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三国前传-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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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难道不敢吗？这位引外兵入京的始作俑者，他也会被董卓的强势所吓倒，失去了控制武装的信心？这不容易做出判断。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袁绍在董卓进京后有两次表现，强弱分明。
先看弱的表现。鲍信回京之后，目睹洛阳局势，就劝说袁绍趁着董卓立足未稳，以逸待劳，发动突然袭击，将其肃清。董卓在鲍信心目中已经成为敌人。但是，袁绍没有采纳。凡是记录了此事的史书都采用了一个共同的口吻，说：“绍畏卓，不敢发。”
再看强的表现。当董卓就废旧立新的事情来咨询袁绍意见的时候，袁绍表示不可行，董卓大怒，手按佩剑，大声呵斥袁绍说：“小子！天下事在我不在你，我想做的事情，谁敢说个不字？你以为我的剑还不够锋利吗？”袁绍并没有把董卓放在眼里，同样强硬相向，说：“你以为天下的强者就你一个？”随即把佩刀一横，拱手而出。
袁绍的弱，是因为他对董卓的“畏”，在整合了多家武装之后，“京师兵权惟卓为盛”（《后汉纪》卷二五《孝灵皇帝纪下》），而《三国志》卷六《董卓传》说“京都兵权唯在卓”则绝对了些。袁绍虽有武装在握，但却不敢轻举妄动；袁绍的强，是袁绍依旧还要做一个强者，只是不能在洛阳城中做一个强者了，他要离开洛阳，通过再次武装，来向董卓证明谁才是最后的强者。
袁绍出走，董卓登上了朝堂。他不再像前辈武人那样，要有所依附，他有强大的武力，他可以为所欲为，他也自认为东汉帝国未来的命运就掌握在他的手里。
对于怎样贬斥至高无上的皇权，实现废旧立新，在董卓那里已经是异常简单的事情，他抛出了一纸文字——《策废少帝》：
少帝天姿轻佻，没有帝王应具有的威仪，在服丧期间，怠慢懒惰，德性恶劣已经昭然于世，淫秽之举已为人所知，他的行为已经侮辱了神器和宗庙。太后教导无方，没有母仪之德，使得政治荒乱。永乐太后暴崩，至今仍令人困惑不解。天地所设立的三纲之道，已经有了缺陷，这可是莫大的罪过。……废皇帝为弘农王，皇太后还政。
作为臣子的董卓废掉了天子，驱逐了太后。太傅袁隗解下少帝的玺绶，九岁的陈留王刘协被立为新君，他就是东汉的末代皇帝——献帝。
在董卓废少立献的事件中，士大夫的立场，还需要格外留心。前面已经讲述了士大夫介入洛阳政变，并且初步掌握了领导权。宦官的剪除，外戚的消亡，对于士大夫来说，理应击节相庆，以此来告慰为谋求解决皇权危机而献身的英灵。但洛阳政变的遗留问题，又使得他们难作欢颜。因为少帝、太后幸免于难，还朝执政指日可待，到那时政变的罪责是不是要由士大夫承担？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士大夫对少帝、太后重新执政的抵触。从这一点上看，士大夫没有理由去阻止董卓的废少立献。
非常之举：废少立献（3）
而将自己身份转变为“外戚”的董卓，又没有走东汉中后期外戚执政的老路，即以大将军来领导朝臣，而是做了三公之一的司空，要把自己装扮成士大夫的领袖，废少立献由此就转而成为士大夫分内的事情。可是这也只能作为董卓的一厢情愿，士大夫是否会承认他呢？
前文指出士大夫从行政层面中发现了解决皇权危机的出口，臣权自强得到了认可，但董卓这样的强臣，又与他们的企盼有着一定距离，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董卓性格上有缺陷，“强忍寡义，志欲无厌”（《后汉书》卷七〇《郑泰传》），士大夫难以接受。
第二，董卓以董太后作为废少立献的依托，使得在逼迫董太后迁归藩国中站在何进一方的士大夫，很难对此加以认同。
第三，士大夫敢于介入洛阳政变，并且初步掌握了领导权，就意味着他们已经在主动地选择政治路向，而董卓的进京则终止了这一选择。董卓所表现出的极强的政治独立性和拥有的强大武力，又剥夺了士大夫的领导权。
第四，废少立献的结果，不会向有利于士大夫的一面发展，董卓专权是必然的趋势，甚至会导致东汉帝国的覆亡。董卓在废旧立新前夕，就曾明言：“刘氏种不足复遗。”（《三国志》卷六《袁绍传》）废少立献仅是董卓政治图谋的第一步。下一步就是要实现政权更替。
士大夫虽然有暗合董卓废少立献的一面，由此导致了在董卓主持的百僚大会集议废立上保持沉默，以及在目睹废少立献真正付诸实施时，尚书丁宫会套用《春秋》大义来印证废少立献的合理性，太傅袁隗要亲自“解帝玺绶”，但他们仍会把董卓置于其群体之外，视作异己，像鲍信会建议对董卓进行突然袭击，袁绍等人会有意识地脱离洛阳朝堂而奔赴地方州郡，纠集武装，树立反董大旗。洛阳城中不便于做的事情，大可在城外展开。
也正是在士大夫对董卓的纵容和放弃之间，废少立献的政治结局具有了两面性：
一面是：因士大夫的纵容，使得董卓废少立献得以顺利实现，长期以来由太后、外戚、宦官造成的东汉皇权危机，就在来自于官僚层面的干预下而得到了形式上的解决，但皇权衰弱的状态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观。皇权被强权所压制的结果，就为汉魏之际的政治发展先期设定了多重的选择：是用强权取代东汉皇权，建立新皇权？还是摆脱强权，恢复东汉皇权？这都需要后来的人们仔细面对。
另一面是：因士大夫对董卓的放弃，以废少立献为标志，东汉帝国开始解体。宋人叶适认为汉末的败亡不同其他朝代，其显著的特色是：“兵民未叛而吏士大夫先叛，此前后所无也。”（《习学记言序目》卷二七）诚然，在东汉帝国彻底消亡的过程中，士大夫最终是要扮演肢解国家的角色。但如何扮演，却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关东联盟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曹操《蒿里》
避其锋芒：屈意合作背后的真相（1）
国外有位学者对于军阀和政治的关系有过这样的评说：
军事长官和军阀的政治取向，通常同样也处于既存价值和政治框架之内。尽管他们力图谋取对于中央政府的更大独立地位或夺取中央政府，他们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建立一个新型的政治体系。大致说来，他们甚至不希望政府结构全面军事化。相反，他们所感兴趣的是夺取对既存政治结构的控制，为自己，为其家族，也是为其集团。（［以色列］S。N。艾森斯塔得《帝国的政治体系》）
董卓是否也是这样呢？
在董卓进京之后，凭借武力的威慑，废旧立新，将皇权视为股掌上的玩物，前辈武人梦寐以求的听政朝堂，在他那里被大大的向前跨越了一步。然而要自行其政，要让身边的凉州将士、羌胡兵脱下甲衣，穿上朝服，去整治朝纲，怕是他们没有这个本事，在公文案卷面前要败下阵来的。董卓不会感觉不到超越士人行政去建立一个新型的武人政治有多么艰难。
就在董卓彷徨之际，尚书周毖和城门校尉伍琼主动登门拜谒。周毖，史书上对他的记载很有限，甚至对他是哪里人还存在着不同的说法。伍琼，也是一个说不清楚的人物，史家怀疑他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奔走之友”之一、后来入何进府的伍孚。这二人在当时应该也非等闲之辈，他们更像是士大夫与董卓进行政治谈判的代表。周、伍二人与董卓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希望董卓来担当中兴之臣的角色，选用天下名士，修葺行将崩溃的国家大厦。周、伍的用心是否真实，日后自见分晓。
既然士大夫已经伸出了他们“友谊”的双手，董卓又何必身陷在那繁杂的政务之中呢？
于是，董卓就“爽快”地同意了周、伍二人的建议，并委托他们来组建新一届士人政府。并且为了表示诚意，董卓会同司徒黄琬、司空杨彪“俱带锧诣阙上书”，要求给窦武、陈蕃和党人们平反。这里所说的锧，是刑具，轻易可动不得，只有在极刑中才会使用。把它带上，就是要让天下人都知道，董卓连命都可以不要，也要还党人一个清白。这事由董卓亲自来做，未免有些夸张了。谁不知道董卓把持朝政，废立的事情都做得出来，给党人平反也只是你动动口的事情。之所以要把动静闹得这么大，无非就是要把文章做足，向士大夫示好，武人和士人可以精诚合作。
周、伍二人的组建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他们主要做了两件事：
第一，征辟名士。此次受到征辟的名士应为数不少，像郑玄、荀爽、申屠А⒉嚏摺⒊录汀⒑凇⒅Ｌ⒑物J等人都名列其间，这看上去似乎就是何进招揽海内名士的翻版，董卓大概也是要借此来装点自己主政的政府，并且心情还很急切。譬如，对于那位当年因病没有抵京的荀爽，开始是让他做平原相，在其赴任途中，又征他入朝，拜官光禄勋，成了九卿之一。过了三天，再次升迁，做了司空，荀爽从处士到宰相前前后后不过是九十五天的时间。但是要让荀爽这样的名士因此党附董卓，可能性并不大。更令人生疑的是，为什么曾为何进心腹谋主、袁绍挚友的何颙仍旧会被董卓委以重任，出任卓府长史？虽然长史的秩级不高，但却是一府的总管，被视作“毗佐三台，助成鼎味”，是非府主的亲信不得担任的职务。难道何颙也真的认为董卓能够匡正汉室？
第二，京官外任。在周、伍二人的策划下，董卓任命尚书韩馥为冀州刺史，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骑都尉张邈为陈留太守，孔伷为豫州刺史，张咨为南阳太守。另外，尚书郎许靖也在外任之列，安排去做巴郡太守，但是没有成行，留京做了御史中丞。这位许靖，是著名的人才专家，他堂弟许劭主持的“月旦评”，谁人不知，能得到评主的一句评语，就足以让他光耀士林了。许靖还是周毖组建政府工作的得力助手。此次京官外任州郡长官，从表面看来，是在新君初立之际，安抚地方的措施，以便保障董卓政令的下达。似没有什么可以让人生疑的地方。
避其锋芒：屈意合作背后的真相（2）
然而，在董卓那里讲得通，想得明白的事情，却不真实。周、伍二人尽心的工作，却是要掩护士大夫正在酝酿的一场针对董卓的“运动”。这场“运动”的核心就是要里应外合铲除董卓。
要把这场“运动”理出个头绪，不妨先来看一下，在董卓行废旧立新之际，一批京官出逃的方向。袁绍“悬节于上东门”，北上逃往冀州；袁术南下进入荆州，目的地是南阳；曹操变易姓名，间行东归，落脚于兖州的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东南）……
在当时，朝堂之上能够感知到山雨欲来的官员们也在纷纷离京，他们采用的方式无外乎两种，一是辞官，或是不履行什么手续，把印绶一扔，自己不干的也有；二是千方百计寻找外任的机会。一旦离京，辞官的自不必说，外任的也不是真的去做官，他们的归宿是家乡。此种形式的离京，实际上就是避难。这些官员一般也不会引起董卓的重视。
而袁绍、袁术和曹操却不同了，他们都是董卓要极力拉拢的人才。他们出逃，袁氏兄弟不是回到汝南，曹操也没有去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彼此似乎毫无关联。但是，袁绍去的冀州，韩馥做了刺史；袁术要去的南阳，张咨做了太守；曹操去的陈留，张邈是太守，刘岱是兖州的刺史。袁绍等人出逃地点的选择与周、伍二人安排的京官外任地方州郡长官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非也。我们前面讲过鲍信要袁绍袭杀董卓，在当时洛阳城中想这么做的不只是鲍信一个人，像伊阙都尉张承，他也是和袁绍一样的公子，就想除掉董卓，他弟弟张昭劝阻他说：“现在要诛杀董卓，敌众我寡，力量悬殊太大。况且，要做这样的事，没有同道的帮助，没有训练有素的兵勇，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董卓无义，也不会有多大的作为，不如暂时避其锋芒，待时而动，到那个时候大功就可以告成了。”袁绍等人出逃，韩馥等人来到地方，不就是为了避其锋芒，要有所行动吗？
难道董卓对此就一点都没有觉察吗？久经战阵的他，难道不知冀州、兖州、豫州、荆州对于拱卫洛阳的重要性吗？而四州武装的集聚，他会无动于衷？
事实上，董卓是有些迟钝了，除了对周、伍策划的京官外任出现判断失误以外，他还受到了三方面的干扰：
1受到朝中名士们的“蛊惑”，董卓要息事宁人。袁绍等人出逃，董卓完全可以缉捕拿办，而且他一度也是这么办理的。例如，曹操拒绝与董卓合作，逃离洛阳，进入中牟（今河南省中牟县西）境内的时候，被认为形迹可疑，遭到拘捕，这时董卓发下的缉拿曹操的文书也来到了中牟，看来当时的国家机器还是在高效率地运转着。如果不是中牟县吏认为曹操是个英雄，放了他，曹操恐怕难逃此劫。但对于袁绍，起初董卓也是要严惩不贷，后来转为另案处置了，不仅让他在冀州境内有了身份，做了渤海太守不算，还封了侯。与董卓作对，无罪有功。董卓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备受董卓信赖的朝中名士们又为他做了一次洗脑的工作。名士们说：袁氏是政治世家，在东汉政坛上有影响，您要是把袁绍逼急了，他起兵造反，那可是一呼百应。不如既往不咎，让他在外面做个官，安抚为上。
2白波军在河东（在洛阳市西北，主要地区位于今山西省南部）的活动，有割断洛阳与西部交通的可能。白波军是黄巾余部，因复起于西河白波谷（今山西省襄汾县西南）而得名。董卓此前被诏任并州牧，就有剿灭白波军的使命。白波军一旦控制河东，就会使董卓与他的战略大后方——凉州失去联系，而确保洛阳与西部交通的顺畅，对于稳定凉州军的军心至关重要。作为凉州军中的精锐——秦胡兵和湟中义从，有着浓重的恋乡情结。当年，“凉州三明”之一的段颎率领湟中义从对羌作战，时间一长，义从们想家了，仗就不打了，结果段颎被治罪，“输作左校”，也就是被劳动改造去了。凉州军是董卓立命的根本，战斗力必须得到保障，不容出一点闪失。于是，董卓便派自己的女婿牛辅为主将，率部进入河东，试图控制局势，但一番努力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牛辅大败而归，董卓开始忧虑起来，怎样来安定军心呢？
避其锋芒：屈意合作背后的真相（3）
3左将军皇甫嵩坐镇西部，是董卓的心腹之患。灵帝中平五年，凉州爆发了以王国为首的武装暴动，王国军东进，围困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市东），危及三辅。汉廷任命左将军皇甫嵩为统帅，以前将军董卓为副，各率精兵二万，前往解围。中平六年，朝廷要解除董卓兵权，先后下诏任命他为少府、并州牧，在两次诏书中都明确指令董卓所部人马转归皇甫嵩指挥。这样，在董卓带�
