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三国前传-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家中的一员呢？这是一直在为诛杀董卓成功而满心欢喜的王允所难以明晰的事情。在王允心目中，国家社稷永远都是沉甸甸的，他始终不会明白他的亲人们为什么不会为“公”而舍身赴义，乃至后世人把王允看作是个粗鲁、迂腐的人（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八），还有大哲人对王允当时的心态表示不理解，并且说了些奉劝的话语，大意是说天下已经处于必亡之势，用什么药都治不了这个病，简而言之，就是叫王允想不明白也要明白过来（《朱子语类》卷一三五）。可是，还没等到王允明白过来的时候，在董卓死后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凉州军十万之众昼夜行军，已经将长安城围得铁桶一般。　
　　当时就长安的军力来看，也难与凉州军作殊死一博。　
　　长安城中具备战斗力的是吕布的并州军。在董卓死后，由张辽统率的一支千人规模的并州军，也归属吕布指挥。还有张杨所部并州军此时已经进驻河内，吕布与张杨之间私交甚密，一旦并凉两军开战，张杨部会给予必要的策应。而此前，吕布曾派出李肃一部对凉州军做过一次试探性的攻击，结果以并州军失败而告终。这说明并州军在军事上并不占优势。还需看到，在王允心目中，吕布只是一个“剑客”，要用他安社稷，似乎王允还不得要领吧！　
　　除并州军外，另有四支武装可用。两支是长安的外围，即左冯翊（治在高陵，今陕西省高陵县）和右扶风的郡国兵，两地的长官宋翼和王宏都与王允友好。还有一支是长安城中的凉州军余部，另外一支是叟兵。王允对于凉州军余部自然是不信任，在凉州军主力杀向长安的时候，王允便将他们打发出去，自相残杀去了。而叟兵，来自巴蜀，是益州牧刘焉派来的勤王之师，他们对于汉廷是否忠诚不得而知，但对于董卓似乎是更有好感些。后来，在凉州军猛攻长安时，他们倒戈了。　
　　经过十日的浴血奋战，长安城被凉州军攻陷。只有吕布杀开一条血路，带着几百并州军逃了出来。长安城变成了血与火的海洋，直到王允临终之前，念念不忘的还是他的关东亲人，在吕布杀开一条血路，要保着王允逃离长安的时候，王允说：　
　　安国家，吾之上愿也，若不获，则奉身以死。朝廷幼主恃我而已，临难苟免，吾不为也。努力谢关东诸公，以国家为念。（《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张�＇《汉纪》）　
　　是啊，国家社稷，多么令人无法割舍，但它就这样在兵戈铁蹄之下，灰飞烟灭了。回眼望去，偌大的长安再次成了凉州武人的天下。函谷关外，关东诸公视社稷倾圮而漠然无语。在那无形私利的笼罩下，汉末政局的残酷和冷峻，不能不让人为之哀叹！　　　　　　　　　　　　
*奉天子　　　　　
　　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三国志》卷一○《荀彧传》　　　　　　　　　　　　　　　　　　　　　　　　
和解：献帝皇统地位的再认识（1）　　　　　
　　长安政治再行畸变，刚刚浮出水面的士人政府旋即颠覆，凉州武人重返朝堂。而对于怎样上朝理政，如何匡正时弊，从这班武人的表现来看，那还是他们的思想盲区。自董卓之后，他们的政治作为几无可圈点之处，到了建安时，人们在评价凉州武人的时候，就认为：“西方诸将，皆竖夫屈起，无雄天下之意，苟安乐目前而已。”（《三国志》卷二一《卫觊传》注引《魏书》）　
　　即便如此，自占长安伊始，武人们还是刻意地温习了一下董卓的故技。　
　　先是张济率部回屯弘农（今河南省灵宝市北），仍旧陈兵陕一线，作为卫护长安的外部屏障。　
　　后来又派出了高规格的使团，前往东方进行“安抚”。《后汉书》卷九《献帝纪》“初平三年八月”条载：太傅马日和太仆赵岐“持节慰抚天下”，这里所言的“慰抚天下”，据《后汉书》卷六四《赵岐传》“及李傕专政，使太傅马日抚慰天下，以岐为副。日行至洛阳，表别遣岐宣扬国命”，可知马日一行在洛阳分作两枝：　
　　一支由太傅马日为首，行程大致在徐州和扬州境内，即山东诸州郡的南部；　
　　一支由太仆赵岐为首，即《三国志》卷六《袁绍传》注引《英雄记》所说的“岐别诣河北”。从《后汉书》卷六四《赵岐传》关于赵岐此行的记载中，可以看到赵岐的行程大致在冀、兖两州，即山东诸州郡的北部。可见，所谓的“慰抚天下”实质上就是对山东诸州郡的安抚，因而史书中对于马、赵此行，还有“和解关东”（《三国志》卷六《袁绍传》注引《英雄记》）和“安集关东”（《三国志》卷一三《华歆传》）的说法。而此次出使，却有着不同从前的新意。　
　　前已讲述了胡母班使团的“解释义兵”的遭遇。而《三国志》卷六《袁术传》中称：“李傕入长安，欲结术为援，以术为左将军，封阳翟侯，假节，遣太傅马日循行拜授。”可见，马日“抚慰天下”有着特殊的任务，要完成凉州武人与袁术的结盟。如果《袁术传》记载无误的话，疑问就会随之而来。凉州武人为什么要同袁术结盟？　
　　董卓诛杀袁氏宗族五十余口，如此血仇，袁术怎能与凉州武人和解？况且结盟袁术，就意味着对昔日关东联盟盟主袁绍的排斥。袁绍与袁术兄弟之间不和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袁术本来就很轻视自己家族的这位庶出的堂兄，认为自己才是袁氏的正宗，为了牵制袁绍，他不惜同公孙瓒联合，这下可惹火了袁绍，两兄弟干脆就兵戎相见，结果袁术被击败。如果李傕知道了这一信息而对袁术进行拉拢的话，李傕显然是有些谋略了。可是，历史文献中能够复原出的李傕，却是一个疑神疑鬼、没有头脑的家伙。那么，谁是此次出使的幕后谋主呢？是那位曾经帮助武人获得思想解脱的贾诩？不会。武人攻占长安后，贾诩就处于半隐退的状态，不再贡献自己的才智了。那会是谁呢？还是先来看看那时长安朝堂是个怎样的格局吧。　
　　在武人血洗长安之后，还能站在朝班前列的有马日、皇甫嵩、赵谦、淳于嘉、杨彪、周忠等。马日、皇甫嵩、赵谦、杨彪都是西部人，还有那位同马日一同出使的赵岐也是京兆长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东）人，这足以让有着恋乡情结的武人感到“亲切”了。而杨彪与袁术为姻亲，结盟袁术，是杨彪之计？　
　　然而幸存下来的名公大臣们，在沾满同僚鲜血的朝堂上，谁又会真心和武人合作？只要有机会，他们还要以暴抗暴的。后来就有侍中马宇、谏议大夫种劭和左中郎将刘范等密谋借助非董卓系统的韩遂、马腾的力量，里应外合来对李傕等实施打击；侍中杨琦，黄门侍郎丁冲、钟繇，尚书左丞鲁充，尚书郎韩斌策反李傕部下杨奉和杨帛等，要谋杀李傕。杨奉本系白波军的首领。杨琦等人想必就是看中了这一点，才同杨奉进行接触。杨奉与李傕反目后，又引入了韩暹等人的白波军，来壮大自身实力，以便同李傕抗衡。武人内讧也就愈演愈烈。　　　　　　　　　　　　
和解：献帝皇统地位的再认识（2）　　　　　
　　自董卓入京以来，朝臣对抗武人或明或暗，已成他们的心志所在；董卓迁都之后，联络关东“亲人”，也成为他们的夙愿。此番马、赵二人的出使，尤其是赵岐在洛阳转向河北，显然与此次出使的任务相悖，这显然是朝臣计划中的一步。　
　　赵岐来到河北，受到了空前的礼遇，《后汉书》卷六四《赵岐传》说，袁绍、曹操“将兵数百里奉迎”，此时的袁绍与当年指使王匡杀掉胡母班时候的袁绍判若两人，昔日的狰狞变为今日的谦逊，缘何有此转变？更为微妙的是，赵岐与袁绍、曹操会晤时达成了如下的约定：“期会洛阳，奉迎车驾。”天子要重返洛阳？这里面包含着什么隐秘？而袁绍又怎会向献帝表白“忠心”？　
　　要知道的是，对于献帝的皇统地位，关东“亲人”们曾经有过分歧。这还要从初平元年（190）董卓弑杀弘农王那一历史瞬间说起。董卓弑杀弘农王，极大扰乱了关东会盟者的“精神世界”，他们由此形成了“否献”和“尊献”两派，下面就两派的观点和做法分述如下：　
　　否献派就其观点而言，主旨在于尊崇少帝，否定献帝的皇统地位。关东反董联盟中的部分牧守——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伷、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和广陵太守张超等在酸枣发布的盟辞中就提到“汉室不幸，皇纲失统，贼臣董卓乘衅纵害，祸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惧沦丧社稷，剪覆四海”（《三国志》卷七《臧洪传》），说明在他们心目中仍旧把弘农王视为东汉的皇帝。对于献帝，同为关东联盟成员之一的冀州牧韩馥就指出：“帝非孝灵子。”（《三国志》卷八《公孙瓒传》注引《九州春秋》）盟主袁绍也称：“今西名有幼君，无血脉之属，公卿以下皆媚事董卓，安可复信！”（《三国志》卷六《袁术传》注引《吴书》）这就明确指出献帝不具有继统的条件，也就谈不上具有皇统的地位了，并且董卓所控制的东汉王廷就可视为“伪朝廷”。就其做法而言，是要在否定献帝皇统地位的基础上，在汉室宗亲中选择年长有功德的刘虞来做新皇帝，并对此做出了包括历史和谶语符命在内的充分论证。　
　　尊献派尊献派是针对否献派的观点和做法，持有不同意见的对立派，这派人物大致包括刘虞、袁术、曹操等人在内。就其观点而言，曹操在答复袁绍等人要拥立刘虞为帝的回信中就这样写道：“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吾等合大众，兴义兵而远近莫不响应，此以义动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未有昌邑亡国之衅。”（《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要被尊献派拥立为帝的刘虞更是激愤，他说：“今天下崩乱，主上蒙尘。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国耻。诸君各据州郡，宜共勠力，尽心王室，而反造逆谋，以相垢误邪！”（《后汉书》卷七三《刘虞传》）可见，在对待献帝皇统地位问题上，尊献派使用了两分法：将董卓与献帝相分立，既承认董卓的暴行，又承认献帝的皇统地位，全然不去考虑献帝是由董卓所立这一事实，而只强调献帝受制于董卓的状态。就其做法而言，是以消灭董卓为最终目的，这就有了曹操以弱旅独战汴水，与否献派的“置酒高会，不图进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两派之所以会出现上述观点和做法上的分歧，前面已谈到了韩馥在拥立上的用心，这里还需从两派人物对于道德原则和现实政治的认识各有侧重来看。　
　　从两派观点上看，尊献派突出了一个“义”字。所谓“义”，一般认为是泛指道德原则或规范，而在两汉经学家那里，“义”具有道德自律的蕴义，并且提出了“义主我”的命题，引申开去，就是“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义者，谓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进而“义”又可发展成为人的本性，“五性者何？仁、义、礼、智、信也”（《白虎通义》），从“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的解释看，“义”成为人的本性，正是因为它作为道德原则能够为人们指示出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而经学家所设定的道德原则即是服务于君父统治的三纲五常，它对于维系国家政治稳定所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视。范晔曾有过这样的评论：“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然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迹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历年所者，斯岂非学之效乎？”（《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　　　　　　　　　　　　
和解：献帝皇统地位的再认识（3）　　　　　
　　尊献派标榜“义”，可以看作是其人性的自然流露，是服膺纲常的表现，当然这也不排除有其掩饰的一面，像袁术那样的人物，《三国志》卷六《袁术传》注引《吴书》说他“观汉室衰陵，阴怀异志，故外托公义以拒绍”，《后汉书》卷七五《袁术传》又说他“惮立长君”。但在当时条件下，标榜“义”，却很容易为“义”所累，这是因为：尊献派承认了献帝的皇统地位，就确立了与献帝之间的君臣关系，这是不违背“义”的必然选择。而献帝受制于董卓，董卓要假借皇权，讨伐不臣，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到那时尊献派又要体现臣节的话，就只有引颈就戮的份儿，讨伐董卓就变成了一句空言，像皇甫嵩、朱俊等就因一纸诏书，而舍弃武装，在他们心底里，正是“义”在呼唤着他们投向董卓等人已为其准备好的囚笼，如朱俊所言：“以君召臣，义不俟驾，况天子诏乎？”（《后汉书》卷七一《朱俊传》）　
　　而较之以尊献派为“义”所累，否献派就要轻松了许多。这不是因为同是具有经学素养的否献派人物会超越“义”，而是否献派通过否定献帝皇统，就成功地规避了董卓假借皇权给他们带来的风险，是着眼于对现实政治的认识而采取的应对措施。在关东牧守起兵之后，董卓就派了大鸿胪韩融、少府阴循、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循、越骑校尉王环等高官组成的使团，前往关东阵营，目的很简单，“解释义兵”，换句话说，就是叫关东义兵投降。由此也可说明董卓深谙皇权的妙用。但袁绍却命令河内太守王匡将胡母班、吴循、王环等三人杀掉，使得胡母班至死也难以理解：为什么昔日同殿称臣的故友会向他们打开死亡之门，而操刀者竟然会是自己的妻兄王匡？是啊，胡母班确实成了牺牲品，但他的死却是袁绍等人对董卓假借皇权的示威，是要让董卓明白一个道理：他们可以否定献帝的皇统，因为他们尊崇的是被董卓废杀的少帝；因为尊崇少帝，所以他们并没有离经叛道，他们仍旧是“救乱诛暴”的忠义之士。况且，他们想要拥立的新皇帝是汉室宗亲中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与董卓扶立幼主相区别，而年长有德又是东汉中后期以来士大夫在皇统继立上一贯坚持的标准，这同样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这样看来，否献派尊崇少帝，拥立新的刘姓皇帝，依旧是停留在东汉的君臣名分中，但较之尊献派对“义”的执迷，却能够在政治上获得较大的自主。就这层意义上讲，否献派的再造新皇统，具有探索汉末政治出路的性质。但它却因受到诸如刘虞囿于君臣之义而拒绝称帝、地方自治政权的渐趋成型、韩馥袁绍之间的利益纠葛等各方面因素的干扰而中途夭折。　
　　尊献派没有改变献帝受制于奸臣的现实，反而会受到董卓假借皇权的牵制；否献派是以再造新皇统为归宿，最终也功亏一篑。尊献、否献两派在政治上的表现俱归于失败，但其意义不容低估：　
　　第一，尊献也好，否献也罢，都没有挣脱君臣名分的羁绊，这就为未来寻求汉末政治的出路设定了来自思想意识层面的规范，冲破它谈何容易。　
　　第二，献帝的价值要重新加以估价。在经过对献帝皇统的单纯尊崇和直接否定之后，是否会存在一条中间道路？从汉末历史的进一步演进来看，袁绍、曹操等人表面尊崇实际否定的“挟天子”设想的出现，就是对这条中间道路存在的认可。而这次在地方牧守之间围绕尊献和否献的争执，恰恰构成了“挟天子”的过渡环节。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