邪说长而正论消，天下之所以不治而有至于乱者，以是而已矣。此周衰以来，人主之所以可传于后世者少也。可传于后世者，若汉之文帝、宣帝，唐之太宗，皆可谓有美质矣。由其学不能远而所知者陋，故足以贤于近世之庸主矣，若夫议唐虞三代之盛德，则彼乌足以云乎？由其如此，故自周衰以来，千有余年，天下之言理者，亦皆卑近浅陋，以趋世主之所便，而言先王之道者，皆绌而不省。故以孔子之圣，孟子之贤，而犹不遇也。
今去孔孟之时又远矣，臣之所言，乃周衰以来千有余年，所谓迂远而难遵者也。然臣敢献之于陛下者，臣观先王之所已试，其言最近而非远，其用最要而非迂，故不敢不以告者，此臣所以事陛下区区之志也。伏惟陛下有自然之圣质，而渐渍于道义之日又不为不久，然臣以〈一作所〉谓陛下有更制变俗、比迹唐虞之志，则在得之于心。得之于心，则在学焉而已者。臣愚以谓陛下宜观《洪范》、《大学》之所陈，知治道之所本不在于他；观傅说、周公之所戒〈一作勉，〉知学者非明主之所宜已也。陛下有更制变俗、比迹唐虞之志，则当恳诚恻怛，以讲明旧学而推广之，务当于道德之体要，不取乎口耳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效，复之熟之，使圣心之所存，从容于自得之地，则万事之在于理者，未有不能尽也。能尽万事之理，则内不累于天下之物，外不累〈一作蔽〉于天下之言。然后明先王之道而行之，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合天下之正论而用之，邪说之所不能乱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资之以不息，则虽细必巨，虽微必显。以陛下之聪明，而充之以至于不可知之神；以陛下之睿知，而积之以至于从心所欲之不逾距，夫岂远哉？顾勉强如何耳。夫然，故内成德化，外成法度，以发育万物，而和同天人之际，甚易也。若夫移风俗之薄恶，振纪纲之弛坏，变百司庶务之文具，厉天下之士使称其位，理天下之财使赡其用，近者使之亲附，远者使之服从，海内之势使之常安，则惟陛下之所欲，何求而不得，何为而不成乎？未有若是而福应不臻，而变异不消者也。如圣心之所存，未及于此，内未能无秋毫之累，外未能无纤芥之蔽，则臣恐欲法先王之政，而智虑有所未审；欲用天下之智谋材之士，而议论有所未一，于国家天下愈甚无补，而风俗纲纪愈以衰坏也。非独如此，自古所以安危治乱之几，未尝不出于此。
臣幸蒙降问，言天下之细务，而无益于得失之数者，非臣所以事陛下区区之志也。辄不自知其固陋，而敢言国家之大体。惟陛下审察而择其宜，天下幸甚。
【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札子〈改明州不果上〉】
伏以陛下聪明睿知，天性自然，可谓有不世出之资。自在藩邸，入承颜色，出奉朝请，怡怡翼翼，不自暇豫，至恭极孝，闻于天下。及践大位，内事两宫，外严七庙。仁被公族，德形闺门。嫔御备官，不淫于色；音乐备数，不溺于声。食菲衣绨，务遵节俭。台卑囿小，无所增饰。近习无便嬖，左右无私谒。未尝出游幸，未尝从畋渔。其于忧悯元元，勤劳庶政，则念虑先于兆朕，祗慎尽于纤芥。书而访问，至于日昃；夕而省览，至于夜分。每群臣进见，接之礼笃而情通；凡四方奉事，莫不朝入而暮报。虽大禹之勤于邦，文王之不暇食，无以加此。其渊谋远略，必中事几，善训嘉谟，可为世则者，传闻下土，虽仅得其一二，已足以度越众虑，非可窥测，可谓有君人之大德。其高深宏远，则悯自晚周秦汉以来，世主不能独出于众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袭卑陋，因于世俗而已。于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绝之迹，修列先王法度之政，为其任在己，可谓有出于数千载之大志。变革因循，号令必信，使海内观听莫不震动，群下遵职惟恐在后，可谓有能行之效。盖刻意尚行，不差毫发，缙绅之士，有所不能及。忧劳惕励，无懈须臾，又非群臣之所能望。可谓特起于三代之后非常之主也。
愚臣孤陋，熙宁二年，出通判越州，因转对幸得论事，敢据经之说，以诚意正心修身治国家天下之道必本于学为献。逮今十有一年，始得望穆穆之清光，敢别白前说而终之。
臣以谓陛下有不世出之姿，有君人之大德，与出于数千载之大志，又有能行之效，特起于三代之后。然顾以治国家天下之道必本于学为献于陛下，何也？盖古之圣人，虽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然至其成德，莫不由学。故尧舜性之也，而见于传记，则皆有师，其史官识其行事，则皆曰“若稽古”。至于汤武身之也，则汤学于伊尹，武王学于太公，见于《诗》、《礼》、《孟子》。在商，高宗得传说作相，其命说之辞曰：予小子旧学于甘盘。”而传说告之，则曰：“学于古训乃有获。”又曰：“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又曰：“惟学半，念终始典于学。”盖高宗既已学于甘盘矣，及传说相之，乃更丁宁反复，勉之以学，其要归，则以谓当终始常念于学，明学盖不可一日而废也。至于孔子之自叙，则自十有五而志于学，至于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夫以孔子之圣，必志于学，其学之渐，每十年而一进，至于七十矣，其从心也，盖不逾矩。则传说所称当终始常念于学者，虽孔子之圣，不能易也。故扬子曰：“学之为王者事久矣。”尧、舜、禹、汤、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圣贤之笃于学至于如此者。盖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道也；测之而益深，穷之而益远者，圣人之言也；知不足与困者，学也。方其始也，求之贵博，畜之贵多。及其得之，则于言也在知其要，于德也在知其奥。能至于是矣，则求之博、畜之多者，乃筌蹄而已。所谓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也。如求之不博，畜之不多，则未有于言也能知其要，未有于德也能知其奥，所谓寡闻则无约，寡见则无卓也。子贡称孔子之学，识其远者大者，则于言也能知其要，于德也能知其奥，然后能当于孔子之所谓学也。审能是，则存于心者，有以为主于内，天下之事，虽其变无穷，而吾所以待之者，其应无方，古之大有为于天下者，未有不出于此也。尧、舜、汤、武所以为盛德之至，孔子所以从心而不逾矩，或得其行者，未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未得其所以言。孟子之所谓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在是而已矣。
陛下万几之余，日引天下之士，推原道德而讲明其意，陈六艺载籍之文而细绎其说，博考深思，无有懈倦。其折衷是非，独见之明，老师宿儒所不能到，此臣之所闻也。有不世出之姿，与君人之大德，又有出于数千载之大志，特起于三代之后，此臣之所知也。则陛下之学，已可谓至矣。然臣区区敢诵经之陈言以进于左右者，诚将顺陛下之圣志，采傅说始终典学之言，观孔子少长进学之渐，以陛下之明智，知言之要，知德之奥，皆陛下之所素畜。诚以陛下之乐道，而继之以不倦；以陛下之稽古，而加之以不已，使天性之睿智所造者益深，所稽者益厚，日日新，又日新。其于自得之者，非徒足以待万事无穷之变，而应之以无方，天下之人，必将得陛下之行者，不得其所以行，得陛下之言者，不得其所以言。尧、舜、汤、武所以为盛德之至，孔子所以从心而不逾矩，孟子所谓圣而不可知之谓神，不在于陛下，而孰在哉？由是敛五福之庆以大赉庶民，享万年之休以永绥方夏，德厚于天地，名昭于日月，惟圣意之所在而已。
臣愚不敏，蒙恩赐对，不敢毛举业细之常务，而于国家之体，冒言其远且大者，此臣所以爱君区区之分也。伏惟留神省察。
●卷三十·札子六首
【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
臣闻基厚者势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锡祚，舄奕繁衍，久而弥昌者，盖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来，能济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夫禹之绩大矣，而其孙太康，乃坠厥绪。汤之烈盛矣，而其孙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于文王，而大统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难于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于荒服，暨于幽厉，陵夷尽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汉定其乱，而诸吕七国之祸，相寻以起，建武中兴，然冲质以后，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为三。晋、宋之患，天下为南北。隋文始一海内，然传子而失。唐之治在于贞观、开元之际，而女祸世出，天宝以还，纲纪微矣。至于五代，盖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废兴之故甚矣。
宋兴，太祖皇帝为民去大残，致更生，兵不再试，而粤蜀吴楚五国之君，生致阙下，九州来同，复禹之迹。内辑师旅，而齐以节制；外卑藩服，而纳以绳墨。所以安百姓，御四夷，纲理万事之具，虽创始经营，而弥纶已悉。莫贵于为天子，莫富于有天下。而舍子传弟，为万世策，造邦受命之勤，为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
太宗皇帝求厥宁，既定晋疆，钱ㄈ自归，作则垂宪，克绍克类，保世靖民，丕丕之烈，为帝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
真宗皇帝继统遵业，以涵煦生养，蕃息齐民，以并容遍覆，扰服异类。盖自天宝之末，宇内板荡，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虏，犹闲人窥边，至于景德二百五十余年，契丹始讲和好，德明亦受约束，而天下销锋灌燧，无鸡鸣犬吠之惊〈一作警，〉以迄于今。故于是时，遂封泰山，禅社首，荐告功德，以明示万世不祧之庙，所以为帝真宗。
仁宗皇帝宽仁慈恕，虚心纳谏，慎注措，谨规矩，早朝晏退，无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于群臣之贤不肖忠邪，选用政事之臣，委任责成。然公听并观，以周知其情伪，其用舍之际，一稽于众，故任事者亦皆警惧，否辄罢免，世以谓得驭臣之体。春秋未高，援立有德，传付惟允，故传天下之日，不陈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岂弟之行，足以附众者，非家施而人悦之也。积之以诚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亲，故弃群臣之日，天下闻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动欷。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由然者，故皇祖之庙，为帝仁宗。
英宗皇帝聪明睿知，言动以礼，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称疾逊避，至于累月。自践东朝，渊默恭慎，无所言议施为，而天下传颂称说，德号彰闻。及正南面，勤劳庶政，每延见三事，省决万机，必咨询旧章，考求古义，闻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为。虽早遗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识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庙，为帝英宗。
陛下神圣文武，可谓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俭，可谓有君人之大德。悯自晚周、秦汉以来，世主率皆不能独见于众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袭卑近，因于世俗而已。于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绝之迹，修列先王法度之政，为其任在己，可谓有出于数千载之大志。变易因循，号令必信，使海内观听，莫不奋起，下遵职，以后为羞，可谓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损益，革弊兴坏，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备，非因陋就寡，拘牵常见之世所能及也。继一祖四宗之绪，推而大之，可谓至矣。
盖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与赋役之政暴也。宋兴以来，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犹详审反复，至于缓故纵之诛，重误入之辟，盖未尝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税一，然岁时省察，数议宽减之宜，下蠲除之令，盖未尝加一暴赋也；民或老死不知力政，然犹忧怜恻怛，常谨复除之科，急擅兴之禁，盖未常兴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势或在于外戚，或在于近习，或在于大臣。宋兴以来，戚里宦臣，曰将曰相，未尝得以擅事也。所以谨其操柄者如此。而况辑师旅于内，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服于外，天下不得专尺土一民之力。其自处之势如此。至于畏天事神，仁民爱物之际，未尝有须臾懈也。其忧劳者又如此。盖不能附其民，而至于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乱也。民附于下，操柄谨于上，处势甚便，而加之以忧劳，此今之所以治且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谕色授，而六服震动；言传号涣，而万里奔走。山窟窟穴之氓，不待期会，而时输岁送以供其职者，惟恐在后；航浮索引之国，非有发召，而ぷ斋橐负以致其贽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纵马，相与ㄚ服而戏豫；东南之夷，正冠束衽，相与挟册而吟诵。至于六府顺叙，百嘉鬯遂，凡在天地之内，含气之属，皆裕如也。盖远莫懿于三代，近莫盛于汉唐，然或四三世，或一二世，而天下之变不可胜道也，岂有若今五世六圣，百有二十余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无变容动色之虑萌于其心，无援χ击柝之戒接于其耳目。臣故曰生民以来，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窃观于《诗》，其在《风》《雅》，陈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与武王之所以继代，而成王之兴，则美有《假乐》《凫》，戒有《公刘》《洄酌》。其所言者，盖农夫女工筑室治田，师旅祭祀饮尸受福，委曲之常务。至于《兔》之武夫，行修于隐，牛羊之牧人，爱及微物，无不称纪。所以论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详如此。后嗣所以昭先人之功，当世之臣子所以归美其上，非徒荐告鬼神、觉寤黎庶而已也。《书》称劝之以《九歌》俾勿坏，盖歌其善者，所以兴其向慕兴起之意，防其怠废难久之情，养之于听而成之于心。其于劝帝者之功美，昭法戒于将来，圣人之所以列之于经，垂为世教也。
今大宋祖宗，兴造功业，犹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犹武王、成王。而群臣之于考次论撰，列之简册，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式者，阙而不图，此学士大夫之过也。盖周之德盛于文武，而《雅》《颂》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时考之，则祖宗神灵固有待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